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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恩来欧洲留学时期的“辛亥”元素

——从“民国国民”到“阶级革命”的语法升级（1920—1924）

 

　　摘要：周恩来1920年11月至1924年7月旅欧期间（伦敦—巴黎—柏林—布鲁塞尔），留下《旅欧通讯》56篇、《少年》《赤光》文稿十余万言及致陈式周、谌小岑诸信。全文几不出现“辛亥革命”四字全称，但“民国九年”的辛亥纪年底盘、“共和名实”的痛诋、“国民自决”的权利语言、“袁氏—北洋”的帝制回潮指认、对“辛亥未竟”的再诊断，构成一层后辛亥思想地层。本文以《周恩来旅欧通讯选》《周恩来早期文集》下卷及《赤光》原刊为底本，分“纪年与共和九年之问”“英国工人运动中的辛亥对照”“拒款斗争：辛亥‘国民自决’的海外重启”“《赤光》时期：辛亥语法被阶级革命重码”四层，指出旅欧周恩来把中学作文“国民—合群”、旅日日记“共和未竟”、警厅拘留记“约法自卫”三条辛亥语脉，最终升级为“无产阶级专政+国民革命”的双层语法；1923年他主持国民党驻欧支部、1924年写《革命救国论》，正是辛亥“共和”被拆成“民族民主”与“阶级”两半的完成态。

　　关键词：周恩来；旅欧时期；辛亥革命；后辛亥；国民自决；赤光；阶级革命；1921—1924

　　《周恩来早期文集》收入了周恩来自一九一二年十月至一九二四年六月的文稿（包括作文、论文、日记、通讯、书信、诗词、纪事、小说、演说、宣言、通告、启事等）共303篇。

　　一、问题的提出：旅欧文本里“辛亥”藏在哪里

　　1920年11月7日周恩来乘“波尔多斯”号赴法，1921年1月5日抵伦敦，2月1日写第一篇通讯《欧战后之欧洲危机》，开首即：“吾人初旅欧土，第一印象感触于吾人眼帘者，即大战后欧洲社会所受巨大之影响……” 全文不提辛亥，却把“欧战—危机—社会革命东向”与“吾国又何能免”焊在一起——这一句式的前提，正是辛亥已把中国拖进“世界革命时序”。

　　旅欧四年，周恩来身份依次为：留英考察生→《益世报》驻欧记者→巴黎共小组成员（1921春）→旅欧少共书记（1922.6）→国民党驻欧支部代理执行部长（1923.11）→归国黄埔政治部主任（1924.9）。这条轨迹上，“辛亥”不是名词，而是每次判断的隐形主语：当他骂北洋、挺工会、联俄、改组国民党时，都在用辛亥打开的“民国”空地做反向测量。

　　二、纪年与“共和九年”之问：辛亥底盘在伦敦

　　1921年1月30日致堂伯父周贻鼎信：“伦敦为世界最大都城……举凡世界之大观，殆无不具备，而世界之政治商业中心，亦唯此地是赖。”同月25日致严修信报欧洲现状：“法受欧战影响为最大，战地恢复旧观至今日犹不能达百之五六，满目创痍……劳资阶级之争无或已时，是欧洲执政者所最苦耳。”两信皆用“民国十年”或“旅欧后”纪事，但1月30日致陈式周信里那句“弟之思想，在今日本未大定”，背后是辛亥九年（1911—1920）累计的失望：共和旗在，国会散了；民国法在，学生囚了；袁死段继，张勋闹过，北洋还是北洋。

　　他在伦敦比较“英之保守渐进”与“俄之暴动急进”，写给陈式周：“若在吾国，则积弊既深，似非效法俄式之革命，不易收改革之效；然强邻环处……则又以稳进之说为有力矣。执此二者，取俄取英，弟原无成见，但以为与其各走极端，莫若得其中和以导国人。” 这句话的辛亥基因极清：辛亥本身即是“俄式暴动（武昌）→英式议会（临时约法）”的杂交失败品，旅欧周恩来不过把九年前的未决题重新打开：民国该走哪条路？

　　三、英国矿工罢工：辛亥“国民”看见“阶级”

　　1921年4月13日至6月20日，周恩来连写九篇英国煤矿工人总罢工通讯（《英国矿工罢工风潮之始末》等），结语：“资本家无往而不为利……英国政府则与资本家一鼻孔出气。劳资战争，舍根本解决外其道无由，观此益信。”

　　这是辛亥元素的关键转捩：中学作文“国民”=士农工商合体；旅日日记“国民”=反帝自决主体；伦敦罢工现场，他把“国民”拆开：工人是国民的脊梁，资本家是国民的蛀虫。

　　辛亥许诺的“国民一体”在英伦车间里显形为“劳资两界”，于是“共和”必须重定义——不是“排满后的全体中国人”，而是“劳动阶级+被压迫民族”。

　　1921年2月23日致陈式周信：“吾国今日最大之患，为产业不兴，教育不振；吾国立国本以农，然今日之急，又非工农兼重不为功……多在社会上做一点平民运动，则工场技师，农庄庄师，何不可兼为启诱农工阶级智识之良师。”此处“农工阶级”四字，是辛亥“国民”一词的阶级化分娩。

　　四、拒款斗争：辛亥“国民自决”的海外重启

　　1921年6月，北洋朱启钤、吴鼎昌在巴黎秘借法款购军火，周恩来联络赵世炎、蔡和森组“拒款委员会”，写《旅法华人拒绝借款之运动》：“是直一分赃之借款也……呜呼国人，尚在睡梦中耶？”并把此次与“二·二八”勤工学生请愿对比：“一为生活问题，一为国家问题也。”

　　这一幕的辛亥链路最直接：辛亥口号“驱除鞑虏”=反满民族自决；拒款=反北洋卖国+反法帝勾兑，是民族自决的1921版；

　　辛亥靠革命党密谋，拒款靠“旅法华工会+学联+通信社”六团体联合，周恩来在《拒款通告》里写“同胞一致进行”，正是中学《合群论》“合群以强国”的巴黎实操。

　　1921年8月13日，旅法华人各团体在巴黎哲人厅召开第二次拒款大会，要求中国驻法公使陈箓到会说明中法借款真相。陈箓不敢露面，改派公使馆秘书王曾思作代表。王曾思在会上态度蛮横，反指责与会者"多事"，并以拳击案示威，被激怒的群众拖下台痛打。迫于压力，王曾思代表陈箓及使馆全体官员在决议上签字，声明反对此次借款，并承诺“倘此次借款及以后他种借款成立时，公使及全体职员立时辞职，以谢国人”。拒款委员会随即将声明电告国内各大报馆并送交法国外交部。

　　三天后，陈箓另将亲笔签名的声明交予拒款委员会。法政府暂止借款——辛亥“国民可以逼政府”的命题，在巴黎验了一次。他在6月16日《近东问题与英法之态度》中顺带点破：“俄国则在以世界革命之思想，鼓动其民族之真正独立。”辛亥的“民族独立”由此接上十月革命的“世界革命”，这在拒款会场汇流。

　　五、《少年》《赤光》时期：辛亥语法被阶级革命重码（1922—1924）

　　1. 1922《共产主义与中国》：“共和”退为“国民革命”之一阶

　　8月16日周恩来为《少年》写《共产主义与中国》：“资本主义的祸根在私有制，故共产主义者主张共产制……共产主义在今日全世界上已成为无产阶级全体的救时良方，尤其是在中国，实负有变更经济制度的伟大使命。” 同文断言：“一旦革命告成，政权落到劳动阶级手里，那时候乃得言共产主义发达实业的方法。” 此处辛亥“共和”被明确定位为“资产阶级民主阶段”，其未竟处不由再搞一次共和补完，而由无产阶级革命接棒。

　　2. 1922《评胡适的“努力”》：“好人政府”是辛亥妥协的翻版

　　他批胡适：“在世界帝国资本主义和军阀的支配之下……想建立‘好人政府’，这不是做梦么？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 辛亥后“议会迷”“好人政府”之败，他在旅欧看得比国内更清——因为伦敦议会、巴黎和会、华府会议全在眼前。

　　3. 1923.7.15 巴黎反对国际共管铁路大会演说

　　“国事败坏至今，纯由吾人受二重之压迫，即内有冥顽不灵之军阀，外有资本主义之列强。吾人欲图自救，必须推翻国内军阀，打倒国际资本帝国主义。” 并起草《敬告国人书》：“凡是具有革命新思想而不甘为列强奴隶军阀鹰犬的人，不论其属于何种派别……都应立即联合起来。” 这是辛亥“排满联合”到“反帝反军阀联合”的最后一跃；“国民”彻底让位给“革命联合战线”。

　　4. 1923.11 国民党驻欧支部与“辛亥遗产的回收”

　　11月25日里昂国民党驻欧支部成立，周恩来当选总务科主任，代理执行部长。演说批“挂名党籍不负责任者，此类人实居吾党最大多数，是真令人痛心疾首而不得不认为本党内部伏莽之患”。他此时做的工作，是把辛亥创造的国民党，从“松散共和党”改造成“联俄联共的国民革命党”。

　　5. 1924《赤光》系列：双层语法定型

　　2月1日《赤光》创刊，周恩来《军阀统治下的中国》：“只有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商人、学生联合起来，实行国民革命。”2月15日《革命救国论》列“五派革命势力”（华侨、工人、智识界、新兴工商业家、农民），称“若能合此五派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则国民革命成功必不辽远”。6月1日《再论中国共产主义者之加入国民党问题》：“国民革命是三民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和有产阶级合作以推倒当权封建阶级的‘阶级革命’……不走到第一步，何能走到第二步？”

　　这三段合起来，就是旅欧辛亥元素的收口公式：辛亥给的“民国/国民/共和”=第一步（民族民主）；旅欧给的“阶级/无产阶级专政/共产革命”=第二步（社会革命）。

　　周恩来 1924 年带回国的，不是辛亥的修补版。辛亥的答案他早在南开就写过——“人民，国家之主人也”“共和国之统治权在国民全体”；而旅欧四年让他看清，光有这个答案不够。他带回来的是辛亥止步之处的接续：领导权不在资产阶级手里，依靠力量不是会党与新军，组织方式不是松散的同盟。这几条，都是十月革命教给他的。

　　旅欧不是辛亥元素消失，而是从“国民语法”转成“阶级+国民双层语法”。中学时他写“人民，国家之主人也”，那是练习——还在复述共和的原理；旅日时他日记开篇写下“中华民国七年”，那是诊断——共和的招牌挂了七年，国家依旧沉沦，他判定这场革命并没有完成；警厅里他逐条记下“既不审讯，又不释放”，那是诉讼——拿当局自己的法条去质问当局；旅欧时他列出工人、农民、智识者、新型工商业家、华侨五派革命势力，主张"合此五派的革命分子于一个革命的政党统率之下"，那是竣工图——依靠谁、推翻谁、怎样组织，第一次写成了可以照着做的方案。

　　余论：

　　1921年3月致谌小岑信：“我认的主义一定是不变了，并已很坚决地要为他宣传奔走。” 这句话的辛亥底盘是：九年前的革命把“臣民”改成“国民”，却没改出“劳动阶级”；周恩来在伦敦看矿工、在巴黎拒借款、在柏林读《共产党宣言》、在《赤光》写“两步论”，就是把辛亥没改完的那一半——“国民”里面谁当家——补上。

　　1924年9月他回广州，任黄埔政治部主任，第一次把“国民革命军”四个字带进中国军制。这四军（陆海空导）观念的早期胚胎，可溯至中学《海军说》；而这“国民”二字能重新出兵，全靠旅欧四年把辛亥的空地填了混凝土：民族民主归国民党联共改组，社会革命归共产党无产阶级专政，两阶接力。故旅欧周恩来的“辛亥元素”，不在怀念辛亥，而在写：“1911年开的民国，1921年在巴黎加入C.P.的周某，替你续办未竟之业。”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南开大学, 编. 周恩来早期文集: 下卷[M]. 天津: 南开大学出版社, 1993.

　　[2] 周恩来. 周恩来旅欧通讯选[M].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1988.

　　[3]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 编. 周恩来年谱: 1898—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4] 金冲及, 主编. 周恩来传: 1898—1949[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5] 周恩来怎样一步步"模糊中见光明"[EB/OL]. 人民网·党史频道, (2018-03-20)[引用日期]. URL.

　　[6] 周恩来: 身居斗室心怀天下[EB/OL]. (2011-06-27)[引用日期]. URL.

　　[7] 周恩来、朱德的旅德岁月[EB/OL]. 国际在线, (2021-06-30)[引用日期]. URL.

　　（作者系江苏省周恩来研究会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