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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建立中国国民党(2)

 
在全国各地组党运动如火如荼的形势下,同盟会也感到了莫大的压力。在开始的是时候,同盟会于3月3日在南京三牌楼召开本部全体大会,宣布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公开的政党。在组织上对外公开后,同盟会挟革命之盛誉,在各地都得到了迅速发展,会员在数月间便增至十数万人,支部也遍于18行省,成为民国初年势力最大的一个政党。
 
迁到北京的临时参议院在经改选后,共和党因为合并党派而势力大增,同盟会在人数上已经不占参议院的绝对多数,而共和党更是借助袁世凯的势力,在很多事务上压同盟会一头。在这种情况下,宋教仁向孙中山、黄兴提出改组同盟会,并打算像共和党一样,将其他政治主张接近的党派合并而入。孙中山和黄兴在辞去公职后,在政治一度消极,对宋教仁的主张既不反对,但也不是十分热心,因而让宋教仁得以施展手脚,对同盟会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组织更新。
 
除了同盟会和共和党外,当时在参议院中占据一定议席的是号称“第三党”的统一共和党。这个党派也是由三个政团合并而来,其中的主要人物包括蔡锷、景耀月、彭允彝和谷钟秀、吴景濂等人。统一共和党在内阁风潮中也受到共和党与袁世凯势力的排挤,因而和同盟会走得比较近,最后双方都产生了合并的想法,增强彼此竞争力,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正式国会选举中获得优势。
 
但在改组合并问题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想直接并入同盟会,而是提出三点要求:一是变更同盟会名义,二是废除民生主义,三是改良内部组织。事实上,统一共和党人并不希望自己是被吞并,因而主张不用同盟会原来的名号;而且,他们也不赞成同盟会过于激烈的主张,譬如民生主义中的平均地权等。
 
在同盟会这边,当时最积极的是宋教仁、胡瑛、魏宸组、谭人凤、刘揆一等人,但也遭到了很多同盟会员的抵制,因为他们认为目前局势不稳,很容易被人乘虚而入并加以瓦解,而一些同盟会员对改变沿用了多年的同盟会名号也表示坚决反对,如蔡元培就表示“不能舍己从人,名称万不能改”。
 
这时,清末名臣岑春煊为首的上海国民公党在得知统一共和党和同盟会要合并的消息后,也派出代表到京参与合并谈判,但他们除了同意统一共和党所提出的三个条件外,又提出一条要求,那就是将同盟会纲领中的“男女平权”一项取消。
 
经过商议后,同盟会接受了统一共和党和国民公党所提出的条件。 8月7日,北京的共和实进会和国民共进会也派代表参加合并谈判。8月13日,这五党发布联名宣言,宣布新的国民党成立。由此,同盟会的名称便退出历史舞台,正式改组并更名为国民党。
 
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湖广会馆召开成立大会,场面空前壮观,到会者足有2000人之多。在临时主席张继读五党合并及政纲的起草报告时,突然发生了一个小插曲。原来,应国民公党的要求,新成立的国民党将男女平权一条取消,参加大会的同盟会知名女会员唐群英、沈佩贞等人听后十分气愤,正好主持合并工作的宋教仁就在这群巾帼英雄旁边,于是在话不投机的情况下,某强悍的女会员一把抓住宋教仁的头发,当场便是左右开弓奉送了几个大耳瓜子,令会场中的男会员们大骇不已。
 
不过,好在当时女权主义不甚发达,在随后的讨论是否在国民党政纲中补入“男女平权”一条时,张主席建议以举手形式进行表决,结果极少数女同胞们的玉手纤纤毕竟敌不过男会员的众多粗手,举手者远未过半数,“男女平等”也就暂时顺延。
 
合并后的国民党干部队伍空前强大,共选出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张凤翙、桑贡纳尔布九人为理事,孙中山被推为理事长。国民党内部又分总务、政事、交际、文事、会计5部和政务研究委员会,其中总务部有魏宸组、殷汝骊、任鸿隽等人;政事部有谷钟秀、汤漪、张东荪、沈钧儒、张耀曾等人;交际部有李肇甫、覃振、顾维钧;文事部有杨光湛等人;政务研究委员会有张耀曾、冯自由、吴铁城等。另外,大会还选出29名参议,包括胡汉民、柏文蔚、陈锦涛、李烈钧、张继、蒋翊武、唐绍仪、孙毓筠、谭延闿、尹昌衡、于右任、马君武、田桐等。
 
在改选结束后,孙中山来到会场并发表演讲,令会场气氛达到高潮。不过,此时的孙中山正醉心于他的铁路实业计划,因为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他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并表示自己不多问党务。
 
除了国民党、共和党等几个主流党派外,还有几个小政党也值得一提,比如江亢虎的社会党和徐企文的中华民国工党。这两个党派看起来似乎是要为工人阶级代言,但事实并非如此,他们还是士大夫的俱乐部,只不过已经有结合工人、农民的意识了。从革命的波浪式发展模式来说,这两个党派开了后来国共两党发动底层运动之先河,特别是江亢虎的社会党,是最早引进“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等概念的。
 
短短一年间,便出现了如此多的政党组织和活动,如果谁还要说中国人不会搞民主,那纯粹是污蔑,这民国初年还是搞得有声有色的嘛。不过,透过这光怪陆离的政治热潮,后面的隐忧也不容忽视。事实上,这些所谓政党的很大一部分其实难以称为真正的政党,他们的形态其实和历史上的朋党倒是一脉相传。
 
1912年8月的《真相画报》刊登了一副漫画,上面题了这么几句:“甚么子叫党,甚么子叫派,原本一夥人,也进谗言把他害;甚么子叫改,甚么子叫革,排挤与钻营,更比从前了不得。”早在1924年出版的《民国政党史》一书中,作者谢彬就一针见血的指出,民国初年的这些政党不是政见的结合,而是感情的结合、权势的结合甚至干脆就是金钱的结合,只不过老祖宗之前叫什么君子党、小人党,现在的人套了一个政党的名词。这些所谓的党派,无一不是中上层士大夫的俱乐部(包括国民党在内),他们毫无民众作为基础,也没有切实可行的党纲,很多党派对自己的党纲不甚了了,不过是作为点缀和摆设罢了。
 
另外,民国初年最混乱的便是跨党行为,当时有的人最多可以跨十几个党派,正如后来的内阁总理赵秉钧说的:“我本不晓得什么叫党,不过有许多人劝我进党,统一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共和党也送什么党证来,同盟会也送得来。我也有拆开看的,也有撂开不理的”。说到这里,怀里揣着8个党证的赵秉钧摸了摸脑袋,对身边的人笑道:“我何曾晓得什么党来!”
 
在国民党成立后,赵秉钧出任了新的内阁总理,黄兴等人还积极的劝说新内阁成员全部加入国民党,就连大总统袁世凯也成了他们的拉拢对象。对于国民党的盛情相邀,袁世凯却不以为然(他也同样不懂什么党不党),他对国民党参议柏文蔚解释说:“诸位的党纲,我倒是很佩服,但要让各国务员全部是同党,我却以为大可不必呢。试想一国之间,政党甚多,入甲党,则乙党为敌;入乙党,则丙党为敌,纷纷扰扰,争吵不休,于国于民,又有甚好处呢?”
 
话说回来,袁总统不懂民主政治,不懂政党运作,不懂有风度的对抗,这还真是个为人忽视的大问题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