北伐战争前后杭州广济医院的收与还

　　北伐战争前后，中国政治与对外关系发生急剧变动。由于地方政治与社会情境的差异，民族主义运动与政治的关系表现得较为复杂。1927—1928年，杭州广济医院的境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这种复杂性。围绕着该院的收回自办与发还教会，中外相关各方之间表现出复杂的关系，并对民族主义运动及政治与外交产生重要的影响。

　　一、 广济医院的收回与各方应对

　　广济医院于1871年由英国圣公会创立。1881年起梅滕更（David Duncan Main）任院长，直到1926年11月退休后回英国。20世纪初，该院具备一定规模，附设有医校、专科医院。1909至1911年，该院因宝石山租地而引起中英交涉，导致地方社会对其产生“恶感”。梅滕更还违约在内地购置私产，更加引起民众不满。此外，广济医院与地方医药界也有矛盾。加之1922年起的非基督教运动、收回教育权运动、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广济医院作为教会医院，备受冲击。

　　1924年，梅滕更在没有开辟马路的杭州丰乐桥驾驶汽车，《新浙江报》报道中对其“不无微词”，梅滕更为此诉诸英国驻宁波领事馆。浙江警察厅迫于外交压力，查封报馆，拘捕记者。该报馆被封后，致电各界：“似此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者，勾结国内媚外官吏，摧残舆论，将何以重民权而维正义。同人等耻国体之蒙垢，敢乞援于各界。”《向导周报》等媒体予以声援。五卅运动爆发后，广济医校学生要求参加爱国运动，遭到校长梅滕更的反对。有的学生愤而退学，并向浙江当局提出“收回广济医院院址”、收回梅滕更私产等请求，但是都难以实现。梅滕更的行为进一步加剧广济医院与地方社会的紧张关系。

　　1927年2月17日，北伐军进入杭州城，外国人相继撤离。2月23日，时任广济医院院长谭信（Gordon Thompson）前往上海，将医院交给中国职员管理。途经宁波时，他拜会英国领事翰垒德（H. F. Handley-Derry）。翰垒德“知此后问题复杂”，劝他“暂时回上海，学校、医院概行停办，期限暂定两月，两月之后，再决方针”。翰垒德的态度体现了英国的对华政策。当时，英国面对国民革命集中反英的政策，采取了局部妥协。1927年1月27日，英国代表欧玛利（Owen St. Clair O’ Malley）向武汉国民政府提出备忘录，其中就有英国传教士“此后不能要求在内地购买土地之权利”，教会的教育和医药机关“须遵守中国政府颁布关于同样中国机关之法律或条例”。同时，为保证核心利益，英国增兵上海。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由此发生变化。如蒋介石要求军队保护外国人的生命和财产安全，广东省要求保护外国教会。

　　北伐军进入后，杭州各界发起成立收回广济委员会，“调查广济医院及医校之内容；调查清楚后，乃交浙江省政府收回。医院归政务委员会收回；学校归教育委员会收回”。收回广济委员会成员来自北伐军东路军总指挥部政治部、第二十六军政治部、妇女联合会、杭州学生会、广济学生会、反文化侵略同盟会、总工会、农民协会、省党部、广济教职员会，下设总务、宣传、交际、调查四股。参与者除前述组织和团体外，还有杭县县党部、技界联合会、浙江省会中等以上学校教职员会、杭州医师药师公会、公立医药专校、六六同学会等。这种广泛参与表明社会各界对待广济医院态度的一致。2月24日，收回广济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提出将本会移至广济医院办公；同时提出收回广济医校教育权，得到该校代表的支持。当天，收回广济委员会代表进入医院张贴布告，“发表他们收回广济归中国人自办的决议”。

　　不过，浙江各界的对外态度有激进与缓和之分。据媒体报道，北伐军进入杭州后，“收回外人教育权，系党政府计划中事，但刻下军务倥偬，主张略事从缓。惟一般年轻学子与幼稚党人，未曾接洽妥贴〔帖〕，骤于二月二十五晨，邀集工界百余人，蜂拥入院，将广济院校封闭，不许他人进出”；医院职员陈见良、袁问梅“先后受缚”，并被“查问财产”。广济医校同学会认为“今党军来此接收，实与同人宗旨相符；惟如此手续，未免不合”，于是推举代表向军政当局请示办法，总政治部的答复是“革命尚未成功，对外人教育权一端，暂抱缓和执行之议”。东路军前敌总政治部主任胡公冕到医院训话，“即着医院各部办事人员，照常服务”，“形势骤缓”。晚上，有人进入医院，声称“暂且不封锁医院”，要求找出“洋奴”或“反革命分子”，并抓走傅维德。广济同学会向省政府报告，傅维德才得以释放。26日，有人又入院查问，总指挥部派兵“将一般操切从事者驱散”，广济医院恢复正常。

　　显然，收回广济委员会介入广济医院事务后，并没有立即将之收回。2月25日，胡公冕指出：一切因不平等条约丧失的权利都应当收回，“至广济教育权，自亦无可例外。惟鄙意最好俟省政府成立后，用正当的办法去收回，使外人明了我国民众反抗帝国主义是站在公道上进行”。

　　2月28日，收回广济委员会经商议后，决定“先以民众力量收回，然后过渡，交省政府”。3月1日，发出紧要启事：“收回广济事，系根据省党部提议，经讨奉反英市民大会议决，先以民众力量收回，然后交省政府。”同日，广济医院和医校“由总工会命令封锁”，“由国民党省党部、总工会、学生联合会等代表，组织收回委员会，协议善后”。这种收回方式就是要避免政府与英国发生直接的外交冲突。然而，收回广济医院涉及各方利益。在特殊时局下，相关利益主体采取了不同的应对措施。

　　在民族主义的影响下，与广济医院、医校相关的中国人表现出不同的立场。有的积极参与和支持收回运动；有的在医院收回后继续工作；有的选择离职；有的反对收回运动。广济医校毕业生虞心炎就说：“鼎鼎大名的浙江名器广济医院、医校在打倒帝国主义、反对文化侵略、收回教育权和打倒洋奴的声浪中被抢亲的手段占了过去。”“我们同学们心中好是怦怦的不安，并且又是忿怒和气恼。但是暴力之下，只有捆缚和游街，那有同学们对于这个名器有所计划剖白的余地。只有消极的说一句，静待外交的解决罢。”

　　英国圣公会传教士诉诸本国领事，希望通过外交解决问题，地方交涉由此而生。麦乐义（Herbert James Molony）主教致函宁波领事翰垒德，请求将广济医院、医校及各处房屋关闭，“交由杭州主政机关封闭保管”，时局稳定后由传教士启封。3月2日，谭信从上海到宁波拜会翰垒德。3月4日，翰垒德根据教会的要求，致函浙江省政务委员会。浙江省政府对之不以为然。3月15日，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秉承浙江临时政治会议决议，派人将广济医院、医校、紫金观巷等处房屋以及“其他在杭之一切房屋合并接收，分别经管或封闭”。浙江临时政治会议为此函复翰垒德，声明广济医院和其他房产“将来如何处置，由本省政府决定办理”。

　　随后，翰垒德致函浙江省政务委员会，由谭信持函送至杭州。函中称：“紫金观巷等处房屋系圣公会之另产，并非广济医院之附属品”；谭信到杭州“系察看该医院情形，如认为此时不能开办，仍请贵会照前封闭保管，如认为可以开办，回函禀知本领事查核办理”。3月22日，谭信在杭州向浙江省政府所派代表，提出了医院的维持、管理、设施的点验以及院产等问题。对于院产，谭信指出“该院房屋地皮及附属各处住宅系圣公会置买，并非梅滕更个人所有，要求留待国际解决”。双方最终就医院处理达成四条意见，谭信却表示“个人未便擅专”，必须要到宁波与领事翰垒德商议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