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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太炎的两次授勋问题探析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为表彰和抚恤在清末革命过程中表现卓著者,在孙中山与黄兴等革命元勋的积极推动下,法制局拟定临时稽勋局相关官制草案并经参议院通过。在袁世凯的进一步支持下,临时稽勋局于1912年5月正式成立,冯自由担任首任局长,办公地址设在北京东城铁狮子胡同国务院内。临时稽勋局设置审议会,由各省区审议案和专门审议案组成,章太炎担任文字鼓吹审议案和先哲审议案的“名誉审议”。另外,章太炎也是被授予勋位者,由于章太炎对被授予的勋位级别表示不满并拒绝接受,进而引发当时新闻舆论的关注,遂成为涉及稽勋问题的代表性事件。

  章太炎的第一次授勋

  1912年12月,临时稽勋局推举章太炎为“名誉审议”,并有授予二等勋位之议,据《民立报》的报道,章太炎之所以被授予勋位是“孙武、王庚等因章氏近日反对政府颇烈,故献此策,以为笼络之术”。孙武和王庚在为章太炎请勋的上书中总结了章太炎对革命的功绩,内中称道:“此次民国告成,全由于人心之倾向共和,而养成最近之人心,不得不归功于十余年来之言论。至言论之中坚,则当以章炳麟称首……此其功业,比于孙文、黄兴,殆难相下。”对于这个二等勋位,章太炎却并不满意,他在12月23日给王庚的信中表示不会接受二等勋位。章太炎对自己在革命中的功绩的总结也是侧重于舆论宣传方面,他认为自己所撰写的《驳康有为书》和主持的《民报》对传播革命思想起到巨大的作用,此外,他还认为介绍孙中山和学界中人认识以及力主定都北京这些作为都对排满革命和民国肇建起到重大作用;因此,他自信地说道:“自谓于民国无负,二等勋必不愿受。”最后在信中,章太炎还列举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七位具有一等勋位资格的人物事迹,即为:“弟则首正大义,截断众流;黄克强百战疮痍,艰难缔造;孙尧卿振威江汉,天下向风;段芝泉首请共和,威加万乘;汪精卫和会南北,转危为安……蔡孑民,首创光复会;宋遯初运动湖南北,功亦不细。”章太炎解释了自己举荐功勋的标准,即坚持“内举不避亲,外举不避仇”的原则。1913年5月6日,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发令:“章炳麟授以勋二位”,《政府公报》于5月25日公布。章太炎虽不满意勋位等级,但是勋章他应该还是接受了的,据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所述便可知晓,文内指出:“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那么,当时的北洋政府为何没有授予章太炎一等勋位呢?从当时的稽勋官制、稽勋办法和政治环境进行分析,大概可以探寻出一些原因。

  据《临时稽勋局官制》所规定,临时稽勋局的稽查职责有五条,分别为:稽查开国前各处倡义殉难者、稽查开国前为国尽瘁身亡者、稽查开国时关于各地方战事宣力著功者、稽查开国时于军事上建议划策或奔走运动成绩卓著者、稽查开国前后输赀助公者。从上述五条稽勋职责来看,不论倡义、为国尽瘁还是建议划策、奔走运动这些内容,章太炎都参与其中并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理应授予较高的勋位。但是,由于临时稽勋局聘任章太炎担任文字鼓吹审议案和先哲审议案的“名誉审议”,章太炎对于“名誉审议”的工作尽职尽责,1913年4月他先后给冯自由写了两封《稽勋意见书》,他将亟待表彰的名单分为死难、横死、生存三类,其中生存者名单包括蔡元培、孙毓筠等17人,并未包括他本人。章太炎作为审议者初始之时也不好提名自己,因此,章太炎的授勋之议只能由他人提出比较合适。1913年5月,《民立报》《新中国报》《新纪元报》《亚细亚报》等都对孙武、胡瑛、孙毓筠、王庚等人联名为章太炎请勋的事情进行了报道。孙武、王庚等人的联名呈请推动了北洋政府对章太炎的授勋。其实,早在1912年9月,《中国日报》就曾刊发一篇报道名为《章太炎将授一等勋章之确闻》,内中称:“日前孙中山先生晤袁大总统时谈及革命之首功,力称章炳麟鼓吹最先,其功绩不可磨灭。袁大总统亦以为然,将来拟授以一等勋章云。”到1912年12月时,章太炎却听闻将被授予二等勋位,才有前文所述的那封写给王庚表达强烈不满并将拒绝接受二等勋位的信。自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来,南北两方的政治格局就发生了变化,稽勋问题也变得复杂起来,成为各方博弈的战场,南方的革命党与北方的北洋、立宪派等势力都极力争夺他们在辛亥革命中的功劳。进一步而言,章太炎在民国初年,组建统一党(后合并至共和党),担任《大共和日报》的社长,以言论监督政府为职志,其耿直之言论多有触碰时忌,为袁世凯政府所忌惮,章太炎对袁世凯的看法也逐渐发生改观,在1913年7月的《致伯中书》中他提出:“项城不去,中国必亡。”因此,袁世凯对章太炎的态度是既痛恨又想拉拢,于是,授予章太炎二等勋位,也可以算作一种折中的态度。1913年5月,章太炎面对被授予的勋位,虽然不能满意但也只能默然接受,《太炎先生自订年谱》中这样记载:“袁公已下令授余勋二位,冀以歆动……时辰钟过三分,乃曰:‘明日来受勋耳。’遂出。”章太炎在自订年谱中并无拒绝接受勋位之语。

  章太炎的第二次授勋

  伴随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与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之间矛盾的加剧,尤其是1913年7月孙中山等人发动“二次革命”后,以国民党人冯自由为局长的稽勋局地位也已经朝不保夕,先是袁世凯任命铨叙局局长兼管稽勋局,到1914年5月1日,稽勋局被正式裁撤,结束了其历史使命。“二次革命”之后,又相继爆发了护国运动和护法运动,南北政治势力之间的较量,带来了新的流血和牺牲。1916年6月7日,袁世凯死后的第二天,黎元洪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冯自由、徐绍桢、易倩愚等人先后呈请黎元洪恢复稽勋局,以解决辛亥革命中相关的抚恤先烈和褒奖有功人员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也是为了开展民国成立五年以来针对死难将士及其后裔的抚恤工作。正是由于政治局势的不断变化,对于“再造共和”“法统重光”有功的人员应该进一步给予抚恤和褒奖,章太炎的第二次授勋即是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展开的。1922年6月11日,黎元洪恢复大总统职位。1922年8月29日,黎元洪发布大总统令,“晋授章炳麟以勋一位”,授予章太炎的勋章为“一等大绶嘉禾章”,章太炎的这次授勋同样引起了新闻舆论的关注,从而再次生出一个插曲。

  1922年8月31日,国闻通信社记者访问章太炎时询问北京晋授勋一位之事,章太炎答复道:“勋位一事,外间所传吴子玉主勋,含有交换之意味,或亦近似。缘余迩来力主张联省自治,颇与吴所主张者相违,藉此羁縻,不尽无因。余于袁项城时代宋案发生时,亦曾有此事实,此次当即相类。至此事发生动机,以余观之,当在褒奖程璧光一事……老黎曾嘱将西南护法有劳绩者,开一名单。当时余开单曾分两类,一为尚在西南,未承认中央者,一为已下野者,总计近六十人,林葆怿、朱庆澜等俱在其中。现在遗弃其他之数十人,而独发表余一人,可知此事非出老黎之意。惟勋位用意,原系表彰过去劳绩,与现在及将来之主张,绝对无关,更不能有所交换,况现在主张联省自治者,各党各派,均有其人,更不能以羁縻一人为手段,以障主义进行之全体。故此种举动,实甚可哂云云。”章太炎在这次回答记者的提问时,明确言明自己被授予勋一位并非出于当政者的羁縻之心和利益交换的目的,他同时提到第一次授勋时舆论也有相类似的误解,因此,他在此一并进行驳辩。章太炎本来出于公心,最早向黎元洪提出表彰护法运动以来死难烈士的建议,章太炎在1922年6月19日,给黎元洪发电报,请求表彰程璧光:“五年以来,以护法死难者,不可胜纪,而推本元功,则以海军总长程璧光为首……恳请追赠官勋,优恤后裔,以为忠于谋国者劝。”正是章太炎的提议,才使得程璧光被黎元洪授予“勋一位海军上将”,同时,也促使黎元洪开始关注对护法运动有功绩者的抚恤问题。章太炎之所以被授予勋一位,关键还是因为他在护法运动中的功绩,自1917年7月以来,在一年多的时间内,他不辞劳苦奔走于西南各派军阀之间,目的就是为了敦促西南各军向北出击。1919年2月,章太炎与几位同盟会元老组成护法后援会,继续为护法而奋斗。1920年,章太炎连得两场大病,严重时几乎送命,可见,章太炎为了维护共和制度作出了巨大牺牲。因此,章太炎也很珍视这次他所获颁的勋一位,据章太炎妻子汤国梨的回忆,1922年8月,黎元洪“派专员到上海授勋,在授勋时,要举行一种仪式,由授勋者备军乐队,吹打欢迎授勋大员,由大员代表政府授以勋章和证书。当时太炎曾吩咐家人去雇了一个军乐队,郑重其事地接受了勋一位的勋章和证书。”

  民国初年和护国运动之后的两次稽勋事件,章太炎作为“名誉审议”和倡议抚恤护法有功者参与其中,由于他也是辛亥革命的元勋和护法运动的参与者,他对于排满革命、民国创建和“法统重光”都作出了重大贡献,因此,章太炎也是授勋的对象。在稽勋过程中,章太炎保持公心推举应该抚恤和嘉奖的人员,但是,各派政治力量为功勋大小而争夺的暗流始终干扰着稽勋的进行;章太炎被授勋之后同样也被新闻舆论所误解和猜忌,但不论是袁世凯当政时期所授予的勋二位,还是黎元洪当政时期所授予的勋一位,这些都是建立在章太炎有功于排满革命、民国创建以及共和制度和法统的维护之上的,章太炎之所以珍视勋位,正是他和诸多革命先辈极为珍惜光复之后所开创的民主共和制度的内心写照。

  (作者单位:嘉兴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