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

　　1926年国民政府命令所属各军，自广州率师北伐，叶挺、张发奎等领导部队挺进湘北重镇郴州，攻击直系军伐吴佩孚的主力，经过激烈战斗，于6月11日攻克长沙，长沙市鞭炮齐鸣，彩旗飞舞，欢呼声不绝于耳，市民热烈欢迎国民革命军。北伐的队伍，雄赳赳气昂昂地前进。留在长沙的前敌总指挥部，在长沙招考政治工作人员，我怀着革命的激情报考，幸被录取。

　　训练严格

　　录取诸生于11月赴汉口受训，训练班共有180多人，年龄都在十七八岁到三十岁左右，有女同学7人，其中有一人是裹脚的农村妇女。经领导指示将这些学员编成一个区队，下辖两个分队：区队长言子才，身高体健，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学生。我在二分队，分队长姓陈，语言清朗，身材挺拔，很受同学欢迎。

　　训练内容除军事训练外，主要是政治理论和部队政治工作的学习，授课人多系当时声名显赫的人物：肖楚女讲民众运动，陈启修讲经济学，沈雁冰（茅盾）讲社会学，毛泽东讲农民运动。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沈雁冰和毛泽东，沈是浙江桐乡人，说话时语音宛转，让人感到温馨，加上讲课内容丰富，扼要易懂，极受欢迎。毛泽东身穿长衫，足蹬布鞋，风度翩翩，一口地道的湘潭话，语言精练，声音宏亮，讲到重点时，便伸出右手向前挥动，如千钧掷地。军委会政治部主任邓演达，也常来作专题报告，他们深入浅出的教导，都深深印入学员的头脑中。学习的形式多种多样，也不采用灌输式，师生互相提问，学员受益匪浅。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也常来与学员见面，他体态修长，穿长统马靴，步履轻盈，鼻梁上架着一副玳瑁眼镜，挺有军人风度。他第一次来班时正逢军训课讲打裹脚、穿军服、戴军帽的要领及动作。不要以为这是很平常的事，做起来却不容易。他给我们做戴帽的示范动作，他说：“戴帽时要用右手中指握住帽徽，母指第二关节对准鼻梁，将军帽平整地放在头上，即可戴得端正。”大家试验，确实不错。

　　上世纪20年代的气候，比现在冷多了，我们都记得那时屋檐边吊下的冰凌常有一两尺长，小孩子以此打冰仗。我们受训的地点是汉口辅德中学，凌晨出操时，地上铺着半尺厚的白霜，仿佛下了一场小雪。操练时布军鞋都湿透了，北风吹来，两颊犹如刀削，阵阵作痛，十个手指头红肿僵直。下操之后，许多人都跑到厨房把手放在热水里，才能慢慢暖和过来。虽然如此，每个学员都朝气蓬勃，一听到起床号声，都争先着装，口里高唱着雄壮的歌曲。

　　受训期间，有一段插曲：1927年春节，放假三天，同学们都跑市场、逛商店、看大世界，欢天喜地。大年初一的午夜，因烤在火炉边湿漉漉的军鞋引起了一场大火，火苗已经烧到楼板、讲台，浓烟滚滚。值班人员发现时，高喊：“失火了，失火了。”随即军号响起，全体学员，都从床上奋起，拿着提桶、面盆、甚至漱口缸，直奔楼梯边，一桶一盆将水送到楼上，浇向正燃烧的大火。不到一个小时，火被浇灭了。

　　训练了两个月，全体学员结业了，有的以中尉或以少尉军衔被派往指挥部所属各师团，承担部队政治工作的责任。

　　宣教工作

　　我被派到35军2师6团工作。团指导员夏尺冰，湖南宁乡人，年轻有为。分派工作时，他条分缕析，非常具体，对我们初来的工作人员帮助极大。我们的工作内容主要是：1.向士兵上文化课，同时进行革命教育，鼓舞士气；2.向人民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

　　上文化课看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困难重重。因为当时的士兵多是农村人，家贫无力上学，一般都不愿学文化，认为太难，而且没有教材，也没有可参考的文件，我们便自编教材，教给他们实用和熟悉的词、字，如枪支、炮弹，把这样的名词写好贴在实物上，使他们看实物认字。其次教他们简单的单字，如数字一至千、万，及人、手、头、脚等，因为这些字、词都是他们熟悉的，很容易记住，大大提高了士兵的学习兴趣。

　　第二项任务是向人民群众做宣传组织工作，其难度更胜于给士兵上文化课。我们驻地在信阳附近，河南地区经过军阀多年混战，农村凋敝，田园荒芜，虽非饿殍在野，却是饿狗成群。农村的男子为逃兵役，大多避入深山老林，只有妇女在田间劳动。她们衣衫破旧，满面愁容。一幅“田园寥落干戈后，骨肉流离道路中”的景象。由于绝大多数男子外出，我们一张张红红绿绿的传单，只好送到婆婆、姥姥的手中，她们不识字，不知传单中写的什么。我们向她们解释，由于语言隔阂，我们讲得喉干舌燥，她们仍然一无所知。我们只好念给她们听。传单的末尾，大都有“打倒军阀”、“国民革命军胜利万岁”等口号。她们听到“万岁”两字，便似有所领悟地说“万岁爷又要坐龙庭了”。这岂不是做了反宣传，弄得我们啼笑皆非。我们经过研究，只有改变办法，与她们同吃同住，帮她们做家务，闲时便互相谈笑，逐渐建立了感情，消除她们对北伐军的误解，使他们明白北伐军与军阀的军队不相同。通过用行动逐渐改变她们对革命军的看法后，部分男子慢慢回家了。我们便开展组织工作，逐渐组织了救护队、运输队、通讯队，并对各个队进行了基础训练。这些组织，在未来的漯河大战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漯河激战

　　我和蔡以典同去驻马店公干，动身之前，团领导交给我们写着“绝密”的档案，再三告诫无论遇到任何危险，也要保证密件的安全。我们明白自己身上的责任重大，立即整顿行装，把密件缝在贴身的内衣上，马上出发，次日取了回条，赶着回团交差。战乱时河南农村凋敝，人烟稀少，天气阴森，四五里地也碰不到一个行人。我们提着胆往回赶，可是人生地不熟，走了许多弯路，天色渐黑，我们越害怕越走不快。赶到小商桥，看见破坏的铁路站台上挂着一盏马灯，光线闪忽，我们非常高兴地往亮处跑，跑近站台，那里的哨兵高喊“口令”，我们便用昨天的口令相答。哨兵认为不对，又大喝一声“口令”，我们以为他没听清楚，又以昨天的口令相答。哨兵听清了不是当天的口令，便扳动枪机，砰砰两枪打在站台的油桶上，声音很刺耳，更是吓人。我们猫着身子滚到站台下隐蔽，并颤抖地说：“我们是35军2师6团的政工人员，昨日出差，没有今天的口令。”哨兵要我们上去检查一遍，认为是本团人，才予以放行。如果不是站台上那些油桶挡着，我们两个年轻人早成了孤魂野鬼。

　　不久我们就奉命上了战场。队伍自夜晚十时出发，正是星月无光之夜，官兵牵衣而行，直到凌晨我们赶到漯河阵地。奉军在漯河南岸败阵之后，撤到北岸，凭河挖壕，企图顽抗。他们退走时破坏了铁桥，在南岸两个桥墩上各绑一个俘获我军的战士，用汽油浇身，燃火点天灯，烧得那两个战士面目焦黑，五官不辨，现状十分凄惨。我们趁此机会，向战士宣传北洋军阀残忍的暴行，大大鼓舞了士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