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民革历史人物解读之孙蔚如 [投稿]
时间:2011-03-16 00:00 来源:民革陕西韩城市委会 作者:马萌
| 陕西民革历史人物解读之孙蔚如
孙蔚如是西北军抗日的统帅、对日作战中无败绩的中国将军；也是在两次国共合作中，坚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坚持团结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西安事变发生时，他是西北军中仅次于杨虎城的有号召力的二号人物。他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兵变，并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西安事变后，他凭借陕西省主席这个平台，本着抗日救国宗旨，以灵活的策略协调各方面的关系，维护了陕西省国共合作的局面。在抗日战争中，他驻守中条山达三年之久，死守西北的东大门潼关，使日军在这里死伤惨重无法前进。抗战胜利之际，他任武汉战区受降长官，为雪国耻，他特意选取9月18日，接受日军的投降。 作者解读：毛泽东曾对孙蔚如将军统率的部队评价：“三十八军及其前身十七路军，以其不断进步的表现和巨大牺牲，在现代中国革命历史上树立了光辉的形象。”
第一卷 投身军旅，从事民主革命
孙蔚如（1894--1979）清光绪二十二年（丙申）生于陕西省咸宁（民国时并入长安）县灞桥豁口村。1913年入西北大学预科，1915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1916年加入中华革命党（作者解读：中华革命党是中国国民党的前身。中国国民党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由中国近代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创立。其前身是兴中会、中国同盟会、国民党、中华革命党。1919年10月10日，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公布规约。该党于1927年完成形式上的全国政权统一，并一直统治中国大陆至1949年。1949年，国民党政权在大陆彻底失败，是年12月11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大陆迁往台北。蒋介石连任“总裁”至1975年4月5日去世。蒋介石去世后，废除“总裁”制，党的首脑改称中央委员会主席，由蒋经国连任至1988年1月13日去世。其后则由李登辉继任至2000年3月。其后由台湾民主进步党人士陈水扁继任，在此期间中国国民党成为台湾地区最大在野党，直到2008年中国国民党人士马英九竞选成功，中国国民党才再度成为台湾地区执政党。）反袁。 1918年参加靖国军反段，靖国军失败后追随杨虎城，1922年任陕北镇守使井岳秀步兵团（杨虎城部队）团附。 1924年出任杨虎城的第一个军校--安边军事教导队队长，后来在西北红军创建和发展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共产党人吴岱峰当时就是军事教导队的第一期学员。后任国民三军三师游击二支队司令。 1927年后任第二集团军10军参谋长，暂21师参谋长。杨投蒋后，部队扩编，孙升任7军17师长。曾主持17路军与红四方面军的秘密联络。“雷马事件”爆发，杨虎城派孙蔚如进甘救援，赶走了吴佩孚、雷中田。杨向蒋保举孙任甘肃省主席，想趁机囊括陕甘两省，蒋不同意，只任孙为甘肃宣慰使，孙甚不满。西安事变时，孙蔚如任戒严司令。事变后，杨虎城出洋，西安绥署及17路军被撤消，改编为38军，孙任陕西省主席兼38军长。辖17师（赵寿山）和177师（李兴中）。抗战期间，38军升格为31军团和第四集团军，孙任军团长和总司令，兼一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中条山西段战斗。 1945年任六战区司令长官（但战区实权掌握在陈诚嫡系郭仟手里）。 1945年７月，孙蔚如调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授上将衔。日寇投降时，他为第六战区受降主官，在武汉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投降并全权处理六战区受降事宜。武汉中山公园内至今还有一座受降碑，碑上镌刻的草书铭文是孙蔚如将军亲自撰写的： “民国三四年九月十八日，蔚如奉命接受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率二十一万人签降于此。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孙蔚如题。” 抗战胜利后，任武汉行辕副主任，拒绝去台湾，并授意部下参加湖南和平起义。 建国后，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陕西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常委兼陕西省主委，全国政协委员等。 【投身军旅】孙蔚如，自学生时代起，他就博览新书，投身民主革命。1910年，他入咸长初等实业学校，以图“实业救国”。1911年10月20日，陕西革命军响应武昌起义，孙蔚如曾协同革命士兵进攻西安城内旗兵。1913年他入陕西陆军测量学校学习，毕业后任陕西陆军测量局地形课课员。后加入中华革命党。 1917年，孙中山先生在广东举起护法旗帜，陕西革命党人起义响应，组织陕西靖国军。孙蔚如立即投笔从戎，在第三路第二支队第一营任连长，参加了配合南方的护法战争。在反击北洋军阀八省军队的围攻战役中，他率领四排兵力，以少胜多，重创甘军陆洪涛部喻升一标(相当一团)。1921年，陕西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分化瓦解下，纷纷接受军阀改编，唯一坚持革命旗帜的只有杨虎城部，孙蔚如乃于次年转入杨部任第五营营附，旋任营长。杨、孙二人遂义结金兰，誓同患难。孙初入杨部，即参加了在乾县铁佛寺伏击甘军陆洪涛部的战斗，获步枪千余支，子弹60余万发，军声大振。随后，在马嵬、武功附近，与直系军阀激战二十余日，立下战功，因两臂负伤而留医凤翔。杨部因军阀部队大举来攻，形势严重。杨虎城与于右任商议后决定，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于右任“南下请示孙中山”，杨虎城“率队北附沙陀国（陕北）”暂附地方实力派人物井岳秀，整训休养。 【拜谒岳武穆庙】孙蔚如未及伤愈，即东出潼关，经河南，拜谒岳武穆庙。 在这里，将岳飞这个历史人物给大家做个简单介绍。众所周知，岳飞是我国历史上北宋末期到南宋初期著名的抗金将领。过去，大家对岳飞的了解大多是通过历史小说《岳飞传》或者是《说岳全传》，这部小说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的时候由著名表演艺术家刘兰芳在广播里以评书的形式播讲过，吸引了相当多的听众，那时候电视还没有普及，在中国广大农村，即使收音机也是很少的。 我们看看《宋史·岳飞传》里到底是怎样介绍岳飞的？《宋史》是元末脱脱等人所著，《宋史·岳飞传》是这样介绍的： “岳飞，字鹏举，相州汤阴人。世力农。父和，能节食以济饥者。有耕侵其地，割而与之；贳其财者不责偿。飞生时，有大禽若鹄，飞鸣室上，因以为名。未弥月，河决内黄，水暴至，母姚抱飞坐瓮中，冲涛及岸得免，人异之。” 《宋史》中这段历史记载记述了岳飞出世的一些趣事，与小说是吻合的。那么，少年时代的岳飞到底是怎么样个人呢？史书中又有以下记载： “少负气节，沈厚寡言，家贫力学，尤好《左氏春秋》、孙吴兵法。生有神力，未冠，挽弓三百斤，弩八石，学射于周同，尽其术，能左右射。同死，朔望设祭于其冢。父义之，曰：‘汝为时用，其徇国死义乎！’” 关于岳飞之死，人们都知道他是被奸相秦桧害死的，是千古奇冤。《宋史·岳飞传》中这样记载： “论曰：西汉而下，若韩、彭、绛、灌之为将，代不乏人，求其文武全器、仁智并施如宋岳飞者，一代岂多见哉。史称关云长通《春秋左氏》学，然未尝见其文章。飞北伐，军至汴梁之朱仙镇，有诏班师，飞自为表答诏，忠义之言，流出肺腑，真有诸葛孔明之风，而卒死于秦桧之手。盖飞与桧势不两立，使飞得志，则金仇可复，宋耻可雪；桧得志，则飞有死而已。昔刘宋杀檀道济，道济下狱，嗔目曰：‘自坏汝万里长城！’高宗忍自弃其中原，故忍杀飞，呜呼冤哉！呜呼冤哉！” 岳飞抗金的历史故事妇孺皆知，小说中有“岳母刺字”的历史故事，这在史书中可以找到间接证据，“初命何铸鞠之，飞裂裳以背示铸，有“尽忠报国”四大字，深入肤理。”（《宋史·岳飞传》）此外，史书中记载说宋高宗曾手书“精忠岳飞”四字相赠，勉励岳飞为其杀敌保江山，史书中是这样说的，“帝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宋史·岳飞传》）。他治军有方，以致金人对他的“岳家军”闻风丧胆，感叹说“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孙蔚如在拜谒岳武穆庙后，决心要以岳飞为榜样，做一个忠孝之人。后来，樊钟秀约孙蔚如南下广东参加革命，孙蔚如曾表示，由于与虎城的友谊，且北方革命力量只留此一根蒂，愿在北方与杨一起革命，挽救国家，挽救民族。随后他赴北平治伤疗养，于1923年在陕北会合杨部。 杨部到达陕北后，缩编为陕北镇守使署暂编步兵团，驻防靖、安、定三边地区。因杨虎城养病榆林，由李子高任团长。李为人忠厚而才疏，应付局面颇感力绌。孙蔚如回来后，受命为中校团附，着手训练部伍，提高士气；剿灭土匪，以利商贾；铲除盐政积弊，便利人民吃盐；开办小学五所，提高汉蒙人民文化水平；开办军事教导队，培养干部。教导队于1923年春开办，孙着重招收各地进步青年学生，并聘请赵寿山、刘光甫、段象武等受过正规军校训练的人作教官，培养忠于三民主义的军事干部，孙自兼队长。吴岱峰、张汉民、孔从周、刘威诚等都是当时招考来的进步青年学生，以后成了杨虎城部队的骨干力量。杨虎城军中向有“测、保、教”是骨干的说法，即指其军官中从陕西陆军测量学校、保定军官学校和安边教导队出身的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安边教导队的开办，形成了杨部“自力更生”培训军官的传统。 【收复韩（城）郃（合阳）】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邀请孙中山北上。杨虎城起而响应，部队改编为陕北国民军，杨为总指挥，孙为参谋长，并兼教导营(由教导队扩编而成)营长、第二游击支队司令。是年冬，杨部挥师南下，又改编为国民军第三军(军长孙岳)第三师，杨任师长，孙任参谋长，对北洋军阀作战。1925年春，国民军向大荔、朝邑、郃阳、澄城、韩城一带的刘镇华镇嵩军的帮凶麻振武部发起攻击，收复郃阳、韩城两县，配合了国民第二军在豫西击溃刘镇华军的斗争。是年夏，在千阳、陇县地区接连击败北洋系甘军孔繁锦部；为接应国民军第三军入陕，参加追击北洋系陕西督军吴新田，在凤翔重创吴部第七师。 【坚守西安】1926年春，吴佩孚北连奉张夹击国民军，国民军第2军在河南失败，吴佩孚又指使河南刘镇华、陕西吴新田、甘肃孔繁锦三支军阀部队号称“十万之众”，欲一举攻占长安。北方革命形势顿形紧张。陕军联合御敌，以杨虎城、李虎臣、卫定一部共同坚守西安。坚守西安之役自4月开始。孙蔚如协助杨虎城指挥部队坚守城池，孙部守东北城隅，为最接近敌军之处，是敌军攻城之重点。围城期间，大小战斗，日辄数起。围城后期，斗争更为艰苦，军民几乎断炊，以油渣、谷糠、榆树皮为食，渐亦不继，每日饿毙者数十人以至数百人。在这种情况下，孙部仍然坚守阵地。一位绅士曾对孙蔚如说：“把人都死完了，守下城做啥！”孙应声怒斥：“以前死的都是官兵，李先生没说话。现在轮到李先生头上了，就不情愿了?”有一次，刘镇华部在城东北角外数百公尺处，一夜筑起炮台两座，高出城表，并以重赏为诱饵，纠合著名悍匪组成攻城肉搏队，以炮火配合，妄图一举攻破西安。孙蔚如守城一整夜刚下城墙休息，闻讯后又迅速登城接战。原守军一连人仅余官兵三人，来援之军也已伤亡过半，战斗仍在激烈进行。孙指挥官兵英勇抗击，始将敌击退。是役惨烈搏斗7小时，伤亡甚重，孙之14名勤务兵伤亡11人，城角有一楼被摧毁无余，只剩一堆瓦砾。就这样，孙蔚如协助杨虎城坚守西安达8个多月，直到冯玉样的国民军联军11月来援，才解围。（作者解读：是役，世称“二虎(杨虎城、李虎臣)守长安”，是中国近代军事史上著名的守城战役之一，有力地配合了南方的北伐战争。） 1927年春，杨虎城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2集团军第10军，孙蔚如任军参谋长，后调任第二师副师长代理师长，部队东出潼关，参加北伐战争。5月，第十军在归德协同友军与北洋军阀张宗昌、褚玉璞、孙传芳等部展开豫东会战。孙在程大庄一役，仅以步兵一营和师部手枪连抗击了步、骑、炮联合进攻的数倍于己的敌人。战斗中，他三面被敌包围，仍坚守不退，沉着应战，予敌以大量杀伤，牵制了敌人，为总部争得了时间。豫东会战，杨虎城部损失很大，在归德孤立无援，于是脱离战场，移防皖北太和、河南鹿邑一带整训。
第二卷 坚持三大政策，保护共产党人
【转战皖北】1928年初，杨虎城赴日本养病。此时杨部正处于困难时期，编制、军饷两无着落，又夹于各派军阀之间形如垒卵，如果应付不当，部队前途将不堪设想。杨在出国前，对派谁代掌军务的问题，经反复考虑，终认为孙蔚如“深沉稳练，工于心计，且驭下宽厚温和，兼收并蓄，托以重任，当不辱命”，因此，委托孙对内代行军务。在这期间，孙蔚如坚持民族民主革命立场，坚决执行杨虎城“不危害革命，掩护共产党人”的主张，许多共产党人来到第十军开展工作。孙蔚如在砀山驻地纪念周大会上讲话时，严厉斥责反动派杀害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认为这是“损伤国家元气，十分可恨”。 是年春，中共皖北特委领导皖北暴动，有人叛变告密，交出杨部中的部分共产党人名单，蒋介石电令镇压。当时，受杨虎城委托在军部负责外事的师长冯钦哉等人主张照办，并与孙蔚如大吵。孙蔚如感慨地说：“这些人一是我的乡党，二是我的学生，叫我杀谁呢？我杀了怎么能对得起陕西人，怎么能对得起我的学生，更怎么能对得起我的朋友！且这些人都有爱国之心，是有为之士，基于爱国救民之愿，不顾生命，参加革命，消灭军阀，打倒帝国主义。诚为可嘉，何为可杀！”遂命孔从周将暴露的数十名共产党人以“遣送编余军官”的名义，给资护送出境。不久，又发生多次因活动不慎而暴露的共产党人为蒋系特务侦知来电索要的事情，均经孙蔚如严词教训一番：“你们这些娃娃，胡闹，十军容不得你了，马上走！”安排人开给路条，给资护送出境。与此同时，蒋介石令第十军从冯玉祥第二集团军转属蒋系第一集团军方振武之第四军团，参加第二次“北伐”战争，孙蔚如以军饷、弹药无法解决为理由，婉言拒绝了蒋的命令。是年秋，孙率军转入冯玉样第二集团军的山东防区，被改编为暂编第二集团军第二十一师，杨虎城从国外回到部队任师长，孙蔚如任第三旅旅长。 【胶东剿匪】1929年2月，暂编二十一师集结临沂，奉命剿灭盘踞胶东多年的刘桂棠(即刘黑七)、顾震两股惯匪。孙蔚如协助杨虎城指挥武勉之、韩寅生、张自强、赵寿山、段象武各团，在莒县、诸城、日照、安丘一带，仅8天时间，就将土匪万余人彻底肃清，使胶济铁路以南地区的社会秩序大为好转。 是年4月，杨部又离冯附蒋，改为新编第14师，旋又改为陆军第十七师，孙仍任旅长。9月，杨部奉蒋令移防南阳，即卷入新军阀混战的旋涡。是年冬，孙率部在内乡、淅川等地，神速奇袭冯玉样军之刘汝明部，获得蒋介石的嘉奖。在军阀混战中，他心境不快，在养病卧龙岗时，面对战乱不已的分裂局面，发出了切盼跳出混战旋涡的心声，作七绝诗一首： 二竖无端苦相侵，龙岗高卧度春深。 中原板荡应如昨，犹忆先生梁父吟。 在这期间，杨虎城在南阳举办教导队，杨自兼大队长，委孙为副大队长，负责实际工作。该队的共产党人很多，各中队的主要军官，除一人外，其余均为共产党员。第二年初，该队的共产党员酝酿兵暴。事情败露后，孙把暴露的中共党员用卡车送走。他说：“我既反对右倾地屠杀共产党，又反对左倾地暴动政策”，“大家都是朋友，好合好散”。 【守备南阳】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后，7月，蒋介石任命杨虎城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十七路总指挥，负责攻打洛阳和潼关。杨派孙任南阳守备司令，任务是确保前线补给和后方安全。后因军情紧急，孙奉命率本旅和两个补充旅，协同其他部队，将抄杨虎城部后路的刘汝明部击溃。9月，他又带领部队参与攻打洛阳和潼关，乘胜进入关中。在西进途中，将撤往山西的冯系刘郁芬、吕秀文等部，截击于陕西省大荔一带，尽俘其众，而将刘、吕等两级军官及其眷属安全送走。入陕后，第十七路军整编，孙任第十七师师长。1931年春，孙蔚如令赵寿山旅将驻陕南的川系军阀刘存厚、田颂尧部击败，是年底，陕南平定。
第三卷 参与西安事变，联共逼蒋抗日
【入甘平乱】“九·一八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11月，吴佩孚借“国难”之机，策动川、甘、宁、青、新五省地方军阀联衔发出“咸(15日)电”，推自己为中国国防军总司令，主持所谓“对日军事大计”，企图东山再起。甘肃省保安总司令雷中田打出“甘肃独立”的旗号。蒋介石面临“九·一八事变”后外患日亟的被动局面，复又添此北洋军阀余孽的联合作乱，大为震惊，全国亦舆论哗然。杨虎城为稳定西北大局计，请缨平乱，派孙蔚如以潼关行营参谋长名义，率领第十七师(缺赵寿山旅)和其他部队入甘，平乱驱吴。孙为减小阻力，在平凉军民联欢大会上提出“西北团结、汉回不分、陕甘一家”的口号。11月29日，首战会宁。守军师长王家曾拒不投降，声称：“你们杨虎城过去守西安8个月，我现在要守会宁一年。”但是，孙仅以一个团的兵力，攻打了26分钟就全歼守敌。捷报传到西安，杨虎城适与友人卧榻谈天，闻讯跃起，连说：“真的吗？！”接着，孙蔚如挥师乘胜攻打定西。定西既破，吴佩孚逃往北平。孙率师于12月上旬进入兰州，地方军阀慑服，西北局势底定。杨虎城电蒋介石由孙蔚如暂代甘省主席。然而，蒋惧杨部势力发展，拒绝其请，仅任孙为甘肃省宣慰使，暂兼军民两政。在主甘期间，孙蔚如发表《告甘肃民众书》，宣布要“整饬纪纲”、“解除甘民痛苦”、“融洽回汉感情，加强民族团结”、“充实西北国防”，准备大刀阔斧，着意经营。 正当他准备在西北大有一番作为之时，蒋介石为了打压杨虎城势力，另派员为甘肃省主席，调任孙蔚如为三十八军军长，免其宣慰使之职，移驻平凉，旋移天水。孙不甘心甘省政权为蒋控制，认为这是过河拆桥、排斥异己，一怒之下，电蒋大发牢骚，同时电召素以骁勇善战著称的九十八团团长王劲哉轻骑赶赴天水，以防不测。杨虎城见电后，认为关系重大，不可轻举妄动，遂令扣发。孙回西安见杨时，还意犹未平：“你们统治得太严了，一个军长连一个电报都发不出去！”1933年，蒋介石为了让嫡系部队控制甘肃，进一步挤压杨部势力，将三十八军调往陕南，与川军刘湘、田颂尧等部执行围攻红四方面军的任务，并令胡宗南部进驻陇南天水，从侧背监视十七路军。 虽然战事频频，内争不已，孙蔚如一直关心日本侵略中国问题。他在《平甘通电》中表示：“本阋墙外侮之心”，“恢复协力对外，以报仇雪耻，规复疆土。”12月10日控制兰州，稍事安顿后，即于12月中旬迫不及待地致电第十七路军总指挥部参谋处，要求详细了解日本侵华情形及我国备战程度，并希望随时得知势态发展情况：“自暴日强占东省，举国愤慨，我界同胞，尤深切齿、灭此朝食、咸具决心。……究竟暴日逞凶情形，及我方备战程度若何，请为祥示，并将讨日消息，时时电知，至深切盼。”面对蒋介石对外奉行妥协，对内排除异己，继续进行反共内战的倒行逆施，他内心对蒋介石产生了强烈不满。为了实现自己的报国救国大志，他与杨虎城、杜斌丞等人经过多次秘密计议，决心与革命力量联络，谋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陕南“剿共”】 从1933年开始，孙蔚如在陕南“剿共”前线，以第十七路军全权代表身份，与中共红四方面军沟通联系、建立秘密停战关系。他先后十一次派军部少校参谋武志平（中共地下党员)赴川北苏区与红军联系，红四方面军也派徐以新两次到汉中与孙蔚如谈判互不侵犯问题。孙致信红军将领徐向前、陈昌浩说：“当前日寇凭陵，国势阽危。凡有血气者，莫不痛心疾首”，“各党派对政治见解有所不同，尽可开诚商议，岂容兵戎相见，兄弟阋墙，而置外患于不顾！”“深愿停战议和，共同反蒋抗日。”孙在与徐以新会谈中表示，西北第17路军是有革命传统的，个人对共产党人是抱友好态度的，希望红军将胡宗南部挤出陇南以至整个西北，第17路军不向红军作真正的进攻，并愿给红军作后方掩护和接济适量军事物资。双方达成协议，形成了停战合作的局面。在与红军停战合作的两年中，他始终以互谅互让、维护和局的原则处理双方之间的关系，遵守共同协议，放松了与红军驻地接界地区的盘查限制，为红军的对外联系和物资交流创造了较宽松的条件。他还送给红四方面军一整套四川北部(包括甘南、陕南各县)的军事地图和一些通讯器材、医药器械等物品。此外，他在所辖驻防区内减小对人民群众的抗日民主运动及革命活动的压力，使其得到相当得发展。 【陕北联共】1935年秋，孙部先后驻防关中、陕北。华北事变后，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中共中央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全国抗日潮流澎湃向前。孙蔚如同杨虎城一样，积极执行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方针，通过各种渠道打通与中国共产党及红军的联系，重建某种形式的合作关系。1936年秋，他托人向中共中央转告：“三十八军愿同红军互不侵犯，建立联系，互助合作，共同抗日。”中共中央对孙的态度“极表欢迎”。毛泽东在致孙的信中指出：“今则西北大局益急，舍联合抗日无以自救救国……自即日起，双方即应取消敌对行为，各守原防，互不侵犯。”同时，毛泽东还将发出不久的中共中央《致中国国民党书》送一份给孙。此后，驻防陕北“剿共”前线的孙蔚如，暗中掩护中共和红军人员、物资过境，形成了与红军合作抗日的局面。 【参与西安事变】西安事变时，杨虎城召孙开会部署当夜行动，他当即表示坚决拥护张、杨，主张：“要干就干到底！”当夜行动时，他在西安绥靖公署内配合张、杨掌握全局。在西安事变期间，他担任军事顾问团召集人、西安戒严司令、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抗日援绥第一军团军团长。 关于西安事变后中共的反应，香港凤凰网消息，据中共党史记载十二日无紧急会议。西安事变是一场轩然大波。当时中国甚至世界的各个主要政治中心都忙着开会商讨对策，唯独与事变休戚相关的保安，就目前公布的史料中，无论是《毛泽东年谱》还是《周恩来年谱》，在这样重要的一整天，竟然没有记载任何会议。保安的会议居然要到13日上午才召开，这种情况既不合逻辑，更不合党的传统。如果说对情况不了解，那南京和世界更不了解。如果说等苏联指示，那13日上午也无法开会。 《特工王戴笠》一书说，早在12月初，戴笠匆匆从南京赶来洛阳，向蒋介石递交一份重要情报：“根据西北区长江雄风的紧急报告称，张学良正与陕北红军的某一负责人进行秘密接触，内容不详。”戴笠的情报，正好可以反证当时正处于历史紧急关头的张学良并非孤军作战。而且，面对与红军生死攸关的逼蒋抗日的西安事变，保安又岂会像军统那样愚蠢地被蒙在鼓里而无所作为。 但有资料显示保安当天召开了重要会议。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毛泽东大系》说：“中共中央立即在毛泽东住处进行了研究讨论。毛泽东说：‘这件事，我们应该站在后面，让张、杨去打头阵。’后来，张闻天、秦邦宪、王稼祥等人提议，给共产国际去电。于是，毛泽东亲自起草电文发往莫斯科，报告西安事变的真相，指出这一事件是根据张学良、杨虎城和共产党‘三位一体’达成抗日反蒋的协议而发生的，请国际从速指示。同时，毛泽东还亲自起草了给张、杨两将军的文电，对他们进行赞扬。”但该书没有提到周恩来。 作者解读：据中共党史出版社的《中国共产党创业三十年》记载：“12月12日，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西安事变。”还说会议“决定由中革军委将蒋被扣一事通知各军团，令各军团加紧准备，待命行动。”《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6期刊登了发报日期为1936年12月12日的《军委主席团电》，内容共两条：通报西安事变的详情；令各部准备待命。再据《西安事变新探》一书认为：保安接到张学良的文寅电，“他们立刻就作出了反应，一面于中午12时将张学良的来电照转共产国际书记处，一面迅速提出应当把蒋介石与南京政府的其他重要领导人区别对待。”再据《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一书的记载：“12日晚24时，中共中央致电共产国际书记处，报告了对事变的紧急处置意见。”电报的名称是“中共中央关于西安事变中我方步骤问题致共产国际书记处电（1936年12月12日）”。 至于西安事变当天，周恩来究竟在哪里？国民党重要人物陈立夫曾回忆说事变当天周恩来在西安，暗指这一事变是周恩来直接指挥的。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录《成败之鉴》中说：“与中共交涉时，我方代表是我和张冲，中共派代表是周恩来，这项谈判，必须有第三国际的代表参加，那就是潘汉年。”“后来，周、潘二人由我们招待至南京居住，由我直接和他们谈判，使他们更为放心。经多次磋商，宣言及条件的文字都已大体谈妥，周恩来就想回延安复命，我命张冲陪他去西安，顺便往见张学良，由周口中说出，我们双方共同抗日，大致已有协议，以免张学良再唱抗日高调，藉以保存实力。潘则留在京沪续洽，不料事隔几天，西安事变忽起，当时张冲、周恩来都在西安，外人罕知其原因为何？” 另据台湾《中华民国史事日志》1936年12月10日也有记载：“中共代表周恩来及张冲自南京到西安，准备去陕北（周与第三国际代表潘汉年在南京与陈立夫、张冲、张道藩商谈多次，不时往来京陕之间）。”而《周恩来年谱》的12月12日没有记载周恩来的具体活动。直到12月13日上午，才记载周恩来出席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并发了言。斯诺在《红色中国杂记》中说，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传到保安的那天晚上，保安举行群众庆祝大会，“毛泽东和其他一些人出席了大会，并讲了话。会上通过一个决议——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斯诺没有提到周恩来。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也说西安事变时周恩来在保安，却又说周恩来于12月13日到了西安。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及随行的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市档案馆专家从档案和资料中获悉，16日早晨，在力主“讨伐”的何应钦竭力主张下，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召开会议，决定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指挥国军扫荡“叛逆”，“讨伐”张学良。同日上午起，何应钦命令空军出动飞机开始轰炸渭南、富平、三原县城、华县和赤水车站等地。当时渭南陕军警备队第三旅及东北军105师一团在此驻军。中央军攻占华县后，在赤水镇停止进攻，与杨虎城所部对峙。西安市档案馆曾从涂洪山之子涂杰超手中征得西安事变期间，南京政府派飞机轰炸渭南照片31张，印证了西安事变中一段珍贵的历史史实。《西安日报》2010年12月12日第01版，作者：韩勋，原题：《老照片印证西安事变中何应钦派飞机轰炸渭南》 12月25日，各方达成初步协议后，蒋介石被释放回首都南京（作者解读：蒋介石“统一中国”后为何将首都定在南京？蒋介石经过战争和几次下野，蒋已达到政治生涯的顶峰。此时，他只有41岁。他选择南京作为民国首府。已故的萧冬竹，这位当了40年中央新闻社社长的人，于1947年在南京详细地向埃里克·周列举了定都南京的理由：1．在南京，孙逸仙博士曾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2．北平离江西太远，共产主义者在江西建立了一个大本营，蒋介石要对江西用兵。 3．南京离上海很近，而上海是全国的金融中心。4．蒋自己的部队大部分是南方人，他们在北方定居是困难的。5．蒋希望南京和上海在地理上的紧密关联能增加他在国际社会中的亮相机会。6．蒋认为北平作为封建帝国的皇宫所在地时间长，故不宜被接受为革命的司令部。），但陕西形势却异常紧张，张学良送蒋返宁被扣，而将事变机动处置权交杨虎城。但杨虎城根本无法协调东北军的行动，东北军内部矛盾重重，和战两派之间剑拔弩张。主张和平解决而又具有实力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成了两派斗争的牺牲品，杨虎城部也被蒋分化瓦解，孙蔚如成了杨虎城手下最具实力的高级将领。另外，蒋的嫡系部队源源开进陕西，压迫东北军和十七路军，南京政府又逼迫杨虎城离军出国考察。在这种情况下，孙蔚如虽对和议条件多有争执，但他与杨虎城和中共代表周恩来的态度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将张、杨发动兵谏的初衷贯彻到底，主张和平解决，建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决反对内战再起。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孙接任陕西省政府主席，第十七路军被缩编为第三十八军，孙任军长，成为陕西省的军政主要领导人。 作者解读：孙蔚如将军以极大的耐心、平和的策略，煞费苦心地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保护了西安事变的成果，迎接了抗日战争的到来。
第四卷 坚持国共合作，坚持抗战到底
【奔赴抗日前线】“七七事变”爆发，日本展开全面侵华战争，孙蔚如将军率杨虎城部请缨抗战，遂派赵寿山率十七师、许权中率五二九旅、李振西率军教导团赴河北、山西等地抗日前线，先后参加保定、忻口、旧关等战役，战功卓著、英勇顽强。 据香港凤凰网消息，关于“七七”事变的细节，民国官员、原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馆馆员王冷斋先生用诗详细记录“七七事变”爆发经过，别有意义和韵味，是一组《卢沟桥抗战记事诗》，以独特的视角和诗的语言，记录了当年惊心动魄的一幕。 王冷斋（1892-1960），笔名冷公，福建闽侯人。早年参加辛亥革命，参与北伐。曾任亚东通讯社总编辑，创办远东通讯社和《京津晚报》。1936年任河北省第三区行政督察专员兼宛平县长。1937年7月7日事变，王首当其冲，历之记之。日军的挑衅、侵略，两方谈判，两军激战，见之于其日记性质的十五首诗。 7月7日夜10时许，王冷斋接行政公署许处长来电，据日方说，他们的一名演习兵被宛平的华兵捉进城去，他们要进城搜查。王冷斋判断：“此夜月黑大雨，日军竟到卢沟桥警戒线内演习，明明是企图偷袭宛平城。” “一声刁斗动孤城，报道强邻夜弄兵。月黑星辰烟雾起，时当七夕近三更。”这是第一首。作者注曰：“民国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之夜，近十一时，枪声忽作于宛平城外，后查之为日兵所发”，记载了日军挑衅的第一枪——时间地点明明了了。（作者解读：诗是人灵魂的写照。文武兼备，诗史交融。以诗记事，以史入诗。） 枪声紧，军情急，中方战士闻风而动，“报国歼仇正此时，纷纷将士尽登陴。十年我亦曾磨剑，安敢军前后健儿！”作为中方的军政长官，王冷斋身先士卒，不甘落后。 日军借口一士兵失踪事件，同中方接洽谈判。王冷斋记载说，“我方代表为予，外交代表委员林耕宇，绥靖公署交通处长周永业三人同往……” 城外谈判，突然，日军辅佐官寺平现场绑架了王冷斋。且摆开机枪阵，要挟中方开城，“以危言胁迫，予置若无事。”“挟持左右尽弓刀，谁识书生胆气豪！谈笑头颅拼一掷，余生早已付鸿毛。”王冷斋据理力争，威武不屈。日军只好放行。“脱身单骑纵归来，未格蛮心尚费猜。激励三军坚壁垒，任教强敌也难摧！”而后，敌人果然大举进攻，“炮弹命中专员公署。房屋尽毁。伤兵民甚多。” 守城的中国军人是勇敢者。“八日九日两夜，夜战极烈。我军大刀队突袭敌阵，斩馘无数。”王冷斋诗曰：“暗影沉沉夜战酣，大刀队里出奇男。霜锋闪处寒倭胆，牧马胡儿不敢南。” “敌既失利，乃急言和”，两方商定：一，双方即日起停止射击；二，日军撤退丰台，我军撤向卢沟桥西……王冷斋心里明白：“三张约法且言和，令下前锋共止戈。毕竟蛮夷无信义，撤兵意少缓兵多。” 中方将士挫了倭寇威风，但毕竟难改强弱攻守的格局。几天谈判和象征性停火之后，日寇撕毁协议大举进犯，并有飞机大炮助战。战斗极其惨烈：“东倾雉堞北崩墙，血肉长城筑更强。众寡悬殊攻守异，孤城屹立岂寻常！” 国际友人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在京的欧美人士多次冒险到宛平城慰问我军民，在王冷斋的陪同下到卢沟桥考查。战争气氛中，一位欧籍友人抚摸着栏杆石狮对王冷斋说：“睡狮今已醒矣！”令王冷斋感慨不已：“睡狮一吼震寰瀛，伐木丁丁见友声。博得同情人共赞，不辞艰辛到危城。” 军方交战和高层谈判交替进行。但日军祸心昭昭，两方力量悬殊，中方高层的和平幻想只能是画饼充饥。“中枢大计决机筹，指示周行定远谋。维系和平成绝望，牺牲今已到关头。”其悲凉感慨，无可奈何的情绪，溢于笔端。 经过20余日危急坚守，最后，王冷斋和部队奉命撤离。有人为王冷斋全身而退庆幸，而王先生却愤然说：“予则以为不能与城共存亡为不幸也！” 这是一页珍贵的历史。王冷斋，在关键的位置、风口浪尖的时刻，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是历史事件的重要当事人，最有资格的忠实的记录者。 王冷斋是睿智的，虽然受挫退让，但他坚信中国还有正义不屈的力量。“延安奋臂起高呼，合力前驱原执殳。亿万人心同激愤，山河保障定无虞。”王先生寄希望于延安，寄希望于共产党和广大民众，最后和他们同程汇入历史洪流，迎接了抗战胜利和新中国的诞生。 这几支参战部队是陕军的精华，被蒋介石在战场上分割使用，置于其装备精良的嫡系部队的最前端，伤亡十分惨重，又不予补充供给，一时部队中悲观情绪严重。孙蔚如将军深知这是蒋介石为报西安事变之仇，借机消灭杨虎城部队。但是，为了民族抗战的大局，他率领陕西广大军民积极配合前线，掀起抗日支前的热潮。孙蔚如将军四处讲话，约谈记者，悼慰死伤官兵，鼓动抗日，勉励前方将士同仇敌恺，为民族尊严而战；其夫人会同杨虎城夫人带头捐款献物，慰劳前方将士；陕西各地纷纷响应，支前劳军活动此起彼伏，陕军士气为之一振，空前高涨。但是，蒋介石所统率的国民党军队，大部纪律松弛，一盘散沙，短短几个月里，几十万大军屡屡被日军挫败，一退再退。不久，太原沦陷，日军进逼黄河。当时，统管西北5省军政要务的蒋介石嫡系西安行营一片惊慌。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等人沮丧悲观，仓皇失措。他们声称日军武器精良，不可战胜，关中无法守卫，应当放弃。行营各文武高级官员携家带口分乘火车飞机，纷纷逃往宝鸡、成都等地。一时间，西北抗战局势悲观，人心惶惑，不可终日。在此危难之际，孙蔚如将军拍案而起。他一方面数电蒋介石以及国民党军政当局，历述黄河可守、关中可保、日军定被遏止的理由，一方面利用报纸、电台和各种集会宣传鼓动坚决抗日、抗日必胜的信心。特别是孙蔚如将军不计个人利害得失，借西安行营总理纪念大会之机，面对西北各界人士，公开与西安行营的悲观论调唱对台戏，以《西北国防与抗战》为题，愤然演说，力主坚守黄河河防，阻敌西犯。他在演说中引用南宋刘锜守顺昌的史实为例，表示既为本省主席，绝不生离西安，誓与故土人民共存亡。他说到做到，将三十八军留陕各部全部调入陕东河防一线，组织群众，武装地方抗日力量，修固工事，要与日军决一死战。西北各界为之一振，蒋鼎文一伙被弄得羞愧难当，但也只好怀恨在心、缄默不语，不敢再大事张扬后撤，西北抗日活动又日盛一日。不久，国民党中央调来援军，西北局势得以安定。 1938年7月，蒋介石命令十七路军改编为三十一军团，任孙蔚如为军团长，所属部队除被蒋鼎文扣下、以后再未归还的一个旅外，全部离陕东渡，开赴晋西南抗日第一线，以坚守中条山，保卫黄河安全为任务。蒋介石严令孙蔚如，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得退过黄河，拼命死守。不久，又将三十一军团改为第四集团军，孙蔚如任总司令。 作者解读：十七路军——陕西的骄傲！杨虎城将军亲手创建和领导的原国民党第十七路军，是以陕西人为主，在三秦大地上生发开来的。这支部队自始至终站在时代进步潮流的前列，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和辉煌的革命历程。国民革命时期，坚持靖国军旗帜，西安守城，粉碎了反动军阀对陕西的围剿。抗日战争爆发初期，与张学良将军的东北军一起，发动了挽救民族危亡的西安事变，为中华全民族的抗战奠定了基础。整个抗日战争中，这支被蒋介石以种种卑鄙手段分化、压制、蚕食的英勇部队，以其简陋的装备、少得可怜的补给始终坚持对日军积极顽强地作战，先后赴河北、山西、河南等地，进行了著名的忻口会战、太原战役、中条山战役、郑洛河防战役等。尤其是坚守中条山的三年中，在极端困苦的环境下，三万多人的部队以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牺牲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进犯，使三秦大地乃至整个西北地区未受日军铁蹄的蹂躏，对整个中国战局乃至二战格局发挥了重要作用，举国称颂为“中条铁柱”，日军视其为中国战区的“盲肠”。抗战胜利前夕及解放战争中，这支部队又率先打起反对内战的旗帜，先后全部回归人民解放军序列并解放了豫西、陕南等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支部队响应党的号召，转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石油部队，为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再立新功。十七路军是陕西人的子弟兵，是现代陕西历史光辉的一页，在中国革命史中占有独特的地位，是陕西人民的骄傲。后来的陕西人都应该了解它，宣传它，纪念它！ 【保卫黄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军国主义的魔蹄，始终没能逾越我国西北前沿的黄河防线。这与“西北军”东渡黄河开辟西线河东抗日战场是分不开的。这里记述的是杨虎城旧部十七路军(后改为第四集团军)在中条山一带开辟抗日战场的前后经过。 日军临河 西安惊惶：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军大举入侵中国。30日，北平、天津相继沦陷。10月初，石家庄沦陷。然后日军兵分两路，一路沿平汉路向南进犯；一路沿正太路向西直逼山西。疯狂的日军向西一路上连陷井陉、旧关、雪花山。11月2日，久经布防的忻口弃守。3日，娘子关失守。北、东两路日军乘太原布防混乱之际迅速进攻太原，8日，太原沦陷。此后，日军由太原沿南同蒲铁路一路向南进犯。 1938年3月，攻至运城的牛岛师团集结主力开始向西进犯。6日，攻占了永济县城。8日，攻占了风陵渡镇。随即日军利用飞机、大炮进犯陕西的河防阵地，炮轰韩城、平民、朝邑等沿河地带，并且出动侦察飞机渡河侦察，用轰炸机轰炸关中和西安地区。同时在永济强征民工在南文学村修建军用机场，为攻打西北开始紧锣密鼓的准备。 永济县城(蒲州古城)和风陵渡被日军攻占以及日军对西安的轰炸，引起关中震动，西安城内的居民惊恐不安。各大报连续报道河东沦陷的形势，一时间山雨欲来风满楼。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仓皇失错，拟放弃关中，逃往宝鸡、成都等地。顾祝同紧急指派孔从洲率警备旅3个团7000余人昼夜兼程，由泾阳开赴朝邑、平民、大荔沿河布防。 紧急应战 奋起抗日：蒋介石的消极退守此时已把大半个中国拱手送给了日军。现如今，西部日军临黄河虎视西北。在这危急关头，陕西省政府主席孙蔚如极力主张坚守黄河防务，阻止日军西犯。 孙蔚如，陕西长安人，在杨虎城将军的部队中历任队、营、团、旅、师、军长等职，西安事变前任杨将军的第十七路军三十八军军长兼第十七师师长。西安事变时兼任西安警备司令。西安事变后，杨虎械在出国考察前，将十七路军改编为：第十七师、第一七七师警备第一旅、警备第二旅、警备第三旅、教导团、骑兵团。 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 这些部队统归第三十八军军长孙蔚如指挥。孙蔚如承杨虎城将军的抗日救国夙愿，与共产党八路军关系和睦。卢沟桥事变刚一爆发，孙蔚如就打起抗日的旗帜，1937年8月，抗日战争爆发后不久，先后派出第十七师、第一七七师的五二九旅和教导团北上，开赴河北保定、娘子关和忻口参加了阻击日军进犯的抗战，战士们勇敢杀敌，战绩颇著。后因教导团伤亡过重被调回陕西整补，而第十七师和第五二九旅仍留晋南、晋东南抗战。 1938年5月3日，当西线抗日的形势到了十分危急的时候，在没有授命的情况下，孙蔚如毅然命令第一七七师和独立第四十七旅，由陕西合阳县东今洽川一带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永济、临晋对日作战。同时，命令一七七师参谋长许权中率领孙良沦的五十八团、韩子芳的五十九团、杨振福的六十团和王平为团长的一个补充团东渡到河东。 渡河后，部队在永济县北的东张村一带修筑工事。日军得到消息以后，出动500多人于5日夜携带精良武装寻袭一七七师，在东吕村北遇一七七师前哨部队，双方展开激战。一七七师初战日军，士气甚旺，五六个小时以后，日军败退到了张营村。一七七师的将土乘胜追击，包围张营村，进行严密布防，于6日、7日两天，多次向张营村日军发动进攻，决心歼灭日军，直打到敌人弹尽粮绝，开始求降。不料，敌军利用求降缓兵，由运城用卡车运来千余日军增援解救，在小姚、王西布防包围的五十八团猝不及防，双方展开激战，日援军边打边向张营村靠拢，一七七师陷人被动。仅在福音堂门口战死将士37人。攻进村的战士只好突围撤出，到敬祥村集中。经分析日军必定追击，一七七师在临晋县的寺后村一带修筑工事，进行伪装，诱敌进入伏击圈。待日军大队人马进入周吴沟内，伪装败退的一七七师将士掉转枪口与埋伏在两侧的六十团以密集炮火痛击敌人。当日军明白上当，为时已晚，直至被打得尸横遍野，大部丧命。 1938年4月下旬至5月上旬，正值台儿庄、徐州会战之时，山西日军兵力较弱，一七七师侦得晋西南各县驻敌不多，在首战张营告捷后，土气大振，浴血吴王渡．北袭万泉，夜取河津，占领荣河，攻克虞乡车站，收复虞乡县城，袭取安邑。独立第四十七旅的李家骥 (中共党员)团等，在临晋县嵋阳镇一带屡建战功，英勇杀敌，逼使日军退守运城。西北军派往河东抗日的先遣部队于1938年5月渡河以后，先后收复晋西南的临晋、永济、猗氏、万泉、河津、荣河、虞乡、解县、夏县等13个县，抗日首战取得巨大胜利。 黄河危急 全线布防：台儿庄会战后，徐州于1938年5月20日失守，日军东线战场压力减弱，急调兵力增援西线。日军不断把飞机、大炮及车辆、重兵调到运城，企图实现其侵占大西北灭亡全中国的计划。 就在日军压境，河防危急的情况之下，1938年6月，蒋介石免去与共产党八路军关系和睦的的孙蔚如陕西省政府主席职务，把孙蔚如率领的西北军改编为第三十一军团，任命孙蔚如为军团长，下辖第三十八和九十六两个军，每军以一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编成，教导团和骑兵团编为军团直属部队。孙蔚如遵照命令编组如下： 军团长：孙蔚如，参谋长：陈子坚。 改编完成以后，蒋介石命令孙蔚如率领第三十一军团的在陕部队渡过黄河到晋南的中条山抗战，坚守中条山，保卫黄河。另外还命令在晋东南抗日的第十七师(师长赵寿山)、第一七七师五二九旅(旅长许权中)开赴中条山归队。原属孙蔚如部的警备一旅，留陕西守护河防，改归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指挥。此后，孙蔚如多次向蒋介石、蒋鼎文申请把警一旅调至山西中条山增强抗日力量，但是都未获准。 1938年7月4日，孙蔚如的第三十一军团的两个独立旅和直属部队教导团先由陕西朝邑经大庆关东渡黄河，到达永济县城蒲州。由于接到第九十六军李兴中军长报告，连日来太原之敌不断用火车向运城、安邑一带增兵，敌机每日向以西以南地区侦察扫射，有南犯模样，孙蔚如于是命令：独立四十六旅集结在蒲州城东花园村一带，加速在尧王台至蒲州城间构筑工事，准备固守河防；独立四十七旅集结在栲栳镇一带，准备在解县、虞乡、永济以北地区对敌游击，如敌大部南犯，即攻击腹背，以协助守军作战；教导团沿南同蒲铁路向南布防在蒲州韩阳、区合、风陵渡一带；九十六军的一七七师沿中条山北在虞乡、王官峪、水峪、解峪、直岭、二十里岭守备。为了配合三十一军的抗日行动，留守陕西河防的原警备一旅王俊旅长奉命派遣警一旅第一团一部约800余人，由团长张建平带领，也由大庆关渡河，守备永济县城，任务是“死守永济”，在建制上归独立四十六旅旅长孔从洲统一指挥。7月22日夜间，孙蔚如率军团部从朝邑经大庆关渡口东渡至永济南行，经韩阳镇进驻中条山西端的六官村(今屈芮城县)。 第三十一军渡河初期，在作战上仍归西安行营主任蒋鼎文指挥。过河不久，蒋介石电令第三十一军团改归洛阳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 奋起迎战 浴血姚温：1938年8月上旬，在三十一军团立足未稳之际，日军已大批集结运城、解县，企图一举撕破黄河防线，进犯陕西。驻运城的敌二十师团七十七联队配有炮兵 4个中队、坦克3个中队、装甲车10余辆、1个飞行编队共1个旅团的兵力。敌机十余架每日不停在中条山沿河一带侦察。 三十一军团与当地的抗日武装一起在永济县城以东，构筑工事，布起三道防线，死守黄河岸边的永济县城——蒲州城，不让日军在黄河沿岸立足。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孔从洲担负着守城的主要任务，不仅在外围布防了兵力阻击和断后，或者腹背击敌，还在第二道防线上，动员军民一起从中条山的尧王台经西姚温、孟盟桥、常家堡、程胡庄，直到文学村挖出一条深6米、宽4米绵延10余公里的战壕，阻击敌军前进。第九十六军的一七七师在中条由沿线严密布防．修筑工事．阻击敌人从同蒲铁路西进永济。 8月12日拂晓，敌人出动3000余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攻下解县、虞乡，然后分三路向永济围攻。第一七七师的中条UJ阵地和独立第四十六旅正面阵地分别迎战各路来犯日军，各部官兵士气旺盛，利用坚固工事，阻敌前进。 8月15日晨，敌人步兵、骑兵、炮兵千余人，准备前去围攻永济县城，在高平村遇第十七师一O二闭团副杨法震(中共党员)率第三营的侧击。日军分三路包抄上来，杨法震毫无惧色，身先士卒，鼓励士兵沉着应战，率三营将士英勇阻击敌人，敌人伤亡惨重。但终因敌强我弱，仅少数官兵突围，杨法震负伤后不下火线，毙敌十多人，与大部分官兵壮烈牺牲。 与此同时，布防在第一道防线的地方武装在越伊镇南的龙王庙、榆林一带，与日军先遣部队接火，一七七师驻水峪口的一个团火速增援，协同作战。由于敌人有后续部队不断增援，天上飞机，地上大炮、坦克，火力凶猛，在危急关头，地主武装杨振帮带领大刀队在火力掩护下冲下山坡劈杀日军，才杀开一条血路，突破重围。 8月15日，敌人突破第一道防线以后，立即扑向第二道防线——独立第十六旅布防的西姚温阵地，15日夜间，部分敌人爬山绕过第四十六旅布防的尧王台，窜至阵地后方半山坡上。16日拂晓，敌人从后方攻占了万古寺。然后，大约有2600多名日军。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之下，向中条山下的尧王台、西姚温发起了猛烈进攻。独立第四十六旅在孔从洲的指挥下，奋勇抵抗，并立即调城内的警一旅一团派六、八两连前往峨嵋垣防务，调永济县抗日自卫第一大队在张留庄防守。第四十六旅所有官兵集中火力与日军在尧王台、西姚温浴血奋战，与敌主力部队顽强撕杀。尧王台、西姚温阵地数次易手，这场浴血争夺战打得非常激烈。然而，负责剿袭敌后的独立第四十七旅因兵力分散，未能牵制住敌军的后续增援，阵地最终被日军突破，日军攻占了西姚温村。 面对日军的强大攻势，主力部队不得不立即向中条山转移，与军团总部汇合。为了配合转移，孔从洲调集骑兵两个连，原警备二旅1个连和警一旅一团六连，由五团团长郭培民指挥，逆袭姚温日军据点。就在逆袭姚温之前，军团得到西姚温阵地需要增援的报告，于是总部命令教导团团长李振西派队前往增援，协助独立第四十六旅恢复阵地。李振西即与中校团副张希文(中共党员)率一、三营向万古寺攻击前进。“此日下午，张希文带队收复了万古寺，并把敌人缴去的两门山炮夺回，由于歼敌心切，一直追到西姚温村南。此时，天已漆黑，又下着毛毛细雨，西姚温村究竟是敌人，还是友邻部队，一时弄不清楚。其实，此时，正是独立第四十六旅准备撤移的时候，孔从洲已派六连从村北逆袭西姚温。所以，“警二旅”通报，西姚温村不是敌人，而是郑培元团的一营，而据张希文营反复侦察，却不像是自己的部队。为此李振西在电话上与独立第四十六旅分辨了几个钟头。由于情况不清，孙蔚如责备李振西，李振西又责备张希文。17日拂晓，就在六连逆袭西姚温后，刚刚突围，张希文第三营又向西姚温村发起进攻，结果中敌埋伏。他带领全营官兵，以大刀、手榴弹奋勇冲杀，反复肉搏五六次，毙敌甚众。至上午9时左右，官兵大部阵亡，张希文率余部突围，在村外一里许又遇伏敌，不幸全部将士壮烈殉国。 英勇不屈 血战永济：1938年8月15日，有部分日军绕过第二道防线，先行到达蒲州城下。 永济县城——蒲州城，西面临河，不用设防，其余三面，已经由原西北军旧部警备一旅第一团布防驻守，由独立第四十六旅旅长孔从洲指挥。自从5月下旬从日军手中收复该城，城内因遭敌人蹂躏，人烟稀少，满目疮痍。警备一旅第一团进驻以后，因敌情紧急，为防日军攻击，便将四个城门中的南东北三门全部用土堵塞，西门留有出入小道。城外周围有铁丝网，并有宽且深的护城河，引河水进入，来阻击敌人。 临战前夕，守城的警备一旅第一团指挥部设在南城门内的第二道城门洞内。13日下午，孔从洲在普救寺对守城军官作了战前动员。从15日晚开始，日军开始攻打蒲州城。17日黎明，日军主力继占领西姚温、尧王台之后，又占领了蒲州城东面的峨嵋垣。 此时，蒲州城内仅剩5个连的守军，共约500余人。守军没有重炮，只有迫击炮6门，汉造三十节重机枪4挺，每连有6至9挺陕造白郎林式轻机枪，其余皆陕造步枪。当时，城内的布防是这样的：指挥部已设在南城门洞内；邓祥云二营四连和三营九连防守东门，团副刘天照带二营五连守北门；其它部队随团部守南门，并作为预备部队。 战前，邓祥云在全营干部会上动员时说：“咱们的任务是死守永济，永济在我们在，永济亡我们亡，要与阵地共存亡。”并请战士们各自写了最后一封家书。其中蔡逸民的妻子回信说：“要作牺牲准备，但不要做无谓牺牲。” 8月17日，蒲州古城危如累卵。正值末伏时节，一清早，闷热的空气和战云就压得人喘不过气来。三十一军团军团长孙蔚如发现敌人重兵压向永济，即命一个团来解围，但该团团长拥兵自保，踌躇观望。 日军调集所有兵力向蒲州城压来，摆在峨嵋垣上的大炮有23门，并有3架飞机助战。正午12时前后， 2000多日军在坦克、大炮的掩护之下，从城东五六里的峨嵋垣蜂拥而下。下午2时左右，飞机开始盘旋侦察，以后又是骑兵冲到城下侦察。紧接着，敌人的23门大炮从垣上居高临下，以密集而猛烈的炮火向城内轰击，飞机从空中配合作战，一时间，弹如暴雨，尘土飞扬，硝烟弥漫，城内的掩体全部被摧毁，东城墙上的墙垛几乎毁尽，不少战士伤亡，守城的官兵损失惨重。炮火刚停，日军就将蒲州城三面团团围定，嗷嗷叫着向城垣扑来。 守城的将士早已各就各位，严阵以待，每人屁股下面压一箱手榴弹。邓祥云鼓励大家说：“我们这回要准备做最大的牺牲。”当敌人开始冲来的时候，守城官兵冒死奋起还击。机枪、步枪同时发射，如雨的子弹射向敌人，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战士们复仇和杀敌的火焰高涨，连续打退了敌人的两次进攻，以血肉之躯，谱写了一曲又一曲壮歌。 ——四连二排一姓徐的安徽籍战士，子弹打光了，一箱手榴弹也扔完了，便与冲上城垛的敌人拼刺刀，刺刀弯了，抱住敌人用牙咬，直到鲜血流尽。 ——九连四班班长冯俊杰(陕西陇县人)，奉命死守东门城楼，全班战士先后壮烈牺牲，自己负伤不能站立，顽强地把手榴弹收拢到身旁奋力投向敌人，毙敌十余，最后怀抱7枚手榴弹从城墙跳入敌群之中，炸死敌军多人，炸坏敌坦克一辆。 ——下午4点半，城内的预备队全用上了；团部的老伙夫一急，摸了一条炸弹袋，装了4颗手榴弹，又手提3颗手榴弹，与最后一班预备队向杀场冲去，在战斗中壮烈牺牲。团部的指挥官赞叹道：“捐躯赴国难，视死忽如归!” 战况愈来愈烈。排长耿青山、王有才，担架排长王振帮，上尉副官焦文杰，四连长冯民安，五连长王继纯先后阵亡，九连长丁文英身负重伤。 邓祥云是一个敢冲敢拼，智勇双全的营长，哪里战事吃紧，他就到哪里指挥。当守城官兵遭受重大伤亡，兵力不济，火力不足的时候，敌人开始到处爬墙，邓祥云一面指挥剩余官兵奋力御敌，一面率营部十余人，伏在城墙一个缺口处，亲掷手榴弹3箱，使敌人遭受极大杀伤。 下午，敌人把打击重点放在东北角的迫击炮阵地，并把大炮排列起来，集中火力轰击城墙，东北城墙被敌炮击毁数处，北城墙被敌机炸塌数丈。敌人见缺口打开，遂即放射烟幕弹，掩护步兵行动。 守城官兵在城内群众的配合下，乘敌人接近缺口，敌炮暂停的空隙，迅速用装土的麻炮、布袋，封堵缺口，同时用迫击炮和手榴弹打击敌人，阻敌前进。黄昏，守城官兵死伤无数，战斗力趋弱。日军在烟幕的掩护之下爬上了城墙缺口，同时，在城内又发现潜藏于天主教堂内的敌兵开始配合城外进攻，用机枪在钟楼之上向四面扫射。此时，守城官兵眼看守城无望，有人劝说邓祥云带兵撤退，邓祥云为了完成“死守永济”的誓言，提起枪喊了声“跟我来”，便带着邓俊生等战士朝缺口冲去。刚过东城门，邓俊生只喊了声“看枪”!只见敌人一梭罪恶的子弹射向邓祥云，就这样，36岁的邓祥云为抗日献出了年轻的生命。邓俊生此时悲至极点，向邓营长默哀后，便乘着黄昏带剩余官兵突围。官兵们为了不当俘虏，渡船用完以后，不管懂不懂水性，争相跳进黄河西渡，有不少官兵被大河卷去。 永济保卫战，是“西北军”抗战史上最为光辉的一页，毙敌300余人，重撞了日军西进势头。在永济血战中，三十一军阵亡和葬身黄河的官兵亦300余人。邓祥云的警卫员王义成身负重伤，泅渡时被河水卷去。 13名陕西籍参战战士，只有4人生还，邓祥云同村5名战友只有邓俊生1人生还。 【永济失守转战中条】日军在运城进犯的目标十分明确，就是要占领永济、芮城、平陆的沿河一带，三十一军团渡河抗日以来，根据战局的不断变化，进行适当部署，既要保住有生力量，又要有效地阻击、侧击、牵制和打击敌人，把敌主力拖陷于运城，保住黄河防线。 永济县城二度沦陷以后，日军攻陷了黄河重镇薄州。城南的韩阳镇是堵住敌军南下风陵渡的第一要隘。孙蔚如命令教导团剩余主力坚守韩阳镇预备阵地，独立第四十六旅部署在沿中条山西麓对前进之敌进行侧击。教导团在韩阳镇阵地坚守了十余天，日军从蒲州城南下，多次向韩阳镇阵地发动进攻，都被教导团一一挫败。但教导团在坚守阵地的激战之中伤亡严重，先后有中校团副魏鸿纪等200余人阵亡。团长李振西屡次告急求援。 孙蔚如看到教导团伤亡已达1／3以上，正在犹豫能否坚守下去，忽然接到第九十六军军长李兴中电报：“攻我正面之敌已大部撤退，有约1个大队之敌由安邑绕过二十里岭以东山路，迂回到陌南镇向芮城前进。”孙蔚如一看韩阳镇阵地失守是迟早问题，军团邢目前没有得力部队增援，而敌人已从安邑迂回到我军背部。于是命令独立第四十七旅迅速由铁路以北返回中条山西部，侧击尾击由永济南下进攻韩阳镇阵地的日军，缓解教导团的压力；电令归还建制，让已从晋东南撤回到平陆县的第三十八军赵寿山军长急派第十七师火速赶往陌南镇尾击中条山南向风陵渡西进之敌；又令独立第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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