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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城市品格是城市居民秉性与城市精神特质的综合体现，是在长期历史进程中逐渐形成的，要论述武汉英雄品格首先要追溯武汉英雄历史。武汉是一座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又是一座长江中游的军事战略重镇，3500多年漫长的筑城历史，历代兵凶战危留下的悲壮场景，不仅培育了这里的人民英勇顽强的气质，也赋予这座城市铁血英雄基因。爆发于1911年10月的辛亥武昌首义，堪称近代武汉革命史辉煌灿烂的篇章，其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与彪炳千秋的辛亥首义精神，是陶铸武汉英雄城市品格不可或缺的重要历史文化元素。辛亥武昌首义的历史必然性分析

　　辛亥革命未发端于革命思潮蓬勃发展的上海，未收功于革命党长期发动起义的两广地区，也未燎原于保路运动风起云涌的四川，却爆发于孙文等革命领袖未曾预料的武汉，让武汉幸运地成为武装推翻清王朝统治的先锋旗手，这一历史现象的发生，既有历史的偶然性，但更具历史的必然性，二者均来自当时复杂深刻的历史社会环境之中。

　　（一）武汉在全国的地位持续提升，为起义提供了“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影响力

　　武汉位于华中腹心，怀抱长江汉水，西通巴蜀云贵，东联皖赣江浙，南下湖湘两粤，北上山陕豫鲁，自古号称九省通衢、华中重镇，清代为湖北省会和湖广总督驻地，是两湖地区的政治文化中心。近代汉口开埠以后，外国人在这里辟租界、通航运、修码头、开洋行、办银行、建工厂，武汉先后成为外国列强在长江流域的竞争焦点、中国内陆联通世界的最大港口城市。张之洞调任湖广总督后，在武汉大力推进洋务新政，创建了新式的工业、商业、金融、教育、军事以及交通等事业，武汉对国内外的影响力大幅跃升，地理区位优势进一步转化为现代城市文明的提升。因此，武汉革命党人认为：“武汉为中国九省通衢，南北枢纽，有兵工厂、楚望台宿储军械，有新练陆军及多数军校出身之将材。官钱局、造币厂、汉口商场，尤为无上之饷源。苟举兵，当可震动全国，推翻清室；即不然，亦可背城借一，以张吾之声势。”辛亥武昌首义的爆发和成功，证实了武汉革命党人的真知灼见。

　　（二）武汉城市现代化的率先发展为起义提供了坚实的社会基础和经济基础

　　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汉坐镇十八年，坚持不懈地推行洋务新政，创办新型工业，发展新式商业与金融业，兴办轮船、铁路、邮电等现代化交通与通信事业、编练湖北新型军队，兴办新式学堂，选派学生出国留学，各方面取得显著成效。然而张之洞做的这些事事与愿违，收到的是“种豆得瓜”的历史效果，他的这些主观上维护清朝统治的努力，客观上却为革命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新式科学教育的导入，为武昌起义培育了骨干人才。张之洞创办新式学堂，派遣出国留学生，不仅输入了西方科学知识，客观上也促进了西方民主革命思想在武汉的传播。日知会、共进会、文学社等革命团体，以学堂师生和归国留学生为骨干，通过讲演、办报、图书阅览等方式传播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文化理念，成为他们进行反清革命宣传的重要方式。湖北是清末留学生派遣大省，大量学生赴欧美、日本学习科技、军事、政治、法律等，开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许多人回国后成为反清革命的中坚力量，武汉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及活跃分子很多具有留学背景。再如湖北新军采用德国、日本最新军制与操法营规，武器装备为洋式枪炮，招兵要求“实能识字、写字，并略通文理之人”，军官要经过军事学堂培训。新军官兵不仅具备新式军事技能，同时整体文化素养大幅提高，为其观察时局、感应风气、接受革命思想、投入起义阵营提供了有利条件。没有新式科学教育的导入和新型知识分子群体的形成，辛亥首义的酝酿发动和湖北军政府的创立是难以想象的。

　　二是现代工业的发展，为起义提供了武器和经费支撑。武昌首义爆发后，起义军迅速占领楚望台军械库，获得德国进口枪10000余支、日本进口枪15000余支，湖北枪炮厂生产的步枪数万支，还有大炮及大量弹药。随后，起义军控制湖北藩库、官钱局和造币厂，缴获现银、银圆、铜币及纸币，总计折合银圆2000多万。这为新生的湖北军政府扩军打仗提供了必要的经费和武器装备。

　　三是新式商人阶层与商会的产生，为起义提供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同盟军。20世纪初，武汉成为清朝新政的三大基地之一，工商业的快速发展催生了以汤化龙为代表的绅商阶层。他们践行“实业救国”理念，具有“政治改革”的强烈诉求。在保路运动中，湖北绅商领导民众反对清廷“铁路国有”政策，为武昌起义做了前期铺垫。武昌起义后，清廷派军队南下镇压，在民军与清军作战中，汉口商会商团不顾生命危险，主动输送干粮和其他犒劳物品，垫款或捐款组建粮台，为民军供应军粮，组织团员救火，维持社会治安，甚至直接协助民军作战，为保卫武昌首义胜利成果贡献力量。

　　（三）革命重心向长江流域转移，为起义提供了前车之鉴和良好时机

　　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了反抗外国列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掠夺，为了推翻清王朝反动腐朽的君主专制统治，进行了长期英勇不屈、前仆后继的抗争。以孙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就是在这些斗争的启发和鼓舞下走上革命道路的。据统计，从1907年至1910年，长江中下游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江苏等省，相继发生九十多起民众暴动，尤以湖北、湖南为多，主要的包括：1910年春季长沙抢米风潮、夏季湖北沔阳等地饥民暴动，1911年1月温朝钟在鄂川交界的黔江县组织领导国民军起义，等等。各省慷慨激昂的立宪请愿活动，湖北、湖南、四川如火如荼的保路运动，这些各阶层的反抗、请愿活动与革命党人组织发动的武装反清斗争交相震荡，汇成长江流域强大的反清风暴。

　　武汉位于长江中游，地处华南与中原的过渡地带，因此成为长江流域反清风暴的中心，为辛亥武昌起义创造了有利的革命环境。1911年4月广州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中国同盟会将革命起义重点北移到长江流域，武汉两大革命组织共进会与文学社联合，共同制定了武昌起义计划。后来尽管因意外事故导致起义机关暴露，招致湖北当局对革命党人大肆搜捕和屠杀，但武汉的革命党人依然不顾生死，铤而走险，毅然提前发动了武昌起义。

　　（四）坚定正确的革命策略是组织革命队伍、发动武装起义的重要保证

　　武汉革命党人之所以能抢占先机，克敌制胜，成就起义伟业，与他们采取打入湖北新军内部、实行借矛夺盾的发展策略密不可分。1903年由吴禄贞等召集的花园山聚会最早确定了投身营伍、运动新军的革命方针。受武昌花园山聚会的影响，1904年春，刘静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等聚会谈及革命进行谋略，认为“时至近代，政府武力虽不足恃，但凭无饷无械无训练乌合之众扑之，未有能制胜者也”，由此他们得出结论：“革命非运动军队不可；运动军队非亲身加入行伍不可。”武汉革命党人于是采取“抬营主义”，秘密打入湖北新军内部，长期埋伏，建立革命组织，发展革命力量。经过七八年坚持不懈地宣传组织，到辛亥首义前夕，在15万名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已占五千之数。再加上同情革命者，革命势力在新军中已占明显优势。这是湖北新军能够反戈一击，成功发动武昌首义的主要原因。辛亥武昌首义精神的主要内涵

　　辛亥武昌首义的成功，各种有利的客观社会环境固然是重要基础，而武汉革命党人的积极努力与主动担当，更是将历史机遇转变为起义胜利的关键。其中武汉革命党人体现的辛亥武昌首义精神，其感召鼓舞作用功不可没，值得大力宣传弘扬。

　　辛亥武昌首义精神的内涵，不同时代、不同人群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笔者认为主要包含以下四个方面：

　　（一）反帝反专制的爱国民主精神

　　与历史上的官军哗变、绿林起义截然不同，参加辛亥武昌首义的武汉革命党人，是以近代新型知识分子为主导的爱国进步青年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过西方新式教育或西方政治文化的熏陶，在知识结构、价值观念与人生追求上，已经超越了传统士大夫的局限。他们基于爱国救民的初心，在对旧有秩序与温和改良失望后，毅然走上武装反清革命道路，投身孙文领导的资产阶级民族民主革命阵营。他们所服膺的中国同盟会四大纲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就是要通过民族革命，推翻由满族贵族主导的清朝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族独立的国家；通过政治革命，推翻清朝君主专制制度，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通过社会革命，解决土地问题，改善人民生活，防止社会贫富悬殊。他们的最终政治目标，就是要振兴中华，让人民过上民主、自由、幸福的生活。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三位烈士临危不惧、视死如归，在阳夏保卫战中，上万名起义官兵奋勇抗击南下清军，无数志士壮烈牺牲、曝尸荒野，他们用生命与热血诠释了崇高伟大的爱国民主精神。

　　（二）勇担大任的历史主动精神

　　辛亥革命爆发前，由孙文先生策划资助的10次南方武装起义，由于事机不密、举事仓促，起义队伍素质参差不齐，加上敌我力量悬殊，均以失败而告终。面对这种局面，武汉革命党人毫不气馁，暗地里积极酝酿着武昌起义的计划。因此当黄花岗起义惨败、革命力量元气大伤之际，武汉革命党人不畏艰险，主动请缨，毅然决定发动武昌起义。尤其在起义计划意外泄露，敌人大肆搜捕，原定起义领导人或伤或逃的危急关头，武汉革命队伍中的基层骨干人员挺身而出，勇担大任，主动承担了起义的发动与指挥任务，使起义军一夜占领武昌城。小人物成就大事业，生动体现了武汉辛亥革命志士“亡清必楚、舍我其谁”的历史主动精神。

　　（三）敢为人先的开拓创新精神

　　孙文发动南方起义，通常先在海外华侨中募集经费，再派人潜入南部边远地区，招纳秘密会党、散兵游勇等力量发难，一击不中，则四散撤退。鉴于以前的失败教训，武汉革命党人采用了“抬营主义”，秘密打入湖北新军内部，“借矛夺盾”，成功将原本维护清朝统治的武装力量，悄然转化为反清起义的骨干力量，利用湖北新军及其新型武器装备，在清朝统治力量强大的省会城市突然发难，一举成功，由此成为辛亥革命转败为胜的拐点。这充分展现了楚人后裔筚路蓝缕、勇于开拓、善于创新、敢为人先的进取精神。

　　（四）埋头苦干的求真务实精神

　　武汉革命党人耻声华，厌标榜，木讷质直，不企求以壮烈一死耸动视听，摒弃了“十步之内，血火飞红”的个人暗杀行为，也不贪图通过军事冒险的方式侥幸获取迅速胜利，而是采取了深入下层、长期隐蔽、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革命策略，以湖北新军为主要争取对象，利用酒楼、报馆、图书室、照相馆等合法场所，开展秘密革命宣传和革命联络活动；打着补习科学、研究文学与数学的幌子，掩护新军内革命组织的活动发展；建立健全革命组织系统和活动规则，严格履行发展成员手续。以文学社为例，一是在社长之下设文书、会计、评议等部，逐级领导，单线联系；二是在新军队（连）一级中建立基层组织，在各标（团）、营、队（连）分设代表，与总社进行直线联络，彼此之间不发生横向关系，一旦举义，各级代表即为各级军官，有完备的指挥系统；三是发展组织成员要求比较严格，规定需3名以上社员介绍，并经该社派人考察合格者方可成为会员。以上所列事实，体现了武汉革命党人不争名利、埋头苦干、脚踏实地、求真务实的精神。

　　辛亥武昌首义对武汉的深远影响

　　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260余年的清王朝，终结了中国延续2000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创建了以民主、共和为旗帜的中华民国，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划时代的政治革命，也是20世纪初世界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作为20世纪初亚洲最早、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顺应了当时世界民主革命和民族解放运动的潮流，冲击了帝国主义全球殖民体系，极大地鼓舞了越南、朝鲜、印度、印尼等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反帝反君主专制统治的斗争，成为亚洲觉醒的重要标志。辛亥武昌首义作为这场伟大革命的开端与高潮，迅速引发全国范围的反清风潮，各省纷纷宣告独立，为彻底推翻清王朝统治立下头功，让武汉赢得了“辛亥首义之城”的美誉。它率先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省级共和政权——湖北军政府，颁布了中国乃至亚洲第一部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性文件《鄂州约法》，将中国同盟会的革命方略付诸实践，为孙文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及《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颁布，作了预演，提供了实践经验，武汉因此又被誉为中华民国的诞生地。

　　辛亥武昌首义的成功和中华民国的创立，打开了中国思想解放的闸门，民主共和观念开始启蒙和传播，为武汉地区爱国知识分子接受新的思想观念、探索新的救国道路、创建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聚集全国精英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有利条件。辛亥武昌首义明显提高了武汉在近代中国的政治地位与社会影响力，使其从原来的区域政治、文化中心，一跃而成为与北京、上海相提并论的全国性重要城市，在此后影响近代中国命运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

　　辛亥武昌首义精神作为辛亥武昌首义的精神凝结与宝贵文化遗产，薪火相传，不仅彰显了辛亥首义志士的英雄气概、高尚品质，丰富了武汉城市的英雄内涵，提升了武汉城市的英雄品格，而且是武汉“敢为人先，追求卓越”城市精神的重要来源和核心组成部分，成为鼓舞武汉人民发愤图强、建设现代化大武汉美好家园的精神动力。

　　作者简介：张笃勤，武汉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文化研究所研究员，武汉市政府文史研究馆馆员，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史、汉江历史文化、武汉历史文化及文化遗产保护。来源：《武汉社会科学》2026年（第2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