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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时（1891年—1953年），字叔澄，湖北黄陂人，早年留学日本，先后就读于日本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和中央大学，1909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11年归国并参加辛亥革命。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陈时加入国民党，后来又参加中华革命党，1950年加入民革。陈时是近现代著名教育家，创办中国私立大学的先驱，周恩来称其为“清苦的教育家”。

　　毁家兴学创办中华大学

　　1912年5月，陈时与父亲陈宣恺一起，毁家兴学、倾心教育，在首义之地创办了私立武昌中华大学，这是中国一所不依靠官府、不依靠外国人、纯粹由国人自己创办的大学。1937年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在中华大学演讲时说：“我和陈校长相比，自愧不如。办南开，我只是出点力。陈校长办中华，既出力，又出钱。我在北方……想到中华，就想到陈校长，中华大学有恽代英，南开大学有周恩来，这都是杰出的人才，是我们两校的光荣！我们两校有许多共同点，正如陈校长所说，中华南开是亲如姊妹。”

　　陈时原本富甲一方，但为振兴中华、培育英才，甘愿毁小家福万众、清苦从教一生。他兴办的中华大学在1912年至1952年的40年办学历程中，培养了恽代英、林育南、陈昌浩、余家菊、冯友兰、王亚南、光未然、万国权、陈庆宣等一大批人才，取得了卓越的办学成就，成为中国近代私立大学教育史上一座无法绕过的丰碑。

　　陈时1952年被黄陂法院以“抗拒土地改革、抗交清算果实”为名错判。1984年9月，中共湖北省委在武昌隆重举行陈时先生纪念大会，为陈时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并高度评价了陈时的光辉业绩，高度肯定了陈时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中国革命史上的地位与功绩，称赞陈时为“著名教育家、爱国者、我国第一所私立大学校长”。

　　将教育作为毕生事业

　　1912年，中华民国虽然成立，但有名无实，达成一个理想的社会，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陈时与当时许多苦苦探寻救国救民之道的先进分子一样，把教育作为启迪民智、富国强民的希望所在，并为此投入了毕生的精力。陈时把火热的青春，把非凡的智慧，把无穷的精力，都献给了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献给了享誉杏坛的中华大学。

　　40年间，中华大学起起伏伏、坎坎坷坷，经历了陈家湾的梦想、粮道街的辉煌，也饱尝了禹王庙的辛酸、昙华林的飘荡，最后在新中国实现了桂子山的涅槃。40年间，陈时血泪满池、艰苦备尝，“有时潜心默祷，有时梦寐呼天，每遇年关节序，辄惊心动魄”，最难的时候甚至“亦曾动自杀成仁之念，旋即觉为小丈夫懦怯之行，用以自制，仍佇苦茹辛，向前迈进，山穷水尽，柳暗花明，卒得以勉渡难关。此种情景，年必数遇。”

　　即便遭遇了如此巨大的艰难，陈时也没有放弃对教育事业的坚守。陈时毁家兴学，把几乎所有的家业、毕生的心血与全部的才智毫无保留地献给中华大学。陈时曾说他办了三个中华大学，“一是首创与民国同庚的武昌中华大学；二是抗日战争在重庆含苦茹辛重建的第二个中华大学；三是抗战胜利后迁回武汉，百废待举，重振中华原貌的第三个中华大学。”

　　为了办学，陈时经历过很多磨难，但从来没有被压垮过，而是愈挫愈勇，在磨难中奋发图强，从磨难中创造辉煌。之所以如此执着，“动机乃在尽力为国民服务……若忠心耿耿以赴之，如孤臣孽子，操心危，虑患深，乃一种必然之成就。”这种将教育视为终身事业的精神力量，经过师生的高度认同和广为传播后，转化为中华大学坎坷前行中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强大动力，成为中华大学40年弦歌不辍的基础和保障。

　　将校长作为终身职业

　　从世界教育的发展历程来看，走校长职业化发展道路是世界著名大学的成功办学经验。以哈佛大学为例，其长盛不衰、卓越优异的辉煌成就，是与其职业化校长队伍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陈时是一位职业教育家，把教育工作作为终身职业。作为教育家的陈时，一辈子只做“一件事”，做好“一件事”，那就是专心致志办好中华大学，一心一意做好中华大学校长，前后任职长达26年。

　　陈时全神贯注、全力以赴，用整颗心去做校长，在职业化、专业化的校长道路上，探索了丰富的教育经验。陈时担任校长，并非“挂名”，也不是当“官老爷”，更不是为发财。1925年1月，适逢湖北省政府将重新委任教育厅厅长，陈时的民意很高，湖北督军萧耀南也派人征求陈时的意见，想委任陈时为教育厅厅长，但被陈时以校务繁忙而婉拒。《申报》对此记载，“除上列三人外，呼气最高者则为中华大学校长陈时，萧省长曾着人征求陈君同意，陈辞以校事正剧，不能兼顾。”

　　其实，陈时出生于官宦世家，又留学日本多所名校，其父陈宣恺曾任晚清湖北省咨议局咨议员、民国湖北省参议员，陈家与黄陂同乡黎元洪、政坛明星汤化龙等过从甚密，陈时本人也在中国教育界颇负盛名，如果走学而优则仕的道路，是完全可以飞黄腾达于政界，事实上也有多次这样的机会摆在陈时面前，但陈时终究选择了办学校、育英才的道路，清苦一生，献身教育。

　　陈时的最大爱好就是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最大期盼就是把学校办成一所中国乃至世界著名的好大学。1933年1月，《东方杂志》刊登了国内各界名流的新年梦想，陈时深情地写道：“我的个人生活完全为武昌中华大学活动，我的幸福亦纯粹为此校牺牲。我梦想此校在五十年以内，能够达到牛津、剑桥、哈佛、巴黎、日内瓦、庆应各大学规模，并发挥一个最高的大同思想，来造就许多未来世界的先锋勇士。”

　　此外，陈时是一名活跃的教育活动家，是民国教育界的知名人物，与陶行知、黄炎培、张伯苓、晏阳初等著名教育家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他热心教育公益，兼任了很多重要的社会职务，这些职务都是不取酬的公益性工作。

　　比如，陈时作为中国教育界代表之一出席首届世界教育会议，担任湖北平民教育促进会总干事、中华职业教育社武汉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华民国大学联合会审查委员、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董事、全国战时教育协会常务理事、中国教育学会理事、抗战教育研究会副理事长、国民参政会参政员等，并从1925年起连续23年担任湖北省教育会理事长，在教育界享有较高的威望。陈时通过这些教育交往和教育活动，以演讲、结社、集会、著述、出版、办学等各种形式，宣传发动群众，引导社会舆论，推动教育思潮，促进教育发展，同时也为中华大学创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提振了中华大学在社会上和教育界的影响力。

　　教育家办学既是一种高尚的价值追求，也是一种迫切的社会需求。陈时作为中国近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先行者，既为我们研究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史提供了绝佳样本，也为我们探寻教育家引领助推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提供了历史智慧。陈时为了“兴学”不惜“毁家”，四十年如一日，坚守了初心，保持了气节，舍弃了功名利禄，把自己的一生，奉献给了崇高的教育事业。正如中华大学校友、全国政协原副主席万国权所称颂的那样，“毁家兴学淡泊名利，作育英才鞠躬尽瘁。一代斯人爽也不昧，高风亮节师道永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