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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长期探索和实践基础上，经过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我们党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

　　可见，中国式现代化就是既有各国现代化共同特征又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它作为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首先是毛泽东带领全党全国人民开辟的；作为一个概念，首先是邓小平提出的；作为一个理论，首先是习近平总书记加以系统总结和完整阐述的。

　　关于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习近平总书记概括出了五条，即人口规模巨大、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走和平发展道路。

　　只要回顾陈云在新中国成立后主持领导全国财经工作的实践和对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探索与论述，便不难看出他对于这五大特色，无论在认识上，还是在对策与构建上，都拿出过自己的独到见解，作出过自己的独特贡献，成为留给党和人民的宝贵精神财富。

　　1关于人口规模巨大

　　说中国人口规模巨大，是相对于先行现代化的欧美发达国家和争取现代化的绝大多数亚非拉欠发达国家而言的。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最大特色之一，也是它的最大难点之一和巨大优势之一。正因为人口众多，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的资源尤其农业资源和某些矿产资源，以及取得的建设成就，无论绝对数有多大，只要被巨大的人口数一除，都会变成很小的数字。另外，现代化的发展势必会在一些领域减少用人，会给就业造成暂时的压力。这些无疑都是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巨大挑战，给现代化达标提出了比其他国家更为艰巨的任务。同时，正因为人口众多，也会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比其他国家更多的人力资源，取得的成就也会更加耀眼，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高等教育普及的条件下，形成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超大规模市场和超大规模人才队伍，从而为现代化建设提供更强大的动力，发挥更大的优势。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提出：“我们作计划、办事、想问题，都要从我国有六亿人口这一点出发。”对于中国人口众多的特点，陈云将其概括进了他所总结的九字国情，即“人口多、耕地少、底子薄”。他之所以把人口多与耕地少、底子薄联系在一起，一方面因为我们的工业化、现代化建设是在农业生产力落后尤其粮食商品率低下和经济基础薄弱的条件下进行的；另一方面，也因为只有认清这个事实，才能真正做到把农业和民生放在工业化建设的首位，始终重视粮食生产，关心人民生活，特别是市场供应。

　　陈云说：“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讲实事求是，先要把这个‘实事’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什么事情也搞不好。”过去总说我们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把自己放在苏联型和美国型、加拿大、澳大利亚型上，这是一种错觉，因为我们国土面积虽然大，但耕地少，是人多地少的国家，是属于日本型和德国、丹麦、荷兰型的国家。他反复强调，近代中国遭受了帝国主义上百年的侵略和连续40年战争，经济基础十分薄弱，是一个经济落后和贫困的国家，粮食不充足是我国较长时期内面临的一个基本状况，改革开放开始时仍然有百分之八十的人口是农民。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基础上进行建设的。他指出：“我们必须认识这一点，看到这种困难。现在真正清醒认识到这一点的人还不很多。”

1954年9月，陈云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作关于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问题的报告

　　为了从这个国情出发搞工业化建设，陈云除了较早提出要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过快增长外，一再告诫大家，“中国土地少，人口多，交通不便，资金不足。因此，农业生产赶不上工业建设的需要，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不要把它看短了”。他为此先后提出过“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以及“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等著名论断。在强调农业生产中，他尤其重视粮食生产，强调“十亿人口要吃饭穿衣，是我国一大经济问题，也是一大政治问题。‘无粮则乱’，这件事不能小看就是了”。

　　2关于全体人民共同富裕

　　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区别于资本主义那种以资为本、实行资产阶级所有制的现代化道路的另一种选择。在社会主义社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是公有的，或者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这就决定了在这种社会里的生活资料是按劳分配的，或者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所以，习近平总书记说：“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只要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就不可能两极分化，就必然是共同富裕；只要实行中国式现代化，其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必然是“着力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坚决防止两极分化”。

　　改革开放前，我国实行完全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在那种历史条件下，陈云对于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共同富裕的问题，主要是从那时的历史条件出发，从有利于占人口大多数的低收入人群的利益出发，比较多地强调促进城乡交流，增加农民收入和城市市场供应，防止通货膨胀，稳定物价，对与城乡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物价实行必要的财政补贴。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经过长期战争、原有城乡交流关系被打乱的局面，农村土特产收不上来，城里廉价工业品销不下去，严重影响广大农民的生活。为此，陈云在制定1951年财经工作要点时，把城乡交流作为了其中的第一项。他解释说：城乡交流“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单去搞收支平衡，那么老百姓虽然也喊‘万岁’，但因与他们的实际关系不大，就会喊得不起劲。”“如果没有廉价的工业品供应农民，并且把他们的土产推销出去，那么工农联盟就不能巩固，农民就会说：‘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都很好，但是鸡蛋卖不出去，桐油跌价，那就不好。’……解决这些实际问题就是为人民服务，不解决实际问题谈为人民服务，则是空话一句。”

1955年10月2日，陈云在中共扩大的七届六中全会上作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发言

　　在大规模工业化基础建设开始后，我国对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实行了统购统销政策。陈云之所以主张实行这个政策，主要考虑之一是为了稳定市场物价。他指出：要做到物价稳定，一靠纱布，二靠粮食。纱布和粮食相比，粮食更重要。因为，劳动者的收入，用在吃的方面的占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用在穿的方面的只不过占百分之十左右。“吃的东西，如蔬菜、猪肉和鸡蛋等，价格统统是跟着粮价走的。粮价涨了，物价就要全面涨。物价一涨，工资要跟着涨。工资一涨，预算就要超过。这样一来，就会造成人心恐慌，人民政府成立以后老百姓叫好的物价稳定这一条，就有丢掉的危险。”1956年，他兼任商业部部长，在部党组会上说：“我们是从事社会主义商业工作的，不能没有政治观点、群众观点和生产观点。……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蔬菜和其他副食品的供应问题，其意义绝不在建设工厂之下，应该放在与建设工厂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共产党领导革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也能搞，如果连蔬菜问题都解决不了，还成什么样子！”

　　要保证物价稳定，势必涉及物价补贴。在这个问题上，陈云的一贯主张是，对少数人需要的商品可以随行就市，但对多数人需要的商品，一定要有必要的补贴。他强调：“稳定蔬菜价格，是城市人民的普遍要求。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就愈关心。”改革开放后，不可避免地涉及到物价改革的问题，但他仍然主张改革时要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针。在审阅党中央和国务院有关文件时，他曾两次建议删去有关物价与价值要一致、物价与工资要挂钩的内容。他说：这些话写上去，会引起调高价格的猜测，弄得人心不安。价格与价值应当符合，但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比如，进口粮食是要贴钱的，即使按照粮食进口价卖，我们还要贴钱。然而，粮食赔了钱，市场稳定了，市民有肉吃，有菜吃，使我们有时间搞体制改革，有条件发展经济作物。钱从那里赔了，又从这里拿回来。西德的资本家对煤炭有补贴，在这里补，从别的地方收回来。如果马克思活到现在，“他也会赞成保持一种合理补贴的社会主义，即小的方面不合理，大的方面仍然是合理的”。“农副产品价格是浮动的，有升有降；工业品随着经济效益的提高，有些也会降价；而工资一般说来，只能升不能降。因此，工资和物价不可能挂钩。”最后，那两个文件的改定稿都采纳了他的意见。

　　1988年，党中央酝酿更大幅度的价格和工资改革，总体思路是在5年时间里，每年价格上涨10%，人均收入增加11—14%，以期初步理顺价格关系。对此，陈云明确表示不赞成。他分别对中央有关领导同志说：“物价每年上涨10%，连涨5年，我打个很大的问号。”“物价连续上涨10%，影响面很大。……物价上涨后不拿工资的农民怎么办。”然而，当时的中央主要负责人听不进这个话，坚持认为“物价这一关非过不可”，并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原则通过了价格、工资改革方案。方案基本内容在报上一经公布，立即引起居民恐慌，出现全国性抢购和提款风潮，物价猛涨到百分之二十多，迫使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进行解释，并表示银行将开办保值储蓄。之后，陈云再次强调：“国家财政补贴取消不了。暗补、明补，都是补贴。在我国，还是低工资、高就业、加补贴的办法好。这是保持社会安定的一项基本国策。”

　　3关于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

　　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是否协调发展，同样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与资本主义现代化的一个显著区别。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以赢利乃至超额利润为目的，导致整个社会以金钱为中心。竞争中的胜利者往往会追求享乐，甚至穷奢极欲；失败者则往往变得精神颓废。而政府为了延缓经济危机，减少民众反抗，不仅不会禁止纸醉金迷和赌博、吸毒等社会病，相反还会提倡自私自利、贪得无厌、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社会风气。而社会主义社会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为前进方向，以提高人民的物质和精神生活质量为奋斗目标。因此，它不但要创造高度的物质文明，也要创造高度的精神文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也要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也要发展私营经济，但主导国民经济的仍然是全民所有制，市场经济仍然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相联系，仍然要防止和抑制私人资本的无序扩张和野蛮生长。这就决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内的竞争，最终目的是为了增加社会财富，增强国家实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社会在精神层面上，必然是关心人的思想，提倡社会主义的觉悟和共产主义的理想，崇尚勤劳、节俭、积极、向上、团结、互助等美德，反对一切向钱看和损人利己、巧取豪夺、享乐主义、精神颓废。

　　改革开放后，由于种种原因，一度出现了精神污染和某些社会丑恶现象。为此，我们党自“十二大”以来一直致力于抓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一定成效，但在精神领域、意识形态领域上的总体形势一直十分复杂、严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精神文明建设，特别是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在这方面，我们有过深刻教训。”他强调：“物质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精神贫乏也不是社会主义。我们不断厚植现代化的物质基础，不断夯实人民幸福生活的物质条件，同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

　　陈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为党中央副主席，并兼任新成立的中纪委第一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对精神文明建设主要是从扭转社会风气和党风方面加以关注的，着重强调的是要用加强党的建设引领社会风气的好转，用发挥中央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的带头模范作用促进精神文明的建设。他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中的消极现象不可避免，原因在于要引入竞争机制，就会出现“种种为谋取小公和个人利益而损害国家利益的不正当手段”。对此，他在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书面发言中说：这种情况是不奇怪的，“不必大惊小怪”，但“如果我们不注意这个问题，不进行必要的管理和教育，这些现象就有可能泛滥成灾，败坏我们的党风和社会风气。因此，我们在抓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必须抓精神文明建设，两个文明一起抓。只要我们的头脑是清醒的，看到这些现象，并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这些消极方面是可以受到一定限制的”。“对外开放，不可避免地会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作风的侵入。这对我们社会主义事业，是直接的危害。”“忽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我们的整个事业就可能偏离马克思主义，偏离社会主义道路。那种‘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资本主义哲学，那种不顾国格人格的奴才思想，就是危害社会主义事业的因素。”

1982年9月13日，陈云在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全体会议上讲话

　　怎样才能在加强物质文明建设的同时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呢？陈云认为，首先，需要全党特别是各级党委对这个问题从思想认识上引起高度重视；其次，必须从端正党风抓起；再次，要从严治党。他在改革开放伊始就提出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的著名论断，主张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强调“党性原则和党的纪律不存在‘松绑’的问题。没有好的党风，改革是搞不好的”。为了贯彻从严治党的方针，他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和建议，总的精神是要加强对党员的共产主义思想和爱国主义的教育，要建立党风治理责任制，高级干部特别中央领导机关、领导同志在党风好转中要起模范带头作用。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号召所有高级领导人员，“在教育好子女的问题上，给全党带好头。决不允许他们依仗亲属关系，谋权谋利，成为特殊人物”。他还批示：“中央要求北京的党、政、军机关，在实现党风和社会风气根本好转中做表率。我建议，做表率首先从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国务院的各位同志做起。”

　　4关于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如何对待人和自然的关系，也是社会主义区别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方面。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决定了它必然为了追逐利润的最大化而不合理地开发利用自然资源，不顾及环境污染；同时，必然会为了延缓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提倡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刺激社会“过度消费”，从而造成自然资源更严重的浪费，生态系统的进一步失衡。随着科技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觉醒，先行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也开始注意保护本国的资源和环境，但却把资源与生态危机向不发达国家转移，不仅大肆掠夺那里的资源，而且把各种有毒垃圾向那里倾倒，结果把污染扩大到了整个地球。

　　我国自从开展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一直十分重视资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问题。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就号召勤俭建国、节约办一切事业，提倡植树造林、绿化祖国，发展水力发电，加强农田基本建设。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把“绿色”作为新发展理念中五个要点之一，把“美丽”纳于本世纪中叶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五个前置词之一。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近代以来，西方国家的现代化大都经历了对自然资源肆意掠夺和生态环境恶性破坏的阶段，在创造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往往造成环境污染、资源枯竭等严重问题。我国人均能源资源禀赋严重不足，加快发展面临更多的能源资源和环境约束，这决定了我国不可能走西方现代化的老路。”他强调：“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我们坚持可持续发展，坚持节约优先、保护优先、自然恢复为主的方针，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自然和生态环境，坚定不移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1960年10月24日，陈云视察河南三门峡水利枢纽工程

　　陈云主持和参与领导财经工作期间，基本处在中国进行大规模工业化建设的初期和中期。那时，一方面工厂建的还不多，对资源的开采和环境的污染还不十分明显；另一方面，资金不足在客观上也制约了对污染的防治。但资源节约和污染防治问题，仍然较早地引起了他的重视。他不断强调和提醒大家，要注意水资源的保护和节约，对付旱涝要蓄泄兼顾，以蓄为主；对于防治污染，要从设计时就开始，防害于先。他明确提出，要“把计划用水、节约用水、治理污水和开发新水源放在不次于粮食、能源的重要位置上”；把治理污染、保护环境作为“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

　　5关于走和平发展道路

　　是靠发动战争、掠夺殖民地和国外资源、在世界争夺霸权来搞现代化，还是主要依靠自身力量，自力更生，加上国际合作来搞现代化，也是资本主义特别是垄断阶段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显著区别之一。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就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倡导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同时，坚决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为我国进行和平建设争得了长达数十年的有利国际环境。进入新时代以来，人类既处在一个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的时期，又处在一个挑战层出不穷、风险日益增多的时期，同时，也是我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断为人类作出更大贡献的时期。面对新形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积极发挥历史主动性，倡导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更加强调走和平发展的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走和平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是我们的制度决定的，是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文化传统决定的，也是对当今国际形势、时代潮流冷静分析所决定的。他强调：“我们渴望和平，但决不会因此而放弃我们的正当权益，决不会拿国家的核心利益做交易。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越不能打越可能挨打，这就是战争与和平的辩证法。”就是说，走和平发展道路不能靠乞求，必须通过斗争去争取。

1956年9月24日，陈云在北京会见瑞典共产党代表团

　　陈云在主持全国财经工作和担任党中央领导集体成员时，中国先是处在抗美援朝的战争环境，后来又长期处在被帝国主义封锁、禁运和实施“和平演变”战略的环境下，以及与苏联关系破裂的环境。在那种历史条件下，为现代化建设争取走和平发展道路，他更多地是强调国内建设要服从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就是说，只有抗美援朝战争早些胜利，才能使国内建设早些取得和平的环境；强调中苏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即使在“三大障碍”没有排除的情况下，也要在经贸等问题上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关系，就是说，中苏两国尽早改善和发展经贸关系，不仅对双方有利，而且有利于世界和平；强调帝国主义的本性并没有改变，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并没有过时；要警惕帝国主义对社会主义的所谓“和平演变”，就是说，要用社会主义的正义的两手对付帝国主义的两手，通过斗争赢得真正的和平。

　　陈云逝世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近30年，国内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很大变化。陈云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与论述，许多已不再适用，但他在探索与论述中表现的方法论，以及得出的许多原则性结论，对于启示和指导今天的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仍然具有重要的积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在长达70年的革命生涯中，陈云同志为新中国的建立、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的确立、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建立的功勋，党和人民将永远铭记。”“陈云同志身上表现出来的坚定理想信念、坚强党性原则、求真务实作风、朴素公仆情怀、勤奋学习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我们要按照习近平总书记的要求，永远铭记陈云同志的丰功伟绩，学习陈云同志的可贵精神，沿着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们开辟的道路不断前进，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宏伟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努力奋斗，以陈云研究的高质量成果，迎接陈云同志诞辰120周年。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国史学会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