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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

詹大悲和余诚在武昌的革命活动——兼议清末湖北革命党人的特质

 

  2017年,适逢詹大悲先生诞辰130周年暨就义90周年。欣闻先生的故乡湖北蕲春县的父老乡亲集资为先生敬塑了汉白玉雕像,定于11月18日揭幕,还筹组了“詹大悲文化研究会”,届时也将挂牌正式成立。作为大悲先生辛亥革命时期的战友“麻城二余”(余诚、余祖言)的后裔,对此我们非常高兴和欣慰,同时也不由自主地想到了大悲先生和余诚等人当年并肩战斗的往事,感慨万千。现就我们对这段历史学习了解的情况和认识作一点粗浅的介绍,谬误之处,敬请大家批评指正。

  一 詹大悲和余诚

  农历己酉年(清宣统元年)秋冬,即大约从公历1909年9月份到1910年1月份的这段时间,在湖北武昌,两个素不相识的年轻的革命党人,一个是从鄂东来到武昌的詹大悲,一个是从东京回到武昌的余诚,从相识相知,到一起从事革命的宣传鼓动工作,虽然时间不长,但始终忠实地诠释着湖北革命党人的优良特质,为湖北的革命事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值得我们纪念。

  为了说清楚来龙去脉,先介绍一下两位主人翁:

詹大悲(1887—1927)

  詹大悲 (1887—1927),原名培翰,又名翰,字质存,以别名“大悲”行世。湖北蕲州(今蕲春)人。1907年考入黄州府中学堂,加入“证人学会”,倡言革命。1908年到武汉,先后参加革命团体“群治学社”、“振武学社”,并与宛思演等人接办了汉口《商务报》,任主笔。1910年12月任《大江白话报》主笔。1911年1月与蒋翊武、刘尧澂等筹组革命团体“文学社”,起草社章,被推为该社文书部部长。后变卖田产,集资改组《大江白话报》为《大江报》,以为“文学社”之机关报,自任主编兼经理。同年7月26日,该报发表黄侃《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一文,号召激烈改革,遂遭查禁,詹亦因之被湖广总督瑞澂下令逮捕并判处徒刑十八个月,至武昌起义后方出狱。旋任汉口军政分府主任兼管军事处,率民军在汉口反击清军的进攻。1912年任国民党汉口交通部部长,12月当选为湖北省议会议员。1924年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参与大会文件的起草工作。1925年3月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委。1926年后,历任广州国民政府驻沪代表、国民党中央执委暨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成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武汉分会委员、湖北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兼建设科长、财政委员会委员代理财政厅长、官钱局产业委员会主任、象鼻山铁矿局局长、汉口特别市党部常务委员兼组织部长、湖北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长、汉口市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12月17日,詹大悲被两湖清乡督办胡宗铎以“赤化分子阴谋暴动罪”逮捕,当晚慷慨就义。

余诚(1884—1910)

  余诚(1884—1910),谱名淑潢,原名仲勉,字简斋。湖北麻城人。清乡试副榜。幼时受教于族兄余祖言(1873—1938),1899年春随余祖言来汉,与吴禄贞等志士交往,又随余祖言北上考察形势,秘密联络会党。1904年参与武昌科学补习所,谋在汉响应黄兴组织的长沙起义,事泄遭通缉。时余祖言已考取官费留日,余诚立即变卖家产,自费随兄留日。1905年参与筹组同盟会,后任湖北分会会长。1906年回国,在武汉与刘静庵等合作,以日知会为基地开展同盟会工作。1907年,“日知会丙午党狱”案发后,清吏搜捕日急,“乃易服走上海,投公学”,不久再度流亡日本,仍任同盟会湖北分会会长,襄助总部工作,维持《民报》运作,兼任《河南》杂志主笔(之一)。1909年秋,病情加重,由陈子静、李仲葵(四光)护送回国,在武昌继续进行革命宣传鼓动工作。1910年1月离汉返乡,2月5日病逝于麻城余家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