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辛亥历史人物解读 [投稿]

 

陕西辛亥历史人物解读

 

第一卷  少年时代

 

点评人物向来是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物的点评不仅能够反映人物的思想状况，而且能够展现点评者的内心世界、性格特征。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作者解读：武昌起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各省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响应。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50天时间里，先后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等15个省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清朝统治，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的枪声，击破了武汉三镇（作者解读：武汉是今湖北省的省会，有“九省通衢”之称，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其中汉口在1926年之前曾称夏口。而在1949年前，包含三镇意义上的武汉更多的只是意义上的一种读法，并非正式的一级行政区划。从1949年开始，武汉三镇合并，设立武汉市，包括三镇意义上的武汉才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划。）上空的黑暗，开启了辛亥革命（作者解读：“革命”一词的由来——孙中山抵达日本后，见报纸有一条新闻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他便对同行的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而且彻底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滚滚洪流。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作者解读：“中山”名字的由来——1897年9月上旬，平山周等与孙中山在东京“同车访犬养，归途过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掌柜不知总理之为中国人，出宿泊帖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署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书‘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原如此。”）先生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腐朽昏庸统治，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使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促进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把自己的奋斗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近百年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经过苦苦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功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今天，一个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小康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令全世界的中华儿女骄傲和自豪。

2011年就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认为，陕西是中国北方当时相应武昌起义最早的省份，发生了多次革命起义和战斗，无数革命志士的爱国献身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光耀后人。在这个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更有写一些东西隆重纪念为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而前赴后继的英雄们，以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民主革命先驱，大力弘扬“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中山精神，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更加坚定全世界中华儿女振兴中华的信心与决心。

作者解读：清末的陕西关中地区可谓是英雄辈出，涌现出了了被民国之父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井勿幕、书法司令于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先生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国民党的元老，书法大师、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主持部务。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反对袁世凯。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与冯玉祥、刘觉民等人解救西安之围，出任驻陕总司令。后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1964年因为政治原因而长期郁闷成疾，病逝于台北。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小岳飞”胡景翼、后来因发动“西安事变”挽救民族命运的民族英雄杨虎城、关中怪杰郭坚、李虎臣（云龙）等等……

【英雄出世】

胡景翼，字笠僧，又作励生、立生，1892年6月4日生于富平县侯家堡。胡景翼的老家在富平县陵怀堡，因父亲胡彦麟在外经商，家中无人照料，举家迁至外祖父家侯家堡。胡景翼的父亲胡彦麟，读过几年私塾，识得文墨，不同于一般唯利是图，只知钻钱眼的商人。他见多识广，重义轻利，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尤为不满。他为人侠义，性情豪爽，是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远见卓识的好父亲。这对孩提时代的胡景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学者章太炎和胡彦麟有过来，看到胡景翼聪明好学、一表人才，就对胡彦麟说：

“励生是今世少有的天才。……如果没有胡大人的严正督导，励生所就未可知也。”

胡彦麟有六子一女，胡景翼为长子。胡彦麟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举家又从地处偏僻的侯家堡，迁到富平重镇庄里镇。让胡景翼跟一位姓杨的先生读了近六年书，将《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课本读得滚瓜烂熟。胡景翼的聪明好学，先生已教不了他了，就举荐他跟父亲到三原读书，拜关中有名的学者赵如笃为师，读“四书”、“五经”。这些古文虽有些诘屈聱牙，枯燥乏味，却为他以后参加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胡景翼崇尚健体，在读书的同时，又拜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金仲为师，成为高家拳的再传弟子。当时井勿幕等人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08年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经常来三原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这对少年的胡景翼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他稚嫩的心灵中播下了反对封建专制，向往民主自由的种子。

当时的革命以剪辫子、放小脚为形式，反对满清政府，开展解放妇女运动。15岁的胡景翼，以“以十五龄人”为笔名，编写了劝妇女放足的传单，四处张贴。听说西安“健本”学堂招生，胡景翼向父亲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取得父亲的支持，考入了西安“健本”学堂。
“健本”学堂，是革命党人焦子敬等人创办的。任课的老师大都是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利用课堂，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黑暗，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这些新鲜的思想，给了年轻的胡景翼以极大的激励。

面对国家危亡，民族危机，胡景翼再也坐不住了。他组织同学演讲，慷慨激昂，大声疾呼：

“列强环逼，清廷无能，堂堂中国就要被瓜分了，我们就要作亡过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岂能眼看着鞑虏的蹂躏，而甘作亡国奴吗？”

他仿效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杆为旗”，组织同学制作了20几支木枪，进行操练。

【鹞子高三与高家拳】

说起鹞子高三，高派拳术，在关中、在陕西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在全国、在整个中国武林界，都大名鼎鼎，赫赫有名。一副对联赞赏鹞子高三，尽人皆知：脚踏陕甘两省，拳打盖世英雄（高曾用陕拳“云里显圣”和“判官脱靴”招式击败川西高手马黑子）。一个亦谐亦诙、亦黄亦正的段子广为流传，形容带艺投师的鹞子高三：说的是，鹞子高三行走江湖，带艺投师。行止山东一武林高手处，学艺三年，不得其窍。一日师傅外出，师娘在家，正在厨房作饭。高三上前从身后猛抱师娘，作调戏状。师娘大怒，回身一个裙里腿，一腿将高三打出一丈开外。高三在院庭连叩三个响头，一声“谢师娘！”抱拳拱手而去。师傅回来，师娘眉色飞舞，说起自己如何用家传绝招将徒弟打出丈外。师傅看着毫无心机的老伴，说出了谜底。徒弟学艺三年，要的就是这一腿，如今，腿招已露。徒弟已得真传，自然离去，不会再回。这就是鹞子高三学艺一段奇闻。可谓：奇闻共欣赏，但只是民间流传。

大家和我再看看历史真实记录：

陕西名拳师高占魁（1812年——1904年），幼名宝童，号明春，即世称飞腿鹞子、“鹞子高三”（行三）。进入武林界后，改名高占魁。享年92岁。清末陕西三原陵前镇高家壕人。技击拳勇，冠绝一时，其艺宗少林，自成一家，称“高家拳”，为陕西诸路拳术之最。幼随兄练武，先后拜邻居杨青、三原清麓寺园净长老、耀县郭存志及北寺马殿二僧习陕拳。成年后出游南北，遍访名师。曾从河南丁文庆、山东王师、山西杨师、江南汪师、湖北温氏、河北何氏等习少林拳、通臂拳、花拳、猴拳等。及晚返陕，集各家之长而创立了以“撑补为母，勾挂为能，化身为奇，刁打为法”的陕西高家拳。亦称高派。其代表拳艺红拳、炮捶、子拳（猴拳）、猴棍等，在陕、甘、川、豫等省流传较广。高三精猴拳，擅技击，善用腿，轻功绝好。《少林宗法》第四篇载：

“泾原（今陕西泾阳、三原一带）有高某，以精于猴拳声闻关内外。”

《少林拳术秘诀》第十章载：

“（李镜源）旋随母赴沔阳（今陕西勉县东）省舅氏。途中遇陕人高某，言谈甚洽。高乃陕之技击最著者……”

当时名冠陕西武术四大名家（“鹞子”高三、“黑虎”邢三、“饿虎”苏三、“通臂”李四）之首。晚年广收门徒，传播高派武艺。近现代陕西地方拳师多习高家拳。其徒多参加民主革命。

【历史人物与陕西红拳】

陕西是中华武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古长安“文武盛地”，历史上曾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世界文明史中曾经诞生和发生着人类最光辉的历史“东有长安、西有罗马”，这里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索渊地这里孕育着中国华夏文化的精髓有着周人的高雅，秦人的粗犷，汉人的豪放，唐人的包容这片地灵人杰之地，曾经诞生过周易、周礼等先秦诸子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曾经是儒、释、道先贤设坛演经之地；这里曾经诞生过有“虎狼之师”称谓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横扫六国大秦军团；这里曾经有过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汉军团；这里也有西出阳关，马革裹尸还，壮烈雄浑的大唐军团；这里曾经诞生过，万朝来仪、百域纳贡的盛景，三秦大地孕育出“汉唐盛世”，造就了秦人充满阳刚之气，朴实豪放的性格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有一朵深藏闺中的文化奇葩——红拳“红拳”就诞生在这片具有浓郁中华文化传统的地区“红拳”就是中国文化文治武力的缩影就是中国天人合一文化的表现形式，就是这片土地土生土长的精髓。

宋太祖与陕西红拳  华山“下棋古亭”的传说，乃是陈传老祖与赵匡胤下棋留下的古迹。但流传至今的“关中红拳”有一路叫“太祖红”，这路拳来历的渊源也与陈传老祖和赵匡胤的传说有关。“五代”末年，赵匡胤流落江湖，后经关东来到了关中。有一天赵匡胤游西岳华山遇到了陈传，俩人对弈下棋于华山东峰之巅，以输赢华山为注。最后赵匡胤输了，便将华山给了陈传。陈传见赵匡胤雄壮英武便说：

“君子输了华山乃戏尔，今观壮士英雄无比，愿目观君武艺本领与拳功，请勿推辞”

赵匡胤施礼说：“请先生多多指教”。赵匡胤说完便演练了他经常喜欢又得少林和尚之点的一路拳术。陈传观后只是点头微笑，赵匡胤请陈传指教。陈传老祖说：

“君武功勇猛刚烈，技能非凡；可惜并非上乘之功，如遇高手难以化力制敌。君要知，刚柔相济，内外相合，才是上乘的拳脚功夫”。

接着陈传脱去外袍也演练了一趟他随老樵夫所学之拳，该拳术在他长期练功体会中又赋予了不少新技巧与内功。赵匡胤观后佩服不已，恳求陈传老祖传授。陈答应了并约定每日晨在东峰之巅来传授。每天太阳未出赵匡胤登上东峰跟陈传老祖习拳。赵匡胤悉心习练，终于掌握了此拳。

后来赵匡胤做了北宋王朝第一代开国之君，后人为避讳起见，把他随陈传所学的三十六势的“关中红拳”美其名为“太祖红拳”。这路拳在民间一直流传至今。红拳在关中地区流传到北宋已成为陕西主流派的拳种。

周侗与红拳  南宋时红拳更有所发展。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一位武术大师周侗（约1040年—1119年），陕西华州潼关人，人称“陕西大侠铁臂膀周侗”，精通陕西红拳技法，周侗出游于河南，曾在汤阴县岳家庄向抗金英雄、民族将领岳飞传授了“关中红拳”的招数武功。

李自成与红拳  李自成（1606--1645）字鸿基，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寨人。幼年酷嗜红拳，拜陕北罗拳师习练红拳。青年时期，率驿卒起义，加入了闯王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高迎祥牺牲后，众卒拥戴李自成，被尊称为李闯王。在潼关南塬与明军作战中失利之后，李自成率不突围，仅带18骑进入商洛山中，休养生息，集结义军，整军经武，操练兵马，以谋东山再起。在此期间，李自成与商南县李氏“蛮”人结拜兄弟，传其武艺。（作者解读： 商洛山，作为李自成转败为胜的起点，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练兵习武的动人故事，流传着他的一些武术套路。对这些宝贵的优秀传统武术套路，做好挖掘、研究工作，对于陕西武术界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成立了以洪述顺同志为执笔的商洛山传统武术挖掘整理组，在查阅历史资料、走访民间老拳师，寻找闯王武术的踪迹，终于在商州龙王庙乡阎村84岁的老拳师阎生荣那里得到闯王武术的的由来。1911年，由他继承李氏“蛮”人后裔丹凤县茶房李新茂拳师所授的双股剑，黑虎拳一、二路、红拳、乾坤剑一、二路，五十五刀，花枪，盘龙棍，黑虎单、双鞭等10个闯王武术拳械套路和基本功技法。对此，经红拳专家认真的研究和实地考证，并将这些套路行反复的比较和论证，最后确定了闯王拳，就是红拳。

【高家拳的再传弟子】

陕西辛亥杰出人物胡景翼，井勿幕、井岳秀兄弟，杨虎城等自幼就习练红拳，并将红拳在西北军中推广，胡景翼部队武术教官杨杰、冯玉祥部队武术教官张鸣岐等均为当时著名红拳拳师。抗战时期，抗日义勇军中大刀队官兵也多习练红拳。1937年，红拳高派杨杰在西安与杨瑞轩酬建陕西省国术馆，任“高家拳”教练。1961年，74岁高龄的杨杰，应邀出席全国武术表演，受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等领导人的赞赏和接见。196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记录了杨杰先生的红拳套路“燕青掌”、“子拳”、“子棍”“六合枪”“春秋”刀等。

 

第二卷  投笔从戎

 

【蒲城——陕西同盟会的发源地】

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作者解读：同盟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政党组织，它的成立，使中国革命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开了一个“新纪元”，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日本东京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蒲城籍学生井勿幕加入了同盟会。同年秋，井勿幕带着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从日本返回陕西，担负起陕西地区革命宣传组织任务。他先从故乡蒲城做起，先从亲戚朋友做起，然后及于一些学堂里的教员、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人士。此间，先后发展李仲特、李桐轩、张拜云、常铭卿、井崧生、李约祉、李仪祉等数十人加入了同盟会。陈惠亭(潼关人)、井崧生、常铭卿为当时同盟会在蒲城的主要负责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蒲城县成立了高等小学堂(今槐小)。同盟会员常铭卿、陈惠亭、李桐轩等担任教习，他们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并发展了年龄较大的学生张鹏(云程)、窦树槐(荫三)、米天霜(森若)、米登岳(浚生)等十余人为同盟会员。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秋，该校加入同盟会的师生已有五十多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蒲城县成立教育分会，常铭卿担任会长，杨鹤鸣为副会长，常仙洲为庶务员，雷季阳为书记员，寇孝庭、井崧生等为演说员和评议员。教育分会成立后，同盟会利用教育分会的合法地位，在学生和城乡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并组织讲学队、演出队，利用星期天和城乡集会向群众进行讲学和演出街头戏，宣传民主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痛斥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李桐轩还编写了《黑龙江》《一字狱》等戏本，广为宣传。

【“蒲案”风云——一曲清王朝灭亡的前奏】

100年多年前，在陕西蒲城县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学生运动——蒲城学案，史称“蒲案，可今天它却鲜为人知。西安事变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蒲案”多年的文史专家陈祥林先生认为，从历史意义上说，它比五四运动早了11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次胜利的爱国学生运动，对辛亥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陕西它是清王朝灭亡的前奏曲；从这次运动中走出了“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大将军杨虎城等人……

同盟会在蒲城的迅猛发展和县教育分会的活动，引起了蒲城县知县李体仁的惊恐和注视，他写信给陕甘总督升允说：

“中国祸患，将来不在外洋，而在萧墙之内。”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高等小学堂管理刘友人调升勉县教谕，李体仁企图派其心腹苏民章、冉澍川继任管理，暗中监视学堂师生活动，被学生识破阴谋，表示拒绝，以致彼此相持。至九月初一日，李体仁来到学堂，学生提出自治二十条，要求准予自治，大意是，暂不续派管理，有事请由监督(李体仁自任监督)亲临办理，俟至年终另举妥人。李体仁迫于学生要求，勉强同意，并于学生自治规则上增加“不遇星期，学生不准外出”一条，其用意仍在限制学生活动。

初九日晚，教育分会会员雷电因厨夫魏姓常私自外出，疑有他故，潜侦其所向。至巡警局见他与县署轿班人员在一起赌博，雷便集合十几名学生冲散赌场，拿获赌具和何问章等四名赌犯，移送县府处理。李体仁竞恼羞成怒，一面上禀提学司，说教育分会常会长越权妄为，捉拿社会不法分子应该是衙门或者警察局的职责，强烈要求解散教育分会；一面唆使贡生苏民章、冉澍川等诬告说：“教习唆使学生自治，以固禄位；学生博欢教习，图积多分。”李体仁在禀文上批了“禀如属实，教习、学生均欠文明”，并令将禀批传示学堂。常铭卿、陈同熙等教习见禀批气愤辞职，于十二日搬出学堂。学生为挽留教习，于十三日向李体仁具禀辩诬，言多顶撞。李体仁阅之大怒，疑禀文出自常铭卿手，即派差役驱逐学生出学堂，锁了大门，贴上蒲城县正堂封条。学生不能上学，于是暂时到北街关帝庙内，成立“自治公学”，推年长的学生雷忠诚、李望古、苏炳吉任教习，继续学习，并推选王之翰等三人密赴西安控告李体仁。同时李体仁也向省提学司诬告，说：“学生迁出学堂，系教习指使，请准解散另招。”提学司余垄不察实情，就下了批文将教育分会解散，并将学生解散另招。

九月二十二日(10月16日)，李体仁亲领差役二百余人，手持武器，先到教育分会逮捕常铭卿，后与劣绅原烈到关帝庙逮捕学生，学生虽尽力抵御，终以寡不敌众，四十余名学生全被缚绑。同时派人到教育分会和县城大什字巷井崧生家中搜查同盟会的文件，又派人追捕外出教习和在家的学生。李体仁回署后，立即坐堂，先将年龄较小的何绍仁叫出来毒打拷问，继叫雷忠诚问：“你是自治会会长，学生代表，派人上省告我，一定是革命党。”雷答：“我只知办学堂是力行新政，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党。”李愈怒，喝令打嘴。打一百无招，又打三百，雷被打得手皮尽脱，仍然无招。接着又把其余学生逐一唤出，严刑拷问，要他们招供搬出学堂的指使人及当地革命党活动情况。学生冯士斌因在关帝庙抵御中打落了李体仁的帽子，被打尤为残酷，曾绝气数次，用水激活，前后被杖一千，几至殒命。这些学生受刑后，虽嘴肿如瘤，臀血淋漓，但都正气铮铮，无一人招供。李打完学生，又把常铭卿提出，说他是革命党，常不承认。先打嘴二百，再打手掌五百，致使手已见骨，连身子都浮肿起来，但常始终没出声。时已半夜，李始退堂，师生被严加管押。学生原斯建受刑过重，被释回家，不久死亡。

“蒲案”的消息很快传到西安、上海、北京及日本东京等地，各地革命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向陕西当局提出抗议和质问，省内商州、凤翔、同州等地中学，三原宏道学堂以及西安和各县的不少学堂相继罢课，以示声援。省城的师范、高等、陆军等学堂的师生代表在省教育总会集会抗议，并以教育总会名义发出三项决议：

一、各学堂一致罢课，声援“蒲案”师生；

二、推举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

三、坚决要求惩办李体仁。

次日即到巡抚衙门请愿。西安各界人士还隆重为“蒲案”死难学生原斯建举行了追悼会，到会三百多人。西安高等学堂的祭文写道：

“何日杀贼，粉身碎骨，剖心致祭，慰君幽魂。”

西安师范学堂的祭文写道：

“宁牺牲夫六尺兮，毋坏我辈自由，……祝群起以沁航兮，誓破釜而沉舟。”

在上海的陕西籍学生和知识界人士，把“蒲案”的新闻交于右仁在《舆论报》上发表。留日本的陕籍学生通过《夏声》杂志发表“蒲案’’消息，要求申明公理。当时刚从北京师大学堂毕业在京的蒲城籍学生从极(龙门)、李博(约祉)、李协(仪祉)等人，联络陕籍京官刘华、晏安澜等在京进步人士共三十多人，具本参劾李体仁。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谕令陕西巡抚恩寿“将所呈各节，秉公确认，认真究办，据实具奏，毋稍回护”。翌年一月，经恩寿奏准，将李体仁“即于革职，不准援例捐复”。此后，蒲城的同盟会员转至西安活动。当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际，华州籍留日本学生薛骏(麟伯)即加入了同盟会，后相继有些留日、在沪的华州籍学生加入。薛骏返回故里后，职掌华州劝学所，借此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传播到华州教育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杨松轩也于清宣统元年(1909)加入了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六月，薛骏等人约请同盟会员郭希仁(临潼人，时任陕西省咨议局副局长)在华州师范讲习会上演讲，痛斥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辛亥革命爆发后，杨松轩及受同盟会影响的一批教育界人士参加了反清革命斗争，先后有六十多人参加了同盟会，并于民国元年(1912)八月二十四日组建了同盟会华州支分部。

 蒲案斗争胜利后，迫使陕西当局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有所收敛，而陕西同盟会分会的革命活动以后日益活跃，从全国范围来讲，它使满清末年的中国知识界得到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大家都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猖獗的时候，一字之罪能让一个人九族全灭，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整个社会舆论都处于静音状态，可谓万马齐喑，广大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没人敢写文章，不敢说真话。什么秀才、举人、探花、榜眼，不管你是多大学问和功名，只要你敢在笔头子上或行动上对抗朝廷，定叫你冤狱终生或者粉身碎骨。蒲案打破了知识界、舆论界死气沉沉的局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次学生运动，它比五四运动还早11年。尽管只发生在陕西渭北的一个小县城，但通过《夏声》杂志、《秦陇报》等媒体的传播，在全省、全国乃至在日本的东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过去讥笑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蒲案的胜利。人们通过这次学潮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并非个个都是熊包。有句话说：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因为蒲案遭受迫害的蒲城高等小学数十名师生，真的是用血泪擦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大家醒悟过来，原来知县大人是可以反的，省上的提学大人的老虎屁股也是可以摸的，甚至统治国家几百年的满清政府都是可以动摇的。

蒲案以后，陕西同盟会的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地的学生请愿活动此起彼伏。因而，蒲案斗争胜利对中国的知识界乃至工农大众都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个大解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铺垫，也为陕西人率先响应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者解读：杨虎城是在蒲案中诞生的一位巨人，虽然不是蒲案的直接参与者，但他当时恰巧有事进城，目睹了蒲城高小师生在关帝庙被殴打的惨景，高呼口号抗议殴打学生，蒲案点燃了杨虎城的革命激情，不久他就组织成立了“中秋会”。杨将军长子杨拯民后来曾经说过，中秋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后来十七路军的骨干和老基本。杨虎城自己也说过：“我之投身革命实自蒲案始。”

【一对蒲城人，铁血两兄弟】

“地下兵马俑，地上西安城”。

西安古城原有九座城门，后陆续增加到十八个。而这十八座城门以人名命名的，大概有“中山门”、“中正门”、“玉祥门”、“勿幕门”。

“勿幕门”俗称小南门，开通于1939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中陕西的革命先烈、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蒲城人井勿幕先生。

井勿幕，原名泉，字文渊，后通用勿幕。陕西蒲城人，生于1888年2月12日。井勿幕出身于开明地主兼商人家庭，思想开放，加之自幼聪颖好学，性倜傥，心志旷达，显得早慧而抱负非凡。他常与胞兄井岳秀“纵天下大势”，曾慷慨陈词“为祖先留生气，为民族续命脉。”为了匡时济世，他们文武皆习。哥哥精于十八般武艺，他的拳术剑术也很出色。他步履矫健，行走如飞，人称“飞毛腿”。

井勿幕这个人意义重大，但陕西后来知道他的人却为数不多，尤其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他生于1889年，是中国同盟会最早期的会员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评价他是“西北革命巨柱”，他三次去日本，在东京创办了《秦陇报》、《关陇》和《夏声》等革命报刊，1905年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从日本回国，到蒲城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蒲案并不是后来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少数青年学子的一时冲动，它是在井勿幕领导下的陕西同盟分会全力支持下的一次有组织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蒲案爆发时，井勿幕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发表了《蒲案感事》的文章，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的罪恶行径。

井勿幕推动辛亥革命的作用，并不局限在西北，他筹划过秦、晋、川、陇、豫五省大联盟，在南方亲自参与了庆安、镇南关、河口等地的起义，他也是参与孙中山所主持的同盟会总部工作的一位重要帮手。他所写的《二十世纪之新思潮》这一篇文章，不仅提出了要以人民大众的民主革命来推翻封建专制王朝的思想，还预见到未来要实现社会公平、追求人民平等，他说，“非采用社会主义，决不能达此目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在《夏声》杂志第三号、第七号都有刊登。（作者解读：井勿幕写这篇文章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发生以前9年，在中国西北这块经济社会十分落后、各种信息极其闭塞的地方，能有这样一位富有远见的年轻政治理论家，而且他还发出了如此宏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903年，16岁的井勿幕东渡日本留学（作者解读：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既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要抵制和反抗的对象，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所要学习和仿效的榜样。从鸦片战争以后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欧美〉，到甲午战争以后的“取径东洋”〈学习日本〉，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以俄为师”，中国人的学习对象不断变化），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团体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勿幕即为会员。1905年冬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奔走于陕西关中，组建了同盟会陕西分会及同盟会陕西东路支会，播下了革命火种。再往后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山西、河南、四川、甘肃、等省，以发展华北、西北革命力量。1908年，轰动中外的“蒲案”发生，井勿幕曾赴日本，在他创办的《夏声》上，组织发表文章，声援爱生运动，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在陕西，“蒲案”实际成为清亡的前奏曲。辛亥革命前夕，井勿幕又回到陕西，他捐出家私，购买军火；先后设立健本学堂和书局等，宣传革命；联络各地刀客，哥老会，为反清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又先后在耀县、马栏镇、黄龙山创设畜牧场、办小铁矿，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产业，并饲养战马制作炸弹，作为武装反清的准备。武昌起义后，陕西革命党人于宣统末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发动新军起义，击溃清西安将军文瑞的驻防军，占领西安。同时，自咸阳至凤翔、陇州东西几百里会党和农民武装大举暴动，与清兵反复作战。井勿幕率武装增援山西，攻克运城，又回师陕西率部西援，击溃清军于兴平薛禄镇，又率所部胡笠僧团击败清军于礼泉张户原，解咸阳之危，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辛亥革命后，井勿幕被任命为秦陇复汉军北路招讨使，平扫清廷余孽潼关商道瑞清和西逃的原陕西总督升允，功绩卓著。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派亲信陆建章督陕西，井勿幕又奉命讨袁逐陆，转战川陕，战绩赫赫。袁世凯垮台，皖系军阀陈树藩督陕，井勿幕于右任重建靖国军讨陈，历经艰辛，至民国七年陕西形势大转机。陈树藩惊恐万状，利用郭坚部参谋长马凌甫与井勿幕有个人恩怨，密令潜入郭部的奸细李东材，与马勾结谋杀井勿幕。1918年农历11月21日，奸诈狡猾、为人很不地道的马凌甫以郭名义致函井勿幕，请他到兴平南仁堡开军事会议，井刚至营部即遭刺客李东材杀害，年仅31岁。（作者解读：悲哉！英雄气短，英年早逝！）

1927年，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于右任)，曾将西安南四府街改名“井上将街”，小南门改名“勿幕门”（作者解读：明朝西安城的城门最早只有四个。民国时期又在四面城墙各开一门，其中，小南门叫勿幕门〈井上将门〉，小东门叫中山门，小西门叫玉祥门）。

井岳秀，他的人生经历比较复杂，在他一生中，有其思想进步的一面，如早年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反对蒙古独立、保护成吉思汗陵字崧生、接受杨虎城所率领的陕西靖国军余部进入陕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另一方面，他又顽固不化，与陕北红军为敌，从而导致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壮烈牺牲。他与井勿幕是同胞兄弟，井岳秀排行为十，当地人称”井十”，井勿幕排行十一。

井岳秀，幼年读书，爱好习武，清末武庠生，后毕业于陕西武备学堂。他性情豪爽，和关中各界人士交接甚广。

“蒲案”辛亥 举义“同盟”  井岳秀父亲去世后，家道逐渐中落。1902年兄弟分家后，井勿幕因债务无法应付，在井岳秀的帮助下，离陕赴渝，投靠父亲的朋友在重庆读书。次年冬与吴玉章同行赴日本留学。1905年7月24日，井勿幕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冬，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并带上孙中山给井岳秀的亲笔信，回陕进行革命活动。在井岳秀的帮助下，井勿幕奔走西安和渭北各地，秘密活动，数月之间发展同盟会会员30余人，正是这期间，井岳秀参加了同盟会，走上反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后同盟会的秘密文件经常存放在井家，井家在西安竹笆市开设的老商号公正和纸店，也成了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和井勿幕在西安活动时的寄居之所，也是同盟会人员秘密聚会之地。

1907年，同盟会会员常自新等组织蒲城县教育分会，井岳秀担任评议员，宣传民主思想，进行革命工作。

次年9月发生“蒲案”时，同盟会的秘密文件正是藏在井岳秀家中，当时井不在家，井夫人随机应变情急之中将同盟会秘密文件埋藏于院中菊花丛中。官府搜查终无所得。晚上，他回到家里焚烧同盟会名册文件，保护了陕西革命党人的安全。

1908年冬天，在井勿幕的亲自主持下，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1909年成立了陕西省咨议局，井岳秀被选为常驻议绅。为了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兄弟俩商量，把家中多年珍藏的名人字画，挑选出两箱，交付张奚若带赴日本换购军火。为革命捐输，无所顾惜。

辛亥武昌首义后，1911年10月22日的西安民党起义响应，井岳秀、李仲三和李襄初等参与发起，从此井岳秀掌握了兵权。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身受革命官兵拥戴。

靖国蒙难救助虎城  1918年冬，井勿幕被害（时任陕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在北洋军阀围剿下，靖国军逐渐兵败。

1922年陕西靖国军三支队司令杨虎城兵败率残部退入陕北，井对杨有乡谊友情，深交至厚，钦佩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强意志，竭力维护杨的安全，顶着巨大压力，坚决抗拒北洋政府的通缉令，收留杨部，并上报省方说杨脱离军队，在榆林闲住。从此两人朝夕相处，亲如兄弟。杨在榆林期间，突患伤寒，发高烧，昏迷不醒，病情严重时，井岳秀每日必亲自探视，详阅中医处方，并派人细心护理，直至病愈，才放心。

1925年为响应北伐，井岳秀在榆林组织陕北国民革命军，自任陕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杨虎城以陕北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两团兵力南下西安，其后才成就了一番历史功勋。

1933年，井应杨和省主席邵力子的邀请到西安，杨在欢迎井的大会上说：

“没有井师长的全力支援，就没有十七路军的今天。”

阻独内蒙保护成陵  井岳秀镇守榆林23年，一直将维护蒙汉团结， 捍卫边疆统一当做其最重要的职责，而竭尽全力。

1913年，适值外蒙受帝俄沙皇蛊惑而独立，并暗中鼓动内蒙古六盟脱离中央。（作者解读：关于外蒙古独立的话题说来话长。据香港凤凰网消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网上热炒的《蒙古大呼拉儿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同样传到了蒙古国，并广为人知。蒙古有些通晓汉语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此则假新闻被翻译成蒙文后，又被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原始假新闻及中国网民在跟帖中对此热烈的美好想象，让看到它的蒙古人极为愤怒。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蒙古宣布独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于1919年由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

徐树铮驱军入蒙后，软硬兼施，迫外蒙的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然而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赶走中国人。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俄白军将领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为期仅一年的“回归”就此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暇顾及外蒙。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此后未再出《中华民国全图》)，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含外蒙)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业务早已变迁)。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更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台湾在蒙古国问题上的尴尬，源于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拒不承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指控蒙古独立乃是1949年“共匪卖国”的结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则严密考证，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是真正“割让蒙古”的罪魁祸首。两个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间言及蒙古国独立，便搅起“到底是国民党之责还是中共之责”的无休争议。那么，蒙古独立到底有怎样的复杂经过？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盖两党都有苦衷，中共的处境还更为尴尬—当时，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抗战胜利前夕，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分让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从统治者角度，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都明白，国共两党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举，只是都对苏联莫可奈何。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对被自己尊称为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大元帅”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但随着中共向执政党地位的靠近，也越来越顾及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1949年初，毛泽东试探性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然后加入中国的问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尽管对于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国共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但事实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无奈赞同，各有各的苦衷。）河套伊盟七旗同时受到影响，乌审旗大喇嘛扎木萨闻知井部到达榆林，便请井会商大计。井岳秀凭借自己与蒙族首领的关系、超凡武艺、骑术及为人坦诚的态度，在会上陈述不可外附的七条理由，说服、劝阻王公内附。他的真挚，感动了王公贵族，随将檄文和宣言发出。从此，盟旗王公们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互不干扰，和睦相处，蒙汉人民往来交易更为活跃。

1925年在杨虎城率部南下西安遭遇围城后，井本欲率部南下解围，不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后，内蒙又欲独立，为制止内蒙独立，维护蒙汉团结，只能留守陕北，为捍卫边疆统一，不惜愧对挚友。

1931年“9.18”事变后，伪满州国成立。为防止伪满蒙势力染指“成陵”，再次挑动内蒙独立，井岳秀派重兵守护“成陵”，并意将“成陵”由额尔多斯草原迁往榆林保护。抗战开始后（时井已去世）邓宝珊将成陵由额尔多斯草原迁往榆林，后由榆林迁往兰州，才使这一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得以保护至今。

1935年冬，张学良和杨虎城飞往榆林，会晤井岳秀，密谈实现西北大联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井岳秀表示赞同。后虽因其于1936年春早逝，未能亲历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但他在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捕杀李栋才 剥皮报仇 据政协榆林市委员会主编的《榆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记载，井岳秀来榆林后与胞弟井勿幕分手，勿幕是陕西同盟会创始人，反满斗争，光复陕西，功勋卓著，深孚众望。1918年10月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11月19日，被郭坚部营长李栋才暗杀，将星陨落，西北革命失一元勋，靖国军失一良帅，全陕革命军民和爱国人士闻声悲愤，李栋才畏罪潜逃；井岳秀闻讯，悲痛万分，即派参谋张孝先和连长李福成往汉口日租界将李栋才捕回榆林，井见仇人恨之入骨，在镇署西花厅供设勿幕灵牌。他亲手割头挖心抽筋，祭奠爱弟勿幕，剥下人皮制成马鞍皮垫，以泄仇恨。

助学重教，兴业利民  20多年，井岳秀积极主动与陕、晋、绥、宁甘邻军及伊盟王公搞好关系，从未与四邻发生过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避免陕北遭受兵器血刃之祸。同时也尽其所能为陕北现代教育和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井岳秀驻防陕北20年中，倡导地方教育，支持杜斌丞筹措经费，扩充榆林中学，创设女子师范、职业中学、榆林道立初级师范学校。还资助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在北京师大学习、出国留学（300余人），有的毕业后回榆林任教，担任各中学校长。并曾为蒲城尧山中学捐出大量书籍。这些都促进了陕北及蒲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陕北的经济发展，他创办了陕北地方实业银行、榆林惠记工厂、太原惠记军衣社、神木官碱厂等地方实业。本人还办起了榆林裕惠号商行。1926年在榆林炮厂安装了发电机、榆林职中实习工厂安装起纺毛、制革机器，把现代化机器生产引进陕北，奠定了陕北毛纺、制革工业的基础。

1931年南方遭受水灾，榆林成立了“陕北救济东南水灾会”，井岳秀为主席，决议各县富户殷商分等筹款，井岳秀带头慨捐六个月的薪俸以资提倡，支援灾区。

在“延榆”公路的建设中，井岳秀任“陕北建筑汽车路工程委员会”委员长，对陕北公路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陕西督军陈树藩当年对他颇为疑忌，曾经软禁又不敢杀他。幕僚想出了一个奇怪的招数，就是把井关在一座楼上，每天只给他吃没有盐的肥肉，希望他象信陵君一样油腻而死，谁想到井的内功出色，过了一个月一看不但没有死掉，反而精神倍涨，只是就此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好在陈树藩很快垮台，否则我看再好的内功也不是大肥肉的对手。后来井有一次午睡翻身，把小妾压在下面，因为周围没人，那小妾呼救不应，竟被压的休克过去！幸好井不久醒来，否则会出人命的。

手枪失火 中弹毙命 据《榆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记载，井岳秀对城防戒备甚严，每晚都要亲自巡查，风雨无阻，习以为常。

井岳秀在西安事变前因为不小心把手枪掉在地上走火而死，也算是“兹是奇人，故有奇疾”。

井岳秀手枪走火、中弹毙命的细节是这样的。据说，那天是1936年农历正月初七，狂风怒吼，尘沙飞扬，昼夜不停，他仍出巡，午夜之后返回，这天正是他的小老婆张风仪的生日。当时他的姨太太们打麻将，三家同时和一张牌，和得十分古怪。井感到有趣，哈哈大笑着起身拿牌来看，就在这时手枪从枪套里掉出来了，落在地上走火，他还在问左右：“有没有人伤着？”就过去了。时年五十八岁，灵柩运回蒲城安葬。

【加入同盟会】

1908年10月，渭北蒲城县发生反动政府迫害进步学生的“蒲案”，全省各地声援“蒲案”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10年，学生运动进入高潮。在这次反迫害斗争中，胡景翼认识了他后来的挚友张义安。面对荷枪实弹的反动军队，手无寸铁的学生当然显得苍白无力，学生运动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学生运动的失败，教育了胡景翼，要推翻专制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

1910年3月，在井勿幕等人的介绍下，19岁的胡景翼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以一位自觉的革命者，投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

 

第三卷  广交刀客

 

【渭北刀客探源】

在电视剧《关中刀客》中，董二伯、粪操子、花翎子、七寸子、肉瓤子等10个性格迥异、类型不同的民间布衣豪侠，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关中大地随处可见的庄稼汉、乡村秀才、乡间少年……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不会武功，但他们各个行侠仗义、扶危解困、不求功名利禄，甚至不惜鲜血和生命……这10个故事，充分展现关中人性格中的“生、冷、蹭、倔”、“刁、野、狂、鲁”。

刀客的源地  在今天的阎良区关山镇一个叫官道刘的村子，今年65岁的老人刘景义以修自行车为生，修车的空余讲以前的民间故事是他的一大爱好，而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流传在关山民间的刀客故事。“我们这里是以前有名的刀客窝子，刀客多得很。在清光绪年间，著名的刀客有张宝、吴赖、刘四娃等，老百姓说张宝、吴赖、刘四娃，一人能当百匹马，清末的刀客‘粘眼老常’上了电视《关中刀客》。”

关山的刀客为什么多，研究和编写了多年关山地方志的李健民老人说：“一句话就是官逼民反，社会压迫太重；再者就是和关山镇以前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由于以前的关山镇城池坚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多战乱，民间尚武之风较盛，这里还是以前的一条交通要道，《关山镇志》记载，直到1936年陇海路通车前，这条路一直是渭北的交通要道，交通繁忙，商旅发达，各种人都在这里活动较多。所以刀客最初形成于以关山为中心的蒲、富、临、渭四县交会处。”

翻开《关山镇志》，看看近百年关山历史，我们就会理解李健民老人说的“官逼民反”。“清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三年六料无收，饿死人不计其数，出现人相食现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大旱，民多逃亡南、北二山。”
   “民国9年（1920年）发生一次较大地震，树木、房屋动摇，人不能立。民国17年（1928年）、18年（1929年）两年大旱，夏秋无收，抢剥野菜、树皮一空，街上抢食，卖儿鬻女及逃亡他乡者无数。”
   “民国21年（1932年）七八月，蝗群飞过，遮天盖野，高六七寸的糜谷顷刻食光。”“民国21年（1932年），夏秋无收。入夏后霍乱流行。许多人全家死绝，尸骨无人掩埋。无数人到北山逃荒。”“民国25年（1936年）、26年（1937年），又出现严重旱灾。” 

“民国31年（1942年）五月，连阴雨40天，小麦全部出芽。”

期间的战乱更是不断，有清朝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捻军活动，到辛亥革命后，接着又是军阀混战。从民国5年到民国15年，关山长期是靖国军的据点，战乱不断，加上当时军队纪律很差，常抢劫百姓，导致城市萧条，四野荒芜。

作者解读：可以说，清末年间关中地区刀客突然增多也和当时统治者严酷的压迫和生活的极度穷困相关联。

【刀客的信与义】

追溯关中刀客的历史，有的学者认为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杨怡鲁在《刀客之称谓》一文中所说

“远自秦之统一六国，天下豪杰多聚咸阳，开始有游侠之风，历代相传流为风气，遍于三秦，尤多在关中渭河两岸”。

准确地说，还是在清末最多，他们大多投师拜友，学拳术，练击技，携利刃游行于同辈之间，义气交往，侠义相助。主要的特点是仗义行侠。

生活上刀客主要是干些临时性的行业，通常有三类：盐客，在富平与蒲城比邻的盐滩地区，以贩盐为生；镖客：主要是护送商旅，防路遇盗劫，通称保镖，主要在茶行和水烟行；赌博客：主要在一些民间集会排赌博，大则设赌棚，小则排赌摊，他们在赌博中很讲信用，绝不输打赢要。

读《渭南县志》中对刀客的记载，至今人们都能感到刀客的“义气”：

“刀客敢于反抗反动政府，抑强扶弱，视死如归。虽无明确宗旨和纪律，但共同遵守一句约法‘光棍犯法，自绑自杀’。赵银娃（刀客头）手下的阳生（刀客），因做了坏事，赵就对他说：‘你知道的，该怎么办！’随即给小刀一把，令其自处，阳生坦然回答：‘大哥你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说着，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两片肉，撂到地上喂狗吃。”

道光年间的蒲城刀客王改名，其母美貌，同乡恶霸杀其父夺其母，襁褓中随母入仇家，10岁知情，便苦练武功，决心报仇。20岁时，他杀死仇人，当了刀客。《蒲城县志》说他“胆量过人，臂力出众，武艺超群。飞檐走壁，如在平地，步履健捷，快若奔马”。同辈推他为头领，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并聚众驻卤泊滩南井家堡，坚壁深壕，备有火器，以防被捕，官吏无可奈何。当地百姓都受其领导。争讼者常往说理，他听双方陈词后，以公评断，片言折狱，双方皆服。久之，井家堡竟成了一方“法庭”。

辛亥革命后参加革命的刀客，如著名的严飞龙、马长命、马正德等人都是侠肝义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有些人还壮烈牺牲。这些都是刀客侠义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而就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批的刀客从一个秘密的民间组织走向历史舞台，并开始迅速分化，直至最后消失。正如李健民老人所说“一些人参加了革命，一些人沦为土匪”。

作者解读：由此可见，“刀客”与“土匪”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刀客郭自兴杀四门】

在关山镇，如今留在老百姓脑袋里关于刀客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就是大约在100年前，在如今已经荒废的穿过官道刘村的官道上发生的一件刀客抢劫案，刀客们抢了一个过路的富商，却没有发现藏在马车底层的大量银钱，最后银子被两个一大早出门拾粪的贫农捡了去，从此发家当了地主。另一件就是在《关山镇志》里记载的“郭自兴杀四门”。郭自兴，关山镇西界坊村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在民国时期当过民政厅厅长，陕西省参议员等职，一生与于右任、胡景翼等人关系密切。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10月20日西安的革命党人也举兵响应。临潼县革命党人郭希仁、曹印侯、刘蔼如也在渭北招兵买马，22日郭希仁在油槐曹杨村起义，率众光复临潼。当时驻关山的县丞署人员即作鸟兽散，关山随之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此时散居关山的一伙“刀客”乘机而起，明火执仗，抢劫行凶，拉群众的牛，绑客商的票，敲诈勒索。5X1W2p4F8sH wE!^+EGuest雅昌艺术网：Art-Space艺术空间?e\ _+n
o4n[1]c雅昌艺术网：Art-Space艺术空间6fK‑Z

---

sy&W"T5v
雅昌艺术网：Art-Space艺术空间0L{/] k&J"r&b_Ug8i1iE:hj0c,FGuest   “刀客”在关山趁火打劫的消息传到临潼、西安后，郭自兴奉命于1912年4月初回到关山，他传鸡毛信于各村，动员各村丁壮数百人，大家手执土枪、刀、矛等，分兵两路从东门和北门进入关山城，逮住当地有名的刀客粘眼老常、李老四、刘春成等4人，推到城门杀了示众。此事件以后，当地匪徒、歹人一时震服，地方秩序为之一宁。群众将这件事称做“郭自兴杀四门”。

郭自兴先生，名青，清末生员，辛亥前在临潼县横渠书院任山长，与本县郭希仁、曹印侯、刘蔼如，蒲城县井勿幕、富平县胡笠僧（景翼）等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并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前，曹印侯等到临潼渭河北组织团勇准备起义，郭自兴亦回到关山进行活动。10月22日西安起义后，曹印侯等召集油槐团勇连夜渡何光复临潼。以后为了支持在潼关对抗清军的民军，曹印侯等组织敢死队。郭自兴亲自率领在关山召集的一百余名群众到临潼参加敢死队，其中有西界坊木匠郭法成有侠气、通武术、亦报名投军。因见军中缺少武器，便把撅把钉上铡刀做成大刀。郭自兴引郭法见曹印侯，并在曹前舞此特制大刀。曹印侯大喜，即大量仿造，成为曹印侯敢死队的主要武器。为此群众称曹印侯的敢死队为“铡刀队”。当时流传的歌谣：“曹印侯是冷娃，扛的铡刀钉撅把”。“铡刀队”在1911年12月7日大败清军的凤翔县柳林铺战役中，大显神威。
!`h&SH`q3T `Guest +O9c-tI m YD ~2xGuest　　作者解读：其实在关山群众中至今佩服的刀客要数阎良区武屯镇房村的李虎臣（云龙）。

【结识“黑脊背”】

上世纪二十世纪初，清廷腐败，国力衰弱，后来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满清统治，但其胜利果实落在北洋军阀袁世凯手里。袁死后，则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长期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作者解读：正所谓“乱世出豪杰”，关中自古有游侠之风，尤其渭河两岸时有“刀客”行走。当时富平东北沿山、蒲城北部五龙山一带，豪客侠士便多以“刀客”面目出现。）

关中刀客中有位首领，姓王名守身，富平曹村镇尚书村人氏。早年以驮炭谋生。别人都是空人吆驴或骡子驮炭，他却是驴驮带人背，据说驴驮的还没有他背得多。年深日久，汗浸炭染竟把脊背弄得乌黑，遂在江湖落个“黑脊背”绰号。赵老峪有个老虎桥（由于桥窄地险，仅容单车独骑通过，且传说有虎出没其上而得名），是富平通往铜川以北的咽喉要道。这天，王守身驴驮人背地上了桥头，正欲过桥，忽闻背后骡铃丁当，随后一人呵斥道：“赶驴的，还不快把路让开！”王守身怒其无礼，缓缓拧身冷视了吆骡子的一眼，放下背上炭篓，复转身连驴带驮子抱起横放桥边，沉声道：“你骡子占得宽，快赶紧过！”见状早已惊得目瞪口呆的对方，忙连连作揖赔不是。王守身不仅神力惊人，且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专和贪官污吏作对，官府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文银100两捉拿他。有天，王守身和两位弟兄去庄里镇办事，不想行踪暴露，3人刚进了东关客店，10余名衙门捕快便已堵住大门。众人忌惮王守身武功了得，不敢进去，一叫张扬的捕快朝里边高声喊道：“闲人闪开，奉差办案，‘黑脊背’有种你出来！”话音未落，王守身已跃身门外，一道白光掠过，随之血柱升起，再看张扬嘴仍张着，人已倒地而亡。众捕快“妈呀”一声，顿作鸟兽散。王守身收起刀，弯腰捡起张扬的腰枪（土手枪），与两位弟兄扬长出庄远去。后来，在蒲城人井勿幕介绍下，王守身参加了同盟会。辛亥革命时，王与马德等一批刀客又随胡景翼在耀县岳王山举义，后任胡部营长。此后，王守身在张洪原等战役中，屡败清军，战功卓著，后病殁于军中。

此外，在陕西民主革命中叱咤风云、名垂青史的富平人中，老县城东顺城巷人“神腿杨杰”也是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此公是陕西“高家拳”创始人高占奎（三原人，人称“鹞子高三”）的再传弟子。除精通拳击轻功，他的腿上功夫更是了得，堪称一绝！辛亥革命中，杨杰投戎从军，曾任井勿幕（蒲城人，时任渭北安抚招讨使）部营长等职。此后，他在胡景翼领导的“逐陆之役”，以及驱除投靠北洋军阀的继任陕西督军陈树藩等战役中屡立战功。尤为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一次杨杰奉命夜间潜入西安城侦查，杨与同伴身着平民装束，手提灯笼大模大样进了西安城。完成任务欲出城时，与敌巡城队遭遇。杨杰当机立断，先下手，准确地说，是先下腿为强。但见杨杰侧身旋起，出腿如飞，片刻间，对方还没明白是咋回事，就有三四人被踢翻倒地。奇妙的是，于敌纷然翻倒中，杨杰那盏灯笼起起落落，始终红光艳艳。1925年，杨杰退出军界，专于武学和教学。解放后，任省国术辅导处武术教练。曾参加1960年全国武术表演大会，并受到习仲勋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嘉勉。

【二先生线润民】

    富平当时的“二先生线润民”也是陕西辛亥时期的知名人物，这位遗老式人物，高瘦身材，背略驼，稀疏花白的脑后，留有一根细细辫子。有天，老人柱根拐杖颤巍巍而入，径直来到竹旁，亦不语，独自观赏半天，复自离去。村里人都尊称老人为“二先生”（在家中排行老二）。近读有关史料，才知老人早年曾投身辛亥革命，后赴京求学，与当时的风云人物胡景翼、焦子敬、于右任、邓宝珊、杨虎城等都有深交，抗日战争后期，还与邓宝珊一起访问过延安，受到毛主席、朱总司令的接见。1923年，康有为来陕时，还专程拜访了二先生。难能可贵的是，人脉资源如此丰厚的二先生，却从不借此谋私，而始终奉守他的本本分分做人，不谋仕途当官的人生信条。当地传说杨虎城将军欲委任他蒲城县长，他坚辞不就，举荐其兄大先生去当。后来大先生在蒲城颇有政绩，很得民心。二先生不愿当官，却曾协助焦子敬、胡景翼、杨虎城等做过不少工作，而且坚持不领薪水。胡景翼作河南督办时，送他1000大洋酬金，三次被他送还。杨虎城亦曾送他几百大洋，他推辞不掉，遂把此钱悉数捐给村里学校，仍靠自家田地为生。二先生无党无派，终生为社会正义和民族复兴而疾呼奔走。唯其如此，当他的家成为地下党联络点（其子是中共党员），家里时常来些陌生人，村里人对此不免产生议论，二先生却一笑了之，他知道儿子是在干正事。新中国成立后，二先生被选为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85岁高龄仙逝。先生姓线，名润民。富平淡村镇线家堡人氏也。

【富平劫狱】

《关中英雄传》第二回“穷书生耕读古龙原  ‘小岳飞’苦练高家拳”有：“清代关中三大相国，韩城王杰、蒲城王鼎、朝邑阎敬铭廉正爱民的事迹令胡中山钦佩至止，决心要向名将岳飞学习，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岳飞是我国南宋时期著名的爱国英雄，他的事迹在民间广为流传，尤其是“岳家军”大败金兀术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在他的身上体现了一个中华民族的优秀成员所可能表现出的最英雄的壮举，集合了中华民族优秀的知识分子和军人身上所有的特点，迸发出耀眼的光辉，为中华民族的奋斗拼搏增添了光彩的一页，他的词作《满江红》唱出了一代忠臣良将的心声。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岳飞是一个相当完美的人，他的令人尊敬，在过去看来，是抗敌，是善战，拯救国家民族于危难；而在后人看来更在于他思想修养与道德品质的高尚完善。岳飞受到我国民族和人民千秋万代的敬仰，以至于神化，绝不是偶然的。胡中山崇拜岳飞，一部《说岳全传》读了上百遍，每当看到岳飞与儿子受冤屈而死于风波亭时，他常常扼腕痛哭不已，因此往往以‘小岳飞’自居，曾在日记里写道：予喜岳飞之言，即‘大丈夫为国岂能有嗜好乎？’他在以后即使官做得很大，也从不嗜好烟、酒、茶等。”

第十三回“胡景翼聚义药王山  曹秀才白水杀知县”有：

在打三原城时，哥老会龙头大爷向枝山助了胡笠僧一臂之力。向枝山原本犯了罪被投进富平县衙大牢，他的出狱多亏了胡笠僧和他的铁杆弟兄们的营救，这其中有个曲折的过程。

在药王山举义之前，向枝山由于哥老会兄弟的牵连，受恶人诬告，被拘捕入了富平县衙大牢，受尽了折磨。

胡笠僧得知后，心急如焚，要想尽一切办法救这个讲义气的铁汉子出狱。

哥们黑脊背说他在富平大牢里有熟人，胡就让他想办法联系营救向枝山。

黑脊背找了大牢的牢头冯五，说向枝山以前曾有恩于他，他想探望向枝山，偿还所欠人情。

得了黑脊背好处的牢头冯五，拍了腔子，说没问题，这是个碎碎的事，他说了就算。

于是，黑脊背就进了大牢，见了向枝山，如此这般地耳语一番后，就出来了。

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蒙了面的黑脊背和同伴妙手马老二溜进大牢，先是学了几声耗子叫。

迷迷糊糊的牢头冯五被吵醒，骂了烦人的耗子真他妈的讨厌，瞅了四下里没有什么动静又睡着了。

黑脊背和马老二蹑手蹑脚地猫身走了过去，马老二从身后抄出一个早已准备好的钝器，在牢头冯五的头上敲打了一下，沉睡在梦乡中的冯五就稀里糊涂地昏死过去了。

其实，当天下午，黑脊背、马老二与冯五喝酒吃菜的时候在饭菜里已做了手脚，偷偷地下了迷药，吃了迷药的冯五先是说头晕，晚上还要在牢房值班，便摇晃着走了。

妙手马老二从冯五的腰间解下牢门的钥匙，打开了所有的牢门。

犯人们鱼贯而出，跑了个精光。

待冯五和几个狱役清醒过来的时候，已是第二天早上，太阳把屁股早晒红了，黄花菜也凉了，哭都来不及了。

瞠目结舌的冯五清楚自己动下了大乱子，叫上几个狱役准备逃命，说：弟兄们，不好了，犯下杀头的罪了，不跑就等着县老爷卸了咱们的脑袋当夜壶用吧。几个狱役家里也有妻儿父母，一个个是凉锅贴饼子溜了，无踪无影的。

后来，冯五找了黑脊背，埋怨黑脊背不够朋友，误了他的前程，踢了他的铁饭碗，弄得自己失了业没饭吃了。

黑脊背笑了，说他也是没有办法，替朋友办事，受人钱财就得给人灭灾，如果真的没了出路就跟上他混饭吃吧。

冯五说只有如此了，既然上了“贼船”就要受“贼”摆布。

向枝山出了大牢，对黑脊背的救命之恩感激万分。

黑脊背哈哈一笑，说：向大哥，这一切都是少侠胡中山一手安排的，如果你要谢恩的话，就去找胡少侠好了，我黑脊背只不过是受朋友之托，替朋友办事跑腿的。

向枝山打听到胡笠僧在药王山举义旗反正，就纠集了他的旧部人马一千多人，准备配合胡笠僧的队伍作战。”

 

第四卷  崭露头角

 

【歃血为盟】

胡景翼13岁受业于三原名儒赵汝笃门下，喜读兵书及将相列传；还在读经论史之余，和几位同学随关中名拳师“鹞子”高三的弟子魏金钟习武，是高三的再传弟子。知近代英、日等列强欺凌中国事，常“画鹰日射之”，且“大言自负，人以为狂”。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胡考入西安健本学堂，结识革命党人，接受民主革命思想。他抨击时弊，主动印传单，主张青年救国，积极进行反帝爱国活动，并与同学习武。宣统元年（1909）陕西新军混成协成立， 他又主动联络新军中的进步分子，宣传民主思想。

胡自宣统二年（1910）二月经井勿幕、宋向辰介绍加入中国同盟会后，当时陕西民党多文人骚客，不肯与哥老会、刀客为伍。 惟独胡倡议联络各种反清力量， 并赴同州（今大荔）、蒲城、临潼、二华（华阴、华县）一带，动员刀客反清，又与同舍同学李仲三、冯子明等密盟于西安小雁塔。

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在西安成立，作出了联络会党、新军、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并决定以哥老会首领张云山所开的“通统山”为基础，与哥老会共组“同盟堂”，商定以“通统山，同盟堂，梁山水，桃园乡”四句话作为相互间的联络隐语。经军中同盟会员钱鼎、张宝麟近三个月的说服和动员，各营队的哥老会头目终于表示，愿意接受同盟会所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主张，同革命党人一块起来推翻满清政权。为了更好地巩固这个合作基础，1910年7月9日(宣统元年，农历六月初三)，陕西同盟会、哥老会和新军中的领袖人物，齐集西安南郊大雁塔举行秘密集会。参加会议的有：同盟会的井勿幕、钱鼎（定三）、张钫（伯英）、党自新、张聚庭、胡景翼、李仲三等，哥老会首领张云山、万炳南、王镇荣、马玉贵、马福祥、刘刚才等。他们在关圣帝君像前歃血为盟，并成立了反清的统一组织“三合会”，其誓词是“从结盟之日起，同心同德，共图大举。如有违背，神共鉴察。”史称“三十六兄弟歃血为盟”。

作者解读：大雁塔歃血为盟进一步巩固了同盟会，新军和哥老会的团结合作，为后来的西安起义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胡为此辛劳奔波，功不可没。

【辛亥西安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消息传到陕西，陕西革命党人井勿幕、井岳秀、张凤翙、钱鼎、张钫联合洪门帮会首领万炳南、张云山、马玉贵、刘世杰等密谋发动西安起义。陕西护理巡抚钱能训、将军文瑞等极度恐慌，为了防止西安新军起义，他们收缴了新军的子弹，同时派出侦骑四处捕捉革命党人，西安城内空气紧张。由于张树藩是军械官，西安起义前夕，同盟会陕西支部长井勿幕约陈树藩密谈，劝其加入革命阵营。此时，陈树藩已意识到清王朝气数已尽，加入同盟会对自己会有好处，于是，同意加入同盟会。（作者解读：被迫革命，黎元洪第二！）

武昌起义爆发后，震动全国，在陕清朝官员大为惊慌，对于在新军中各会党的革命活动严加防范，并下令由10月24日（农历九月初三）起，把新军二标一、二、三营陆续开往岐山、凤翔、宝鸡一带听候行止。云山等人得悉此讯，感到原定于10月29日（农历九月初八）起义日期已缓不济急，必须立即改变计划。即由钱鼎、张宝麟、张钫等于夜间去见同盟会中影响较大、时任新军协司令部参谋官兼二标一营管带张凤翙研究应急对策，商定于10月22日（农历九月初一）上午9时在城西林家坟召开有各方面负责人参加的紧急会议。10月22日本为发饷日子，各方面负责人物均借故先后聚集林家坟开会，公推张凤翙为首领，钱鼎为副首领，决定于上午11时发动起义。当日为休息日，清兵多四下游逛，起义军首先占领了城内军装局，成立起义总司令部，定名为秦陇复汉军，张凤翙为临时大统领，通电响应武昌起义，以旗人聚集地满城为进攻目标，于23日拂晓开始攻城。钱鼎、张云山、万炳南率部队从西面进攻；张凤翙率队从南面进攻，经过半天激战，于下午攻破满城。清守将文瑞投井自杀，满城战事旋告结束。西安所有其他武装部队，纷纷响应。军装局总司令部亦移至高等学堂，开会推选张凤翙为秦陇复汉军大统领，钱鼎、万炳南为副大统领，张云山为调遣兵马都督，成立军政府。接着由张凤翙、张云山先后发布安民告示及白话檄文，要求会党及市民严守纪律。当起义军发动之后，清高级官吏闻惊丧胆，如鸟兽散，隐藏民家或商号，后经查获，由军政府根据情节分别处理。有的关押待处，有的交保释放，有的遣回原籍，一时混乱局面趋于稳定。根据《清史稿》记载：

“陕西辛亥起义军，攻破满城，旅兵之死于此役有名可稽者，凡千余人，官兵丁之家属遇害及自尽者尤众。论者谓：各省驻防，于辛亥国变，以西安死难为最烈且多云。”

此时清朝卸任的陕甘总督升允（蒙古族人）一听新军起义，连夜逃往甘肃。这就为后来清军反扑、西路战役的拉锯战留下了隐患。清政府为了镇压陕西革命运动，任命升允为陕西巡抚兼办军务。升允调动清军马国仁部攻陷长武，进逼邠州（今陕西彬县），云山闻知西路吃紧，即向军政府自告奋勇，率向字营（即以哥老会头目向紫山部为主的营）等开赴西路，在长武冉店桥一带和清兵展开激战。清军极力顽抗，云山浴血苦战，杀退清兵，使局势转危为安。此时河南清军亦攻陷潼关，东路告急。大统领张凤翙亲自前往督战，张云山被调回主持防务。不久，潼关收复，而升允又调来甘肃清军张行志、陆洪涛、马安良、崔正午等大量部队由陇南、泾川分南北两路再犯陕西。长武、邠州、汧阳、陇州等地相继失陷，情况极为严重。云山急赴乾州（今陕西乾县）堵截敌军，坚守城防。这时万炳南副大统领亦在凤翔被围求援，辛亥革命果实能否保存，危在旦夕。张凤翙亲率粮饷都督马玉贵及标统谢采臣等部队驰援乾州；又调北路招讨使井勿幕派标统胡景翼与清兵大战于三水张户原（今陕西旬邑县张洪镇）；调驻同州（今陕西大荔县）的东路节度使陈树藩率标统严飞龙部（由游侠刀客组成）等支援山西革命的部队回师由临津渡河为进攻礼泉清兵主力；而又以王一山、杨叔吉等组成炸弹队扰敌后方；调王荣镇、王荣海、杨汝林三部（多为哥老会成员）与临潼曹印侯组成敢死军增援凤翔；调副兵马都督吴世昌（哥老会成员）率驻守咸阳的董雨麓、杨仁天等部迎击西来清军，一时各县同时抗敌，紧张异常。此际，云山坚守乾州城防以牵制大量清兵。云山与清兵在此对峙八十三天，历经大小数十战，以致城无完堞，死伤枕籍。云山身先士卒，日夜巡城督战，还手执军号吹奏各种号音迷惑清军，故清军虽多次使用云梯爬城，挖掘地道，派人诈降等手段，均未得逞。

再说10月22日上午，西安起义爆发，腿脚不太利索的陈树藩为了表现自己，拐着跛着领着起义新军冲进军装局弹药库，取出急需的子弹和炸弹，经过一天一夜的激战，两千旗籍骑兵被歼，将军文瑞看回天无力只得投井自杀；六营巡防兵缴械投降，护理巡抚钱能训（钱能训后来曾出任北洋政府国务总理，这是后话，暂且不谈）被俘，西安光复。

西安光复后，同盟会和洪门帮会为领导权问题而意见分歧。为稳定局势，防止内部火并，西安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同盟会员、原新军管带张凤翙于10月25日召集各界重要人物到军装局开会，陈树藩也参加，经过一番争议，最后，双方勉强达成一致协议：以张凤翙为大统领，万炳南、钱鼎为副大统领，组成了秦陇复汉军革命军政府，其他人员也有一定职务，如张钫任东路军大都督，张云山任兵马大都督，马玉贵任粮饷大都督，刘世杰任军令大都督。张钫提出任陈树藩为张云山的参谋长，但遭到万炳南、张云山的反对，张凤翙、钱鼎也不表态。结果，自认为立了大功的陈树藩捞不到一官半职，一怒之下，跑到渭北投井勿幕，帮助井勿幕组织民军。不久，山西革命党人电请张凤翙派兵援晋，张凤翙才任命陈树藩为河东节度使，指挥陈树发、严飞龙、王飞虎三个标，渡过黄河，占领了山西运城。民国成立之后，袁世凯将陕军编为两个师（师长张云山、张钫）和四个独立旅，陈树藩所部被编为独立混成第四旅，陈树藩任旅长。

民国成立后，张凤翙任陕西都督兼民政长，张钫任陕西陆军第二师师长，袁世凯对革命党人控制陕西很不甘心。1914年春，袁世凯命令张凤翙、张钫等率部镇压追剿白朗农民起义军，同时，又派心腹爪牙陆建章率北洋陆军精锐第六师入陕。不久，袁世凯调张凤翙、张钫入京任职。6月，袁世凯任命陆建章为陕西都督。 陆建章，安徽蒙城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1895年加入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历任帮统、协统、总兵、镇守使等。民国成立后，任袁世凯的执法处、警卫军统领，是袁世凯的亲信心腹。陆建章心狠手毒，杀人如麻，有“陆屠户”之称。陆建章督陕，首先是要改编和吞并陕军，面对这种形势，陈树藩即见风驶舵，给陆建章及其子陆承武送去一批上等烟土和古玩珠宝，还和陆承武结拜为兄弟。（作者解读：陈树藩投机革命，变色龙也！）这样，陕西两个师三个旅先后被裁减吞并，唯独陈树藩的第四旅得以保存。

在西安辛亥起义中，首任民国陕西都督张凤翙不得不提。张凤翙（1881—1958）河南河内(今沁阳)人，字翔初。1904年毕业于陕西陆军武备学堂。后留学日本，并加入同盟会。1909年回国。曾任陕西新军第三十九混成协司令部参谋。1911年10月率陕西新军起义，任中华民国秦军政分府大都督。1912年任北洋政府陕西都督。1937年后，任陕西省临时参议会议员、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建国后，历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陕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副省长，是第一届全国人大代表。

辛亥西安起义的时候，井勿幕在渭北药王山一带活动，在第一时间得知起义的消息后。他急忙委派兄长井岳秀、蒲城乡党杨久娃火速奔赴西安援助。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原蒲城县文化馆退休干部王东汉在他的文学作品《鲲鹏赋》中是这样记述的：

勿幕的浓眉拧在了一起，深思的双目望着苍茫的南塬。为了发动和组织这场拯救祖国，拯救民族的翻天覆地的斗争，他远赴外洋，寻求真理，放弃学业，奋勇斗争，在家乡父老兄弟的支持下，开创出陕西斗争的新局面，迎来了武装起义的这一天。这是神圣的事业，这是光荣的使命，这是救民族出水火，振中华图强盛的功德盛事，这是亿万人民换天地，得新生的欢庆节日。他没有忘记孙中山先生的谆谆教诲，他目睹了黄克强等众多革命志士的前赴后继，浴血奋战。如果说广州起义在军事上是失败的，但它在政治上、精神上，都永远是气壮山河的凯歌，无以伦比的壮举。同盟会自结盟起所精心培育的民族精英，万里山河中多年孕育萌发的栋梁之材，慷慨赴义，血染黄花，旦夕之间，魂飞南岭，井勿幕每每思想至此，总会热血沸腾，心潮澎湃，下决心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凭借三秦大地的人杰地灵，启动自己日思夜想的“南呼北应”革命格局，使陕西在完成推翻满清腐败统治的斗争中，发挥应有的巨大作用。为此，他处处时时把自己摆在争先锋打头阵的位置，初谋西安，继谋渭北，身体力行，鞠躬尽瘁；为此，他在西安起义的枪声打响之后，随即派出自己的爱妻惠子，胞兄岳秀，爱将久娃，日夜兼程，急赴支援，攻城破垒，威镇敌胆，同时又加紧整个渭北后方阵地的起义发动，政权建立，迅速形成了地域广阔，兵源充足，民心拥戴，固若金汤的中国大西北革命策源地。多好的形势呀，多么令人欢欣鼓舞的局面，南出四川，可与熊克武的川中民军迅速汇合，连成一片；东出晋豫，不但可声援武汉，更可出井陉直插京津，击敌中枢；北略河套，经营塞北，更能组建成摧枯拉朽，势如狂飚的蒙汉铁骑，从防御一向薄弱的北京北线，打他个灵魂出窍，……

在紧锣密鼓的渭北各县辛亥起义中，谁也没有料到，因众多党人基本都在外地活动而久无声息的蒲城县，却急如风火地打了头阵，且参与其事的，都是些悄无声息的小人物。　　

农历九月一日晚上，也就是西安举义、井勿幕药王山点兵的当天，消息已不径而走地传到了陕西同盟会的发源地蒲城县。那天晚上，依照蒲城旧俗，县城南庙为敬奉关羽关老爷唱大戏，南大街上行人拥挤，庙内广场上热闹非凡，台下四五千观众不时吹胡哨叫好，卖油糕，卖糖葫芦，卖红柿子的小贩们生意兴隆。正当夜戏演唱到最热闹的关头，台上却走上一个没化妆的演员，乐器声也嘎然而至。大家仔细看时，那不是演员，原来是神社的头头驼背狗儿。狗儿不顾人们的吐唾沫叫骂，面无表情地把板鼓手腿前的秦腔板鼓连架子端起来，放到台子中央，然后把板鼓翻个过儿，意思是把戏压了。压戏的驼背狗儿说省城西安发生革命啦，戏就不演了。第二天是蒲城集日，四乡八镇赶集的群众，又把西安反正的消息，传遍了蒲城乡间，群情振奋。

【药王山起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后，在省城西安的同盟会员迅速联合新军、哥老会于22日起义，光复了西安。

听到西安起义胜利的消息，受陕西同盟会委托，在渭北联络革命志士，组织各地武装力量，准备起义的胡景翼十分激动。他连夜率领队伍上了耀县药王山，插起了“兴汉灭满，光复中华”的大旗。胡景翼率领义军挥师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攻克了耀县、富平、三原等渭北重镇，成立了渭北起义军总部。年方20的胡景翼被陕西军政府任命为秦陇复汉军第一标标统（团长），从此开始了自己戎马一生的军旅生涯。

其实，早在１９０５年８月，孙中山为首的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宣告成立的时候，就在这年夏天，胡景翼在药王山的顶峰上，涂下了抒发心志的诗句：“我本一只猴，深山任我游。他日成正果，定要反天宫。”

西安起义的前一日，井勿幕已率领刚刚在黄龙山组建成的骑兵营三百铁骑，驰骋至耀县药王山庙宇集结，与药王山胡景翼胡定伯的起义军会合，组成了渭北指挥中心。这药王山山势险峻，山上古柏青翠，林木茂密，唐代医圣孙思邈的庙宇就建在山上，庙殿建筑宏伟，寺内巨柏遮天，场地宽广，实在是一个屯兵隐蔽的好处所。西安街头起义的枪声打响不久，勿幕和景翼就收到了李仲特的飞鸽传书，得知了西安仓促举义的消息，以及同盟会积极参与斗争的情况。

胡景翼喜爱阅读侠义小说，也很羡慕现实生活中见义勇为的“刀客”。（作者解读：在那个恃强凌弱、社会动乱的年月，健身以自卫、习武以保家的风气很盛，中国古代流传民间的替天行道、抑强扶弱的侠义传统影响也很深，渭北各地有许多“刀客”，打富济贫、专同官府和豪绅作对的江湖义士。）他和几个同学投拜到当地拳师金仲门下，利用假日和课余时间习武。金仲是名扬关中的少林派名字鹞子高三的第一个传人，独得高家拳真谛。金仲很喜欢景翼的体魄和气质，传授技艺非常认真，景翼学武也很勤奋。没有多久就练出了一套进、退、腾、挪的真功夫，并掌握了一些拳路，使他那种豪爽的气质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因为不能忍受“子曰”“诗云”的生活，胡景翼经常和要好的同学逃学，抨击时政，讨论刚刚接触到的新鲜的民主思想。虽然１５岁的胡景翼的头脑里并不清楚革命的内容和目标究竟是什么，但新的社会思潮激发他去寻找一个新的天地。

【光复耀州】

胡景翼的队伍，很快发展到1000多人，成为渭北最强大的一支武装力量。但由于组建仓促，成分复杂。这些由“刀客”、“哥老会”等邦会成员组成的队伍，作战虽勇敢，但纪律松弛，各行其是，缺乏应有的装备和军事素质，很难应对装备优良、训练有素的政府军。于是，胡景翼在所率部队中开展了整顿纪律和练兵活动，改变了部队中存在的自由散漫，各行其是的江湖作风，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耀州城有个会党头目张南辉，假冒“革命军”的名义，勾结清府，烧杀虏掠，无恶不作，弄得城内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井勿幕令胡景翼率兵剿灭之。

胡景翼从所率的士兵中，精选了40名骑兵，直驱耀州城，把守城的300多名匪兵，打得落花流水，狼狈逃窜。

光复耀州以少胜多的胜利，使渭北的土匪闻风丧胆，销声匿迹，老百姓无不称快。胡景翼的威名也从此风传渭北。

胡景翼、胡定伯的耀县起义，兵不血刃，一鼓而下。和蒲城同时起义成功的，有临潼的曹印候、焦林、黄生荣，富平的向紫山，随后，同官、大荔、合阳、韩城、潼关、华阴、白水相继光复，整个渭北大地，除过渭南县外，已全部起义成功，联成了一片。特别是同官的白喜等人，还一路率兵北上，收复了黄陵、宜君、富县、洛川等陕北的数座县城，渭北响应的艰巨任务，经过井勿幕等革命党人组织发动，在革命思想十分深入的渭北地区，已基本完成。

在这场风起云涌、波澜壮阔的斗争中，井勿幕也发现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所出现的一些新矛盾和新情况，特别是同盟会哥老会，刀客三方联合体中出现的新裂痕。蒲城的斗争，实际上已隐含了刀客和哥老会的尖锐冲突。白水起义成功后，哥老会的哥弟因抢劫财产，被同盟会员曹世英等制止，哥老会人员就举刀相向，寇遐差点命丧刀下，结果曹世英和同盟会人员被迫撤出白水，投奔了蒲城，白水又陷入哥老会夺权后的混乱。同官的旧官僚和清兵降将相勾结，将起义首领白喜诱杀，士绅们又利用哥老会杀了旧官僚和清降将，也出现混乱，勿幕派人去后，才稳住局势，恢复了秩序。勿幕知道，各种政治力量在共同的斗争中，需要一个相互磨合相互配合的过程，但必须强调团结，如果团结不好相互离心，矛盾一旦尖锐化，就会给革命造成大损失，取得的革命成果也会丢失殆尽。识大局，顾大体，讲团结，反分裂，是井勿幕这一时期每到一处都反复强调的重要话题。

【大战张户原】

在革命浪潮的的冲击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惊慌失措。在向武汉进攻的同时，又慌忙命令河南、甘肃的清军夹击围剿陕西的革命军。

为迎击清军的进攻，陕西军政府一面派军进驻潼关，一面派军抵挡西来之敌。不料甘肃来敌凶猛，西线全线崩溃，向西安告急。井勿幕立刻派胡景翼率两营兵力，西进增援。胡景翼率军直取三水城，清军望风弃城而逃。胡景翼乘胜追击，包围了张户原（今陕西旬邑县张洪镇），扼守要隘，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轮番冲击，死死卡住清军的退路，打得清军狼狈不堪，抱头鼠窜。

当时山西民军在晋南失利，胡奉命率部渡河援晋。过了没有多长时间，原陕甘总督升允督甘军20营兵力进攻陕西，一部已进至三水（今陕西旬邑）、淳化之间。胡由晋回陕，未及歇缓，即挥师西进，迎战清军于张户原。激战终日，胡粒米滴水未进，将士个个奋勇，终将升允所部打败。

张户原的胜利，扭转了西线的战局。充分显示了胡景翼这位初出茅庐的青年将领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

【辛亥革命时期的刀客杨久娃】

1893年11月26日（光绪十九年十月十九日），在陕西省蒲城县甘北村的农民杨怀福家中，妻子孙一莲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男孩。他们给这个男孩（长子）取名叫“长久”。在陕西关中一带有把小孩爱称为“娃”的习俗。因此，这个男孩就被乡亲们称为“久娃”，而很少叫“长久”。 

杨虎城出生于1893年，和毛泽东同岁。当“久娃”长大参加革命活动后，先后自己起名为忠祥后又多次改名，字虎臣、虎城。甘北村地处黄土高原，是个贫瘠的小村庄，当地由于缺少水资源（没有河流，吃水都要靠打十几米的深井，井水还是含高氟物质的，所以甘北人都是黄牙齿），农业生产完全要靠“天”吃饭。由此形成地广人稀的状况，当时全村只有十几户人家。在杨虎城出生前后，杨怀福家有四五十亩旱地，四间破房。由于地处黄土高原，常年少雨缺水，收成不丰，家境贫穷。好在杨怀福有一手好木工技艺，会做木工活。平时以种田为主，抽暇常做一些农具和木器小件如板凳、小桌之类。在逢集时就拿到附近的孙镇（距离甘北村四五华里）去变卖。后来在孙镇上开了一个小木器铺，使得家里的生活得以维持。1898年，也就是“康梁变法”的那一年，杨的母亲孙一莲生下弟弟，名茂三，亦名虎荣。一家四口日子倒还过得去。杨怀福没有读过书，是个文盲，但他一心想让自己的孩子能读书识字，起码能学会记个账。就在杨虎城10岁时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私塾去念书。杨虎城在私塾学习非常努力，在短短的两年私塾中，粗识了文字，培养了强烈的求知欲。

杨虎城天生聪慧，在他12岁时，一天他母亲突然得了急病，而父亲此时去三十里外的村子去赶庙会了。他一个人跑了三十里路赶到了庙会上，一看庙会上同时唱着两台大戏，戏台下，看戏的人人山人海。上哪里去找父亲呢？真是急人。当他看到戏台的角上站了一些孩子时，忽然眼睛一亮，急中生智挤开看戏的人群，猫腰爬上戏台，站在台上举起两个胳臂向右边不停地挥动，这样引起了人们的注意。“谁家的孩子，在台上干什么？”他父亲这时也看到了自己的儿子，就从右边挤出看戏的人群，找到他问明情况和他一起赶回了家。一天，他和小伙伴一块到洛河边去打草。当时河对岸有一头牛正在吃草。杨虎城向对岸看了一会儿，突然对同伴们说：“我敢保证那头牛左眼一定有毛病，可能是瞎了。”伙伴们听了都不相信，说：“明明看见牛眼长得好好的，你怎么说它左眼瞎了呢？”大家经过一番争论决定要与他打个赌，如果杨虎城说对了，大家就把打的草都送给他。当他们派一个孩子游过河察看后证实，那头牛的左眼确实瞎了，大家都很惊奇。纷纷追问杨虎城怎么知道牛的左眼一定有毛病。杨虎城神秘地一笑，说到：“你们仔细看，那头牛只吃它右边的草，左边的草那么好，它却一口也不吃，就说明它左眼一定有毛病。”大家一听都服了，杨虎城遇事喜观察、爱分析、善推断成了公认的长处。

    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蒲城县遭遇了大旱灾。据蒲城县志记载：

天旱，大饥荒，民食野菜树皮。连续两年，死人无数。

也正是在这一年，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清王朝的统治者慈禧太后带着已被废黜的皇帝光绪逃难来到了陕西省府西安，住了近一年时间。平时，陕西地处腹地，物阜民勤，一直是清王朝横征暴敛的地区。而此时，增加了“恭办皇差”、“筹办回銮”等额外的负担，陕西百姓更是苦不堪言。由于当时“汇不通天下”，临时朝廷的财政负担全部加在了陕西农民的身上（陕西当时工商业都不发达，唯靠农业）。据时任陕西巡抚的升允1911年奏报：为支应两宫，仅地方藩库垫银达六十万两之多，至于所谓人民直接“贡奉”的负担，更无法统计。在“天灾人祸”的沉重打击与压迫下，陕西农民大量破产，杨怀福也是其中之一。在天灾和名目繁多的捐税“皇差”的压迫下，小木器铺的销售非常困难（农民们连饭都吃不上，哪有钱去买木器），只好亏本经营。时间一长，没有周转资金，不得已只好向有钱人借债。这样，先后借了大约五百两银子，由于是在灾年，利息都很重。以后几年中，五十亩旱地的收成还不够还债的。于是木器铺倒闭了，土地也陆续变卖抵债。他们家由自给自足的中农变成了贫苦的农民。家庭生活开始经常受到债主、差役们的（收捐税）侵扰。杨怀福的经济破产后，要顾及一家四口的吃饭已很不容易，再无力承担儿子的私塾的学费。不得已，“久娃”只好辍学。

1906年春，杨怀福将他送到孙镇的一家小饭铺去当童工做杂活，这样虽挣不下工钱，但总算解决了他自己的吃饭问题。那时“久娃”只有13岁。在小饭铺他的主要工作是拉风箱（那时要有大火煮饭都是靠风箱向炉内送风来助燃的）。这个“烧火娃”的活在饭铺中可说是最差的活了。夏天里，日子最难熬，太阳像个大火盆，挂在半空中，烤得黄土地都要冒烟。一般的孩子都在家乘凉，可“久娃”要坐在灶火前，一边不停地拉动几十斤重的大风箱，一边不时地要往灶内添煤。除此之外，他经常还要干一些擦桌子、扫地等杂活。夏日的酷暑，烟熏火烤，艰苦繁重枯燥的劳动使他体尝到了劳动的艰辛与社会的不公。有一天，一个神气十足的人大摇大摆地进了小饭铺。恰逢平时负责接待顾客的“堂倌”没在，厨子做好了饭菜就让“久娃”端了过去。也许是等的时间长了些，那个人发起了火来。当“久娃”把饭小心翼翼、恭恭敬敬地刚放到桌上时，那个人却“啪！啪！”打了“久娃”两个耳光。像这样的事情，在小饭铺，在“久娃”身上时有发生，但为了生存，只能忍受。压迫与欺凌给年幼的杨虎城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孙镇在当地是个商业中心，逢集赶会的日子人很多，形形色色甚是繁荣。他们来饭铺吃饭时说东论西，有谈自己生意的，有说乡间趣事逸闻的，还有议论时政的。“久娃”是个求知欲很强的人，他虽然忙于手里的活计，耳朵却不闲着，时常留意倾听着客人们的谈论，从中了解外面的世事。后来当他提起当童工的经历时总是颇有感慨。他认为，小饭铺为他提供了一个了解社会、增加社会知识的场所，在那里第一次有机会听到了许多在村里听不到的消息，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们，添加了许多社会知识。因此，他曾说，“饭铺也就是我少年时期获取知识的一个学校。”小饭铺的经历开始锻炼起杨虎城坚忍不拔的性格。

1907年，在杨怀福一家为生活艰辛地打拼时，一天他被官府捉拿进了县衙。对此事因，有两种说法：一是杨怀福看到周围乡亲们同样辛苦度日，而官府不管百姓死活横征暴敛。因此，不满现状的想法越来越多。遂参加了哥老会从事反对清政府的活动，后被人告发被捕。二是因私仇被清朝政府逮捕后杀害。这一说法，据说是杨虎城1934年给西安绥署步训班第三期学员讲述自己的家史时提到的。杨怀福的被捕，使得全家生活的重担压在了不满14岁的杨虎城身上。他只好从小饭馆辞工出来，一面设法维持母亲和弟弟的生计；一面还要到县城去探视被押在县衙的父亲。就这样苦熬了一阵，一天，传来了杨怀福被押解到省府西安关押的消息。面对这突然的消息，母亲焦急万分不知该咋办是好。杨虎城感到问题严重，提出，他要立即去西安。到西安，既便于就近打听消息，了解案情，也可就近去狱中探望照顾父亲，母亲虽觉得儿子年幼，不放心。可奈何无其他办法，只好由他去了。杨虎城背了些干粮和几件换洗衣裳，手里还拿了一根棍子，干粮用以充饥，棍子用来防身打狼（当时蒲城一带荒僻狼多），就上路了。那时他还不满14岁。　　

甘北村距西安有二百多里，杨虎城到西安后由于没钱就住进西安二府街的蒲城会馆。为了生存，他除在外面打一些零工外，还义务给会馆做些杂务。为使父亲在牢里少挨饿，他每天都要去位于当时吕祖庙（西安青年路西头）旁的监狱送一到两次饭，这种情形延续了一年多直到杨怀福被杀害。在狱中，杨怀福向儿子讲述了自己因参加哥老会，反对清政府被官府察觉，借着兄弟间打架出人命的由头，逮捕了他。现在把他解到省里来恐怕是凶多吉少。希望他孝顺母亲，抚养幼弟……对这生离死别的情景，杨虎城始终铭记，1934年在他主政陕西时曾带自己的长子杨拯民，专门去当年关押父亲杨怀福的监狱去怀旧。

1908年5月31日杨怀福被清政府绞杀于西安。杨虎城满怀悲愤，向会馆借了一辆独轮手推车，披星戴月一步步地将父亲的遗体推回甘北村。从此在他的心灵里埋下了反抗清王朝统治的种子。笔者曾于20世纪80年代和近期，两次亲到甘北村，实地看到当地农村的贫瘠和行路的艰难。在那里，由于特殊的土壤和气候条件形成了当地“晴天一尺土，雨天泥拽鞋”的道路特点。由此，感受到不满15岁的杨虎城推着父亲尸首，跋涉二百多里的艰辛。认识到杨虎城之所以有敢把“天戳了个窟窿”的胆量；有“把牢底坐穿”的毅力和为民族民主献身的精神都与他的这段非正常的少年经历有关。

杨怀福的尸首经过千辛万苦虽然搬回家了，由于没钱买棺木装殓，无法安葬。当时，正是农历五月，天气渐渐地热了起来，尸体也不好再停放下去。这时，真是又悲又急。村里的乡亲们都正忙着麦收的准备工作，但大家出于对弱儿寡母的同情和对官府的愤恨不满，出力出物鼎力相助，总算把杨怀福草草埋葬了。丧事简单但气氛热烈，全村乡亲出动，景象十分感人。这件事，使杨虎城深受感动与启发。他认识到，只有穷人才能理解穷人的苦楚和需要，在关键时刻伸出热诚的帮助之手。

“穷帮穷”应不失为乡里之间相互扶持，相互帮助的一个好办法。他把这个想法和切身的体会讲给了要好的伙伴们，众人都很认同。于是他就和这些平时关系紧密的七户年轻伙伴，成立了一个互助性质的组织。约定当谁家的长辈去世、有人伤病或遇其他灾难之后，其余的人都要尽力帮助。有钱的出钱，有物的出物，有力的出力。共同帮助度过灾难。该组织以尽孝为前提，以义气为根本，故起名为“孝义会”。（作者解读：杨虎城将军缔造和统率的部队十七路军，源头可追溯到1911年，杨虎城将军年轻时在自己的家乡成立的革命组织孝义会和中秋会，陕西西蒲城县农民自发的互助互济、反清抗暴的兄弟会组织。1914年被编为蒲城县东乡民团而开始军事建制。这支部队历史较长，番号更迭，因为“十七路军”是其鼎盛时期番号，沿用时间较长；特别是在此期间，与东北军共同发动了“西安事变”，而名誉天下，所以这一称呼沿用至今。十七路军久住西北，就地域而言，应称“西北军”，但冯玉祥的部队本来是华北军，后来李代桃僵也叫西北军。十七路军称“西北军”与冯玉详的“西北军”完全是两个系统，严格意义上说十七路军应该叫陕军。）

这年10月，蒲城县发生了一件大事。陕西同盟会领袖井勿幕为开展革命活动，在蒲城县的学校里策动组织成立了“教育会”。该会人员因组织学生讲演，宣传民主思想，遭到清政府蒲城知县李体仁的镇压。逮捕了有举人头衔的教育会长常自新和一批学生，并施以酷刑。按清朝的规定，对举人是不能用刑的，结果还有一个学生因刑伤致死。造成当时影响很大的“蒲城学案”。此案轰动了陕西全省的教育界和在京城的陕西籍人士，他们纷纷给以声援要求惩办凶手。

清朝政府在强大的群众压力下，罢免了县官李体仁。“蒲城学案”的结果鼓舞了当地群众的斗争热情，也激励起杨虎城蕴藏在心里的斗志。给予怀有杀父之仇，富有反抗精神，正在寻找生存之路的杨虎城以很大的启迪。他从“蒲案”看到，只要大家团结起来，官府也可以被斗败。由此他联想到“孝义会”的目标有很大的局限。以前，孝义会只帮助会员们解决生活中的一些困难，现在应该为解除压在农民头上的苛捐杂税和官府恶霸对农民的压迫欺凌而努力。他就与会员们商议，今后若有会员遇官府、地主逼捐逼债的，大家就一起出头帮他，共同应对。不但不给（也实在给不起）还要迫其交出捐单债据当众销毁，今后不得再行讨要。这样，“孝义会”的宗旨就由生活互助演变成团结抗捐。杨虎城领导“孝义会”进行了几次抗捐抗债活动成功后，激励了当地农民的反抗勇气。人们的胆子大了起来，许多人纷纷要求参加 “孝义会”。到1909年8月“孝义会”已经发展到有百余人。随着人员的增加和抗争内容、斗争形式的变化，成员们认为“孝义”已不能再概括反映他们的要求了，于是要求集会商议发展大事，改变“孝义会”的名称。1909年农历八月十五，这天早上 “孝义会”的成员陆续聚集到了甘南村大郎庙前的一个高地上。当杨虎城到达时，已先到了上百人，他们在会场当中摆了一张木桌。集会中，在推举领头人时，大家鉴于杨虎城去过省城，有见识、遇事沉着、果敢、不憷头，又能体恤他人疾苦，就一致推举杨虎城当领导。

面对众人的推举，杨虎城说：“要我当头可以，但咱们一定要立些规矩，定些条条，要有组织有纪律。”大家同意了他的提议。杨虎城说：

“第一，今天正是八月十五,中秋，这个会就叫“中秋会”。

第二，中秋会的宗旨是打富济贫，打强扶弱。

第三，要严明纪律，见义勇为，不准欺凌妇女。

第四，同生死，共患难，坚持到底。

第五，要服从命令，听从指挥。

第六，不准泄密，破坏组织。违者开除。”

这样，一个由丧葬互助开始的农民自助组织，在时代大潮的推涌下演变成了与旧社会制度抗争的具有一定规模与纲领的农民团体。因为当地一直流传着“八月十五杀鞑子”的传说，所以“中秋会”还寓意着“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思想。杨虎城为便于领导，将“中秋会”分为两个层次进行管理。由他直接领导8个骨干，由这8个骨干再分别去领导十几人。这样“中秋会”成立后很快就形成了严密的组织系统。在辛亥革命的前夕，陕西局势愈发动荡。蒲城县地属省东的四大县（蒲城、富平、临潼、渭南）之一，政治感觉敏锐，特别是经过“蒲案”，各种政治势力都在积极组合。因为“中秋会”组织严谨，纪律严明，确实为穷人撑腰办事。

蒲城东乡一带的农民纷纷要求加入“中秋会”，会员们也都要求扩大组织。后来经过全体会员商议决定：允许一个会员最多能介绍10个人入会，而且必须是贫苦农民，未婚的青年。这样一来“中秋会”会员到辛亥革命时已发展到了800人以上。由此，我们看到杨虎城在“中秋会”的领导权，完全是依赖他过人的聪慧、非凡的经历、尊重他人的民主作风而确立的。由于他鲜明的阶级性，非凡的组织领导才能，在抗捐抗暴的斗争中成长为当地青年贫苦农民拥护的农民领袖。这时他刚17岁，一场改朝换代的革命风暴即将向他们袭来。

1905年8月，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提出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基本纲领。中国民主革命开始了由政党领导的新阶段。当时在日本留学的陕籍学生有三十余人，其中就有以井勿幕为首的十多人都参加了同盟会。同年10月孙中山派遣井勿幕、徐朗西、张铣等回国进行革命活动。井勿幕、张铣等回到陕西，宣传同盟会的纲领和孙中山的救国思想，联络进步知识分子和其他阶层的革命力量。他们在陕西发展了三十余人为同盟会会员。

1906年，在陕西较早具有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的于右任先生到了日本，也加入了同盟会。同年秋天，同盟会陕西分会在东京成立。1908年冬，在西安又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从此，在同盟会的领导下反清斗争有了统一的领导和比较一致的行动。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后，在东京创办了《秦陇》、《夏声》、《关陇》杂志。这些刊物宣传革命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抨击清朝政府的腐败与卖国。同盟会一面将这些杂志秘密运回陕西，一面在省内也办起宣传革命思想的《帝洲报》、《丽择随笔》等报刊；他们还建立起许多秘密团体和外围组织，有力地推动了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

1908年“蒲城学案”的发生和最后斗争的胜利，充分体现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学生运动成果和影响力。1908年同盟会陕西分会成立时，就作出了要联络会党（主要是哥老会）、新军、刀客共同反清的决议，事后进行了一系列争取联络工作。

1910年7月，同盟会、哥老会、军界、教育及其他各界的代表井勿幕、钱鼎、胡景翼、李仲山、张云山、万炳南等号称三十六兄弟，在西安大雁塔秘密集会，滴血为盟，共图大举。成立了反清统一组织“三合会”，为西安的反清起义作了积极的思想与组织准备。此时，陕西的同盟会已有近千名会员，群众工作也有了相当基础。当时在西安百姓中已流传着“不用掐不用算，宣统不过二年半”的民谣，甚至还出现了“八月十五举义”的传言。　　

1910年，井勿幕从南方回陕，召集同盟会的骨干开会，传达了孙中山鉴于南方起义屡遭失败的状况，欲改在西北发动的方针。会上讨论和草拟了准备起义的文件。会后迅速向省内各地的会员进行了传达。起义的准备加紧进行，形势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爆发反清起义，西安立即予以响应。10月22日清晨，同盟会、新军、哥老会首领秘密集合，共商起义大事。会议推举张风翙（时任新军一标一营营长）为首领，钱鼎（时任新军一标一营队官）为副首领，决定即日起义。上午10时许，陕西新军在张风翙、钱鼎、张钫（时任新军混成协队官）的率领下，分三路发动进攻。张钫带人首先夺取了西安城南门附近的军装局，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首战告捷。随即分兵占领了巡抚衙门。钱鼎率队进城，控制了城内的诸多制高点，并组织陆军学堂学生，攻占藩台衙门，保护起藩库（地方银库）。当时，清政府的一些军政官员正在咨议局开会。战斗打响后，驻防西安的旗兵统领西安将军文瑞从咨议局逃回了位于城内东北角的满城（满城面积占当时全城的1/4，是八旗兵及家属的驻地），立即下令紧关城门，布置防卫与革命军相对抗。就这样，在没有遇到大的抵抗情况下，革命军顺利地占领了除满城外的西安城厢。城里的百姓纷纷剪去辫子，臂缠白布，响应起义。当天晚上，张风翙等在军装局组建设立了革命军总司令部，商定革命军用“秦陇复汉军”的名号。

10月23日黎明，秦陇复汉军大统领张风翙率领革命军向清军在西安的最后堡垒满城发起了进攻。当时满城内的守军约有5000人（都是八旗兵），他们负隅顽抗。张风翙亲自指挥，哥老会头目刘世杰、马玉贵等冲锋在前，英勇杀敌。经过一天的激战，革命军终于攻占了满城，文瑞投井自尽，西安全城得到光复。经过多方协商，10月27日陕西“秦陇复汉军政府”正式成立，张风翙为大统领，钱鼎和万炳南为副统领。设立了军政、财政、教育、司法、交通等一系列机构，委派了一批大小官员。在西安首先光复后，各州县纷纷响应。数日之间，关中、陕北、陕南的安康、商洛等地五六十个州县也相继光复。只是汉中地区的光复费了一番周折。在革命军的进攻下，直到第二年的5月汉中地区才得到光复。11月22日，孙中山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颁发了“中华民国政府秦省都督印”。12月9日，军政府改秦陇复汉军政府大统领为中华民国政府秦军政府大都督。

辛亥革命，西安光复的消息传到蒲城，激起杨虎城参加革命的激情。就在他打算如何加入革命军时，一天，一个自称是民国军政府大都督代表的人来到蒲城进行联络。当他听说“中秋会”在东乡一带闹得不善，很有势力，就找到杨虎城问他有多少人。当杨告诉他有组织的就有800多人，要号召个千人也很容易，这可把来人吓了一跳。因为西安光复起义时，也不过几百人。

杨虎城向来人介绍了“中秋会”的组织情况后，来人拿出了盖有军政府兵马大都督张云山官印的官方文件，叫杨虎城把人集合起来。杨问他集合起来干什么？来人说集合起来再说，到时自有办法。杨虎城以为把人集合起来，可能是到县城去打贪官劣绅。就以“中秋会”的名义下发了通知，定了个日子，仍在甘南村南的大郎庙前集合，能带武器的带武器（也就是些刀、枪、剑、戟类的冷兵器），自带三天的干粮，能带牲口的也可以，口号是“反清灭满，还我中华”。到了集合的那天，大郎庙前聚集了近三千人的农民，有的秀才也来了，有武器的拿着武器，没武器的拿着叉、铣等农具，还有的牵着骡马。可张云山派来的联络人却不见面了。这可急坏了大家，有人就主张组织起来打到县城去，也有的提出要打倒某某劣绅，还有的提出要报私仇，议论纷纷一时无法决断。杨虎城看到，这么多的人，成分复杂，意见无法统一，局面混乱不好掌控。于是就宣布解散，请求大家先回家，等与革命军联系好后再通知。　　

集合的人群虽然散了，可出了一大堆问题，因为有的人就认为造反了，拿了庄主的武器、牵了人家的牲口；还有的是和家里闹翻了，跑出来的……面对这许多问题，杨虎城感到非常为难，毫无办法。于是他躲到孙镇一个亲戚家，连自己家也不敢回了。因为找他要办法，跟他“算账”的人，不断地到家里来骚扰。正当杨虎城因举义不成，为前途发愁之际，陕西的形势又紧张起来。陕西地处中华中心，武昌起义后，清朝政府本打算以陕西、甘肃为基地，重整军力，恢复东南。不料陕西却也爆发了革命，而且全省很快光复，使得清朝政府大为震惊。遂派大军从东西两路向陕西合击，企图扑灭陕西的革命火焰。陕西革命军政府调集了队伍在人民的支援下与清军在陕西的东部和西部两个战场展开了艰苦激烈的战斗。杨虎城闻讯清军大举来犯，认为这是参加革命的机会。他汲取了上次仓促集合的教训，只召集了一百多名青年会员，向大家讲清了要去投奔革命军，参加革命的目的和危险。征得大家的一致同意后，在杨虎城的率领下，这一百多名青年“中秋会”会员，告别家人，踏上了投奔革命军，参加革命的征程。杨虎城率众参加革命军后，被编入秦陇复汉军张云山部向紫山的向字营，杨在“向字营”当了一名普通士兵，这时他自取名为“忠祥”。　

在西安光复时，清朝的陕甘总督升允自己逃到了兰州。之后他调集了20个营的清军，由西路向陕西进攻。是年冬天，清军攻占了长武县。西线吃紧，兵马大都督张云山亲率“向字营”八百精兵支援西线，杨虎城就在其中。他们与清军作战于陕西乾州、永寿一带，革命军与清军在西线打得相当艰苦，一度成僵持状态。　　

1912年2月8日，清军集中兵力围攻乾州城。张云山率领革命军奋力抵抗，杨忠祥骁勇有名。清军始终不能破城。直到3月8日，清朝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后，升允率清军西去后，西线战事结束。在战斗中杨虎城学会了使用枪支武器，接触了军事知识，了解了部队的管理，经历了战火锻炼，进一步增强了胆识，了解了社会。此时他刚满19岁。

1912年2月25日，南京临时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辛亥革命的果实被代表封建地主买办阶级利益的袁世凯窃取了。袁世凯登上大总统宝座后，立即打出“军事之统一”和“行政之统一”的旗号，借以削弱打击革命力量。陕西是革命党领导举行武装起义的省份，袁世凯极不放心，因此严令缩编军队，以削弱陕西革命党的力量。另外当时陕西的经济实力也养不了多少军队。于是，秦陇复汉军的33个标（相当于团）、十几个独立营，改编为陆军两个师，三个独立旅。裁军中，革命党人井勿幕、胡景翼等被迫解职退伍；许多革命党人被排挤出了部队；作战很英勇的“向字营”被整个裁撤。杨虎城和“中秋会”的众弟兄在当了两年兵后退伍返回了家乡。

在农村，地主恶霸与官府对农民的压迫剥削并没有丝毫减轻，广大农民依然挣扎在贫困线上。这对于抱着满怀改变农村状况希望参加辛亥革命的杨虎城来说，无疑是很大的失望。他一面在思考，一面不得不为一家人的生活而打拼。杨虎城退伍回乡后，他在邻村的大路边开了一家小客店。这个所谓客店也就是两间破房，屋里摆几张破床，为过路的行人（挑夫、小贩等）提供一个落脚休息的地方。由于他有眼力，地点选择得好，人又勤快实诚，小客店的生意干的比较红火，引起了当地恶霸地主的妒忌，他们想方设法要把杨虎城挤走，霸占他 

的生意。一天晚上，村里发生盗案，当地恶霸地主硬说盗贼住过杨虎城的客店，逼迫他关闭了小客店。客店关了，家里又无地可种，为了一家生计，杨虎城再次来到省城西安。找到在西关当兵的同乡韩寅生，通过他在军营里先谋了一个伙夫的差事。后来才被补进军队领了一份军饷，靠这份军饷杨虎城养活着家人。

1914年春天，白朗以“中原复汉军大都督”的名号在河南发动反对袁世凯的武装起义。3月，白朗军突入陕西，所到之处“打富济贫”，受到广大农民的欢迎。当杨虎城所在的部队奉命去打白朗军时，杨虎城不愿去打这支义军，遂约集同乡李云诚、白玉生悄悄离开部队再次回到家乡。白朗军从入陕进甘肃后，又入陕经陕返回河南，前后两个多月的时间，行程四千多里，经过三十余县，攻克城池八九处。沉重地打击了袁世凯政权，鼓舞了广大农民同地主官府斗争的勇气。也使深受阶级压迫、不断探询出路与希望的杨虎城明白了一个道理——“对于压迫，只能反抗”。

蒲城县东乡有一个恶霸叫李桢，是前清的武秀才，此人依仗时任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的势力，除勾结县衙，包揽诉讼，欺压百姓之外。还经常为地主代办收租逼债之事。他经常带着打手，逐村挨户，逼债催租。轻则打骂，重则拆房、强夺民女、霸占田产，当地百姓深恶痛绝。　　

1914年夏收的一天，杨虎城到一亲戚家探亲，碰上了李桢带着一帮打手来村里催租逼债。一位姓王的农民，因还不起债务，被李的打手们吊在树上活活打死了。村里百姓惶恐不安，十分害怕。有人就来找这个主张“打富济贫，打强扶弱”的“中秋会”会长诉苦、讨办法。杨虎城听了情况，沉思了一下斩钉截铁地说：“只有干掉李桢，别无办法！”于是他找到他的结拜大哥，当地哥老会首领李子高，李因平时喜用长烟杆抽旱烟被人起外号为李烟杆子，向他借了一只号称“马拐子”的骑兵步枪（没有长枪托，枪管较短），做好了铲除恶霸的准备。　　

新麦上市后，李桢在孙镇干起了为粮店店主收债的事情。当杨虎城打听到李桢在孙镇的确切消息后，立即带上“马拐子”枪赶到了孙镇。这天，烈日当空，蝉声不绝。又逢孙镇有集，镇里街上人来人往十分热闹嘈杂。杨虎城将枪藏在套裤里，以给李桢送信为名，不慌不忙地走进粮店。他向店里的伙计打问到李桢正在柜房里，径直进了柜房，看到炕上有两个人正躺着抽大烟。杨虎城怕杀错了人（因他从不认识李桢，更无个人恩怨），就问：“哪位是李桢先生？我给他送封信。”听到此言，炕上一人坐起，说：“我是李桢，把信拿来。”杨虎城看准了人，从套裤里掏出枪来“砰砰”就是两枪。李桢倒在炕上，另一人吓坏了缩在炕上浑身打颤，杨虎城从李桢身边抽出一只手枪，冲出粮店，混入赶集的人流，扬长而去。

“李桢被杨久娃打死了”！

这一消息轰动了蒲城县，震动了官府。

“杨久娃这么大胆！了得？”

老百姓则说：“久娃给咱把害除了，真是解气！”无不拍手称快。官府又惊、又怕，随即展开搜捕、通缉。郭坚得知他的好友，被一个叫杨久娃的农民杀了，非常生气，曾派了二百多部众去追捕。由此郭、杨两人有了仇蒂。 虽然官府多方捉拿，但杨虎城在乡亲们的掩护下都得以逃脱。一时四处东躲西藏，不能回家。也正因此，他在陕西东府（西安以东地区）一带一时名声大噪，很有影响。

在逃避官府追捕的同时，他集合起“中秋会”的一些青年成员（这些成员遂脱离了生产），专门从事打富济贫，开始在“中秋会”的基础上组建起一支农民武装。百姓称他们为“刀客”，官府诬称其为土匪。什么是刀客？后人研究后曾给予这样的定义：“刀客，是关中渭河两岸地区一批特殊群体所具有的独特名称。他们通常携带一种所谓‘关山刀子’。（这种刀子是陕西临潼县关山镇制造的），社会上就将他们称为刀客。”　　

“关中刀客，主要是破产失业的城市小生产者，以及被地主恶霸压迫陷害、含冤莫申、走投无路、手刃仇人、逃避追捕的人们。”“辛亥革命前，他们在渭北地区已形成为与清政府在陕官吏的一种对抗力量，并在辛亥革命中起了一定作用。”杨虎城和他的追随者，开始只有十几个人，几枝土枪，大部分人都用刀。一天他得知，澄城县有一批税款要送往西安，杨虎城就带领他的弟兄，趁黑夜截了这批税款。有了这笔钱，除维持他们漂泊不定的生活外，还买了一枝“曼利夏”步枪，并逐渐地发展到有了十几枝枪。他们从不抢劫老百姓的财物，活动经费都是从地主豪绅那里强“借”来的。他经常以“请客吃饭”为名，摆上一桌饭菜，将地主豪绅“请”来。他对“客人”们说：“现在我们闹革命没有钱，需要向大家借一些，等将来革命成功了，一定加倍偿还。”借来的钱，杨虎城总是让别人保管使用。他对弟兄们说：“钱的问题，我不沾手。大家的钱大家用。”为坚持和扩大斗争，杨虎城经常联络着各村的“中秋会”会员。

一天，当他去一个村子进行联络时，不慎走漏了消息，合阳县的一百多名军警包围了他们十几个人。在杨虎城的指挥下，顽强抵抗，终于突出了包围。杨虎城的左臂负了重伤，一名姓李的弟兄手腕被子弹打穿，幸好一位会中医的和尚为他们疗好枪伤。当时和杨虎城一起“打富济贫”的都是一些被地主恶霸压迫得无法生活的贫苦农民，如杨娃子、韩年、傅镇江、高汉卿等人。后来，他们又袭击了朝邑县警察局，缴了警察的枪，壮大了自己的武装。　　

到1915年，他们在当地农村已聚集起数百之众，拥有长短枪大刀长矛等武器百余件。杨虎城将队伍编为3个连，自任营长，孙仓浪任营副。名称定为“人民革命军”，仍沿用“中秋会”的会规。另外还规定了部队平日一律不得扰乱市面，队伍所到之处，除农民供给的粮食外，其他给养都从打土豪和袭击官府所得。由于保护了工商业，又不骚扰群众的正常生活，得到当地群众的好评与支持，力量不断壮大。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

辛亥革命后，兵祸盗匪不断。地方政府为了保境安民纷纷组织群众，办理民团。孙镇区区长孙梅臣认为杨虎城因为打死李桢在当地百姓中很有名望，杨的队伍拥有一定实力而且纪律很好，可以用来保卫地方。于是他便呈请县上要求将杨虎城的“人民革命军”编为地方民团，得到了县长的批准。随着队伍扩大，杨虎城也遇到了给养供应没有来源，队伍缺少训练，伤病员难以治疗安置等困难。更重要的是他需要有时间和条件为今后的发展打基础找出路，他接受了孙区长的好意。双方通过接触、协商，达成了协定。由孙梅臣先生任东乡民团的 

名义团总，杨虎城任副团总负实际责任，下辖12个分联；队伍驻扎在东乡一带，负责维护地方安全，由地方供应给养。队伍成了地方武装后，杨虎城利用稳定的环境抓紧进行训练，努力提高队伍的军事素质和作战能力。当时，有一股叫高林的土匪，有六七枝枪，经常在东乡的永丰川一带抢劫，危害百姓。杨虎城就和李子高、李云城、孙荷伯等率领民团一百多人消灭了这股土匪，为地方除了一害。

1915年，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成果后狼子野心逐渐暴露，处心积虑地企图恢复帝制，建立袁氏封建王朝。

1915年10月，中华革命党总理孙中山派于右任回陕西运动起兵讨伐袁世凯。12月13日，袁世凯在北平称帝，改国号为洪宪。12月23日，云南将领率先在云南成立护国军，起兵讨袁。随后各地纷纷响应。在老同盟会员井勿幕的策动下，杨虎城率领部队参加了讨袁战争。他们在华县、华阴一带截击袁军，战斗中屡获胜利。缴获大批枪支弹药，部队也在战斗中得到锻炼，具有了一定战斗力。袁世凯的倒行逆施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连帝国主义列强也不敢公开支持。

1916年袁世凯在一片声讨声中病死了，他的皇帝梦只做了83天。随之讨袁战争结束，陕西进行了军队整编。杨虎城部由于在战斗中作战勇敢，组织严整被正式编为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一营，杨虎城任营长。驻防大荔县，负责黄河西岸防务。在大荔杨虎城认识了四川女子罗佩兰，当年与罗佩兰结婚。袁世凯在他临死前任命了陈树藩为陕西都督。这位陈都督在袁死后的第二天就通电表示服从中央，并无耻地称颂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提出对袁的葬礼要“格外从丰”，对其遗属要“从优厚待”。这番表白遭到了陕西和全国人民的反对，却得到了北洋政府的赏识。　　

很快，6月10日北洋政府下令，任命陈树藩为汉武将军，督理陕西军务。从此，原属民党的陈树藩变成了北洋军阀的忠实爪牙。陈树藩在取得陕西军政大权后，积极贯彻北洋政府旨意，对陕西人民施行残酷的统治。经济上对百姓横征暴敛，追索自民国以来历年所欠的粮款、税款；强制发行“富秦钱票”、公债；大借外债。更可恶的是广种鸦片，保护烟贩，牟取暴利。政治上大肆镇压民主力量，通缉同盟会会员李歧山、杨仁天、曹毓生等。李歧山等人为躲逮捕逃到杨虎城的军中共谋反陈。陈树藩得知后勒令杨虎城将李歧山等人交出，杨没有从命。陈又以提升杨为团长，扩编部队，增加武器等为条件希望杨将人交出，都被杨虎城拒绝。在这一时期杨虎城与同盟会建立起比较密切的关系，开始了解、接受他们的思想主张。站到反对北洋政府，反对陈树藩的行列中。

1917年7月1日，北洋军阀张勋在北京拥戴清朝废帝溥仪重新登基，演出了一场清王朝复辟的政治闹剧。各地闻讯，立即开展了一场反复辟讨逆斗争。7月8日，陕西讨逆军总司令通电出师潼关，进行讨逆。而北洋政府任命的陕西军务兼巡按使陈树藩又任命陕西警备军统领郭坚为“陕西讨逆军”总司令，康振邦为前卫司令，王飞虎为中路司令，胡景翼为南路司令，分北、中、南三路取道山西，河南，进攻北京。当郭坚、康振邦率领北路军渡过黄河，到达山西境内后，陈树藩却电告山西的阎锡山，说郭、康部为叛军，要晋军帮助消灭。又令王飞虎、胡景翼部不去讨逆而陈兵黄河西岸，企图断郭、康部的归路，以消灭异己，破坏讨逆。郭坚、康振邦部在阎锡山的截击下，几乎全军覆没，败退到黄河岸边准备渡河回陕。　　

陈树藩知道杨虎城与郭坚有仇蒂，便命杨部严守河西各渡口，不许郭部过河，企图把郭部消灭在黄河边。不料想，杨虎城以国家大义为重，完全摈弃个人怨恨，违抗陈树藩的命令，放郭坚、康振邦的部队安全通过自己的防区。康振邦后来回忆说：

“阴历六月初二（7月20日），康同百余官兵至禹门口附近。夜间渡河西归，被船户所欺，困于河之中滩。延至初五午，羊皮筏子从西而来，据云奉杨营长虎城之命，前来送馍。并问情形。计有皮筏两个，我即随筏西渡，俟晚间登岸见杨营长，杨即派船连夜把所有官兵一律渡归。杨送我到韩城县公署，受到县知事李天五的殷勤接待。恰于六月初六，黄河水暴涨，所有沙滩尽被淹没。”　　

“我们如迟一日渡河上岸，则所有官兵，实无一人得免。郭坚率余部从永和县的马头关西渡黄河，经宜川、乾县，到凤翔，联络耿直等倒陈（树藩）。”

通过此事，郭坚彻底改变了对杨虎城的态度。郭、杨两人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中走到了一起，开始了“靖国军”时期。杨虎城从借一杆枪起家闹革命，经过为民除害，打富济贫，保境安民，讨袁战争等阶段的艰苦浴血斗争，将一群不堪压迫的农民逐渐锻造成了一支有战斗力的武装力量。同时也将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民主联系了起来。将个人恩怨置于了国家革命之下，这应该是杨虎城思想认识境界的一次重大提升。

北洋军阀段祺瑞，在粉碎张勋的复辟梦后，又重新执掌了北洋政府。段祺瑞二次执政后，继续推行反对民主，坚持封建独裁统治和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卖国政策，两次解散国会，拒不恢复民元约法，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孙中山于1917年8月在广州召开国会非常会议，成立军政府并宣布护法。孙中山派民党人士回陕组织护法军，发动反段（祺瑞）驱陈（树藩）斗争。委任民党人士驻防白水的骑兵团团长高峻为陕西护法军总司令，陕西警备军统领耿直为陕西靖国军招讨使。

1917年12月3日，高峻首先在白水起义，打响了陕西护法斗争第一枪，对全省影响非常大。7天后耿直率部在西安起义，后在北洋军的围攻下撤离西安，西走户县、周至。郭坚在凤翔得知西安举义，即率部赶赴西安增援，兵到城郊，才知起义军已撤往户县，遂开赴户县与耿部回合。郭坚、耿直在周至召开所部军官会议，发布护法讨陈檄文，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任总司令，耿任副总司令，下设8个支队。

【刀客李云龙确有其人】

李云龙,字虎臣,陕西临潼（今属陕西西安市阎良区武屯）人。生于1890年，大杨久娃三岁。（作者解读：李云龙是辛亥革命后陕西军界的风云人物之一,他可是一个真正的刀客。武艺高强,仗义疏财,刚强勇敢,身先示卒,但脾气急噪,缺乏政治眼光,尤其与杨虎城相比，不善于团结、利用知识分子成为军政理手。乱世造就出英雄,性格上的缺陷也造就了他的悲剧。）

《阎良史话》中说,辛亥革命爆发后,李虎臣带了一杆快枪,骑了一匹快马回到阎良,交结张风鸣、南成祥、张明轩、丁增华等一批绿林义士,组成“渭北刀客”,独树旗帜,杀官兵替天行道,打财主杀富济贫。1912年9月,渭北刀客在官道刘村伏击了一队官兵,缴获许多枪支弹药,从此队伍越来越壮大。“渭北刀客”在李云龙的带领下逐渐由一帮江湖义士变为在当时陕西一支不可忽视的军事力量。

据《陕西省志》记载,“刀客会是关中地区下层人民中特有的一种侠义组织。其成员通常携带一种临潼关山镇(关山镇今属阎良区)制造的‘关山刀子’,刀长约3尺,宽不到2寸,制形特别,极为锋利,故群众称之为刀客。刀客约产生于清咸丰初年,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与严密的纪律,有一个类似首领的人物,大家都称之为某某哥,在他以下的人都是兄弟,围绕首领活动。刀客分散为各个大小不同的集团,划地自封,分布的地区,以潼关以西、西安以东沿渭河两岸较多,渭北则更多。刀客有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精神,也有抱打不平、拔刀相助的义气。辛亥革命时,大批的刀客参加革命,走向历史舞台,侠肝义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如今的渭北平原,刀客已经成为遥远的历史,就像经历了100多年时间洗涤的关山刀一样,刀客的传说和故事也慢慢地生锈,失去原来的面目。”

1915年上半年,李云龙和续西峰、胡景翼、岳维峻、弓富魁、杨虎城、井勿幕、邓宝珊、宋哲元、樊中秀、续范亭、孙殿英等10余人华山结盟,发誓:

“成立国民军,救国救民,抵抗帝国主义,扫除国内军阀,不成大功,誓不做官。以收回租界,与列强站在平等的地位,实行三民主义,永不受外国的侵略为目的。”

从此以后,他们有的住华山,有的散居陕西各地,还有的仍返部队,以待时机。

1917年冬陕西成立反袁靖国军。长袍于右任为司令，李云龙等华山结盟人员都为骨干。靖国军是辛亥革命被逼上梁山的穷苦农民组织起来的队伍,李云龙任靖国军第四路第四支队司令。于右任、胡景翼为老同盟会员,率领麾下李云龙等攻打过袁系陆建章,将其逐出陕西。1921年冯督陕时将胡部改编为陕军第一师，李云龙任补充旅旅长。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与直系其他将领胡景翼、孙岳结盟,于10月24日发动了北京政变,推翻曹锟政府,并通电请孙中山北上.冯与胡景翼、孙岳等商定组织国民军,冯被推为总司令兼一军长,胡景翼任二军长、孙岳任三军长。 1925年2月下旬,国民二军与原盘踞河南的镇嵩军展开了“胡(景翼)憨(玉琨)之战”.历时月余,憨兵败服毒自尽,国民二军大获全胜。李云龙率领部队黑夜奇袭虎牢关当推首功。可惜1925.4.14胡景翼病故。二军长由岳维峻接任,李云龙任第十师师长。

1925年7月,大战中获胜的国民军进驻陕西,驱逐了北洋军阀陕督吴新田,段祺瑞忍痛割爱免除吴任其陕南护军使,任国民军第三军司令孙岳军为陕西督办,任第二军司令李云龙为陕西军务帮办,开始了国民军陕人主政陕西的时期。

1926年1月1日,冯正式发出通电宣布即日下野出游,同时向段政府辞去本兼各职。段政府根据冯的意见,任命李云龙为陕西督办,张之江为西北边防督办兼察哈尔都统,刘郁芬为甘肃督办,李鸣钟为绥远都统, 随即,孙岳调往直隶,李云龙率少数部队退回陕西西安继任督陕。

1926年春,吴佩孚联合奉系进攻国民军。因为冯玉祥出国考察,无主帅的一军被打得元气大伤,韩复榘、石友三叛变,15万人只剩下3万。二军长岳维峻指挥无方,3师蒋士杰困守信阳48天失城,国民军在河南完全失败,岳渡黄河又被阎锡山俘获到山西。只剩下二军李云龙、邓宝珊,三军杨虎城、庞炳勋,五军方振武在苦苦支撑。

1926年4月2日,北洋军阀吴佩孚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命驻守河南嵩山的刘镇华率八万多人进入关中,曾在胡憨大战中溃败离陕的原陕督办刘镇华卷土重来,反扑陕西。吴佩孚委任刘镇华“讨贼联军陕甘军总司令”,联合甘肃督军陆洪涛、陇东张兆钾、陇南孔繁锦等,又勾结了阎锡山攻打西安。镇嵩军犯陕,阎锡山供其弹药每日一百余车,陕军兵败函谷关,镇嵩军马踏秦川势如破竹。其编制为:

总司令刘镇华,直属总司令部的有卫队旅、警备旅、炮兵团、骑兵团、独立一旅二旅三旅；所属野战军为一师柴云升部、二师贾济川部、三师梅发魁部、四师王振部、五师武衍周部、六师何梦庚部；此外还有陕甘军三十五师憨玉珍部、原陕军一师麻振武部、陕军二师张治公部、北洋军七师吴新田部,总兵力达十万人马。当时陕西军务督办李云龙(李虎臣)只率领国民革命二军卫定一部,三军杨虎城部一万余人,和西安城内各族军民奋起抵抗。三支军队统称陕军,李云龙为总司令,杨虎城为副总司令,并且李云龙率领自己军队担任压力较大的南城的军事防务。军民同仇敌忾,克服种种困难,忍受极大的痛苦,坚守城池。围城期间,西安军民历尽艰难困苦,蒙受了重大牺牲。

守住西安,这对于策应广东革命政府的北伐有着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一万对十万,相持了八个月,这是何等的艰难！ 到5月15日,刘军攻占城西三桥,完成四面包围,西安攻防战接连出现激战,尤其在东关地区,双方鏖战惨烈。镇嵩军又转攻南城,争夺制高点小雁塔,李云龙亲征率领刘文伯部殊死血战,终于夺回两次被占领的小雁塔。双方常常短兵相接,白刃拼杀,反复搏斗。8月以后,城内弹缺粮尽,已陷危境,但陕军仍在坚守。

8月下旬开始,刘镇华针对守军情况采取分化政策,许诺让李云龙当甘肃督军,把西安让出来,到兰州当官。又使用飞机撒传单告示:如果拿李云龙、杨虎城二人之首级投靠者,各赏10万、5万元。李云龙粉碎了刘镇华的阴谋,血战死守。国民军哀兵必胜,守的滴水不漏。刘镇华攻城不是对手,死伤惨重,强攻、爆破、挖地道手段用尽,依然一筹莫展。

刘镇华攻不开城,就企图围死城,沿城周挖壕七十华里,壕后筑土墙,架设大炮隔绝内外。又纵火烧毁城外十万亩麦田。城中粮食短缺,斗粟百元,后到有价无市,军民挖野菜、剥树皮、餐油渣、咽糠麸,进而煮皮带、吃药材、屠狗杀马、挖鼠罗雀,甚至发生相食死尸惨剧。即使如此,西安人仍未屈服,共产党员魏野畴、南汉宸等组织城里开群众大会,控诉刘镇华残害陕西人民滔天罪行,经杨虎城批准,批斗枪毙了劣绅楮小瑟等,打击了投降派的邪气。八个月后,终于击败了刘镇华,护城成功。胜利后,在北新街空旷地上挖下大坑,埋葬了遗散在城内各处无人收埋的死难者数万具尸骨,并在大土丘上修起纪念馆,有人以沉痛心情写了一幅挽联:

生也千古,死也千古；功满三秦,怨满三秦。

在西安反围城战斗进入后期,城内情势越来越艰难严峻时,城外的国内形势发生了急聚变化。7月,广州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直取吴佩孚；9月,被迫下野赴苏的冯玉祥在国共两党要人的敦请协助下,回国联络北方国民军主要将领组成国民联军,在绥远五原镇誓师出征,响应广州国民政府,策应北伐,派兵援陕解围西安。随即任命孙良诚为援陕总指挥,率部经宁、甘进军陕西。

10月中旬,首解三原之围。11月中旬,冯玉祥先头部队攻占咸阳后,即向西安发起全面总攻。冯军在攻击西安十里铺刘镇华大本营时,西安城内守军也乘机出击。在内外夹攻之下,刘军全线动摇,刘镇华仓惶逃到豫西陕州。11月27日上午12时,被围困了八月之久的西安城终于解围。李云龙等坚守西安的浴血抗战终于取得了胜利。

西安守城战役（作者解读：史称“二虎守长安”，后来，西安2万死难的军民遗体被掩埋在城内空地，并建有革命亭，今西安革命公园。）的胜利,在国内现代战争史上是一个奇迹,时正值北伐统一中国,前后历时7个多月共计220多天,从残酷程度上远远超过二战中的列宁格勒围城战役。后者尽管前后历时900天(一说为880天),但是德军始终没能彻底隔绝列宁格勒与外界的联系,苏军始终能够通过拉多加湖的冰面向城内运送物资,而西安被围时与外界的联系完全被隔绝,城内所有能吃的东西都被吃光了,从老鼠、麻雀到油渣、药铺里的药材甚至纸张,军人们的皮带、皮枪套连同鞋底都被主人煮吃光了(过去的生皮,不是现代的皮革)。城内除了原先的居民,还有为了逃难涌来的8、9万难民。

围城后期,天天饿死病死的人不计其数,无法安葬,天气又热,瘟疫横行,城内每天都哭声震天,但是始终没有人要投降。战斗中,刘镇华在登城的云梯上挂上大幅白布,上边用毛笔写着‘登上城头第一名赏大洋1000块,第二名赏大洋800块,第三名赏大洋500块,后退的当场斩首示众！！一边用盘子托着明晃晃的大洋,一边是手持冷森森鬼头大刀满脸杀气的督战队,又有吴佩孚的一架飞机在西安城上空轰炸助威,可以想象战斗的残酷程度了。

西安保卫战吸引了10万镇嵩军,分散了吴佩孚的兵力,配合了国民革命军的北伐。这一胜利,使冯部国民军士气大振,扭转了被动局面,在甘陕两省站稳了脚跟。冯玉祥满怀豪情抒诗:“拼命流血求解放,一往直前不回头。重层压迫均推倒,要使平等现五洲。”为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和防止西北被帝国主义、封建军阀扩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也许是卷进战争旋涡的无辜百姓惨死太多,毕竟这两个战役有质的区别,教材上没有讲此战役。又因为杨虎城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李云龙的实际作用就被杨的光辉遮挡淹没了。

“二虎守长安”的李云龙面对白骨垒垒、疮痍满目的惨状和“和平期待会”分子的攻击,心灰意懒,决心从此离开军界。自己曾悄然微服出走,隐居于三原。 冯玉祥到西安后执掌了陕西军政大权,任命以于右任为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邓宝珊为副司令(二人随冯绥远五原誓师出征)。（作者解读：邓宝珊将军是我国近现代史上无数爱国者中的杰出人物之一。他是著名的政治活动家，爱国将领，中国共产党的忠实朋友，他热爱祖国、追求真理、勤政爱民、实事求是，为我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事业，为民革事业作出了极大贡献。邓宝珊将军名瑜，字宝珊，1894年出生于甘肃省天水市的儒商家庭。他自幼父母相继去世，因贫寒失学而当学徒，14岁在兰州入新军到新疆。在数年的社会经历中，他目睹了晚清政府腐败、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惨境，遂萌发了改革政治、强兵富国的意识。他竭诚拥护孙中山先生起义反清、建立民国的主张，于1910年7月秘密加入同盟会，1911年1月7日参加了著名的伊犁起义，1916年在陕西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斗争。1918年，他和胡景翼先生等组织陕西靖国军，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护法运动，受到孙中山先生“借问劳苦，并以为勖”，“坚持初志，百折不挠”的评价和鼓励。1924年，他参加了冯玉祥将军领导的国民军，坚持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三大政策，在反对北洋军阀的战斗中屡立战功。
　　“九一八”事变后，邓宝珊将军反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赞同中国共产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同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密切来往，并对他们的活动加以掩护和帮助。1936年西安事变，他支持张学良、杨虎城将军提出的抗日主张，拥护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正确决策，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抗战时期，邓宝珊将军与中国共产党驻兰州代表谢觉哉等人来往甚密，支持八路军在兰州办事处的工作。后邓宝珊担任国民党晋陕绥边区总司令，率部驻扎榆林。抗日战争期间，他赞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统一战线，在国民党反动派多次发动反共高潮、封锁边区、制造磨擦时，指示所属部队必须“维护边区到榆林交通安全，保护往来人员和物资顺利出入”，坚持以团结为重，和陕甘宁边区建立了良好的友邻关系，直到抗战胜利。对此，毛泽东主席在1944年12月致邓宝珊的信中高度评价说：“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他多次去延安，受到毛主席和其他领导同志的接见，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为他后半生追求革命、追求进步的道路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邓宝珊将军对国民党当局无视全国人民饱受长期战争的苦难以及要求和平建国的强烈愿望，坚持独裁、内战的倒行逆施，深为不满。平津战役期间，邓宝珊作为傅作义的代表，同中国人民解放军达成协议，为促成北平和平解放作出了重要贡献。1949年9月，他受毛主席、周总理的委托，协助傅作义、董其武将军，实现了绥远国民党军队的和平改编和绥远的和平解放，同时还促成了宁夏马鸿宾部队的和平起义。1955年，为表彰在人民解放事业中的功绩，邓宝珊将军被中共中央军委授予一级解放勋章。　

新中国成立后，邓宝珊将军历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代表、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国防委员会委员，甘肃省人民政府主席、省长等职，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委员会第三、四届副主席，民革甘肃省委员会主委。邓宝珊将军热爱祖国、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制度。他曾说过：“我是甲午战争那一年出生的，可以说是生于忧患，也是饱经忧患，现在我能够亲眼看到新中国屹立于世界，这是我一生最大的欣慰和自豪。”所以，他时刻关心祖国统一大业，多次撰写对台广播稿，敦促台湾国民党的当局以民族大义为重，审时度势，改弦易辙，回到正确的道路上来，同中国共产党共商统一大计。他还希望在台湾的故交旧友，认清大势所趋，人心所向，努力为促进祖国统一作出贡献。
    建国后，邓宝珊将军一直同毛主席、周总理、朱委员长等中央领导保持密切联系，友谊愈加深厚。毛主席多次在自己的住所中南海丰泽园召见或宴请他，并多次与他长谈，他把这些话都记在心，认真领会，深受教益。五六十年代，朱德、邓小平、贺龙、陈毅、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以及杨明轩、南汉宸等同志到兰州，到他的住所邓园看望他，相互倾听交谈，亲密无间。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邓宝珊受到了冲击。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闻讯后，立即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他时刻为党和国家及民族的前途担忧，于1968年11月27日在北京逝世，享年74岁。）

冯严厉寡恩,培养亲信,陕军原来与冯玉祥就有旧仇,为了对付镇嵩军才组成国民联军。后来冯玉祥又接受了镇嵩军刘镇华的投降,陕军感情受创,矛盾扩大。驻守西安的冯军宋哲元逼迫陕军接受改编,李云龙被任命军长,辖三师六旅,师长为何经伟、赤亚武、刘文伯。命令其退出西安、出关东征。陕军虽不愿放弃家乡地盘,但是为报答解围之恩出关东征。接着,冯玉祥在徐州会议上公开拥蒋,冯作为第二集团军取得了对鲁、豫、陕、甘、青、宁六省的统管之权。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复职。国民党在南京举行二届四中全会,2月7日,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指定,蒋中正为军事委员会主席； 3月9日,又任命李云龙为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初,适有陇东军阀韩有禄、黄得贵反冯,宋哲元追歼其部至关中,陕军将领田玉洁阻击宋部,并联合韩、黄共六万人攻打冯军。其后,陕军各路将领在三原县召开联席军事会议,要求陕人治陕,拥岳维峻(西峰)为陕军总司令,李云龙为渭南总指挥,冯子明为渭北总指挥,联合反冯战争终于爆发。冯部宋哲元采取分化瓦解和军事切割相结合的办法将陕军各个击破。陕军将领顾含芳、田玉洁、党玉琨、雷赤诚、曹耀南、杨云栋等相继战死。

特别是凤翔一战,冯军甚至将已缴械的八百余陕军官兵用机枪扫杀。如果小说《铁血西北》记述属实,那就更为惊人。在此情势之下,1928.4月李云龙孤注一掷,意气行事以卵击石,发兵攻潼关围西安。但是却被冯军马鸿宾、孙连仲夹击,失败退走商县黑龙口。

其手下两个师长缴诫遭诱杀,参谋长刘季衡被诬为共产党分子刘季红也被杀害。后来新败的李云龙残军,在河南又被十万红枪会打得大败。(后来又有多次军队遭到邪教指使的凶悍教民的袭击,包括战区副长官的汤恩伯。人们无法想见漫山遍野,手持镰刀铁锹,衣不遮体蜂拥而来的恐怖。)部队在豫西无法立足,只得投靠蒋介石第一集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3师。李云龙被任命为中将师长。驻扎湖北沙市。

历史还有一个重要情节:共产党的地下武装许权中旅,曾长时间埋藏依附在李云龙部(二人同是临潼乡党)。1927年10月,该部队毅然脱离了冯子明,接受了国民联军南路军李云龙的整编。编为新编3旅,许权中任旅长。部队驻扎在陕西洛南县,成立了政治部,廉益民任主任。后来清涧起义失败的唐澍,辗转来到许权中旅任参谋长。

1928年4月,李云龙参加了反对冯玉祥的战争。中共陕西省委认为,军阀混战正好为渭华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决定立即举行渭华起义。唐澍、刘志丹带着部队来到达华县瓜坡镇,成立共产党领导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唐澍任总司令,刘志丹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全军斗志昂扬,参加当地的农民暴动。起义失败后,刘志丹等去省委汇报,决定开展统一战线工作,设法保存党领导的这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许权中受命与陕西省蓝田县委控制的共产党员尹耕辛领导的民团,合编为李云龙军所属的刘文伯3师9旅,许权中仍任旅长。可惜这只革命武装竟消失在十万红枪会手中。当时许权中不忍心下令向贫苦农民开枪,结果被围攻的帮会农民抢夺步枪2000只,先后杀害1000多缴械士兵,许权中也被砍成重伤。

1930年夏,扼守沙市的李云龙,又成功创造一次守城战例。

当时贺龙红二军团正面临着战略发展方向上的选择。主力部队向荆州、沙市推进,发动鄂西地方总暴动,争取与其他红军部队“会师武汉,饮马长江”。段德昌主张利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中原混战的有利时机,分兵四出,歼灭反动的白极会,拔去根据地内的白色据点,使洪湖根据地连成一片。

红军势如破竹大军压境,使沙市市面恐慌已极,而驻军也仅新编3师一师,可李云龙是守城专家。9月4日,红二军团2军、6军强攻沙市,激战一昼夜,受挫于坚城之下。红二军四师十团团长张一鸣等干部牺牲,伤亡达一千余人。军团被迫撤回潜江一带。中原大战时,李云龙想重返陕西,但是蒋介石让杨虎城捷足先登。

杨虎城在蒋唐战争期间,突袭驻马店,击败唐生智,立了大功。得蒋赏识,从新14师长被蒋擢升为7军长。中原大战打下洛阳后,杨虎城率部西返入陕,被蒋任命为十七路军兼陕西省主席。李云龙心怀不满,和南阳的滇军范石生部以及川军郭汝栋部等配合冯阎反蒋之战,在武汉发难。结果部队被撤番编遣,本人也被撤职。从此淡出军界。

【关中怪侠郭坚】

郭坚（1887～1921），关中刀客中的佼佼者，陕西靖国军名将，原名振军，字方刚。陕西省蒲城人。早年就读于县立小学堂时，每听人谈论反清革命，便奋然而起，说：“此正吾人之责也”。以后他广结“刀客”，每遇不平之事，即拔刀相助。

1911年10月西安起义时，郭坚到省城参加学生军，后在陕西交通司任守卫，与耿直相识。清军分东西两路进攻陕西，郭、耿到大荔募集“刀客”和农民组成“冯翊军”，迎击清军。共和告成，“冯翊军”被改编为巡缉营，郭任营长，隶属于陈树藩的陕西陆军第二混成旅。

1914年陆建章督陕，巡缉营被遣散。郭和耿直秘密活动于黄龙山，积蓄力量，策划反陆。1915年12月袁世凯帝制自为，护国运动兴起。郭、耿联合白水地方武装高峻，于1916年3月24日在白水起义，树西北护国军义旗，通电讨袁逐陆，向蒲城进兵，被“渭北剿匪总司令”陈树藩击败，退入陕北。

不久，全国讨袁护国运动进入高潮，陈树藩迫于形势，也在三原宣布独立，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并以俘获的陆建章之子陆承武为人质，迫使陆建章离陕，夺得了陕西督军的高位。陈将郭、耿所部编为陕西游军，以郭为统领。袁世凯死后，李根源出任陕西省省长。陈树藩将陕西游击军改编为全省警备军，归省长节制，企图利用这支“素无纪律，不堪驱遣”的队伍，挤走李根源，实现自己独霸陕西的阴谋。但郭素重义气，和李相见后便情趣相投，表示倾心服从李的领导。此举深为陈树藩嫉恨。1917年7月张勋拥溥仪复辟，引起全国公愤。陈树藩得知段祺瑞马厂誓师的消息，又玩弄他的两面手法：一面命郭坚率部四营，假道山西，北上讨张，以讨好段祺瑞；一面又电告晋督阎锡山，“郭坚兵变，从速捕杀”，以消灭异己。

郭率部刚入山西，张勋拥溥仪复辟已告失败，遂遭晋军重兵堵截。此时，陈树藩又布兵黄河西岸，断郭归路。郭部被前后夹击，几乎全军覆没，随军参赞、著名民党人士宋向辰、樊灵山壮烈牺牲，郭坚仅带50人化装潜逃回陕西，陈又诬其为“段军”，不允许在西安附近停留。同年8月，护法运动兴起。11月，郭坚与高峻、耿直相约，先由高峻在白水起义，吸引省城军队东调，再由耿直在西安发难，郭为外援，试图一举除陈，响应护法。后因力量不济，两次起义均告失败。郭率兵由凤翔驰援西安途中，与耿直在户县相遇，遂开往周至，召开将校会议，宣布成立陕西靖国军，郭、耿分任正副总司令。在部署完对陈军的防卫战事后，郭率司令部与卫戍部队回守凤翔。12月21日，郭坚在凤翔发布讨陈檄文，发誓要“为国除奸”。 陈树藩派重兵在进攻岐山耿直部的同时围攻凤翔，郭弃城经礼泉、泾阳，至澄城寺前镇，与已宣告独立的高峻、曹世英和先期到达的耿直部取得联系，联合攻克白水。在攻打蒲城之役中，耿直战死（时为1918年1月25日），郭率部移驻临潼交口。耿直殉难的当天夜晚，张义安、董振五、邓宝珊等在三原起义，函请胡景翼、曹世英援助。胡、曹率部抵三原后，一致议决举陕西靖国军旗帜，反段倒陈。几经协商，军分两翼进攻西安。郭为左翼军东路前卫，一度进军至西安东郊的韩森寨。但由于河南镇嵩军刘镇华入陕援陈，靖国军围攻省城失败，退至渭北计划攻取战略要地大荔。但攻城一月未克，反被陈树藩围困于羌白镇。

羌白是八百里秦川东部开阔地带坐落着一座千年古镇，旧属陕西同州，今属陕西大荔县，它始建于东汉建武（公元25—56年）年间，距今已1900多年；它的名称缘于一个少数民族（羌族）和一个部落君主（白纳目希汗）；它的沧桑与“汉羌大战”、“五胡乱华”、“回民起义”等重大事件一样浑厚；它孕育了“铁人”王进喜，邵力子、郭坚、赵寿山等名人曾在此驻足。这便是大荔县羌白镇，一个在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印记的三秦古镇、名镇。羌白东接古同州（今大荔）、西连渭北浩壤，南依水草丰茂的沙苑之地、北濒洛河相望铁镰山脉，处在关中平原黄、渭、洛三角洲上的绝有风水宝地。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约在20万年前羌白附近就留下了早期智人（大荔人）生活起居的痕迹。《大荔县志》载：

周平王末年（公元前720年）大荔戎侵入灭同据芮，建大荔戎国时就有羌、鲜卑等族群在羌白地区活动。历史的滚滚车轮驶入东汉，光武帝刘秀在亲历众多灾乱后大彻大悟，他秉承“理天下亦欲以柔道治之”的执政理念，尽速促成了民族大融合的和谐局面。

江统所著《徙戎论》称：

“关中之八百余万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

可见此时内附羌人何其多。时据羌白之地的是羌族首领白纳目希汗，他从汉羌杂居的实际出发，既鼓励大力发展农牧业生产，又积极倡导兴办加工产业，很快就使羌白成为了远近闻名的皮货之乡，商号林立，万贾云集，号称“大荔首镇”。“羌白”一名正是源于此时，或是对羌王的敬仰而言，或是因羌王功业而果，皆有万般道理在其中。千百年过后，羌白方圆现依然存在的王阁、布头、埝桥等古村寨，无一不在生动地述说这段史实。后的岁月里祸乱不断，东汉、西晋、南北朝统治者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戎狄志态，不与华同。”的敌视态度虐待羌人，以致于在短短的四十年间接连暴发两次汉羌大战。惨烈的对抗中羌白遭受了屠城之掳，尸横遍野，血流成河，街道从此不再繁华，王府瞬间变为废墟，日月为之失色，天地为之战栗。暂时的离去蕴含永久的回归，晋朝的百年历史，受再次大规模内迁的匈奴、羯、鲜卑、氐、羌等少数民族部落所影响，政权十六次易手，人民苦不堪言，史称“五胡乱华”。“五胡乱华”这种说法其实是对少数民族的蔑称，后来的史书将其改为“五族内迁”。 随着隋王朝的建立，国家又一次实现了统一。在羌白居住的各族人民之间自此融合加速，羌人逐渐并入了汉族，风俗文化至今已所剩无几。羌白，此时此刻更多地成为记录历史的符号。

1918年，郭坚被困于此，羌白古镇再次成为重兵争夺的据点。

郭以帛书求援于曹世英，但曹援军被陈树藩所阻。郭在羌白坚守了40余日，终因粮弹告罄，于7月底率部突围至蒲城，与杨虎城、张铎部会合。在羌白被围时，郭坚曾向胡景翼、曹世英等人求救，《求援书》是这样写的

“陈贼打我，你贼不管；我贼若死，你贼不远”

快人快语，直截了当，军情紧急，倚马可待；郭坚最宠爱的三姨太杨玉梅，美丽聪慧，郭坚被敌人围困在大荔羌白镇，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眼看即将全军覆灭。郭坚问计于杨氏，杨玉梅建议用声东击西之计突围，挑选病马弱马，上扎草人，手提灯笼，由少数人驱赶马匹从东门突围，大部队乘黑从西门拼命杀出，突围成功后占领凤翔县。1921年，杨玉梅与郭坚的副官谈笑被郭坚训斥，杨玉梅吞鸦片自杀，年仅22岁，被埋葬于陕西凤翔县东湖凌虚台下。

1918年8月8日，于右任、张钫通电全国，分别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和副总司令，设靖国军总司令部于三原，统一靖国军编制，郭坚任第一路军司令，任务是经略西路。郭坚指挥所部先后攻克乾县、武功、扶风、岐山、凤翔，设第一路军司令部于凤翔。11月，北京政府以奉系师长许兰洲为援陕总司令，指挥甘军、川军、晋军等入陕“围剿”陕西靖国军。郭坚和云南靖国军第八军叶荃部合力抵御许兰洲于武功、扶风之间的杏林镇，相持两个多月后，退守凤翔；又被围困数月，交通阻隔，城内弹尽粮绝，军民交困。郭以血战连年，强将多殒，力竭势蹙，乃与张钫、樊钟秀会商，决定“联许倒陈”，与许兰洲局部议和，靖国军一、二路军接受改编。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许兰洲率部出陕。郭以所部大都是陕西人不愿离陕为由，仍留守凤翔，与刘镇华议和，但被陈树藩所阻，复被围困。

直皖战争后，直系阎相文督陕，以强大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引诱等手段分化陕西靖国军，加上郭治军不严，部下掠民等胡作非为之事时有发生，为阎相文镇压提供了口实。1921年8月13日，冯玉祥按阎的手谕，在西安西关军官学校宴请郭坚。郭带少数随从前往赴宴，当场被抓捕后枪杀。

 

第五卷  逐陆讨袁

【东渡日本】

由于资产阶级的妥协、软弱，袁世凯轻而易举地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登上了中华民国大总统的宝座。陕西大统领改为大督都，张凤翙也一时被袁世凯明升暗降，到了北京。井勿幕、郭希仁等不得不解甲隐退。政局出人意料地急剧变化，特别是井勿幕的被迫退隐，使胡景翼心灰意冷。

1912年秋，胡景翼伙同张义安、冯毓东东渡日本，进振武预备学堂学习军事。经于右仁、井勿幕的介绍，胡景翼有幸进入孙中山先生在日本举办的“浩然庐学社”学习，见到了他仰慕已久的孙中山先生。这成了胡景翼革命生涯中又一个新的转折点。胡景翼对孙中山先生说：

“来日我一定要打进北京城，请先生主持大计。”

这句掷地有声的话语，从此成为胡景翼终生奋斗的目标。

结束了几个月的“浩然庐学社”的学习生活，胡景翼准备回国。临别时，孙中山先生握着胡景翼的手，说：“你的家乡在陕西，陕西革命的大事就托给你了。”肩负着孙中山先生的重托，怀抱着伟大的革命理想，胡景翼踏上回国的征途。

【富平兵变】

胡景翼回国之时，正是袁世凯践踏共和，阴谋称帝之时。

为了复辟的需要，袁世凯把他的部属和前清同僚委以重任，把持了国家的军政大权。同时又遣兵调将奔赴全国各地，夺取地方政权。陆建章就是袁世凯派往陕西的军政要员。

陆建章一到陕西，大肆逮捕革命党人，迫害进步人士，残害人民群众，时人称之为“陆屠夫”。陕西革命处于低潮。

胡景翼经河北、山西回到陕西渭北，找到先期回国的张义安、冯毓东，又通过他们见到刘允丞、史可轩等人。

这时，在陕的老同盟会员、著名的革命党人郭希仁，隐居在华山脚下，以讲学为名，秘密从事革命活动。得到郭希仁的行踪，胡景翼立即约冯毓东等来到华山脚下，拜见郭希仁，向他传达孙中山先生对对西北革命的关怀和指示。和他一起分析国内和陕西的形势，为了重建革命武装，胡景翼决定投靠陈树藩。胡景翼到渭北蒲城县见陈树藩。陈树藩只给了他一个差官长的闲差。经过种种努力，胡景翼终于取得了陈树藩的信任，当了备补连连长，不久又被提升为游击营营长，驻守富平。

1915年12月，袁世凯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背叛共和，登上皇帝宝座，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怒。孙中山先生立即发表了《讨袁檄文》，蔡锷将军宣布云南独立，兴师讨袁。

在陕的郭坚、曹世英、高峻等，积极响应孙中山先生的号召，1916年3月在白水县城举起了讨袁的义旗。胡景翼派张义安、岳维峻等到渭北各县联络民军，招集旧部，同时利用矛盾，做陈树藩的工作，准备起义。

这年5月初，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带领3000多人的“中坚团”进驻富平。胡景翼认为这是逐陆讨袁的极好机会。当时，胡景翼的游击营只有300余人200支枪，和陆承武的力量相比，简直是以卵击石。但胆大心细的胡景翼，谙熟兵法，以拜见陆承武为名，详细掌握了“陆”军的部署情况。出其不意，突然发难，活捉了陆承武。

听到胡景翼活捉陆承武的消息，各路民军都赶到富平，群情激愤，要求杀了陆儿子，推举胡景翼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胡景翼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为保存革命实力，力排众议，推陈树藩做了护国军总司令。

【屡挫陈军】

1915年，陆建章积极拥护袁世凯称帝，被封为一等伯爵，陕西人民对他十分痛恨。1916年5月初陕西模范监狱犯人越狱，陆建章派军警沿途搜捕逃犯，就地正法，许多行人、乞丐亦被误杀，西安城内尸横街头，血水四流，惨不妒忌睹。陕西人民怒不可遏，发起了一场“反袁逐陆”运动。尤其是渭北各县，声势浩大。
　　陈树藩当时任旅长兼陕南镇守使，陆建章命陈树藩率部由同州、蒲城向西，陆承武率“中坚团”由西安往北，两下夹攻，围剿渭北郭坚、曹世英等反陆“股匪”。陈树藩感到陆建章已失尽民心，倒台是迟早的事，因此，暗中也参与反陆运动。陈树藩还未出发，忽接到部下胡景翼的密报，说陆承武率“中坚团”已进驻富平，他们准备乘对方立足未稳之时发动夜袭，活捉陆承武。对此，陈树藩感到左右为难，“中坚团”是陆建章手下最精锐的部队，有一旅之众，而胡景翼只率游击营三百余人，阻止已来不及，增援又怕战败而连累自己，因此，陈树藩只派亲信崔式卿率便衣百余人，子弹数万发，到富平观战。不料，胡景翼夜袭成功，“中坚团”缴械投降，陆承武被活捉。陈树藩又惊又喜，即奔赴富平。有了陆承武这个人质，他敢于公开反陆建章。在胡景翼、郭坚等人的拥戴下，陈树藩于5月9日就任陕西护国军总司令，宣布陕西独立。他任命胡景翼为左翼支队长，向西安以东地区挺进；委任郭坚为右翼支队长，向西安以西地区挺进；他则指挥其余部队向西安附近集中，对西安实行大包围。

与此同时，陈树藩派人见陆建章，软硬兼施，陆建章见大势已去，只好答应和平解决，最后达成两项交易：陆建章向北京政府保荐陈树藩取代他出任陕西督军；陈树藩则负责释放陆承武，保护陆家生命财产安全，送出潼关。随后，陈树藩亲自护送陆承武回西安，又亲自护送陆家老少出潼关，但他等不及北京政府的委任，便于5月18日自任陕西督军，通电全国。不久，北京政府也发表陈树藩督理陕西军务的命令。这样，陈树藩初步掌握了陕西的军政大权。陈树藩任护国军总司令后，兵分两路向西安进发。陆建章极为恐慌，只好答应陈树藩的要求，立即离陕，让出陕西督都的位置。

6月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唾骂声中死去。6月7日，陈树藩即通电全国，取消陕西独立，吹捧袁世凯为“中华共戴之尊，民国不祧之祖”。陈树藩的行为，即遭到于右任等陕西革命人士的斥责。然而，袁世凯的继任者段祺瑞对陈树藩却大加赞赏。6月10日，段祺瑞发出命令，委任陈树藩为将军府汉武将军，7月，正式任命陈树藩为陕西督军。自此，陈树藩完全背叛了革命，投靠段祺瑞，成为北洋军阀皖系军阀的得力干将。 1916年7月，黎元洪继任大总统，为削弱内阁总理段祺瑞的军事势力，提出各省“军民分治”，任命老同盟会员、云南腾越人李根源为陕西省长，段祺瑞暗中授意陈树藩发动陕人反对李根源赴会。先是指使旅京陕西同乡会中的陕南老乡请愿，反对李根源任省长；接着又操纵陕西省议会致函黎元洪，不欢迎李根源来陕。但两计不成，李根源还是入陕就任省长。之后，陈树藩处处与李根源作对，并派亲信监视李根源的行动。1917年5月，“府院之争”的结果，段祺瑞被黎元洪免职，陈树藩作为段祺瑞皖系的干将，当即通电宣布陕西独立，脱离中央。6月，陈树藩将李根源赶出陕西。7月，段祺瑞平定了张勋复辟，“再造共和”，重新组阁，陈树藩兼任陕西省省长，集陕西军政大权于一身。 陈树藩当上陕督之后，便积极扶植个人势力，打击革命力量，他把同学、老乡刘世珑、曾继贤、张宝麟、张飞生、张丹屏等提升为团长、旅长，而反袁逐陆立了大功的民党人士胡景翼仅委以团长，高峻为副团长，曹世英部连正规军也没编上。刀客出身的郭坚，因所部缺乏政治头脑，易为利用，所以编为游击营，后又改为警备军，负责监视李根源。但警备军统领郭坚受李根源感召，诚心拥戴李根源领导，使陈树藩恼羞成怒，借讨伐张勋为名，命郭坚率部出征。郭坚刚过黄河，陈树藩即电请山西督军阎锡山出兵堵剿，又命胡景翼、王飞虎截断郭坚归路。王飞虎部下杨虎城深明大义，网开一面，使郭坚逃回陕西咸阳。陈树藩将警卫军副统领耿直提升为统领，令其率部围歼郭坚。耿直与郭坚是患难之交，暗中夜入咸阳，面见郭坚，经过计议，决定郭坚败走凤翔 ，耿直回城后，再派人与渭北的高峻等联系，协同行动，举义反陈。

陈树藩，字伯森，安康恒口王彪店人。生于1855年，1949年死于杭州寓庐。 陈树藩幼年时，跟随清末贡生、他的叔父在家攻读诗文，他姿性聪明，学习十分用功。1906年考入陕西陆军小学读书。二十四岁被选到北洋军阀段祺瑞所办的保定陆军部陆军速成学堂，学习炮兵，毕业后任某标军械官。在国民革命高潮时期，他参加以张凤翔为首的秦陇复军，在都督府工作。 辛亥革命初期，陕西各派争权夺利，时局动荡。清署理陕西巡抚升允联合甘肃军马良玉、陈洪涛和张行志三路侵犯陕西，陈树藩奉命与清军战于礼泉，解除了对西安，咸阳的威胁，迫使清军升允议和撤军，由于立了战功，被委任为陕西陆军第三旅旅长。1913年元月，河南的白朗起义军入陕，陈树藩率领所部兵马，袭击白朗于兴平、礼泉之间，又立战功，不久兼任陕南镇守使。袁世凯执政期间，曾封陈树藩为男爵和汉武将军，袁世觊倒台后黎元洪即位，段棋璃独揽朝廷大权，任命陈树藩为督理军务兼民政长，陈树藩终于拜倒在军阀和官僚的脚下。自1916年陈树潘当上陕西总督军之后，依附段祺璃为靠山，参加了反动的督军团，成了段祺瑞的忠实鹰犬，御底背叛了民国革命。1919年张勋复辟，陈树潘应国民党领导人的请求，让警备军郭坚率领人马，通过陕西到山西讨伐。然面同时又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电告国民党人说：“郭坚为叛军，请邻邦协剿”。致使应邀开往山西讨伐的国民党军队伤亡惨重，仅存郭坚一人，这一事件激起了关中人民的极大愤怒。1918年陈树藩阴谋策划，杀害了陕西同盟会创始人之一的井勿幕，同年软禁了国民党军胡景翼；还镇压了在他辖区发动军事政变的警备军。 1919年陈树藩独资创办了一所私立城德中学，以留日学生、所谓陕南才子黄锅九为校长，这是陈树藩唯一不打引号的政绩。1920年陈树藩的主子土崩瓦解之后，陈树藩象丧家之犬，惊慌失措又想投靠张作霖和吴佩孚。阴谋还未得逞，在第二年被北洋军阀兔去陕西督军职务。陈树藩在冯玉祥大军压境的情况下，四处逃窜，于1949年死于杭州。

陈树藩就任陕西督都后，就背叛了护国军,成为袁世凯的帮凶。袁世凯倒台后，他又投靠段祺瑞，和陆建章一样，继续排挤、打击革命党人。陈树藩把自己的亲信安插进胡景翼的部队，企图牵制、监视胡景翼的行动。并把胡景翼的驻防从渭北调到陕南龙驹寨，以限制其发展，割断胡景翼与曹世英、郭坚等人的联系。企图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分化瓦解护国军。

1916年的时候曾经发难活捉冯玉祥的表弟陆承武，逐陆建章出关。但这只是因为胡是革命党，而陆是保袁党，因此并不是揭不过去的梁子。等到大战陈树藩，胡是靖国军中陈树藩最为忌惮的对手，陈曾经气急败坏的亲自给胡景翼打电话，说：

“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

话是挺狠，可动手就是打不过胡景翼。胡军一直打到渭水，兵临城下。这就有了后来的镇嵩军入陕。

对陈树藩的阴谋诡计，胡景翼早有觉察，他将计就计，以守为攻。驻军龙驹寨后，胡景翼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开展练兵活动。出陈树藩的意料，胡景翼在龙驹寨，不但没有受到限制，部队反而由10个连扩大为15个连，而且军事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1917年9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军政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发动了讨伐段祺瑞的护法战争。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西安的耿直，响应孙中山纷纷起义，举起了倒陈伐段的旗帜。

【尚武任侠关西汉】

在全国，最早被尊称为大汉的，大概只有秦人。秦人因居于函谷关以西，所以被誉为关西大汉。现在，身材高大、洋溢着阳刚之气的男子汉，可以说和大熊猫一样稀少了。

现代都市里，越来越多的是大腹便便、爬起高楼气喘吁吁的企鹅型男人。也难怪，早从十几年前，越来越多的都市女性发出了寻找男子汉的呼唤。确实，如今一个地方的男人，被誉为大汉的，委实不多了。广为人知的，大概只有山东人、东北人、陕西人。山东人被称为山东大汉，东北人被称为关东大汉，陕西人呢，被称为关西大汉。
　　关西大汉这一称谓，估计不晚于秦汉时期，在唐宋时则十分流行。东汉初年的关中人杨震，就被时人誉为“关西孔子”。还有一个名俞文豹的在《吹剑续录》中，形容苏东坡词的豪放派风格说：“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可见，关西大汉一词，在当时十分流行，直到现在沿用不衰。
　　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可以看到，关西大汉突出特征是身材魁伟，强壮有力，气质威武，膀阔腰圆，立如铁塔，给人的感觉是刚毅、勇猛。不仅现代如此，古代的关西大汉也是这样。据专家考证，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临潼兵马俑，都是按当时真人真马的尺寸塑造烧制的。陶俑的形貌神态，个头身高，个个不同，很显然不是用一个或几个模特，而是一尊都有一个真人模特，这个真人模特，就是当时的秦人。据专家测量，秦俑的身高基本上都在1.78米到1.82米之间，这样的平均身高，不仅在当时，而且在现代，都可以称为大汉的。
　　至于千古一帝秦始皇，可以说是典型的关西大汉。据历史记载，嬴政是身怀武功之人，威武高大，真大丈夫也。
　　历史学家翦伯赞就曾推论嬴政的相貌相当漂亮。陈成军也说：“嬴政是陕西关中人，身材应是高大魁梧的，这一点看看兵马俑都可以知道。”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陈其泰教授认为：“秦始皇一天要读几百斤竹简，精力过人，体力也是相当强壮，他称帝以后，到泰山等地出游巡视，所到之处都要树碑，气魄很大，不可想象他是一个猥琐的、身心不健康的人。” 
　　秦地的女性，大都个头也不低。
　　就是关中牛、关中驴，也都是高大威武。名扬中外的秦川牛，是北方牛中最壮实、最高大、耕田拉车力气最大的了，决非江南的牛类能比得了的。那关中驴，同样也是中国的驴种里个头最大、力气最大的，那遗笑千古的黔之驴只能甘拜下风。

《战国策·韩策一》中，专门提到了秦军，说秦军中那些不穿铠甲而善于拉弓射箭者数不胜数，而秦国的良马在奔跑时能腾空两丈多远。说山东六国的军队需要穿铠甲，而秦军可以丢掉铠甲赤脚追赶敌人，而且还是左手提着敌人的头，右手抓住俘虏。说拿秦国士兵与山东六国士兵比较，就像是剽悍威武的勇士与胆小怯弱的懦夫相比，如从耐力上来比较，就像勇士与婴儿相比一样。这虽然有些夸张，但也反映出秦军在战国时期无所畏惧、所向披靡的情况。

据统计，从商鞅变法到秦始皇即位前一年，前后经过109年时间，秦除了同若干残存的小诸侯国和西戎、巴、蜀少数民族作战以外，同六国共作战65次，获全胜的共58次；斩首129万，拔城147座，攻占的领土共建立了14个郡。秦始皇即位以后，在同诸侯国的战争中也是节节胜利，并于公元前221年，一扫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秦帝国。

《史记》记载，秦王嬴政，每打胜仗便“击皮为鼓”（陕西地方拳红拳的招牌动作）以示庆贺。 
　　相传秦统一六国之后，为扑灭各地反抗，不但有“焚书坑儒”之举，同时还将各地武功“废掉”，致使各地“武事”沉寂一时，而以奉地为基础的地方拳则盛极一时。
　　西汉时期，汉武大帝在槐里县（今兴平东南）的茂乡，建自己的陵园，并把茂乡改为一个县，叫做茂陵。同时，鼓励百姓移驻茂陵，后干脆下令：凡天下郡国有势力的豪强，和家产超过三百万的巨富，全部迁到茂陵定居。
　　杨怡鲁在《刀客之称谓》一文中所说“天下豪杰多聚咸阳，开始有游侠之风，历代相传流为风气，遍于三秦，尤多在关中渭河两岸”。
　　司马迁在撰写《太史公书》时，专为游侠辟有一传，其中茂陵的郭解的传记最为精彩。他评价说：

“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己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困厄。”
　　关西大汉这种尚武侠义作风代代相传。
　　同样，秦汉时期，在民间流行这样一句俗谚：“关东出相，关西出将”，其意就是关西人尚武，军中将帅以关西人居多。秦时的将军王翦，是富平人，白起是眉县人。
　　汉代抗击匈奴的霍去病、卫青、李广，更是名扬古今的大英雄。特别是霍去病的名言“匈奴未灭，何以家为”，掷地有声 。
　　李渊、李世民父子建立唐王朝，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关陇集团。那些在唐初建立卓越功勋的将军，都是籍隶于关中和陇上。可见，尚武精神在关西代代流传。
　　 唐时边庭将帅，籍隶于关西的大有人在。据史载，唐时军队的士兵，出身于关内的应居于前列。安史之乱及后期，维护李唐社稷的郭子仪等一代名将，就是如今关中的华县人。
　　后来，杜甫在《兵车行》中也写道“况复秦兵耐苦战”
　　但秦人并非“一言不合则拔刀相向”的勇者。后来有人说：“秦人勇于公仇而怯于私斗”。 这些关西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悲壮慷慨，粗旷、豪放的阳刚之美中蕴涵的是济世情怀。
　　南宋大将韩世忠，延安人，履立战功。在岳飞被害之后，朝野之士噤若寒蝉，只有他敢于当面顶撞秦桧，“定岳飞为莫须有的罪名，怎么能服天下？”就很有骨鲠之气。
　　明崇祯年间，农民起义的风暴首次在陕北高原刮起，挑头的就是几位陕北人——高迎祥、张献忠、李自成，推翻朱明王朝，逼得崇祯皇帝煤山上吊。
　　关西大汉尚武，才形成了卓然独立的武术流派。据王宗岳所著《太极论》记载，张三丰曾在楼观台修炼内家拳，对秦地传统地方拳亦是研修颇深；而由戚继光所著中国第一部较为系统的武术专著《纪效新书》中，也大量录入了六合枪、太祖红拳三十二式等秦地武术套路，至今仍有多套武术拳谱中以陕西方言记录、注解。
　　金庸先生笔下，塑造出代表着秦地武功的“华山派”讲武德、尚侠好义，其身法、步法、腿法、手法、眼法和劲力（五法一劲）皆源于周易八卦。

 

第六卷  靖国风云

陕西靖国军是一九一七年十二月至一九二二年五月，北方唯一响应孙中山发动的反对北洋政府废弃《临时约法》、解散国会斗争的军事力量和政治力量。它和广州的护法政府的联系、配合较为密切，其斗争也称陕西护法运动。它顺应时势、合乎潮流，反对北洋军阀，坚持战斗四年多，是陕西近代史上重要的一页。

【张义安雪夜起义】

1918年元月，驻军三原的张义安(，胡景翼部属，陕西富平人。幼贫失学，当过碳工和号兵；后受人资助就读于省立农业中学，因闹学潮被开除；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时，从李仲三在潼关一带作战；以军功送学日本，后又入北京法政大学；袁称帝时，随胡回陕组织护国军。在反袁逐陆斗争中颇得力；早蓄谋反陈，碍于胡的动摇)，对陈树藩派来旨在对付护国军的驻军，发起突然攻击。张义安以一营的兵力，歼灭了陈树藩的一个旅和一个整团，取得了三原起义的胜利。之后，胡景翼、曹世英也赶到三原，两军会师，成立了陕西靖国军。

靖国军的成立，使陈树藩惊慌失措，坐卧不安。陈树藩软硬兼施，挑拨离间的阴谋败露之后，恼羞成怒，公然派兵攻打三原靖国军总部。胡景翼和曹世英出其不意，主动出击，一举粉碎了陈树藩的进攻。靖国军乘胜追击，除用一部分兵力留守三原，其余部队兵分东西两路，合围西安。张义安率西路军，进驻西安附近的甘家寨，以一个营的兵力粉碎了陈军三个营的进攻。在泾阳、三原战役结束后，胡景翼派冯毓东、李虎臣、康指定（振邦，即康老六）、邓宝珊，挥师南下，支援张义安。靖国军以凌厉的攻势摧毁了陈军在西安西郊的防线，从西、南两面包围了西安。曹世英、郭坚、高峻率领的东路军连克新筑、十里铺、光台庙，直逼韩森寨，从东、北两面对西安形成了包围。

三原起义后之陕西靖国军组织编制表：

陕西靖国军右翼总司令 胡景翼
顾 问 曹毓生 范卓甫
参 谋 长 李秉璋
参 谋 同文成
秘 书 范卓甫
书 记 长 张维直
副 官 长 靳经国
军 需 处 长 朱思聪
军 法 处 长 刘墨臣
军 械 处 长 高又明
总 指 挥 邓宝珊
第 一 游击司令 田玉洁
第 二 游击司令 张义安
第 三 游击司令 岳维峻

【高举靖国义旗】

1918年(民国7年)1月，胡景翼所部张义安举兵三原，覆陈树藩部曾继贤、严锡龙军。胡在三原成立陕西靖国军自任总司令(总司令部设在三原旧县府)。曹世英亦自陕北驱所部至。卢占魁率内蒙骑兵数干与三原兵会。长安以西则为郭坚所占领。高峻则占领白水、韩城及沿河各县。樊钟秀亦率河南民军战于省南，并袭击潼关。由是陈树藩乞援河南，刘镇华率镇嵩军万余人入陕。阎锡山兵亦渡河来扰，渭河南北相持不决。靖国军诸将领决推于右任先生为总司令，主持西北革命大计，与南方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之师相呼应，先后遣使至上海迎先生。先生因偕王玉堂间关入陕，誓师讨逆，统一陕西革命军事，宣传三民主义，以树立西北革命之真实基础。其时军队有郭坚、樊钟秀、曹世英、胡景翼、高峻、卢占魁共六路及惠又光军约一旅，分屯渭北省西，张钫(河南铁门镇人)为副总司令，井勿幕(蒲城人)为总指挥，这就是陕西靖国军的由来。

1918年8月，于右仁从上海回到渭北，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从北京回来的张钫担任了副总司令，全军实行了统一的编制。四分五裂的靖国军，从此有了统一的指挥。

于右任、张钫就任总副司令后陕西靖国军之组织编制表：

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于右任
副总司令张钫
总参议茹卓亭
参谋长刘月溪
参谋余钦烈
秘书长刘绍文
副官长刘子茂
军务处长彭仲翔
军法处长李琴肪
军需处长蔡江澄
军械处长高又明
外交处长王子元
…
陕西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
参谋长李文卿
秘书长柏堃
军法处刘铭斋
军需处朱思聪
副官处长郭叔蕃
军械处长高又明
军医处长杨介石
第一支队司令田玉洁
第二支队司令董振五
第三支队司令岳维峻
第四支队司令李云龙
第五支队司令康振邦
第六支队司令冯毓东
第七支队司令崔式卿
第八支队司令姚林翼

【故市遭劫】

靖国军虽然有了统一的指挥，与陈树藩的战争也暂时停了下来。但靖国军仍处在陈树藩的包围之中，处境仍然十分危险。胡景翼决定向陈军包围薄弱的东部发展。胡景翼去渭南固市找故友姜宏模。姜曾经是胡的下属，在后来“二虎守长安”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加入了八大民主党派之一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姜宏模建议胡景翼和陈树藩和谈，胡景翼接受了姜宏模的建议。但出人意料的是，陈树藩根本没有和谈的诚意。借和谈之机，将胡景翼劫持回西安，拘禁起来。

《关中英雄传》中第四十三回“于右任三原就职，胡笠僧误中奸计”有：

陈树藩自西安送来信函，约胡景翼在渭南的固市镇晤面，说要与胡景翼单独谈谈。

陕西连年战祸，三秦百姓苦不堪言。胡景翼心急如焚，夜不能寐，欲迎孙中山先生北上，组织中央政府。他在心里盘算着，计划率陕西靖国军东出潼关，屯兵于京汉铁路线上，扼南北交通命脉，为孙先生统一中国的宏图尽一点微薄之力。因而，在接到陈树藩的密函之后，他就决定与陈树藩在固市晤面，研讨国家大计，陈以前是他的老上级，两人的交情还算说得过去，往最坏处打算，万一谈不到一起，就策反驻防在固市的陈军姜宏模部，因为姜宏模过去曾是胡的部下，与胡情同骨肉。

胡景翼准备赴固市，卫士来报说西安有密函来。他让卫士呈送上来，来信的是一个叫吴古岳的人，信中说固市一行危险，陈在固市布有重兵，千万不要赴固市，陈怀有虎狼之心，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胡景翼不认识这个叫吴古岳的人，因而也就没有把这件事放在心上，只带了营长杨瑞轩等几个贴身侍从去会晤陈树藩。

在固市姜宏模部驻地，杨瑞轩见了驻防蒲城的陈树藩部旅长李天佐，觉得十分意外。杨瑞轩就在胡景翼耳边嘀咕：今天的情形不正常，驻防蒲城的李天佐跑到固市来干什么，陈拐拐可能别有用心。胡景翼却不以为然，说这是在姜宏模的地盘上，陈树藩不会干出出格的事情。

中午日头端的时候，陈树藩跛摇日胯地来了，发现远道而来的胡景翼单枪匹马，就没有客气，居高临下地训斥胡：

“笠僧，你太令我失望了，你和于伯循、张伯英他们搅合在一起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的，今天你就和我回西安，好好醒悟！”

胡景翼见陈树藩一见面就给了他一个下马威，噎得说不出话来。杨瑞轩插了话：

“督军此言差矣，你约我家胡司令是来商讨国家大事的，不是来教训人的？”

李天佐道：

“杨营长太没大没小了，这儿数你的级别最低，你还没有和督军说话的资格。”

杨瑞轩反驳道：

“李旅长，有些人手上沾满了同志的鲜血，还有何颜面在这里说长道短？”

李天佐拔枪相逼，道：

“姓杨的，你把话挑明，谁的手上沾有同志的鲜血？”

杨瑞轩：“耿端人的血债该向谁去讨？”

李天佐：“你……你怎么说这话，那是他和郭坚攻打我的防地，岳西峰可以作证。”

陈树藩也出面帮李天佐说话，道：

“襄初（李天佐的字）做得对，郭耿流寇为患，襄初打了他们替我分忧有什么不对？”

这时候，陈树藩击掌为号，伏兵出来，欲缴胡景翼杨瑞轩等人的枪枝。杨瑞轩眼疾手快，举枪准备射击出尔反尔的陈树藩，却误击了挺胸而上的李天佐。

姜宏模觉得陈树藩做事太过分，出面替胡景翼鸣不平：

“督军，笠僧兄又不是外人，有什么话好好说，莫要伤了弟兄们的和气？”

陈树藩板起了脸，喝斥道：

“说什么说？今天先拿下笠僧，回头再和你算帐，有人说你通匪，与渭北暗中往来，等查清后再治你的罪。”

姜宏模是个老实本份人，顿时哑口无言，眼看着陈树藩率人劫持了胡景翼，往西而去。

胡景翼留过日，追随过孙中山，后投冯玉祥。这个人，和井岳秀相似，也是个武术爱好者--西北军将领好像特别喜欢武术，1923年当了师长还曾经和三皇炮锤拳传人李景清比武较量，更难得的是胡文武双全，书法挺秀，流传至今。

他和冯玉祥有点儿过节，1916年的时候曾经发难活捉冯玉祥的表弟陆承武，逐陆建章出关。但这只是因为胡是革命党，而陆是保袁党，因此并不是揭不过去的梁子。等到大战陈树藩，胡是靖国军中陈树藩最为忌惮的对手，陈曾经气急败坏的亲自给胡景翼打电话，说：“你不要把对付陆建章的手段对付我，你是认错人了。陆建章年过五十，腰缠千万。六年前我是一个穷学生，现在仍是一个穷军人，谁反对我，我就和谁拚命。”话是挺狠，可还是打不过胡景翼。胡军一直打过渭水，兵临城下。可惜的是豪爽的胡景翼中了老朋友姜宏谋的诈降计，单骑入渭南谈判的时候被姜扣了下来，狠狠的丢了一回面子。--他以为自己是郭子仪？！要说西北军中多这样讲义气的莽汉，上面提到的井勿幕，也是这个时候被人骗去开会掉了脑袋。胡景翼算是幸运，后来还有机会和冯玉祥一起在北京领导国民军。难怪后来西安
事变张学良送蒋介石回南京而杨虎城不去，这种事西北军见得太多了啊！

【身陷囹圄】

《关中英雄传》第四十五回有：陈树藩劫持了胡景翼离开了固市姜宏模的防地，一路西行。他本来想追究杨瑞轩枪杀李天佐的罪过，但让胡景翼一人顶了下来，胡景翼说今日之事与他人无关，姜宏模也出面为杨瑞轩说情，陈树藩劫持胡景翼的目的已经达到，又念胡以前对他的好处，是陕西人才，加之胡的部队还在，其部下能征善战之将如云，像李云龙（虎臣）、邓宝珊、冯子明、蒋郎亭等人，因而心有余悸，只得作罢，决定对杨网开一面，卖了个顺水人情，劫持了胡景翼一人而去。

一路上，敌骑如潮涌，戒备森严，围着胡景翼西行，且不时左顾右盼，惶惶如惊弓之鸟，惟恐遭到胡的部下的拦截，让胡生了翅膀飞去，这实在让人可笑。抵达西安时，已是晚上，万家灯火。入城后，陈树藩一颗悬着的心才落了地。他将胡景翼带到位于北院的督军署，软禁于院后的百尺楼上，此楼约有一间大，四周有走廊，楼下有卫队看守。卫队的这些官兵其实大多为胡景翼的部下，对胡极为恭顺。

【笠僧楼】

靖国军起，胡景翼任第四路军司令，为扩大革命势力，胡景翼决定向反动势力薄弱的东部发展。于是，他首先想到拉他的“模弟”加入靖国军，所谓“模弟”是一个叫姜宏谟的人。姜虽系渭南人氏，但与胡的家乡相距不过百里。二人在民国初年同在陈树藩麾下充下级军官，交谊甚笃，关系至深，相互以兄弟称呼。这时姜宏谟已任陈树藩部下的独立团团长，驻在渭北固市镇一带，胡部则分驻临潼县以北之相桥、关山、栎阳等地。胡景翼认为他与姜宏谟交情不比一般，一定可以拉过来。遂于靖国军统一后不久，即率少数随从突然访姜。姜宏谟见到这位不速之客慌急不知所措：即畏惧陈树藩之威势，又难却胡景翼之旧情，遂一方面招待胡，一方面又以电话相告西安陈督军。陈得此喜讯，亲率部队到达固市附近，并要接管固市的防务，姜正在犹豫为难，而胡则毫无畏惧，挺身出城见陈，经过一阵寒暄，陈“邀请胡景翼去西安一趟”，胡应陈邀，毅然随其进了西安。陈树藩要胡景翼听从他的指挥，遭到胡景翼一口回绝。陈树藩恼羞成怒，就将胡囚禁在督署（北院）后面的炮台式高楼上（时在1918年9月18日）。陈素器重胡，说是囚禁，实为软禁，在生活上待之颇优厚，除每天飨以西安名贵之佳肴牛肉煮馍外，并聘名儒毛昌杰为之讲授经史书法，以后胡之体格魁梧健壮，书法流利苍劲，皆与此有很大关系。胡景翼在北院用过一方“鸡鸣砚”，上有他自作的砚铭，文曰：“鸡鸣而起，事事为义者，尧舜之徒也；鸡鸣而起，事事为利者，小人之徒也……世有好义之君子乎？吾当敬之重之，如遇势利小人，吾当起而击之！”由此可见胡景翼忠烈爱国精神。

此间，陈对胡大肆笼络，表示不究既往，劝他写信招降自己的部队，遭胡严词拒绝。直到1920年经过北洋军阀的直皖战争，皖系垮台，直系掌权，直军进入陕西，陈树藩的督军位子眼看不保时，陈树藩为拉拢民心，缓和矛盾，于7月27日，释放了被拘禁达两年之久的靖国军首领胡景翼。因之，西安人过去皆称北院后之高楼（今已拆去）为“笠僧楼”，以纪念其人其事（据笔者日前访问胡景翼之孙胡畯同志，称有冯玉祥题字的“笠僧楼”石碑，现存西安碑林博物馆）。

【勿幕遇害】

辛亥革命后，井勿幕被任命为陕西军总指挥、秦陇复汉军北路招讨使，平扫清廷余孽潼关商道瑞清和西逃的原陕西总督升允，功绩卓著。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派亲信陆建章督陕西，井勿幕又奉命讨袁逐陆，转战川陕，战绩赫赫。袁世凯垮台，皖系军阀陈树藩督陕，井勿幕于右任重建靖国军讨陈，历经艰辛，至民国七年陕西形势大转机。陈树藩惊恐万状，利用郭坚部参谋长马凌甫与井勿幕有隙，密令潜入郭部的奸细李东材，与马勾结谋杀井勿幕。1918年农历11月21日，马凌甫以郭名义致函井勿幕，请他到兴平南仁堡开军事会议，井刚至营部即遭刺客李东材杀害，年仅31岁。

井勿幕英年早逝，既是井氏家族之殇，也是三秦志士之殇，更是中华民族之殇。靖国军六路人马纷纷易帜，被北洋系收编。“秦中大好河山，为官僚军阀等糜烂者十年，以先生去之速也!”唯有原三路三支队杨虎城部拒绝收编，但终因势单力薄，败走陕北，避难于井勿幕胞兄井岳秀之处。井岳秀竭力维护杨的安全，抗拒北洋政府的通缉令，收留杨部，为靖国军保留了一支血脉，成就了其后的一番历史功绩。
　　二十四年以后，当“井案”已被人们所淡忘之时，民国元老华孝康状告马凌甫实为杀害勿幕的主谋之一，一时舆论哗然，疑案再起波澜。然而国民政府各院部会相互推诿，投诉无门，迫不得已，华遂将《井案纪实》公布，呼吁“为天地留正气，为万世树纲常”。谁料正在此时，华突遭暗杀，疑案之中又添疑案。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不敢清查，只能以立传、褒扬、追赠、公葬等形式搪塞民意，以息民愤。历史是公正的，是无法篡改的，更是永恒的。在历史的长河中，井勿幕以中山先生的忠诚弟子，同盟会、国民党的左派代表而获得永生。井勿幕对革命的崇高信仰和为之献身的赤胆忠心，他的高风亮节、雄才大略和伟绩丰功将永载史册。光照千秋，日月同炯。“以同盟始，以靖国终，始终忠于民党者，唯先生一人也。”

井勿幕是陕西最早的留学生，西北最早的同盟会员和同盟会陕西分会的创建者，是辛亥革命西北的先驱和元勋，他无愧于孙中山“西北革命巨柱”的赞誉。井勿幕也是陕西最早宣传马列主义的人。他的《二十世纪之思想》把马列学说带给中国，带进了陕西，是“五四”运动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作品。井勿幕死后，于右上任上书广东大元帅府，赠授陆军中将。

1927年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于右任)，曾将西安南四府街改名“井上将街”，小南门改名“勿幕门”。 1934年国民政府令褒恤生平事迹立传，1945年陕西省党部重新公葬，将蒲城东门外坟迁至西安南郊少陵原。1945年12月23日，勿幕遇害27周年纪念日，南京政府派监察院长于右任专程来陕主持，将勿幕灵柩由蒲城迎至西安革命公园内，举行公祭。会毕，移灵榇于西安南郊少陵原(今长安县境内)，建立陵园，树立墓碑，并在路口上建立蒋介石题字的“追赠陆军上将衔井勿幕先生之墓”的牌坊。

【就任总指挥】

1920年，是军阀混战，风云变幻的一年。直系势力伸进陕西，要赶陈树藩下台。陈树藩走投无路，决定以释放胡景翼为条件，和靖国军讲和。就这样，胡景翼结束了近三年的囚禁生活，回到了渭北，担任了陕西靖国军总指挥。

胡景翼就任总指挥后陕西靖国军总指挥署编制表（民国九年成立）：

总指挥胡景翼
顾问刘允丞、曹航生
参议郭伯龙
参谋长李秉璋
军械处长高又明

【半农汉南策反】

我的爷爷马康侯（晚号半农）早在陕西辛亥起义的时候就在胡景翼手下就职，他的简历如下：

马康侯（1884—1966），名锡晋，字康侯，晚号半农，陕西蒲城县虬龙原下衙道堡（今蒲城县荆姚镇宣化村）人，早年曾求学于蒲城尧山书院，师从本邑籍翰林院编修周政伯先生。后在师范学堂毕业，执教于蒲城清代考院（东槐院）。辛亥反正，追随胡景翼将军投身于民主革命，历经耀县药王山聚义、西路拒升允甘军等役，在地方任警察、教育、农会、赈抚局长等职务。靖国军时期，曾受胡立生（笠僧，即胡景翼）司令的委派，赴汉南策反，使党佑卿队长率队归附。之后，先后任国民二军胡景翼部参谋、国民革命军第十路第三混成旅旅部书记等职。抗战爆发，送儿子志杰参军，东渡黄河抗日，浴血晋南中条山。解放后，被特邀为蒲城县政协委员。1966年古历五月初三日病故于家中。遗作有《半农人生传》等。

胡笠僧司令委派我的爷爷马康侯赴汉南策反党佑卿队长归附陕西靖国军这一史实详见祖父老先生在公元1960年清明节时所著《半农人生传》，由于文化大革命等种种原因，祖父老先生的自传《半农人生传》是在公元2000年后重见天日的。如果没有我的父辈的精心妥善保管，胡司令委派祖父老先生赴汉南策反这段史实将会被时间的流逝所湮没。

【镇嵩军入陕】

在靖国军东西两路大军的夹攻下，陈树藩惊慌失措，一面向北洋政府告急，要求增援；另一方面以省长相许，向豫西的刘镇华求救。刘镇华本来就是个鼠首两端的野心家，对自己盘踞于豫西一隅早就不满。陈树藩的求援，是肉饱子打狗，正好合了刘镇华的野心。于是，刘镇华亲率5000人马，开进潼关。刘镇华的入关，对靖国军十分不利。胡景翼审时度势，下令靖国军从西安撤军。西路军退回三原、泾阳、富平，以泾河为防线。东路军回到渭北原先驻地休整。

在民国初年的将领中，比较宽厚轫架，而又终生不倒的，刘镇华可以算是一位了。刘镇华是河南巩县人，生于光绪八年九月七曰（一八八二年十月十八曰），他的高祖凌汉先生，以进士出身，宦游湘省，祖心芝先生，父寿山先生，均以诗礼传家，他就在这种所谓“书香门第”的环境下长大成人，二十一岁中秀才。第二年，红极一时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为了提携河南后进，招考优秀学生一批，分送曰本或保定优级师范受新式教育，他很幸运的被选送保定。辛亥武昌起义后，河南同盟会同志开会决定，分四组奔走连络：

（1）新军，（2）警察、巡防营，（3）社会一般人士、学堂、清红帮；（4）绿林英雄。

前三组或被杀或无甚表见，祇有第（4）组算是有些成就。当时第（4）组由刘镇华、石言、蒋峨、贾济川、楚功奇、张棣荣等负责，研究分别策动嵩山绿林英雄──王天纵、张治公、孙冠、陶芙蓉、金恒超、李永奎、张屏、柴云升、关老九（关此时因内讧被杀）憨玉琨──十大弟兄，及宜阳赵长荣、王修己、洛宁丁公甫等，起义豫西，并开赴陕西潼关一带，与在陕起义的张凤翙、张钫等联合，对清军赵倜、周符麟部作战。

共和告成后，在陕的革命军整编，张凤翙为陕西陆军第一镇统制，张钫为陕西陆军第二镇统制，刘镇华为陕西陆军第一混成协协统，所辖第一标张治公，第二标柴云升，第三标赵长荣，归第二镇张钫指挥，驻防潼关以西。

民国元年六月，豫西一带，匪盗充斥，危害地方，民不聊生，地方人士咸以非请刘返豫清剿，民心始安，乃公推楚子襄为代表向豫督张镇芳吁请北京政府把刘所带的陕西陆军第一混成协，改编为河南所属的“镇嵩军”，并由刘出任统领，所辖步兵两团，骑兵一团，炮兵一营，卫队一连。十月开驻豫西，司令部驻洛阳，并兼署河陕汝道道尹。“镇嵩军”这个名字的由来，是很有意思的，“镇”为张镇芳和刘镇华两人名中的一字，“嵩”指所剿嵩岳地区之匪。从此，刘镇华便与镇嵩军有着不可分的关系。

他早年参加同盟会及辛亥革命，以“镇嵩军”为基础，周旋于北洋军阀之间。他是剿“白狼”的英雄，也是哀世凯亲信张镇芳与段祺瑞的部下，又跟阎钖山有着很深的关系。当吴佩孚与冯玉祥争霸中原的时候，他俨然以“第三势力”的姿态出现，吴子玉对他不坏，冯焕章待他也很好。国民革命军北伐，他是第二集团军第八方面军总指挥。阎、冯背叛中央，他是讨逆军第十一路总指挥。民国二十二年出任安徽省政府主席，在职三年，剿匪牧民，颇有建树。后因精神失常，辞去本兼各职，于民国四十四年终老台湾。综观他的一生，以宽厚待人，轫柔处世，在民国以来政局变幻多端的情况下，能终生不倒，的确是不容易的。

刘镇华与陈树藩原来早就有一段因缘，在辛亥起义时，刘驻兵陕县与清军作战，因力不能支，一面派员与清军谈和，一面亲自到运城请陈树藩率部来援，途经一平民家，夜中煤毒将死，经陈多方营救，得以再生，所以两人友谊甚厚。此时，陈情势危急，刘当然义不容辞。
镇嵩军二月十一曰进入渭南，不久与郭坚部战于临潼渭南之间，郭部西退，镇嵩军遂解了西安之围。北京政府以形势所趋，发表刘为陕西省长，陈则专任督军。在直皖战后，北京政府以陈树藩为皖系，当然不愿意他继续留任，民国十年五月二十五曰免去其督军职务，以陆军第二十师师长阎相文为陕西督军，刘仍任省长，并以冯玉祥所属陆军第十一师协同第二十师经潼关向西安进发，又以吴新田所率陆军第七师取道武关、商县，进驻陕南安康。陈树藩原准备抵抗，经刘解说，即将所部交刘，自离西安。刘迎阎入城，就督军职。

民国二十五年，刘积劳致疾，精神失常，辞去本兼各职，在家休养。三十八年随政府来台，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曰病逝台北，享年七十三岁。刘逝世后，总统特颁“勋勤永念”匾额，复颁褒扬令，文曰：

“陆军二级上将刘镇华，才猷练达，器识明通，早预同盟，献身革命，历任国民革命军第八方面军总指，豫鄂陕边区剿匪督办，安徽省府主席。攘除奸宄，抚辑蒸藜，绩效宏彰，声闻懋着，乃以积劳婴疾，绵历岁时，兹闻溘逝，轸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并将平生事迹存备，宣付国史馆，用示笃念勋勤之至意。此令。”

刘以秀才从军，少年得志，民国初年，即握兵符，且任封疆，角逐于大小军阀间，先以自存，继以发展，所属部队，历经北伐、讨逆、剿匪、抗战诸役，转战南北，战续昭然。他并在陕西省长任内，创办西北大学，提倡教育，造就人才；主皖政时，攘除奸宄，抚辑蒸藜，声闻卓著。而待人平易和霭，度量宽宏，这些都是他能自存、发展，其成功的主要原因。

镇嵩军入陕后，渭河以北以胡景翼、曹世英、郭坚等靖国将领认为靖国军作战虽勇敢，但缺乏统一的指挥，这是军家的大忌。胡景翼、曹世英、刘允丞等商议，决定请在上海的于右仁先生回陕主军。

【武士敏与陕西靖国军】

在中国近代史中有一支活跃在陕西一带反对北洋军阀的赫赫有名的革命队伍。这就是以于右任为首的“靖国军”。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树起护法大旗，就任大元帅职，号召反对北洋军阀。为了反抗北洋军阀统治，陕西革命党人张义安于1917年1月24日在三原起义，反对隶属于北洋军阀段祺瑞系统的陕西督军陈树藩。最初拥胡景翼为总司令。杨虎城、樊钟秀等均率所部参加了靖国军。旋因张义安临阵捐躯，临终前主张“快请于右任回来领导”。因此，于右任由上海返陕并任靖国军总司令，总部设于三原。靖国军全军有三万多人，分为七路。占领了陕西关中地区，声势浩大，对在西安的北洋军阀陈树藩形成包围。

在靖国军中有一支剽悍的由卢占魁率领的蒙古骑兵。这支蒙古骑兵就是武士敏应胡景翼之约参加靖国军后由他推荐来的。卢部编为靖国军第六路，辖3个支队，约3000人。考虑到该骑兵一向骄悍难驭，尤以精于马上射击自负不凡，如欲制其骄悍必先自己以身作则使其折服，于是武士敏也纵马驰骋校射。当大家敬佩他精湛的骑射技能之后，他告诉大家:“参加革命义军，为的是救国安民，必须严明军纪。”尽管北洋军不断增援陈树藩，一再压迫靖国军，派河南镇嵩军刘镇华部赴陕，进攻靖国军。但靖国军仍顽强抵抗，苦力支撑，毫不屈服。孙中山先生写给邓宝珊的信中对靖国军给予了中肯的评价:“陕西靖国军起义以来，血战历年，苦心孤诣，中外共知……”1922年，直系军阀为最后消灭靖国军调集三万之众，进犯陕西武功。靖国军终因寡不敌众而败。经于右任提出“为了保存一点西北革命的种子，遂决定剩余部队由杨虎城率领向凤翔及陕北转移，并护送于右任经甘肃赴四川见孙中山请示今后工作。于是武士敏也离陕赴粤。在陕期间，武结识了于右任、胡景翼、杨虎城、邓宝珊、孙蔚如等。这也为他以后参加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奠定了基础。

抗日军兴，武士敏由十七路军一二四旅旅长升任为国民革命军九十八军一六九师师长，开赴山西前线抗击日军。由于战功辉煌，1939年冬晋升为九十八军军长。1941年9月29日，在山西沁水县的东峪，日军以数倍兵力攻击武部并集中飞机十一架，大炮十余门向武阵地轮番攻击，弹如雨下，武士敏腿部受伤，仍裹创再战，率部冲锋七次，毙敌三百余人，终以头腰两部一再受伤，无力支持，遂毅然自戕殉国，年49岁。对此，晋冀鲁豫边区政府通令，追认武士敏为革命烈士，并将沁水县东部端氏一带改名为士敏县，以示纪念。

 

第七卷  曲折发展

 

【诱杀郭坚】

1921年5月，曹锟北京政府下令撤去陈树藩陕西督军的职务，由直系师长阎相文接任。7月，阎相文、吴新田、冯玉祥率部进陕。陈树藩准备武力抵抗。冯玉祥与胡景翼暗中联系。在冯玉祥和胡景翼的夹击下，陈军土崩瓦解，陈树藩逃进南山。

【改编换旗】

阎相文进陕，以直系取代了皖系。对靖国军来说，无异于前门驱狼，后门进虎。阎相文进陕，首先把敌对的矛头指向靖国军。到陕不久，阎相文就指使冯玉祥，诱杀了靖国军第一路军司令郭坚。这急功近利的鲁莽做法，激起了靖国军将士的愤怒和不满，受到上司吴佩孚的训斥。阎相文气急相加，服毒自尽。由冯玉祥接任了陕西督军。

冯玉祥上台后，和阎相文一样，并没有放弃消灭靖国军的企图。不过他汲取了阎相文的教训，采取了委婉的做法。他派人斡旋，试图收编靖国军，但没有结果。

吴佩孚坐镇洛阳，虎视眈眈。冯玉祥控制了西安、关中、陕南大部。坚守渭北的曹世英、高峻、胡景翼等只有两万人马，而且装备落后，粮饷不足。形势对靖国军十分不利，胡景翼等为靖国军的前途日夜焦虑。

刘允丞、续桐溪向胡景翼提出，接受改编，暂且换旗，保存势力，东出潼关的建议，得到胡景翼的赞同。

陕西靖国军兴起后不满四年即解散。其原因据说是军饷无着。其实最大的原因是由于靖国军孤立渭北，与北洋军阀的恶势力苦斗数年，前途渺茫，各将领都有保存自己力量的心理。第四路胡景翼等接受直系冯玉祥的改变换旗的确出于不得已而为之，为陕西保留革命的火种。因此，靖国军解散之前，广东护法军政府孙总理虽有任于先生为靖国军总司令的委状到陕西，于先生早成孤立，孤掌难鸣呀！

靖国军解散时，使我难以忘怀的是第四路司令胡景翼在三原城隍庙召开群众大会。我和我们民治小学几位教职员同往参加。胡景翼全副武装是个高级将领的打扮，他登台后对群众说，景翼是个军人，并不怕打仗，只因军费无着，才受别人的改编，如果各位能想出办法筹措军费，景翼绝不走这一条路，请大家上台发言。上台发言的仅王亮甫一二人，且都提不出筹饷的办法。那一天台下座无虚席，每人四个包子的招待。我们心中不快，未吃包子，即离开会场。

胡景翼接受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改编，离开三原时，夜扣于先生家门请见，胡对于夫人曰：“一切实出于不得已，翼誓死不忘于公也！”

胡情真意切的表白足以可见他在痛苦选择后的内心煎熬，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做一个男人难，做一个是事物的俊杰更难！

【杨虎城重擎靖国旗帜】

1918年1月25日，陕西第一旅第二团张义安营，在董威(振五)、邓宝珊等协助下，于三原起义反陈(树藩)，第二团团长为胡景翼。

2月2日，胡景翼、曹世英发出檄文讨陈(树藩)，并分任陕西靖国军右翼军、左翼军总司令。陕西靖国军右翼军、左翼军两军组成后，立即召开了军事会议，研究决定分东西两路进攻西安。　　

2月9日，杨虎城率陕西陆军第三混成团第一营，由同州驻防区开至临潼栎阳镇，誓师起义，响应靖国军。随后率部加入靖国军，归陕西靖国军左翼军总司令曹世英节制，任第五游击支队司令，参加了靖国军右翼和左翼两军从西、东两面进攻西安城的战争。对这次战役，杨虎城年谱有如下的记载：

“2月15日，凌晨4时，杨虎城率部跣足徒涉灞水，未及纳履即攻陈树藩部属据守之赵村。破赵村，又乘势夺获灞西一带十余村堡。至午12时分兵攻光台庙，午后3时半得之，是晚营部驻于此。是役夺获步枪56枝，毙敌连、排长各一及兵卒百余名。2月16日，杨虎城部与来争夺光台庙之陈树藩部的四个营激战。杨命李子高连当正南，御刘世珑旅两个营；任子扬连当正西，御陈健营；李云城连布西南，御张飞生营；刘香亭率骑兵居中，互相策应；留第四连为预备队。是晨7时接战至12时，杀伤陈部官兵二百余人，生擒营长一名，连、排长四名，得枪六十余枝。后奉令退驻新筑镇西南隅之空堡中。”　　

2月17日，杨虎城率部与陈树藩部进逼新筑镇的五个营激战。杨当时率军驻镇之西南，他命姬汇伯率三连御正南，刘香亭率骑兵防西南，任子扬连守正西，李子高连守西北及正北第四连保辎重守营部。自晨8时许接战，酣战六个多小时。因友军郭坚、康振邦等部未战先退，至下午3时不得已，且战且退，退至耿家集。　　

2月22日，杨率部驻南王堡，准备配合友军分路围攻西安城。

2月23日，午后2时，杨虎城命李子高、任子扬、姬汇伯三个连，各选精锐一个排，攻夺光台庙。激战数小时，得枪9枝，毙敌十余名。守军张飞生营的两个连向南逃跑。陈树藩被靖国军东西两夹击，难以招架，就以省长的职位为诱饵，向盘踞在豫西的刘镇华镇嵩军求救。刘镇华部大多原是河南的土匪，后被段祺瑞收编，为北洋政府所驱使。刘镇华率5000镇嵩军进入陕西来为陈树藩助战。　　

3月2日，刘镇华的镇嵩军入关西进。陈兵白花寨、韩信一带的靖国军左翼各部，移驻豁口一带，截击镇嵩军。　　

3月3日至4日，杨虎城率部数次追击西进镇嵩军的尖兵，使其溃窜骊山西麓。　　

3月5日，杨率部与西进的镇嵩军激战于柳树村。并掩护友军，且战且退，退至马家寨附近。共杀伤嵩军五十余名，得枪十余枝。　　

3月8日，陕西靖国军全体军官会议，举唐继尧为川、滇、黔、陕四省靖国军联军总司令。　　

4月14日，靖国军左翼各部由高陵开至关山。次日，陈树藩部15个营号称精兵4万向关山进逼。企图包围并消灭靖国军。　　

4月15日，杨虎城奉命率部由关山移驻界坊村。界坊村距关山二里半，为关山东北之屏蔽，界坊有失，关山决不能守。未进界坊村即挖壕备战，命秦屏侯连守村之东北，李子高连守村之东面，任子扬连守东南，姬汇伯连为预备队。齐心待敌痛击。　　

4月16日，上午9时，杨率部与陈军激战，俘排长一名兵卒十名，夺密拉斯枪23枝。　　

4月17日，傍晚，杨部秦屏侯连40名勇士冲入陈军垒中格杀，伤敌兵二十余人，己亦受伤十余人。　　

4月18日，拂晓，李子高又率精兵一排冲入敌垒，三进三退，夺枪5枝。午12时，姬汇伯率兵二十余名，四次冲入敌垒里许，头部中枪。　　

4月19日，杨率部固守界坊村。　　

4月20日，晚12时，进逼关山之陈树藩部撤退，关山战事方停。杨虎城部以不满千人之军，与北洋军万余之众拼杀一周多时间，虽然伤亡惨重，终于遏止了北洋军的进攻。对靖国军可谓功勋卓著。随军参谋蒙浚僧后来说：“界坊之役，杨虎城司令自始至终常在战斗最激烈最危险的地方督战，至一夜数巡，目不交睫者，一礼拜有余。每闻报告某处危险，即挺身先往，躬冒矢石，身先士卒，故个个官能用命，士乐效死，或有誉其乐于战斗者，而不知其精神义烈有以鼓荡之也。自新筑、霍口两败仗，我部独能殿诸友军之后，保全甚大，论者兢以三路中间分子相推许，及此次战役终结，全军中心，移于我部，实为全局所倚重也。”在战后举行的追悼阵亡将士大会上，于右任、井勿幕送了这样的挽联：

百战功高，魂影归随秦塞月；三军泪堕，哭声欲撼栎阳城。

关山战役，激战一周，粉碎了陈树藩精心策划企图包围消灭靖国军的计划。靖国军形成了以三原为中心的渭北根据地。靖国军在四个多月的护法战斗中，得到发展壮大。但由于各部队来源不同，成分复杂，各自为政，号令不一，纪律松懈。鉴于此，胡景翼 、曹世英等将领和民党人士商定，派代表到上海请于右任回陕主持军务。时逢孙中山被西南军阀排挤由粤至沪，会见了代表。　　

于右任受孙中山之命，于1918年7月回到了陕西三原。经各部代表商议，决定于右任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张钫为副司令，并立即宣布取消陕西靖国军各总司令的名号。于右任、张钫通电就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副总司令职。并布告四方：

“驱除小丑，绥定西陲，以求竟吾军民未竟之绪，兼以大慰吾父老昆弟、军将士卒希望和平之心。”

靖国军总部设于三原，下分六路，路下分编支队。杨虎城为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第三路司令为曹世英，郭坚为第一路司令。靖国军的改组促进了内部团结，统一指挥，对加强和坚持护法反陈斗争，具有重要意义。但由于部队的实权仍分掌在各支队司令手中，各自为政的状况没有根本改变。经过改组的靖国军军威大振。在一段时间内，各路军都有较大的发展。经过多次战斗，靖国军的辖区已遍及关中各地，陈树藩则被迫困守在西安和东路几个县了。　　

不幸的是9月18日，发生了靖国军第四路司令胡景翼被陈树藩诱捕的事件，使靖国军受到很大打击。　　

到11月，北洋政府增援陈树藩的军队相继入陕，中旬又发生了靖国军总指挥井勿幕被内奸杀害的事件。陕西靖国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各部队进行了顽强激烈的战斗，有力地打击了北洋政府，坚持了护法斗争。当时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军政府和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政府，形成了南北对峙局面。双方的军事主战场集中在了湖南和陕西。由于力量相当，各方都无法取胜，形成胶着状态。　　

1918年5月孙中山被迫辞去军政府大元帅职务，出走上海。各国列强处于各自在华利益的考量，由美、英、法、意、日五国公使出面，于当年10月23日共同向中国南北两个政府提出和平“劝告”。同日，熊希龄、蔡元培、王宠惠等社会名流24人，通电成立“和平期成会”，呼吁和平。经过一番努力，11月16日北洋政府下达了停战令。11月23日南方军政府也下达了停战令。1919年2月在上海召开了南北“和会”。通过谈判和战场较量，南北双方划定了各自的控制域界。　　

1919年4月，陕西的划界基本结束。靖国军控制的地区有三原、泾阳、高陵、富平、白水、蒲城、澄城、同官八县的全部或一部。形成隔渭水与陈树藩南北对峙的局面。靖国军在其控制区内行使行政管理权，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进行当地的管理与建设。总司令部明令废除了北洋政府所订的各项苛捐杂税，撤销了盐禁，调节民食的政策，严禁烟毒，制裁农村地主豪绅高地租、高利贷对农民的盘剥，恢复发展交通运输，保护促进商贸活动，促进恢复经济与发展。在三原建立省议会，与北洋政府控制的省议会相抗衡，以扩大政治影响力。实行政治言论和学术自由。在五四运动的影响下，当地学生运动十分活跃，宣传新思想、新文化，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意义，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等。并在辖区内办起了《战事日刊》、《正义报》、《救国日报》等一些报刊，宣传进步思想，传递时事消息。靖国军还十分重视军政人才培养与地方教育的兴办。各部队普遍设立了教育机构，开展对官兵的军事、政治、文化教育。总司令部先后选拔了200多下级军官送到南方民党领导的讲武堂深造。在总司令部设立教育处，专门从事恢复发展地方的教育事业。大力提倡军人办学，先后建立了三原渭北中学、三原女子学校、富平立诚中学等一批中学，新建立的小学就达17所。

1920年杨虎城在部队驻地临潼县栎阳镇创办了“栎阳小学”。　　

1920年夏，陕西发生特大旱灾，于右任、胡景翼等靖国军领导积极筹办赈灾救济。在国内外募得的善款70万元，在渭北20余县发救济11次，挽救了许多人的生命。为了从根本上改善当地人民的生产生活条件，1921年秋，靖国军总司令部支持三原县成立了渭北水利委员会，利用赈灾余款，兴办引泾河水的水利工程。经约两年大体完成了勘测设计，但因靖国军的失败，未能动工。却为杨虎城在1930年后修建“泾惠渠”水利工程奠定了一定基础。自从参加靖国军投身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杨虎城率部队征战东西，英勇杀敌，成为靖国军中一支劲旅。在战斗中，杨虎城感到自己受教育太少，文化和军事知识都不能与之相适应。客观条件又不允许他系统地进行学习，他自己找了一个方法，就是：广交知识分子，虚心向他们学习，请他们为自己讲解各方面的知识，丰富自己的头脑，开阔视野，研究问题。　　通过这个方法，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为提高他本人和部队的素质，他吸收了一批进步知识分子，如留日学生韩望尘、张瑞卿等。他以这些人为骨干组建“广益社”，经常定期向部队官兵讲授孙中山的革命理论，分析中国社会政治和讲授一些文化科学知识，力图提高部队的政治文化水平。通过这些学习和对自己苦难经历的反思，杨虎城坚定了革命立场，成为了三民主义的忠实信徒。他认同三民主义就是他多年追求的理想，相信通过奋斗可以实现。现在靖国军所做的事情都是在践行着三民主义，符合他们这些贫苦农民的利益。因此这条路不管多么艰辛也要坚持走下去。这就是他后来坚持靖国军大旗不倒的根本初衷。

北洋军中的直系军阀在直皖战争中打败了皖系军阀，随即开始夺取原由皖系军阀控制的地盘。　　

1921年5月，北洋政府派直系吴佩孚的下属阎相文督陕。6月阎相文率冯玉祥等部入陕，就任陕西督军。随后将皖系军阀陈树藩的部队打挎。阎相文督陕后，为了笼络人心，对各方表示友好，相继邀请靖国军各路将领到省城西安会晤。8月，冯玉祥在西安以宴请为名，设计杀害了靖国军中比较骁勇的大将第一路司令郭坚，严重打击了靖国军的士气，削弱了靖国军的力量。同月，阎相文又自杀，冯玉祥轻松地被北洋政府任命为新的一任陕西督军。 冯玉祥督陕后，加紧了对靖国军的瓦解工作，力图通过受编，彻底消灭陕西靖国军。一时间，各类说客使者往返于西安与三原之间，络绎不绝。在靖国军内，胡景翼、曹世英、高峻等各路将领都主张接受冯的改编；只有总司令于右任极力反对，由于无兵无将，反对终无效用。各路人马相继接受了北洋政府的改编。在此期间，孙中山曾致函靖国军将领邓宝珊，表示他反对陕西靖国军接受北洋军阀的改编，指出此举“不特败坏纪纲，为西南各省所不容，即于其个人节操，亦有大亏。”　　

1921年9月胡景翼在三原召开了“国民代表会议”随后通电取消了陕西靖国军。派兵查封了靖国军总司令部，赶走了总司令于右任。这样风云一时，给人们带来一线民主希望的陕西靖国军，在北洋军阀的压迫利诱下瓦解了。就在靖国军各路司令相继接受北洋政府改编之时，唯有第三路第一支队司令杨虎城始终反对改编，坚决表示要把陕西靖国军的旗帜坚持到底。　　

为坚持斗争，杨虎城率部队由临潼县栎阳向西进发，于1920年2月间，攻克武功县城，全歼北洋军一个营，缴获大量武器和物资，接着占领扶风等县，兵力由原来的千人发展到三千余人。部队由原来的三个营扩编为五个营：

第一营姬汇伯，

第二营任子扬，

第三营冯钦哉，

第四营鲍贵堂，

第五营孙蔚如，

另外还有一个卫队连和一个骑兵连。为了争取杨虎城接受改编，北洋政府首脑曹锟、吴佩孚特派参议员武叔斌去武功见杨，表示“吴大帅”的器重之意。并允给杨编一个独立旅，枪支经费都可从优。杨虎城的答复是：“我所争的只是靖国军的这面旗帜，并不是师长旅长一类的官职，如果‘吴大帅’同意我继续树立这面旗帜，那么，任何官职我都不计。”　　

胡景翼派人持亲笔信劝杨“受编”，并为自己表白说：“余之受编，是依人也，非降人也。”杨虎城严词拒绝了这些利禄引诱。而派参谋韩望尘去请于右任来武功，恢复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对此，孙蔚如回顾说：“这对于于右任说来，真是喜出望外，遂欣然接受，表现出‘老兵休道戎衣薄，大地阳春可唤来’的乐观态度”。（以上诗句见《右任诗存笺》）1922年3月23日，于右任偕李元鼎，在杨虎城率队亲自欢迎下来到武功。经过研究，重新设立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于凤翔，并设行营于武功。发表杨虎城为陕西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李夺（郭坚旧部）为第一路司令。使陕西靖国军的旗帜继续飘扬了起来。

在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恢复不久，杨虎城就率领部队积极作战，与北洋军展开了浴血拼杀。孙蔚如对这一时期作了这样的回忆：甘肃督军陆洪涛买的一批枪弹，要经过西安、乾县运回甘肃。此事为杨部参谋张澍（号雨生，甘肃陇南人，因此事为陆所含恨，后在兰州遇害）所侦悉，当即报告杨虎城，杨令其继续侦察，并秘密作截械准备。雨生对给他的任务很认真负责，在细心侦察周密研究后，预计这批运输枪弹和担任保护的约5个营的部队于3月26日将达到铁佛寺。但直军和新受编的岳维峻旅均住在不远的地方，陆洪涛派的迎接队伍，听说也快到达，因此这一战斗要求以极其敏捷勇敢的行动于短暂时间内结束，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经缜密部署，决定以刘香亭的骑兵连为先锋，第一、第二两营跟进，五营为预备队，均于先一日在乾县之临平集结完毕，二十六日上午开始行动。大约八、九点钟前后，我先锋已与对方的护送部队接触，对方退入铁佛寺镇内与我对抗，一、二两营遂向这个小集镇展开攻击战。可是那些护运队伍的抵抗并不算弱，直到下午，一、二营曾几次组织强攻，尚未得手，适预备队五营赶到，一举攻占了铁佛寺西的制高点秃子山，以猛烈火力向镇内撖射，那些护运的队伍，垂头丧气，顿时混乱。一、二营趁机猛扑，在不大的时间内结束了战斗。这时陆洪涛的迎接队伍已距铁佛寺不远，只好撤回。是役计缴获各种枪械一千多枝，子弹五六十万发。这对于当时枪弹两缺的靖国军第三路来说，确实是一次了不起的补充。靖国军第三路司令杨虎城，在缴获了甘肃陆洪涛枪弹之后，积极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并亲自督促，加紧各营的训练，经常在直军驻地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以熟悉那些地区的地形和迷惑直军的注意。　　

同时联合第一路军李夺，筹商扩大靖国军的政治影响与军事地区的计划。适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全部开出关外，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个很可利用来打击在陕直军的好机会。于右任遂令第三和第一路第一支队麻振武部，共同进攻马嵬（在陕西兴平市，杨贵妃自杀的地方），于得手后，趁机向兴平、咸阳扩大战果。　　

4月21日杨虎城率部东进，22日拂晓以装作军事演习模样，趁马嵬敌军迷惑不清疏于防范之际，一举攻占马嵬，全歼直军阎治堂的两个整营。第二日敌纠合附近所驻的各部队，猛力反扑，杨军奋勇抵抗，战斗极为激烈，终以友军没有及时赶到，被迫撤回原防。这一仗按当时情况说如果第一路的麻振武部能在杨部攻占马嵬时赶到，不给敌以喘气机会，攻占临近直军的一些据点，第二日敌人可能不会组织反攻，即使第二日敌人反攻，在双方鏖战正酣的时候适时增援，则杨部也不会放弃已攻占的马嵬。可惜的是麻振武贪图小利，在答应出兵策应的那天晚上，没来马嵬却分兵两路去终南山麓攻夺直军的军用物资，而由于晚间两路联络不好，彼此误为敌人互相打起来，反被守护物资的直军，趁其互打混乱之间，给以猛烈的攻袭，麻振武率残部狼狈逃回岐山。　　

直军并不以恢复原防地——马嵬为满足，为了消灭这支革命性最强，对他们威胁最大的靖国军第三路，集合了直军阎治堂第二十师、郭金榜第二旅及镇嵩军第五路柴云升部等北洋军，配备大炮40余门，向杨虎城部发动了全面进攻。而杨部，既无炮兵，武器也不太好，就以步枪刺刀、手榴弹与倍数的敌人相拼。史家疙瘩的阵地守卫战打得尤为惨烈。杨部守军只有一个连，而镇嵩军第五路柴云升部，用全部兵力昼夜进攻好几日，反复争夺阵地，在其他部队的增援下打退敌人五个营的进攻。后来，大部队转移时，留下周子健连在该处掩护，该连最后子弹打光了，就拼刺刀，刺刀拼坏了，就用镢头、铁锨和敌人拼命，就这样坚持了三天三夜，掩护了大部队从容撤退。在武功坚守战的半个多月的昼夜战斗中，北洋军依仗优势兵力、优势火力，用40多门山野炮，不停地轰击，多次组织强攻。由于杨虎城指挥有方，身先士卒，将士用命，阵地始终屹然未动，敌军始终未能突破防线，两军形成对峙状态。后来由于北洋军不断增援，对杨的部队形成四面包围的情势。同时由于部队长期作战，兵员和枪弹得都不到补充，很难坚持。不得已，杨虎城5月5日放弃武功退到岐山，与靖国军第一路的部队靠拢。

1922年5月11日杨虎城率领经过苦战的部队到达凤翔县的田家庄。受到总司令于右任和第一路官兵的热烈欢迎。杨、于会合后，对形势做了认真的分析。认为就全国整个形势来说，对革命是不利的南方，孙中山广州革命政府遭受挫折；北方，陕西靖国军大部已被瓦解改编，第三路虽然高擎靖国军大旗，但终究势单力薄，一时扭转不了大局。为图今后的革命大业，应该保留好这批革命的骨干、种子，而决不能让敌人消灭了。杨虎城对于右任表示说：    “你到广东去找孙中山先生，看今后怎么办。我带队伍去沙陀国（指陕北）敬待后命。”经与于右任及部属商议后决定，派小部士兵护送于右任经甘南绕道重庆去上海，向孙中山先生请示机宜；由杨虎城率第三路军其余主力杀出重围向陕北转进，依托陕北镇守使井岳秀以保存革命实力，为西北保存革命火种，徐图再起。

【东出潼关】

为了稳定局势，缓和冯、胡之间的矛盾，北洋政府派何遂来陕调解，决定将胡部改变为一个师，由胡任师长，直受吴佩孚节制。

1922年4月,直奉第一次战争爆发。吴佩孚命令冯玉祥移军河南。为东出潼关，谋求发展，胡景翼也决定率部进军中原。

冯玉祥一到郑州，就遭到河南督军赵倜的两面夹攻，向胡景翼告急，要求增援。胡景翼不计前嫌，立即出击，解了郑州之围。郑州一战，改变了冯玉祥对胡景翼的敌对情绪。为以后的冯、胡联盟奠定了基础。

冯、胡虽然取得了郑州反击战的胜利，不但没有得到吴佩孚的赏识，反而成了打击、排挤的对象。冯玉祥到河南任督军不到半年，就被吴佩孚调到北京南苑坐了冷板凳。胡景翼被任命为京汉铁路线的护路使，驻军顺德（河北邢台），负责正定到彰德（河南安阳）一段的护路任务。

【“二·七”风潮】

1923年2月，京汉铁路爆发了“二·七”工人大罢工。吴佩孚下令镇压工人，京汉铁路线护路使胡景翼拒绝执行吴佩孚的命令。对胡景翼的作法，吴佩孚大为不满，下令胡景翼南下，攻打北伐军。胡景翼以军备不齐，粮饷不足为借口，又一次拒绝了吴佩孚的命令。

 

第八卷  北京政变

 

【反直三角联盟】

曹锟贿选和吴佩孚的“武力统一”政策，激化了内外部的各种矛盾。在孙中山的支持下，胡景翼、孙岳、冯玉祥结为反直联盟。

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明确地提出了反对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革命目标。会后，孙中山派人向胡景翼传达了会议精神，指示他联合北方进步势力，发动反直系军阀的斗争。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揭开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序幕，胡景翼盼望的时机终于到来了。他立即和刘允丞、续桐溪，商定了一个倒曹灭吴的计划。

胡景翼分析了曹、吴的内部情况，选择其中实力最大，和吴佩孚矛盾最深的冯玉祥，作为联合的重点。胡景翼先请孙岳面见冯玉祥，然后又派李仲三再见冯玉祥。冯玉祥同意和胡景翼合作，确定了推翻曹锟，解决曹吴，赶溥仪出紫禁城的计划。大政方针已定，冯玉祥令胡景翼火速率部进京。胡、孙、冯反直三角联盟正式形成。

这里对孙岳作个介绍，不是太长。孙岳曾和陕西督军陈树藩有校友关系，曾经求学于保定陆军学堂，他是一位具有进步思想的爱国将领。他曾受衔陆军上将，历任国民军副司令兼第三军军长、直隶督办兼省长、国民政府军委会委员等职务。他一生走过复杂曲折的道路，早年加入同盟会，积极参加反清、讨袁斗争，后一度投在曹锟麾下，参与军阀混战。1924年10月，孙同冯玉祥、胡景翼合作发动“北京政变”，囚禁了贿选总统曹锟。以后，又在京、津、保一带与北洋军阀进行战斗。孙岳是中国北方民主革命时期一位重要人物。

孙岳，字禹行，清光绪四年（1878年）出生于直隶高阳县西庄村一个农民家庭里。其父叫孙迈唐，极善经营，虽家境小康，但仍勤俭躬耕，蓄意发家致富。孙岳少年时代倜傥不羁，村人戏称“嘎小子”。一次本村屈家做会，请道巫念经求神，正当人家低头默念经卷之时，孙岳蹑足而前，偷拿供品，更趁他人不虞之机猛然掀翻供桌，高声呐喊：“老神来了！”顿时道场哗然，秩序大乱。他则潜身而逃，溜之大吉了。孙岳在少年时期，被他父亲送到外祖父家，拜托给当地有名的教师常鹤苓先生进行启蒙教育。这位先生通晓儿童心理，对孙岳因势利导，使其安心学业而有进取之心。

在青年时代，孙岳认识了自己的家庭。原来孙家祖居高阳城内南街，孙岳的家世大概是这样的：

他系明末兵部尚书孙承宗的九世孙。清军攻破高阳，孙承宗自杀殉节，其子孙妇孺40余口惨遭清军杀害。自此孙姓后人誓不仕清。

孙岳读书刻苦，才华出众，受常先生的影响，他不顾家规族约，决定进取功名。光绪二十八年(1902)孙去保定应考。此时朝廷昏庸，政治腐败，民怨沸腾，反清斗争风起云涌。不少青年知识分子对清政府已丧失希望。应考期间，孙岳结识了一位朋友，相交数日，感情日厚。

一天，那人对他说：“我是满洲人，参加革命不会有人信任我。你是抗清名将后裔，天生的革命党，何若也来凑热闹?”这句话触动了孙岳，他越想越不是滋味。榜发孙虽名列前茅，但他心中黯然，从此他把时间打发在茶楼酒肆。有些好心的学友劝他不要荒废学业，他却回答：“我是大明宰相孙承宗之后，祖上被清家所杀，仇深似海，哪有再应清家科举之理!”以后他往来高阳、保定之间。饮酒寻欢，结纳至交。孙岳的父亲一生勤俭治家，对孙岳的所作所为极为不满，常常骂他是个不成器的败家子。

孙岳青年时期血气方刚，好打抱不平。一次他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一位行乞的老人，气度不凡，须发皓白，举止文雅，但却身着破衣，形容凄惨。孙岳揣测必有缘故，便上前盘问，那位老人诉说了自己的遭遇。原来，他家住蠡县北部农村，家庭富有。只因当地一个天主教徒企图吞并其家产，诬告他与义和团有来往，致使全家逃散，有家难归。孙岳平时就对屈附洋人的奴才极其反感，一听此冤诉，愈发义愤填膺。他回到家后，便派人到那里暗中打探，得知那个天主教徒是个地痞无赖，常依仗当地教堂的势力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无恶不作，当地无人敢惹。孙岳怒不可遏，次日找把大刀，磨得雪亮，把那老人叫到跟前说：“走，今晚我要与你报仇雪恨！”那位老人战战兢兢地说：“你是个读书人，怎能做这等事，若是闯出祸来，谁又担当得起呢?”孙岳顿时恼怒起来，他把手里的钢刀晃了晃，愤愤不平地说：“你有仇不报，空披一张人皮，活在世上尚有何用?”于是，老人当了孙岳的向导；夜里，来到那个天主教徒的住所，孙岳翻墙而过，不一会儿即提着一个血淋淋的人头跳了出来，他问：“杀得对不对?”老人吓得浑身战栗，说不出话来。孙岳安慰他说：“我孙岳自己做事自己当，决不连累他人。”遂修书一封，详列死者罪状，并责官府纵奸害良，警告云：今后若是不改，定有此报。他将此头带到高阳，挂在南城门上，又贴上了那封信。此事一时轰动高阳周围，官府大为惊恐，而百姓都暗自拍手称快-在这件事发生后，孙岳无法存身，便远离家乡，到了五台山出家当了和尚。孙岳出家为僧，本是为避风头的权宜之计。所以他在庙中不拘庙规，不读经卷，反把《鲁智深醉打山门》的鼓词背得烂熟，藉以发泄愤懑之情。

光绪三十年(1904)适逢保定武备学堂招考学员，孙岳身披袈裟，前往应试，因成绩优异被录取炮兵科。在校期间，他结识了革命志士吴越、刘廷森、李廷玉等人，他们志同道合，交往甚厚。1907年孙岳复进军官学堂进修。当时该学堂有排挤南方学生的现象，孙岳认为南北同辙，志同归一，不但结识北方志士，更广泛接触南方同学，寻找知己。他对朋友仗义疏财，关心、体贴同学苦衷，当有的同学精神苦闷时，他就唱起《鲁智深醉打山门》的昆曲小段，为之排忧解虑。孙岳谈吐得体，备受尊重。时间长了，许多人都愿意接近他。1913年，革命党被迫进行“二次革命”，李烈钧热诚向黄兴举荐孙岳，孙岳被任命为讨袁一路总司令。反袁斗争失败后，孙岳成了袁世凯通缉在案的要犯，不得已同李烈钧亡命日本。不久孙密潜回家乡，又遭到当地袁氏爪牙的追捕，于是身着布衣，头顶毡帽，只身逃亡陕西华山脚下，开始了隐居生涯，这便有了和胡景翼等人的“华山结盟”。

【北京政变】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率25万大军北上迎击张作霖。吴佩孚命令第三军总司令冯玉祥出兵古北口，胡景翼作援军，策应前方。

让自己出兵古北口，冯玉祥认为吴佩孚是排除异己，有意刁难，十分不满。胡景翼要求后勤补给，也遭到吴佩孚的拒绝。这成为冯玉祥、胡景翼决心回师倒戈的导火索。

冯玉祥受命后，迟迟不发，秘密地进行着回师倒戈的准备工作。他以京城空虚为借口，向曹锟推荐孙岳任北京卫戍副司令，作为内应。又派蒋鸿遇为留守司令兼兵站总监留守北京，监视曹、吴的行动。待一切部署就绪后，冯玉祥才率部开拔。

胡景翼担任第二路援军司令。在临行前，胡景翼把刘允丞、续桐溪、李仲三找来，部署了周密的回师计划。他托李仲三联系冯玉祥，令李虎臣留驻通州作策应，派续桐溪去承德争取米振标，托刘允丞向孙中山汇报。请孙中山出师北伐，共讨曹、吴。

冯玉祥到古北口后，以筹措军饷为由，驻足不前，设法与奉军联系。奉系军阀张作霖，也派人到古北口见冯玉祥，要求冯玉祥与奉军统一行动，共伐曹、吴。心有灵犀，双方一拍即合。但刚愎自用的吴佩孚却蒙在鼓里，对冯、胡、孙的三角联盟，及冯军与奉军、皖军的结盟，毫无觉察。

在冯玉祥的默许下，奉军不费吹灰之力，攻占了天险九门口等三道关，打开了通往山海关的道路。在喜峰口，奉军也击败了直军王怀庆部。败讯传来，在北京的吴佩孚坐不住了，亲率精锐急忙赶赴山海关。吴佩孚一走，京城空虚，为胡景翼、冯玉祥回师北京，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时机。

邓宝珊按胡景翼的安排，到古北口见冯玉祥，通报了情况。冯玉祥决定立即班师回京。

胡景翼立即下令全军撤离战场，南下接应冯玉祥。胡景翼密令岳维峻袭击王怀庆部，割断王怀庆和吴佩孚间的联系。然后兵发榆关，堵住吴佩孚陆路回师的通道。又命邓宝珊、李纪才直奔京津，在丰台、玉田、滦州一线布防。令留守通州的李虎臣，策应冯玉祥进京。配合邓宝珊、郑成思，形成对唐山和天津的包围，堵死吴佩孚从海上回师京城的通道。胡景翼的这些部署，有力地配合了冯玉祥回师北京的军事行动。

10月22日午夜，冯玉祥的先头部队在孙岳的帮助下，一弹未发，开进了北京安定门，占领了城内的交通要道，包围了总统府，囚禁了曹锟。23日黎明，冯玉祥的大队人马开进了北京城，控制了北京的整个局面。

25日，在北京北苑召开了政变后的第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冯玉祥、胡景翼、孙岳各部改组为中华民国国民军。北京政变的消息不翼而飞，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吴佩孚这时才如梦初醒。得到北京政变的消息，吴佩孚急忙挥师天津，以曹锟的名义，电令江苏、湖北各军火速北上增援，讨伐冯玉祥。

李虎臣、李纪才、张之江、刘郁芬等兵陈杨村以西，准备向吴佩孚发动进攻。岳维峻、邓宝珊已占领了唐山。兵临城下的吴佩孚，困兽犹斗，拒不投降。胡景翼下令总攻击，取得了杨村战役的胜利。吴佩孚看大势已去，只好从塘沽下海，向南逃窜。胡景翼进驻天津，讨吴战争宣告正式结束。

11月5日上午9点，冯玉祥的部下北京警备司令鹿钟麟率部荷枪实弹进入紫禁城，奉冯玉祥之命，驱赶末代皇帝溥仪。整个过程费时仅两个多小时，下午4时10分，鹿钟麟将优待条件大肆修改后，胁迫溥仪及其后妃亲属离开故宫，民国后存在了13年的小朝廷，宣告结束。
　　冯玉祥在北京召开政治军事会议，决定请皖系军阀段琪瑞担任「中华民国临时政策」执政，电请孙中山入京共商国事。孙中山接受邀请，于11月10日发表《北上宣言》，宣布对内要打倒军阀、对外要推倒军阀赖以生存的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宣言表示接受中共在《第二次对时局主张》中提出的召集国民会议的主张。
　　北京事变引起全国震动，《北京导报》发表文章，称此行动是中国历史上最为杰出的一场政变。

北京政变，消灭了吴佩孚，迫使曹锟下台，把溥仪赶出了皇宫，为中国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国民军”的来历】

关于“国民军”的来历，笔者当年在创作长篇历史小说《关中英雄传》时曾经查阅全国政协编写的文史资料，在《关中英雄传》第五十五回“曹仲珊贿选总统，冯胡孙北京革命”中是这样写的：

在行动的前夕，胡景翼将军再次派李仲三、刘允丞、刘骥等人与冯玉祥在怀柔县密谈。刘允丞是民党资深望重的老同志，与胡的交情甚厚，胡的一切事情都不瞒刘，胡这次派了刘允丞前去密谈，显然是为作最后的决定。李仲三、刘允丞见了冯玉祥之后，冯对他们首先宣读了事先拟就的通电初稿。李仲三等人表示赞成，李说：

“胡景翼将军主张在电文中提出拥护孙中山先生北上重掌社稷，我相信这也是我们国民党内有识之士所赞成的。”

“好，我举双手赞成。”冯欣然同意。

接着，就开始商讨军队的名称，冯说：

“我提个‘国’字。”

“我提个‘民’字。”李仲三说。

这就是冯玉祥、胡景翼等人领导的国民军名称的起源。随之商讨部队的编制和番号问题，李仲三说：

“焕章兄为总司令，所部编为国民军第一军；胡笠僧为副总司令，所部编为国民军第二军。”

这时候，刘允丞捅了李仲三一下，小声说：

“哎，还有咱孙二哥呢！”

孙二哥即孙岳，字禹行，直隶（今河北）高阳人。他与杨虎城有着大概相同的苦难经历，早年在家乡除霸后隐姓埋名出家为僧，后来考入保定武备学堂炮兵科，在求学期间加入了同盟会，成为北方支部的负责人之一。辛亥年与王金铭、冯玉祥等共谋涤州起义，失败后遁走。到民国元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被任命为苏（州）、淞（江）、宁（即南京）、扬（州）、镇（江）五路总司令，曾在江苏西北部的徐州与苏北的宿迁地区一举打败张勋的辫子军。之后，又任陆军第十九师师长，兼江西庐山垦牧督办。袁世凯任总统后被免职。孙岳是明末蓟辽督师孙承宗的后裔，清军入关时，把孙承宗拴在马后，竟活活地拖死了，因而孙家的后人相约在清代不应试，不与自己的仇人谋事。孙平时对朋友体贴入微，颇有燕赵慷慨好客之风。他唱得一口好昆剧，常唱“鲁智深醉打山门”来解闷，他曾在民国二年的时候来陕西避难，在华山隐居，与胡景翼等人的交情很深，大家都亲热地称呼他为“孙二哥”。

经过刘允丞的提醒，李仲三说：

“孙岳应加入国民军，和笠僧一样，仍为副总司令，他的部队编为国民军第三军。”

冯玉祥没有立即表态，说：

“孙岳是曹锟的老朋友，又是部下，他的部队况且还是曹锟的卫队，这样的人可靠吗？”

李仲三说：

“孙岳是一个革命者，我们作革命事业，不能顾忌这个，试问冯先生，你和笠僧现在不也是曹锟的部下吗？”

冯玉祥点头表示同意，就这样，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结成同盟，约定共同推翻曹锟的贿选政权。大约在一个星期之后，就爆发了中国现代史上著名的“北京革命”。

【欢迎总理践前约】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三将军取得了北京政变的胜利。建立国民军。

孙中山在卢、孙、张倒直三角同盟形成时，便派徐谦将三角同盟的情况告知冯玉祥，并敦促冯早日发动倒直行动。不久，孙中山又派徐谦见冯，将自己的《建国大纲》交给他，此后孔祥熙又奉孙中山之命，将其亲书的《建国大纲》交给冯，并进一步劝冯倒直。国民党人徐谦、钮永建、王法勤、丁惟汾、李石曾等奉孙中山之命，时常同冯联系，劝冯采取联合奉、皖，将直系军阀吴佩孚推翻。冯受到感动，决心倒直。
　　奉系首领张作霖也派来马炳南到北京与冯玉祥取得联系。马既是张作霖的亲信副官，又同冯玉祥有旧交。马还代表张学良趁冯玉祥同李德全结婚的时机，前来贺喜。
　　冯的元配妻子刘德贞患产科病去世。冯同基督教女青年会总干事李德全结识，李为北京惠文女子中学的教师，毕业于北京汇文女子大学，学识出众，思想开明，精明能干，生活俭朴。冯与李恋爱之前，大总统曹锟拟将其女嫁给冯玉祥为妻，托人向冯说媒，冯不为大总统的权势和曹小姐的显贵所动，婉言加以谢绝。
　　马炳南的不断往返，奉军又秘密接济了冯军一些补给。奉方又派郭瀛洲为代表和冯联系倒直问题，冯表示赞同联合。双方约定，以奉军不入关为主要条件，共同反直。
　　居住在天津的段祺瑞与山东督军、皖系军阀郑士琦、山西督军阎锡山联络反直活动。冯玉祥派遣参议刘之龙赴天津与段祺瑞洽谈，约定将来孙中山主政，段祺瑞主军。
　　冯玉祥积极争取北方将领孙岳、胡景翼秘密联盟。
　　15混成旅旅长孙岳，早年加入同盟会，从滦州起义前就与冯玉祥结交，两人长期往来无间。孙对吴佩孚的骄横专权，早已心怀不满，与冯见面时，常常满腹牢骚，对国家的前途和个人的遭遇，感到悲观失望。冯和孙不但在遭受吴佩孚的排挤方面有共同点，而且又是志同道合的好友。他们交换了倒直的意见，在南苑一草亭密商了反直的协议，历史上称为“草亭协议”。
　　冯与孙准备共同起兵反直，并决定由孙岳与胡景翼联系。
　　胡景翼原是著名的同盟会会员，在冯玉祥督陕时与冯建立友谊。胡是陕军第1师师长，部队驻防于彰德、顺德一带，吴佩孚排挤胡，令胡部南下攻广东。胡素有革命思想，不愿对南方作战，迟迟不开拔，引起吴的不满。胡部不仅在饷项给养方面受到刁难，而且迟早有被吴消灭的危险，他不得不密谋准备武装行动。恰巧孙岳来与他面谈，胡大喜，遂派部属高级将领岳维峻去京见冯，表示绝对服从冯的命令。数日后，胡景翼借口到北京就医，亲自与冯密谈，表示与冯合作的决心。至此，冯、胡、孙三角同盟形成。
    接到冯玉祥、胡景翼的邀请电报，孙中山决定即日北上。这时，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张作霖，违背当初的承诺，率师进山海关，直逼京、津。并公然拥戴段祺瑞任反直军统帅。国民党内对孙中山北上一事，争论不休，莫衷一是，使孙中山的北上，迟迟不能成行。

为了早日实现国家的和平统一，使人民免遭战乱的涂炭，孙中山冲破重重阻力，毅然决定北上，并发表了《北上宣言》。孙中山和夫人宋庆龄到上海，因交通受阻，改道日本到达天津。胡景翼在北京心急如焚，度日如年。

同年12月4日，应国民军电请，孙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随员汪精卫、张继、孙科等，乘“北岭丸”北上，到达天津。先父张立卿当即以国民二军驻天津办公处少将处长身份率部到法租界美昌码头恭迎。孙中山先生见迎接队伍的领头人是张立卿时，不觉笑了，亲切地说：“怎么是你呀！”随后，孙中山先生和夫人宋庆龄由张立卿陪同登上汽车，随员汪精卫等也上了另一部汽车，驶向张园。

　　原来张立卿不仅和中山先生熟悉，并有追随中山先生近二十年的历史。1905年初，张立卿因不满国内清廷统治，东渡扶桑，留学于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期间，和同盟会会员井勿慕等过从甚密，于1906年秋，在日本东京参加了中国同盟会。积极开展反清革命活动。

　　同年9月，于右任由上海到东京考察新闻事业，并募捐办报经费，张立卿对此极表支持，并决定辍学与于同回上海一起办报。在12月的一天，于右任即将回国的前夕，带了张立卿向中山先生辞行，中山先生对年方19岁的张立卿十分喜爱，拉着他的手亲切地说：“立卿同志年轻有为，望好自为之，革命必胜，我们国内相见有期……”

　　在回上海办报期间，张立卿一直负责总务工作，长达五年之久。

　　1911年5月，因革命形势需要，张立卿由上海回到陕西，他与同盟会陕西支部负责人井勿幕等一起联系新军、刀客和会党中的进步人员，为陕西的辛亥革命创造条件。1918年4月，张立卿作为陕西靖国军代表兼于右任总司令的个人代表去广州晋竭孙文大元帅，向大元帅面呈于右任的函件，并面述陕西靖国军的具体情况。孙文大元帅亲自接见并慰励有加，留他在大元帅参议军政大事，并于同年4月30日任命张立卿为大元帅府参议。

　　同年6月26日，孙大元帅因桂系军阀操纵非常国会，阴谋改组军政府，愤然宣布辞去大元帅职务，并发布通电。是日乘“近江丸”离穗到上海，先父张立卿也同船离广州到沪。

　　1919年1月，因西北急需人才，中山先生派张立卿持致于右任函赴陕。后张立卿被任命为陕西靖国军总司令部军需处少将处长。

　　中山先生天津行邸设在日租界张园内。张园是前清封疆大吏张彪的私人花园住宅，园内建筑精致，有名花异草，参天古树，在天津小有名气。

　　在待了十多天后，中山先生为了避免无谓的打扰和静心养病，向先父提出可否搬迁到清净的地方。

　　张立卿也认为张园地处日租界内，有日警署和警察厅派来的巡捕、警察，表面看来戒备森严，但这些人大部分是军阀的心腹，干着明保护暗监视的勾当。经请示中山先生同意后，乃于18日秘密请先生和夫人住进了利顺德大饭店208号房间。并另派二军将士10多人，担任警卫工作。

　　当时对外称行邸仍在张园，但实际上中山先生接待一些有关机密的人如于右任的代表、南方来的客人和个人代表去陕西等处宣传召开国民会议的进步主张和反对段祺瑞的所谓“善后会议”等，都在利顺德大饭店进行。但这一行动十分保密，鲜为人知。

　　12月31日，中山先生携夫人宋庆龄和随员汪精卫等一行，由天津乘火车去北京。张立卿等二军人员从利顺德大饭店恭送至老龙头火车站。嗣后国民二军开赴河南，胡景翼改任河南省军务督办，张立卿随之去豫任安阳县县长。

【孙中山逝世】孙中山当初北上的路线，是由上海绕道日本，再由天津入京。先生抵达北京时，受到各界200多个团体约3万多群众的夹道欢迎。他在向欢迎群众散发的《入京宣言》中严正表示：“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和诸君救国的。”并随即一再重申了取消不平等条约和救中国的意愿。

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孙中山这位一代伟人，终于因胆囊腺癌晚期已转移到肝、肺、结肠等处，医治无效，一病不起，在北京铁狮子胡同5号（今东城区地安门东大街23号“孙中山逝世纪念馆”）住处溘然长逝，终年59岁。

在黑暗的中国上空，一颗巨星划出一道灿烂夺目的光彩后陨落了。云凄海咽，地暗天愁，中国人民无限悲痛。举国上下，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人们深切悼念这位为着中国独立、民主、统一和富强而奋斗不息的伟大革命家过早地离开了人间。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的遗体安葬在南京紫金山山麓，称为“中山陵”。从此，三孙中山长眠的紫金山中山陵园，便永远成为革命人民瞻仰、纪念的圣地。

【挥师督豫】

这时的冯玉祥私心膨胀，置大局于不顾，把心思用在争夺地盘上。任命胡景翼为河南军务督办，孙岳为河南省长，企图把胡、孙赶出京津，以利自己的发展。

与此同时，冯玉祥在天津举行了包括奉系张作霖、皖系卢永祥在内的三方会议。会议其间，屈于段祺瑞、张作霖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压力，冯玉祥采取了“高揖群公，激流勇退”的态度，拱手把北京政变的胜利成果，让给了段、张这两位军阀，以新的军阀独裁代替了旧的军阀独裁。

天津会议使胡景翼大失所望。摆在他面前地唯一出路，就是南下中原，积蓄力量，以图东山再起。跟军阀多年打交道的教训，教育了胡景翼，军阀们是靠不住的。于是，他把希望的目光投向了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的苏联。在屈武的引见下，胡景翼在苏联大使馆，见到了李大钊，并要求他南下指导工作。李大钊的接见，使胡景翼又一次柳暗花明，获得了“激流勇进”的信心。

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在击败了吴佩孚残部和憨玉琨的抵抗之后，经郑州，进驻开封。他遵照孙中山先生“除恶务尽”的指示，出兵豫西，追剿吴佩孚，围困鸡公山。吴佩孚走投无路，只好带领残部窜进湖北，溜进湖南，投靠了军阀赵恒惕。

段祺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各地纷纷来电祝贺，为其歌功颂德，称其为“临时执政”、“执政”。唯独胡景翼在来电中，称他“段大元帅”，并在电文中控诉、训诫军阀的罪恶，招来段祺瑞的极端不满。

 

第九卷  荟萃中州

 

【胡景翼治豫】

河南地处中原，是京汉铁路和陇海铁路的交汇处。南下可控制长江中下游，北上可图京、津，控制华北，地理位置十分重要。因为孙岳不愿来河南，胡景翼又兼任了河南省长。这一切为胡景翼实现自己大伟大抱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胡景翼在组建新政府时，采取了“豫人治豫”的方针，受到河南人民和各界人士的拥护和爱戴，迅速稳定了中原局势。新政权成立后，清乡剿匪，惩治腐败，发展交通，兴办教育，对河南的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的发展，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当然，胡景翼也并没有忘记国民二军所处的险恶形势。他下令整顿队伍，加强军事训练，提高军事素质，时刻准备应付可能发生的大战。

胡景翼主政河南的这一时期是河南省政治比较开明的一个时期，在李大钊的影响下，胡景翼拒绝执行北京段祺瑞政府要求解散中国铁路工人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和逮捕大会代表的命令，使大会得以顺利召开。这一时期开封工农运动也得以蓬勃发展，在声援“五卅”惨案运动中，共产党员、国民党员联合工商界人士组成指挥部，使这一运动得以深入发展，有声有色……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

胡景翼认为，对付反动军阀，必须贯彻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三大政策。（作者解读：1924年1月，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孙中山先生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提出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克服了旧三民主义的根本缺陷，反帝反封建的内容得到了丰富，具有崭新的特点。把旧三民主义发展成为新三民主义，是孙中山毕生为谋求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与富强而奋斗的一个重要成果。表现了他追求进步、追求真理、不顾危难、不怕挫折、不屈不挠的精神。新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是质的飞跃。新三民主义的形成，是孙中山政治思想发展到新阶段的里程碑。新三民主义同中国共产党在民主革命时期的政纲基本相同，因而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在1924年正式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和后来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邀请李大钊到河南，共商革命大计。为国共在河南的合作奠定了基础。

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应胡景翼的邀请访问开封。不久，苏联又派遣西纳尼、魏金斯基等30多人到郑州担任国民二军的军事教练。同时，胡景翼又派党必刚、师哲等30多人到苏联基辅军事学院学习。苏联又无偿援助国民二军大批枪炮、弹药和新式武器，大大改善了部队的武器装备。

李大钊、王若飞先后派刘天章、潘自立、史可轩、邹钧等许多优秀共产党员、进步青年来国民二军工作，开展革命活动。

在胡景翼的要求下，广州黄埔军校输送杜聿明、张耀明、马志超、王太玄等一大批优秀军事人才，到国民二军担任职务。徐向前、阎揆要也从黄埔军校来参加国民二军的工作。许多国民党的高级干部和知名人士也相继到达开封，如于右仁、李根源、刘允丞、张季鸾等直接参加国民二军的军务、政务、外务工作。

日本友人、朝鲜革命志士也来开封访问。一时间，海纳百川，宾朋如云，河南开封成了革命者的云集的地方，出现了“八方风雨会中州”的空前盛况。

【胡景翼执政时期河南国共合作新局面】

段祺瑞执政后，宣告“北京政变”失败，胡景翼到河南任军务督办兼SZ(省长)。胡景翼不忘对孙中山先生的承诺，谋求在中原打开局面，为统一全国奠基。他设陆军训练处，聘任苏、日顾问、教官，培训学员4000余名。 选派潘自力、邹钧、屈武等赴苏留学。请孙中山先生选派黄埔军校学生徐向前，董钊、杜聿明、徐经济等参加部队建设工作。在辖区，国共两党各自开展组织、宣传工作。通过李大钊、刘允丞、于右任等多次与苏联大使馆、领事馆联系，商请援助中国的国民革命、反帝斗争。在开封专设招待所，接待支持中国革命的苏、日外宾，以及李大钊、王若飞、刘天章等工农运动的领袖，和李烈钧、柏文蔚、张继、李振源、田桐、于右仁、周振麟等知名人士。“八方风雨会中州”，由于胡景翼的努力，中国民主革命出现了新的高潮。

在今河南开封西大街东头路南、北书店街北头路西拐角处有一座两层旧式木隔扇门的小楼，房子进深很浅，楼上临街一面还加有护栏、走廊，室内面积就显得更小了。就是这样一座不起眼的小楼，却有一段不平凡的经历，20世纪20年代它曾经是中共豫陕区委机关所在地，中共早期领导人李大钊、王若飞、萧楚女都曾在这里工作、活动过，现为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这里，李大钊开创了河南国共合作新局面，1924年12月27日（或28日）李大钊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身份到达开封，受到了胡景翼的热情接待，并进行了多次会谈，他帮胡制订了治豫方案。根据胡的要求，他同意派苏联专家顾问到国民二军工作、优先分配苏援军火；同意成立以共产党员刘天章为队长的学生队（后改为学生营）。通过二人的会谈、接触，李大钊评价胡景翼：

“胡的出发点不像一些军阀那样企图发展个人的势力，他政治上是正直、进步的；想培养力量和军阀势力对抗。把胡培养起来，将来同我们党合作是可靠的。”

就是他们二人的这次会晤，促进了国共合作的河南的形成，并得到了实施；王若飞在这里主持中共豫陕区委会的工作，肖楚女在这里主办了中共豫陕区委员会的机关报——《中州评论》，由于它是共产党在河南创办的第一个理论刊物，也是党在中原地区发动群众进行反帝、反封建军阀和宣传马列主义的重要阵地，王若飞等人也经常在上面发表文章指导工作。

胡景翼在北京起事后，他率领的国民军第二军没有和老冯同行，而是南下，直取河南。国民军骄兵悍将，打张作霖虽然有点儿难拿，对付河南的土包子游刃有余，如卷席，如开山，转眼间对手纷纷投诚，拿下开封、郑州和信阳，包括山东都有投顺的，阎锡山看了眼红来抢过地盘，一个回合就让老胡打得十万大军抱头鼠窜，胡景翼就当上了“中原王”。

河南这地方经纬天下，俯撼四方，胡景翼夺取了中州大地，踌躇满志，确有励精图治的决心，后来生产标准中正式步枪的巩县兵工厂，就是他接管后扩建的。胡同时向国共两党提出要求，帮助他改革自己的国民军第二军，当然，双方对这个请求都非常重视，看着双方派来的人员的阵容就可以明白。

国民党派来的是一个瘦瘦的老陕，名字叫杜聿明，这算是武的吧，还有个文的，是胡景翼在日本的同学，名叫张群。好家伙，一个毛主席亲自敦促投降的兵团司令，一个国民政府外交部长，阵容强大！共产党派来一个顾盼神飞的文弱书生，一个沉默寡言的军校学生，名字呢，文的，叫王若飞，武的，叫徐向前。哦，也厉害，一个周恩来所说“现成的副总理”，一个威震天下的十大元帅！而接待他们的第二军军官教导团里，有一个满嘴土腔的老陕，刚娶了漂亮的媳妇满面春风，他当然不知道这老婆将来要冤死在自己枪下，而他张钟麟以后一生要在这两党之间颠来倒去，这个未来的军官、北京大学历史系的肆业学生有个表字灵甫，所以，大家也喊他——张灵甫。

如此风云际会，胡景翼本来应该好好的为西北军开拓一个局面，以他的素来表现，也确有此能力。不幸的是天妒英才，武功高强的胡将军却忽染疔疮，开始也没当回事，不料越来越重，医治无效，竟然在１９２5年猝然病逝。（作者解读：天妒英才，英雄早逝，三国东吴名将太史慈死时的扼腕长叹犹在耳边，胡景翼在弥留之际，可是同样的无奈？）一个老大夫说有些武功练了未必强身健体，倒是把全身的经脉搞通了容易来暴病，从胡景翼的例子看未必没有道理。据说还有一个武林界泰斗人物杜心武就是这样毙命的看来不是偶然现象。

作者解读：胡的去世直接导致了国民军第二军的解体。好好的一支精兵葬送在了红枪会的手里。

 

第十卷  将星陨落

 

【胡憨之战】

胡景翼和刘镇华在某些方面彼此很相似。

胡景翼出生于陕西一个小商人家庭，而刘镇华出生于河南一个小商人家庭。

两个人都是读书的好苗子，但是胡景翼要比刘镇华小九岁。所以同盟会大发展时候，胡景翼才十八岁就加入了同盟会开始了革命工作。而刘镇华没有白白多吃几年饭，人生经历丰富了些，先是考上了秀才，然后上师范，然后到开封当了一个中学的教务主任，是一个教书育人的“人民教师”，他是万万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上陕西、安徽的省长、督军，成为“省部级”高级干部。

辛亥革命前夕，半大小子胡景翼和半熟青年刘镇华，不约而同的投入到联络山林武装、抓军队的工作当中。

两个人都有主角的魅力，尤其是胡景翼，很难想象，陕西的刀客们怎么会接受一个十几岁孩子的领导，笔者的爷爷马康侯生于光绪十年（1884），当年就追随小他八岁的胡景翼聚义药王山、拒随升允汹汹而来的数十万清兵于西路。而刘镇华的工作能力更强些，他拉来的是有名的河南绿林总瓢把子王天纵，手下羊山十兄弟个个凶神恶煞。

辛亥革命爆发。胡景翼拉出来一支武装，投入陕西陕西军政府秦陇复汉军。而河南的革命活动不成功，刘镇华也率部逃到陕西，投入复汉军中。

其后革命成功，袁世凯夺权。陕西都督换成了亲信陆建章。胡景翼这时候还是小人物，但是此时复汉军的诸位大佬一半是内讧，一半是老袁做手脚，也没剩什么人了。所以年轻的胡景翼抓住了机会，推举复汉军的老伙计、投机分子陈树藩出来反对陆建章。结果外来分子陆建章争不过这些陕西土著，伤了尻子伤了脸，灰溜溜跑了。

这一阵子刘镇华在做什么呢。老袁当权之后河南自然也民国了。刘镇华的部下都是河南刀客，也调回豫西。有了个名字叫镇嵩军。

这边陈树藩当了陕督，可是他是个投机分子，加入参加革命跟黎元洪差不多，是被迫的。一上台就又投入北洋的怀抱。胡景翼这些民党人士拥他上台，不但没有没得到好处，反而受到陈的掣肘和压迫。这边孙中山一号召护法运动，立刻又拉起反旗，组织了陕西靖国军反对陈树藩。陈树藩手下多是当初闹革命的新军，而这边的靖国军都是陕西的绿林豪杰。变质的革命军干不过搞革命的刀客。无奈何陈树藩想到以毒攻毒，招来了刘镇华的镇嵩军这帮河南刀客等八个省的军队对付陕西刀客，当时称为“八省入陕”。在八个省军队的武力压迫下，结果革命形势逆转，胡景翼和他的陕西靖国军就慢慢落了下风。 

到了1921年，北洋是牛逼哄哄的直系当家，吴佩孚等打败了皖系一心武力统一。对于陕西的陈树藩这个变色龙又看不上了。直接派兵要捏掉他。比陈树藩还要变得快的刘镇华见势不妙出卖了陈树藩，直系部队在刘镇华配合和陕西靖国军的武力打击下，不费吹灰之力，就弄走了陈树藩。

其后在陕西当家的是直系的干将冯玉祥。这是个什么人不用介绍。胡景翼与刘镇华互相间很不对付，但是有这位冯将军在，两个人实力不济都玩不出花样来。

1922年，冯玉祥调为豫督，却带走了胡景翼部队，把陕督位子留给了刘镇华，在当时实在是出乎大多数的意料。陕人驻豫，豫人驻陕，是何居心不问便知。

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这一次冯玉祥抓住机会发动北京政变，终于脱离直系，自成一军。所谓的国民军实际是个大杂烩，除了冯玉祥的部队之外。胡景翼的第二军是陕军，第三军是孙岳的河北杂牌军，第四军是奉系反骨仔，第五军是鲁军张宗昌的部下。这样的部队搁一块，自己就会打起来。

于是胡景翼抓住机会回到河南当了豫督。奋战十几年，终于成为封疆大吏，有了自己的地盘，独立的军队。

豫督是陕西人胡景翼，军队是陕西刀客。陕督是河南人刘镇华，军队是河南刀客。他们要是不打起来，这才叫奇怪呢。

1925年，两个人找了个借口，就开战了。谁胜利，谁就会独占豫陕两省。并且有机会称霸整个西北。这一战，33岁的胡景翼大获全胜。刘镇华率领残部逃向山西。陕西一省翘首以待陕军重回家乡。

这时候奉系正和冯玉祥开战，北方再无其他对手。下一步胡景翼一定会立足陕西河南，占领甘肃，继而向收留刘镇华的阎锡山开刀。过不了多久，意气风发的胡家西北军就可能出现在的北京城外……

但是胡景翼没有过多长时间忽然死了，就在他打赢了毕生最重要一战之后，33岁的胡景翼得了个小病死掉了。他的部队瞬间解体，所有丰功伟业消失无踪。这真是胜得了人，胜不了天，人算不如天算呀！悲哉！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早就对胡景翼怀恨在心的段祺瑞，对中原出现这块“赤色”地区惶恐不安，决心以武力消灭之。

1925年1月，段祺瑞任命憨玉琨为豫陕甘“剿匪”副司令，接着又唆使张作霖、阎锡山、刘镇华配合憨玉琨围攻胡景翼的国民二军。在段祺瑞的支持下，盘踞在豫西的憨玉琨，很快发展到10万人马，对国民二军造成很大威胁。为避免战乱再起，胡景翼电致刘镇华，调国民二军留陕部队来河南，让憨玉琨部返回陕西，遭到刘、憨的拒绝。并指使其部属王老五、张德胜不断挑衅，一手制造了“禹州事件”。为顾全大局，稳定局势，胡景翼在处理这件事上作让步。但刘、憨以为胡景翼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极力扩大事态，连续攻占了国民二军控制的登封、密县、并向郑州前进。大战一触即发。

2月中旬，胡景翼的驻京代表张季鸾密报：张作霖、阎锡山、刘镇华在太原聚会，准备联合行动，消灭国民二军和三军。胡景翼看一场大战在所难免，于是主动出击，决定亲任总指挥，给憨玉琨、刘镇华以沉重打击。

2月18日胡景翼到郑州，第二天就召开了军事会议，确定了速战速决的作战方针。胡景翼命令岳维峻为右翼前敌总指挥，率本部人马和杨瑞轩、史可轩（共产党人）、田生春（即田葫芦）沿陇海铁路西进，打击正面来犯的敌人，直捣洛阳。任命邓宝珊为左翼前敌总指挥，率本部人马和李虎臣、蒋朗亭，从密县、登封迂回出击，包抄敌军右侧直下偃师，同正面攻击部队会师洛阳。令米振标坐镇开封，以防张宗昌。令李纪才驻守豫东，以防山西的阎锡山和湖北的肖耀南乘乱而入。

2月22日，胡景翼下达了总进攻的命令。两路大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刘、憨发动了全面进攻。

右路军利用陇海铁路之便，迅速逼近，势如破竹，使憨玉琨不得不放弃荥阳、汜水、巩县，退守黑石关。憨玉琨惊慌万状，一面向刘镇华紧急求援，一面组织残余势力负隅顽抗。在黑石关前，憨玉琨命令部队多次冲锋，均告失败，不得不下令西撤，炸断伊水铁路大桥。

刘镇华接到憨玉琨的告急，亲率柴云升、马瑞旺等赶赴洛阳。赶到洛阳，刘镇华一看情况不妙，急令憨玉琨集中兵力到伊水西岸的偃师，固守伊水桥头，又令袖手旁观的张治公立即投入战斗，拖延时间，以待奉军和晋军的支援。

这时的的张宗昌从徐州来电，以“援胡讨憨”之名，行“援憨讨胡”之实，要求西进，企图造成国民军腹背受敌之势。胡景翼接受了李根源急中生智、提前报捷的建议，使张宗昌失去了借口，打消了西进的念头。

修复伊水铁路大桥，成为国民军西进与剿灭憨玉琨、刘镇华的首要。按工程要求得25天，胡景翼组织铁路工人，只用了4天就完成了修桥任务。岳维峻率师攻占了偃师，兵临洛阳城下。两路大军会师，一举攻下了洛阳城。憨玉琨如丧家之犬，逃回嵩山老家，觉得实在没有颜面见家乡父老，只得服毒自尽。刘镇华带领残兵败将，狼狈西窜，途中遭到邓宝珊、田玉洁、冯毓东的突然袭击，全军覆没。刘镇华侥幸逃生，渡过黄河，向太原去了。  

作者解读：豫西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段祺瑞的嚣张气焰，充分显示了胡景翼将军杰出的军事才能，是他戎马生涯中最辉煌的杰作，为他“以豫为基，推行主义于全国”的宏图大略奠定了基础，对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壮志未酬身先死】

胡景翼在河南的所作所为，引起段祺瑞政府的极大不满。他们指使陕西督军刘镇华，驻豫西35师师长憨玉琨，联合张作霖、阎锡山十万大军进逼开封，决心以武力消灭胡景翼及其所部。1925年2月20日，豫西战起。胡景翼临危不惧，亲临前线指挥，胜利击溃了数倍于国民军的刘、憨各部。3月12日，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使胡景翼沉浸在极度的悲痛之中。3月29日战事结束，不料胡景翼左臂疔疮爆发，经医治无效，于4月10日在河南开封与世长辞，年仅34岁。遗体运回陕西，葬于华山北麓。胡景翼将军短暂的一生，是赤诚爱国的一生，献身革命的一生，追求进步的一生。他为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他的英名将永垂史册。曾任护法军政府秘书长的大学者章炳麟为之立传。后追赠陆军上将。李烈钧题字像，于右任撰书墓志铭：

   “胡景翼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著，他整军经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将士归心。他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热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襟怀坦白，光明磊落，谦恭礼让，平易近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高尚品格会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会永垂青史。”

将军“三十有四，报国心长，而事业未半，赉志以殁”（《胡景翼遗嘱》），乃至“气将绝，猛呼曰：‘英雄至此，肝肠寸断矣！’”（于右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河南军务督办胡公墓志铭》）。

胡景翼病逝后，广东革命政府追授陆军上将衔。

胡将军的逝世，引起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关注与哀悼。其时，“三军堕泪，万民失声。”

曾与将军共事的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不胜悲恸，赠挽联曰：

盖世勋名，不为王翦；

弥天管乐，又哭中山。

原陕西省省长、国民党内资深望重的李根源先生挽曰：

多难损天年，已是大名垂宇宙；

有才齐管乐，不堪无命似关张。

日本友人、原陕西靖国军炸弹局局长佐佐木先生为中国丧失一位卓越人才和爱国将领而深为惋惜，挽曰：

中华丧大将，

民国失长城。

苏联援华军事顾问组副组长普里马科夫说：

“这位将军的去世，对于中国北方的民主革命运动，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乃至十多年之后，国民党元老李根源先生仍感叹不已，赋诗曰：

富平胡将军，英伟而豁达。

斯人若有命，天下早定一。

胡景翼将军早在未冠之年，就矢志革命，起兵富平，逐陆讨袁；举义三原，倒陈伐段；深入虎穴，推翻曹吴；挥师南下，逐鹿中原。将军“武有周喻之谋，文有孟尝之风”。章太炎先生曾赞其“渊海之量，螭虎之武，懿此硕人，宜司中土。”于右任赞其“胸有千秋，心无一物”，“国之少年，世之先觉”。

（作者解读：胡景翼将军的一生，是赤诚爱国的一生，献身革命的一生，追求进步的一生。他的富平同乡、建国后曾担任党和国家重要领导职务的习仲勋评价说：“将军赤诚爱国，胸怀大志，献身革命，功劳卓著。他整军经武，有智有勇，知人善用，将士归心，他思想开明，追求进步，热心公益，造福人民。他胸怀坦白，光明磊落，谦恭礼让，平易近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他的高尚品格会永放光芒，他的光辉业绩会永垂青史。”）

胡将军病逝之时，他的儿子希仲才十岁。过了将军的头七，胡的父亲胡太公就率了希仲回了富平老家。（作者解读：白发人送黑发人，令人痛心不已。）胡在民国元年时的一张照片，额上有他亲书的“渭北第一标统胡中山”，后因避孙中山先生之讳，改为胡笠僧，左边写着“民国元年，时二十一岁”，右边写着“不爱钱，不怕死，为公理死，为国民死，为知己死”。这就是胡景翼将军一生中始终遵循的誓言。

由共和国徐向前元帅题写书名、李凤权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陕西省委员会文史资料委员会编的《胡景翼传》于1991年由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城里的“景翼路”】

历史文化古城西安，是由数百个老村镇、上千条老街巷组成。连同众多美丽的山河原川、旅游景点，它们犹如夺目的明珠，镶嵌在这座美丽的城市之中。伴随这些老村镇老街巷，它们的名称已经远不是标识地理位置的符号，而是千百年来的历史沉淀和文化遗产，成为故都西安一笔非常宝贵的地方文化财富。

西安一些“特色街巷”名字的来龙去脉大概是这样的，这些古街老巷的地名，有的是以方位命名，如地名中都带“门”字；有的以“市”得名；有的因街巷所建的寺、庙而取名；有的则是以售卖特色商品而形成；也有的是以历代官府曾经在此街巷办差、兴学、名人或官员居住等而得名。

如现在的德福巷曾经因为纪念胡景翼将军更名为景翼路。德福巷在明代以有“黑虎阁楼”得名黑虎巷。清代谐其改为德护巷，民国初年改称德福巷。1946年以胡景翼将军更名为景翼路，1950年改名南竹笆市街，1952年恢复为德福巷。1966年更名为五星一巷，1972年恢复为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