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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识字运动

 

  在古代中国,不仅女子被排除出受教育之列,即使在男子中,教育也并未普及,因此历朝历代的文盲都不在少数。而进入近代后,在与西方列强的比较中,中国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国家落后的根源在于国民素质低下。晏阳初认为,中国之所以存在大量文盲,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历代愚民政策所致,二是汉字难学。”鉴于此,在“教育救国”思潮的推动下,民国开展起旨在消除文盲的识字运动。达到怎样的标准才算“识字”?1929年2月在国民党中央第195次常务会议上通过的《识字运动宣传纲要》中指出:“识字的界说有二:从狭义方面说,能辨认若干单字,读出其字音,写出其字形及能了解其涵义,就叫做识字;从广义方面说,于上述条件之外,并须粗解文义,能阅读普通书报,写作浅近应用文,乃能叫做识字。社会教育上所谓识字,是采广义的界说。”

  清末时期,中国已经开始推行识字教育,举办各种简易学堂,专门招收失学儿童及贫寒子弟。但由于软弱的清政府害怕开启民智,加上没有稳定的经费来源,清末的识字教育始终发展缓慢。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南京临时政府在教育领域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各地通俗教育事业发展迅猛,设立了公共补习学校、露天学校、简易识字学校等等。但由于这时期政局混乱、经济动荡,很多好的政策得不到落实,识字教育仍旧步履维艰。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相对稳定的社会局势为识字运动的开展提供了条件。热心参与这一运动的民间人士感叹说:“吾国男女人民号称四万万,估计起来,至少就有大多数一个大字不识,像这样有眼不会识字的瞎民,怎能算做一健全的国民而监督政府呢?怎会不受一般政客官僚野心家的摧残蹂躏呢?”要实现民主政治,需培养大众的政治参与意识,这就要求国民具备相当的知识,而母语文字是基础中的基础。

图1 民国时期的识字卡片

  1928年5月,中华民国大学院在南京召开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通过了《三民主义教育宗旨说明书》,提出15项原则,其中第5项为“厉行普及教育”,强调“推进成年识字补习教育”。6月4日,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民众训练案》,将“厉行识字教育”列为专条。10月25日,国民党中央179次常务会议决议下层工作纲领时,将“识字运动”列在首位,并制定了《识字运动宣传计划纲要》。1929年2月13日,教育部第500号令正式公布《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规定了识字运动宣传的地点、组织、方法等,并通令全国各省市于最短期内执行。根据大纲中的数据,当时中国总人口中不识字者所占比例超过70%,即超过2.8亿人,可见任务之艰巨。

  《识字运动宣传计划大纲》颁布前后,国民政府先后推出了一整套推进这项运动的具体方案。在教学内容方面,推行国语注音符号和简体字,使普通民众更易掌握;在教育设施方面,用民众学校取代平民学校,同时设立民众教育馆来处理识字运动的具体事务,创建“活的教育中心”——图书馆,为民众提供知识资源;在教材方面,采用较广泛的是晏阳初在推行“平民教育”时编订的《平民千字课》,后来有《老少通千字课》,除此之外还出版了很多关于中国历史、生产生活常识、公民常识的识字读物。

图2 民众学校的课本

  从实际情况来看,识字运动在江苏、浙江两省及上海、南京、汉口、天津、北平这五个特别市进行得比较顺利,在其他地区则较为迟缓。从全国范围来看,城乡差距也十分明显。抗日战争爆发后,国民政府仍旧努力推行识字教育,如1939年在重庆、成都、西安、兰州、昆明等后方城市成立民教班,1944年12月颁布《普及失学民众识字教育计划》。但受到客观环境的限制,维持生计成了民众主要关心的事情,识字运动还是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

  1928—1937年,全国共扫除文盲1500多万人,算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由于片面强调速成,加之经费不足、师资缺乏、宣传不力、民众自身心理障碍等多种原因,民国识字运动并未达到预期的目标。

  (本稿件由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特约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