升华天下|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115周年,辛亥网移动版

　　有的同志经常讲，说你们年长的同志应该当人梯，让年轻的同志站在你们的肩膀上面，攀登科学高峰。可是我说，别的同志可以当人梯，我不能当人梯。为什么？因为我没有高度。当然我也身高1米6几；但在科学上我是没有高度的，是科学的侏儒，站在我的肩膀上一辈子也攀登不上科学高峰的。那么我只能当铺路的石子，给大家把坎坷的道路铺平一点。这就是我们的心情。[ 《章开沅同志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研究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闭幕式上关于论文述评的讲话》，《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10期。]

　　1983年8月由研究会和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的《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下册）出版，刘泱泱校编，中华书局发行。选录获奖论文19篇，51.1万字。副理事长林增平教授撰写《前言》，他认为：这本青年研究工作者的论文结集，大多数论文具有新意，有独到见解，或是有新资料，都分别对同类课题的研究具有不可忽略的参考意义，“不失为辛亥革命史研究进程上有影响的发展阶段的标志之一”。[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 湖南省历史学会编：《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青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前言第5页。]

　　这次会议开了举办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之先河，影响深远。后来，广东举办了孙中山研究青年学术讨论会，其他地方和史学领域也举办了类似的青年学术讨论会，湖北省坚持举办了16届“辛亥革命研究青年学者论坛”。这种举办青年学者学术讨论会的方式，洵为培养史学人才的一种好办法，不少早年出席这种会议的青年学者，现在已成为史学界的骨干或中坚力量。

　　此外，在研究会年会和各种学术讨论会上，常常会看见章先生忙碌的身影。如，根据研究会成立时的安排，1979年11月举办第一次年会。这次年会是与中大和广东历史学会在广州联合举办的“孙中山和辛亥革命”学术讨论会。章先生刚从美国、日本访问回国，赶来参加了讨论会，向大家介绍了这次出访的观感和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情况。

　　三、章先生对研究会的思想指导

　　章开沅先生对研究会的思想指导，是通过在研究会的会议上发表讲话，在研究会创办的刊物上发表文章实现的。这些讲话或文章指明了研究会发展方向，也指明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方向。

　　1980年发表在《辛亥革命史丛刊》第1辑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一文，总结了1949年以来辛亥革命研究的历史与现状，并着重就指导思想、人物评价、中外关系、资料工作、研究方法等重大问题阐明了自己鲜明的观点。他认为，必须肃清“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使作为“旧民主主义革命历史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的辛亥革命史的研究取得更进一步的发展。因此，为了解放思想，突破禁区，坚持辩证唯物主义的路线，发扬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必须澄清三个问题：（一）辛亥革命史研究者要打破“立足于批”的精神枷锁，要推倒所谓“资产阶级中心论”、“资产阶级决定论”、“资产阶级高明论”等等诬陷不实之词，要敢于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胆识来拨乱反正，坚持正确地、全面地评价处于上升时期的资产阶级及其代表人物。（二）在人物评价问题上，要打破“四人帮”所强加的路线斗争框框，反对简单武断的“好坏分类法”，还历史以本来面目。（三）在中外关系问题上，要把中国的历史置于世界历史之中来考察；在揭露外来侵略的时候，要注意把帝国主义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区别开来，要努力阐明世界人民对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同情和支持。最后，章先生论述了进一步开展史料的征集、整理、校订、出版、考证工作，为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打好基础的必要性，强调必须认真贯彻“实事求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他重申：

　　辛亥革命史研究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必须力求完整、准确地领会有关经典著作的精神实质。如果没有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作为武器，就会堕入史料的海洋而不能自拔。那些见木不见林的学者，可能对单个的制度、事件、人物有深入的研究，而对历史事变的总体则难以作出科学的说明。但是，如果单纯向经典著作寻找有关结论，也毕竟不能代替真正的历史研究，重要的课题是如何把理论与史实紧密地结合起来，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来探索历史现象背后的阶级关系和客观规律。[ 章开沅：《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努力研究辛亥革命史》，《辛亥革命史丛刊》第一辑，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10页。]

　　这篇论文在海内外引起较大反响，美国有家中文报纸摘要介绍并称之为“代表大陆民国史研究的新趋向”，稍后又被美、日几家史学杂志全文译载，增进了海外学者对大陆辛亥革命研究的理解。[ 《章开沅：一生痴迷是辛亥》，《中国教育报》2015年5月21日。]日本学者小松原伴子在《读〈辛亥革命史丛刊〉》一文中称道：“章开沅的这篇论文，可以说是指出了《丛刊》的方向性乃至当前中国辛亥革命史研究方向性的文章。”[ [日] 小松原伴子:《读〈辛亥革命史丛刊〉》,原载日本社团法人中国研究所主编《中国研究月报》1982年3月号，赵军译文载《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12期。]

　　在1983年12月13-17日在郑州举行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1983年学术年会上，章先生作了《辛亥革命史研究如何深入》的专题发言，强调从下列方面入手：加强理论方面的探讨，在综合研究、专题研究的基础上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全面、深刻地理解和掌握近代中国国情，加强资料的发掘、整理、校勘和考订。这篇讲话1984年3月先发表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第17期上，随后发表于《近代史研究》1984年第5期。

　　针对1980年代初“辛亥革命史研究得差不多了，很难再深入了”的说法，章先生指出：“实际上，辛亥革命史研究是在继续发展，而且正在酝酿着新的突破。”他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应该接受过去的教训，在综合的和专题的研究中努力向上下延伸和横向会通，他所倡导的“上下延伸”，是指纵向上要把辛亥革命放在中国几千年文明史长河中，跳出1911年狭义框架，上溯晚清社会结构、洋务至五四的连续性（如“戊戌—辛亥—五四”链条），下探民国初年制度与社会变迁，主张“百年以上长时段”考察（后发展为“上下三百年”视野）。他所?倡导的“横向会通”，是指要把辛亥革命史研究放在世界各国资产阶级革命总范畴中，作切实深入的研究与相应的理论探索，打破国界与学科壁垒，将辛亥革命置于世界资产阶级革命比较框架，并融合社会学、经济学方法，尤其强调“社会历史土壤学”——即深入考察商会、绅商、地方自治等“社会细胞”对革命的孕育作用。在强调“研究者需兼具‘通识’眼光与‘专精’能力”的前提下，他建议今后的研究要宏观（理论与结构）与微观（个案与实证）互济，推动从事件史向社会史、观念史、群体史拓展。?? ?

　　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等文章中，章先生多次强调必须加强辛亥革命时期社会环境的研究，倡导从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去理解辛亥革命。有论者指出：“章开沅又将以上论述提炼归纳为具有深刻含义的‘社会历史土壤学’,其核心就在于举凡研究历史人物与事件, 必须深入考察和探讨孕育人物与事件的社会历史土壤,也即研究当时的具体社会环境。”[ 朱英：《章开沅与辛亥革命和中国资产阶级研究》，《史学理论研究》2017年第4期。]故有网友认为：《辛亥革命史研究中的一个问题》不仅是一篇具体的史学论文，更是章开沅先生倡导?“社会历史土壤学”?研究范式的宣言。它引导学界从单纯的政治史叙事转向对社会结构、经济基础和思想文化的综合考察，极大地拓展了辛亥革命史研究的深度与广度。[ 网上资料。]

　　四、在章先生领导下研究会所取得的成就

　　章先生与几位副理事长及正副秘书长精诚团结，亲密合作，形成研究会的灵魂，加上研究会各团体会员、各位理事的热心支持，使这样一个地区性的比较松散的学术团体办得很有生气，很有活力，在国内具有较大影响，成为近代史学界延续二三十年一直坚持经常性活动的少数几个学术团体之一。在他关于研究会要“出成果，出人才”的思想指导下，举办学术会议，创办研究刊物，为广大学者提供发表研究成果、交流学术见解的平台。通过这个平台，辛亥革命史研究也走向世界，成为中外学者共同分享的显学，这是他眼光远大，气度恢宏的表现，因而赢得国内外众多学术同行的普遍尊重。

　　研究会名誉理事长、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在《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随感》中对研究会的工作作了中肯的评价：

　　近年来，各种学会、研究会如雨后春笋，多至不可数计。这是学术繁荣的反映。但听说有不少是徒有其名的，有的甚至成了漫画家的题材。然而，我们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是诸多研究会中办得比较扎实、比较有成效的一个。……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以来，做了很多扎实的工作。武昌首义之地很自然地成了辛亥革命研究的中心。研究会除了参与组织大型国内、国际学术会议，促进国内外同行的交流联系等工作以外，还出版了《辛亥革命史丛刊》、《国外辛亥革命史研究动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通讯》。前一种是由中华书局出版的向海内外公开发行的有影响的刊物，后两种是会内外同行进行交流的内部刊物。对这三种刊物，我是每期必细读，每读必有所获。特别是《辛亥革命史丛刊》所刊载的论文和资料，不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对推动辛亥革命史研究有重要学术价值，这是公认的。对这个刊物，武汉的同志付出了更多的辛勤劳动。家有同志前些时与我谈起，《丛刊》的经费很困难，全靠开沅、望龄等同志惨淡经营，才得以坚持出版。平时，我对研究会没有提供什么帮助，事实上也是爱莫能助。但对于为研究会的工作、为学术繁荣而呕心沥血、作出牺牲的同志，不能不充满敬意和感激之情；同时，也衷心祝愿这三种刊物能继续办下去，办得更有水平、更有影响，对繁荣中华学术、促进中外文化交流起更大的作用。

　　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迎来了自己10岁的生日。我相信， 通过大家的努力，尤其是青年一代的成长，我们这个研究会、我们的刊物一定会更兴旺。[ 陈锡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随感》，载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风云与近代中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6页。]

　　1986年研究会荣获湖北省社会科学联合会“学会工作先进集体”称号，省社科联对研究会工作作了充分肯定：“你会在学会工作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注重理论联系实际，团结和组织广大会员围绕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理论问题和实际问题开展学术研究与交流，取得了显著的成绩。”[ 转引自辛流（刘望龄）整理的《解放思想 坚持务实——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成立十周年纪事》，载中南地区辛亥革命史研究会、武昌辛亥革命研究中心编《辛亥风云与近代中国》，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392页。]

　　* * * * *

　　回想当初我曾暗暗发誓：章先生竖起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这面旗帜，不能在我们手上倒下去。遗憾的是，这面旗帜正是在我的手上倒下了。我退休以后，缺少了继续“苦撑”的有志者，而有关方面又少了必要的关怀与支持，使没有经费来源的研究会在每两年一次的财务审计面前束手无策，只得申请自行解散。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向先生汇报了具体困难和自行解散的想法后，他表示了理解。曾经办得很有生气、很有成就的辛亥革命史研究会，从此成为了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