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辛亥历史人物解读 [投稿]

陕西辛亥历史人物解读

第一卷  少年时代

点评人物向来是治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人物的点评不仅能够反映人物的思想状况，而且能够展现点评者的内心世界、性格特征。

1911年10月，武昌首义（作者解读：武昌起义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各省的革命党人纷纷发动新军和会党起义响应。从10月中旬到11月下旬的50天时间里，先后就有湖南、陕西、山西、云南、江西、上海、贵州、浙江、江苏、广西、安徽、福建、山东、广东和四川等15个省宣布起义或独立，脱离清朝统治，迅速形成了一个全国性的革命高潮。）的枪声，击破了武汉三镇（作者解读：武汉是今湖北省的省会，有“九省通衢”之称，包括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其中汉口在1926年之前曾称夏口。而在1949年前，包含三镇意义上的武汉更多的只是意义上的一种读法，并非正式的一级行政区划。从1949年开始，武汉三镇合并，设立武汉市，包括三镇意义上的武汉才正式成为一级行政区划。）上空的黑暗，开启了辛亥革命（作者解读：“革命”一词的由来——孙中山抵达日本后，见报纸有一条新闻说“支那革命党首领孙逸仙抵日”，他便对同行的陈少白说：“‘革命’二字，出于《易经》‘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意义甚佳，吾党以后即称革命党。”这便是中国近代史上“革命”一词的由来。辛亥革命不仅推翻了满清王朝的专制统治，而且彻底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建立了亚洲历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使民主共和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的滚滚洪流。在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作者解读：“中山”名字的由来——1897年9月上旬，平山周等与孙中山在东京“同车访犬养，归途过日比谷中山侯爵邸前，投宿寄屋桥外对鹤馆，掌柜不知总理之为中国人，出宿泊帖求署名。弟想到中山侯爵门标，乃执笔署中山，未书名；总理忽夺笔自书‘樵’。曰：‘是中国山樵之意也’。总理号中山，盖原如此。”）先生领导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腐朽昏庸统治，结束了中国绵延两千余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比较完全意义上的反帝反封建民族民主革命，为中国打开了进步的闸门，使民主主义思想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对推动中国的社会进步和促进中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巨大作用。

辛亥革命以后，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同志为代表的几代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精神，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始终把自己的奋斗事业视为辛亥革命的继续和发展。近百年来，为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振兴中华，中国共产党团结和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打败了国内外一切反动势力，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又经过苦苦探索，开创了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成功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今天，一个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生活总体小康的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国，巍然屹立于世界的东方，令全世界的中华儿女骄傲和自豪。

2011年就是伟大的辛亥革命100周年。我认为，陕西是中国北方当时相应武昌起义最早的省份，发生了多次革命起义和战斗，无数革命志士的爱国献身精神，惊天地、泣鬼神，光耀后人。在这个具有重要纪念意义的日子里，更有写一些东西隆重纪念为这一伟大的历史事件而前赴后继的英雄们，以深切缅怀孙中山先生等民主革命先驱，大力弘扬“爱国、革命、不断进步”的中山精神，进一步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更加坚定全世界中华儿女振兴中华的信心与决心。

作者解读：清末的陕西关中地区可谓是英雄辈出，涌现出了了被民国之父孙中山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井勿幕、书法司令于右任（原名伯循，字右任，一八七九年(清光绪五年)先生出生于陕西三原县东关河道巷，于右任早年系同盟会成员，长年在国民政府担任高级官员，同时也是中国近代书法家。国民党的元老，书法大师、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教育家。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后，出任交通次长，主持部务。后出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以反对袁世凯。1922年创办上海大学。1926年与冯玉祥、刘觉民等人解救西安之围，出任驻陕总司令。后担任国民政府监察院长。晚年在台湾仍渴望祖国统一。1964年因为政治原因而长期郁闷成疾，病逝于台北。于右任墓位于台北市阳明山上，玉山主峰有其雕塑。）、“小岳飞”胡景翼、后来因发动“西安事变”挽救民族命运的民族英雄杨虎城、关中怪杰郭坚、李虎臣（云龙）等等……

【英雄出世】

胡景翼，字笠僧，又作励生、立生，1892年6月4日生于富平县侯家堡。胡景翼的老家在富平县陵怀堡，因父亲胡彦麟在外经商，家中无人照料，举家迁至外祖父家侯家堡。胡景翼的父亲胡彦麟，读过几年私塾，识得文墨，不同于一般唯利是图，只知钻钱眼的商人。他见多识广，重义轻利，思想进步，关心国家，对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尤为不满。他为人侠义，性情豪爽，是位具有强烈爱国心，和远见卓识的好父亲。这对孩提时代的胡景翼，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著名学者章太炎和胡彦麟有过来，看到胡景翼聪明好学、一表人才，就对胡彦麟说：

“励生是今世少有的天才。……如果没有胡大人的严正督导，励生所就未可知也。”

胡彦麟有六子一女，胡景翼为长子。胡彦麟特别重视对子女的教育。为了让孩子有个好的学习环境，举家又从地处偏僻的侯家堡，迁到富平重镇庄里镇。让胡景翼跟一位姓杨的先生读了近六年书，将《百家姓》、《三字经》等启蒙课本读得滚瓜烂熟。胡景翼的聪明好学，先生已教不了他了，就举荐他跟父亲到三原读书，拜关中有名的学者赵如笃为师，读“四书”、“五经”。这些古文虽有些诘屈聱牙，枯燥乏味，却为他以后参加革命奠定了很好的文化基础。胡景翼崇尚健体，在读书的同时，又拜鹞子高三的大弟子金仲为师，成为高家拳的再传弟子。当时井勿幕等人在孙中山革命思想的影响下，1908年成立了同盟会陕西分会，经常来三原开展革命活动，宣传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这对少年的胡景翼产生了极大的吸引力，在他稚嫩的心灵中播下了反对封建专制，向往民主自由的种子。

当时的革命以剪辫子、放小脚为形式，反对满清政府，开展解放妇女运动。15岁的胡景翼，以“以十五龄人”为笔名，编写了劝妇女放足的传单，四处张贴。听说西安“健本”学堂招生，胡景翼向父亲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取得父亲的支持，考入了西安“健本”学堂。
“健本”学堂，是革命党人焦子敬等人创办的。任课的老师大都是同盟会员和进步人士。他们利用课堂，揭露清政府丧权辱国，腐败黑暗，宣传民主革命的道理。这些新鲜的思想，给了年轻的胡景翼以极大的激励。

面对国家危亡，民族危机，胡景翼再也坐不住了。他组织同学演讲，慷慨激昂，大声疾呼：

“列强环逼，清廷无能，堂堂中国就要被瓜分了，我们就要作亡过奴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我们岂能眼看着鞑虏的蹂躏，而甘作亡国奴吗？”

他仿效陈胜、吴广“斩木为兵，揭杆为旗”，组织同学制作了20几支木枪，进行操练。

【鹞子高三与高家拳】

说起鹞子高三，高派拳术，在关中、在陕西可谓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甚至在全国、在整个中国武林界，都大名鼎鼎，赫赫有名。一副对联赞赏鹞子高三，尽人皆知：脚踏陕甘两省，拳打盖世英雄（高曾用陕拳“云里显圣”和“判官脱靴”招式击败川西高手马黑子）。一个亦谐亦诙、亦黄亦正的段子广为流传，形容带艺投师的鹞子高三：说的是，鹞子高三行走江湖，带艺投师。行止山东一武林高手处，学艺三年，不得其窍。一日师傅外出，师娘在家，正在厨房作饭。高三上前从身后猛抱师娘，作调戏状。师娘大怒，回身一个裙里腿，一腿将高三打出一丈开外。高三在院庭连叩三个响头，一声“谢师娘！”抱拳拱手而去。师傅回来，师娘眉色飞舞，说起自己如何用家传绝招将徒弟打出丈外。师傅看着毫无心机的老伴，说出了谜底。徒弟学艺三年，要的就是这一腿，如今，腿招已露。徒弟已得真传，自然离去，不会再回。这就是鹞子高三学艺一段奇闻。可谓：奇闻共欣赏，但只是民间流传。

大家和我再看看历史真实记录：

陕西名拳师高占魁（1812年——1904年），幼名宝童，号明春，即世称飞腿鹞子、“鹞子高三”（行三）。进入武林界后，改名高占魁。享年92岁。清末陕西三原陵前镇高家壕人。技击拳勇，冠绝一时，其艺宗少林，自成一家，称“高家拳”，为陕西诸路拳术之最。幼随兄练武，先后拜邻居杨青、三原清麓寺园净长老、耀县郭存志及北寺马殿二僧习陕拳。成年后出游南北，遍访名师。曾从河南丁文庆、山东王师、山西杨师、江南汪师、湖北温氏、河北何氏等习少林拳、通臂拳、花拳、猴拳等。及晚返陕，集各家之长而创立了以“撑补为母，勾挂为能，化身为奇，刁打为法”的陕西高家拳。亦称高派。其代表拳艺红拳、炮捶、子拳（猴拳）、猴棍等，在陕、甘、川、豫等省流传较广。高三精猴拳，擅技击，善用腿，轻功绝好。《少林宗法》第四篇载：

“泾原（今陕西泾阳、三原一带）有高某，以精于猴拳声闻关内外。”

《少林拳术秘诀》第十章载：

“（李镜源）旋随母赴沔阳（今陕西勉县东）省舅氏。途中遇陕人高某，言谈甚洽。高乃陕之技击最著者……”

当时名冠陕西武术四大名家（“鹞子”高三、“黑虎”邢三、“饿虎”苏三、“通臂”李四）之首。晚年广收门徒，传播高派武艺。近现代陕西地方拳师多习高家拳。其徒多参加民主革命。

【历史人物与陕西红拳】

陕西是中华武术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自古长安“文武盛地”，历史上曾有十三个王朝在此建都，在世界文明史中曾经诞生和发生着人类最光辉的历史“东有长安、西有罗马”，这里是中国五千年文化的索渊地这里孕育着中国华夏文化的精髓有着周人的高雅，秦人的粗犷，汉人的豪放，唐人的包容这片地灵人杰之地，曾经诞生过周易、周礼等先秦诸子文化的精髓；在这里曾经是儒、释、道先贤设坛演经之地；这里曾经诞生过有“虎狼之师”称谓的世界上最强大的横扫六国大秦军团；这里曾经有过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大汉军团；这里也有西出阳关，马革裹尸还，壮烈雄浑的大唐军团；这里曾经诞生过，万朝来仪、百域纳贡的盛景，三秦大地孕育出“汉唐盛世”，造就了秦人充满阳刚之气，朴实豪放的性格在这片厚重的黄土地上，有一朵深藏闺中的文化奇葩——红拳“红拳”就诞生在这片具有浓郁中华文化传统的地区“红拳”就是中国文化文治武力的缩影就是中国天人合一文化的表现形式，就是这片土地土生土长的精髓。

宋太祖与陕西红拳  华山“下棋古亭”的传说，乃是陈传老祖与赵匡胤下棋留下的古迹。但流传至今的“关中红拳”有一路叫“太祖红”，这路拳来历的渊源也与陈传老祖和赵匡胤的传说有关。“五代”末年，赵匡胤流落江湖，后经关东来到了关中。有一天赵匡胤游西岳华山遇到了陈传，俩人对弈下棋于华山东峰之巅，以输赢华山为注。最后赵匡胤输了，便将华山给了陈传。陈传见赵匡胤雄壮英武便说：

“君子输了华山乃戏尔，今观壮士英雄无比，愿目观君武艺本领与拳功，请勿推辞”

赵匡胤施礼说：“请先生多多指教”。赵匡胤说完便演练了他经常喜欢又得少林和尚之点的一路拳术。陈传观后只是点头微笑，赵匡胤请陈传指教。陈传老祖说：

“君武功勇猛刚烈，技能非凡；可惜并非上乘之功，如遇高手难以化力制敌。君要知，刚柔相济，内外相合，才是上乘的拳脚功夫”。

接着陈传脱去外袍也演练了一趟他随老樵夫所学之拳，该拳术在他长期练功体会中又赋予了不少新技巧与内功。赵匡胤观后佩服不已，恳求陈传老祖传授。陈答应了并约定每日晨在东峰之巅来传授。每天太阳未出赵匡胤登上东峰跟陈传老祖习拳。赵匡胤悉心习练，终于掌握了此拳。

后来赵匡胤做了北宋王朝第一代开国之君，后人为避讳起见，把他随陈传所学的三十六势的“关中红拳”美其名为“太祖红拳”。这路拳在民间一直流传至今。红拳在关中地区流传到北宋已成为陕西主流派的拳种。

周侗与红拳  南宋时红拳更有所发展。北宋末年、南宋初年的一位武术大师周侗（约1040年—1119年），陕西华州潼关人，人称“陕西大侠铁臂膀周侗”，精通陕西红拳技法，周侗出游于河南，曾在汤阴县岳家庄向抗金英雄、民族将领岳飞传授了“关中红拳”的招数武功。

李自成与红拳  李自成（1606--1645）字鸿基，陕西米脂县李继迁寨人。幼年酷嗜红拳，拜陕北罗拳师习练红拳。青年时期，率驿卒起义，加入了闯王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高迎祥牺牲后，众卒拥戴李自成，被尊称为李闯王。在潼关南塬与明军作战中失利之后，李自成率不突围，仅带18骑进入商洛山中，休养生息，集结义军，整军经武，操练兵马，以谋东山再起。在此期间，李自成与商南县李氏“蛮”人结拜兄弟，传其武艺。（作者解读： 商洛山，作为李自成转败为胜的起点，至今流传着许多关于他练兵习武的动人故事，流传着他的一些武术套路。对这些宝贵的优秀传统武术套路，做好挖掘、研究工作，对于陕西武术界将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为此，成立了以洪述顺同志为执笔的商洛山传统武术挖掘整理组，在查阅历史资料、走访民间老拳师，寻找闯王武术的踪迹，终于在商州龙王庙乡阎村84岁的老拳师阎生荣那里得到闯王武术的的由来。1911年，由他继承李氏“蛮”人后裔丹凤县茶房李新茂拳师所授的双股剑，黑虎拳一、二路、红拳、乾坤剑一、二路，五十五刀，花枪，盘龙棍，黑虎单、双鞭等10个闯王武术拳械套路和基本功技法。对此，经红拳专家认真的研究和实地考证，并将这些套路行反复的比较和论证，最后确定了闯王拳，就是红拳。

【高家拳的再传弟子】

陕西辛亥杰出人物胡景翼，井勿幕、井岳秀兄弟，杨虎城等自幼就习练红拳，并将红拳在西北军中推广，胡景翼部队武术教官杨杰、冯玉祥部队武术教官张鸣岐等均为当时著名红拳拳师。抗战时期，抗日义勇军中大刀队官兵也多习练红拳。1937年，红拳高派杨杰在西安与杨瑞轩酬建陕西省国术馆，任“高家拳”教练。1961年，74岁高龄的杨杰，应邀出席全国武术表演，受到国务院副总理习仲勋、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荣高棠等领导人的赞赏和接见。1961年，西安电影制片厂拍摄记录了杨杰先生的红拳套路“燕青掌”、“子拳”、“子棍”“六合枪”“春秋”刀等。

第二卷  投笔从戎

【蒲城——陕西同盟会的发源地】

清光绪三十一年七月二十一日(1905年8月20日)，中国同盟会(作者解读：同盟会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政党组织，它的成立，使中国革命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开了一个“新纪元”，从而使中国民主革命向前跨进了一大步，促进了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在日本东京成立，推孙中山为总理，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政治纲领。当时正在日本留学的蒲城籍学生井勿幕加入了同盟会。同年秋，井勿幕带着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和同盟会宣言，从日本返回陕西，担负起陕西地区革命宣传组织任务。他先从故乡蒲城做起，先从亲戚朋友做起，然后及于一些学堂里的教员、学生和社会各方面的进步人士。此间，先后发展李仲特、李桐轩、张拜云、常铭卿、井崧生、李约祉、李仪祉等数十人加入了同盟会。陈惠亭(潼关人)、井崧生、常铭卿为当时同盟会在蒲城的主要负责人。

光绪三十二年(1906)，蒲城县成立了高等小学堂(今槐小)。同盟会员常铭卿、陈惠亭、李桐轩等担任教习，他们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并发展了年龄较大的学生张鹏(云程)、窦树槐(荫三)、米天霜(森若)、米登岳(浚生)等十余人为同盟会员。到光绪三十四年(1908)初秋，该校加入同盟会的师生已有五十多人。

光绪三十三年(1907)，蒲城县成立教育分会，常铭卿担任会长，杨鹤鸣为副会长，常仙洲为庶务员，雷季阳为书记员，寇孝庭、井崧生等为演说员和评议员。教育分会成立后，同盟会利用教育分会的合法地位，在学生和城乡群众中开展革命活动。并组织讲学队、演出队，利用星期天和城乡集会向群众进行讲学和演出街头戏，宣传民主思想，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清政府的卖国罪行，痛斥贪官污吏的丑恶行径。李桐轩还编写了《黑龙江》《一字狱》等戏本，广为宣传。

【“蒲案”风云——一曲清王朝灭亡的前奏】

100年多年前，在陕西蒲城县发生了一起震惊中外的学生运动——蒲城学案，史称“蒲案，可今天它却鲜为人知。西安事变研究会名誉会长、研究“蒲案”多年的文史专家陈祥林先生认为，从历史意义上说，它比五四运动早了11年，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次胜利的爱国学生运动，对辛亥革命产生了直接影响，在陕西它是清王朝灭亡的前奏曲；从这次运动中走出了“西北革命巨柱”井勿幕、大将军杨虎城等人……

同盟会在蒲城的迅猛发展和县教育分会的活动，引起了蒲城县知县李体仁的惊恐和注视，他写信给陕甘总督升允说：

“中国祸患，将来不在外洋，而在萧墙之内。”

光绪三十四年(1908)七月，高等小学堂管理刘友人调升勉县教谕，李体仁企图派其心腹苏民章、冉澍川继任管理，暗中监视学堂师生活动，被学生识破阴谋，表示拒绝，以致彼此相持。至九月初一日，李体仁来到学堂，学生提出自治二十条，要求准予自治，大意是，暂不续派管理，有事请由监督(李体仁自任监督)亲临办理，俟至年终另举妥人。李体仁迫于学生要求，勉强同意，并于学生自治规则上增加“不遇星期，学生不准外出”一条，其用意仍在限制学生活动。

初九日晚，教育分会会员雷电因厨夫魏姓常私自外出，疑有他故，潜侦其所向。至巡警局见他与县署轿班人员在一起赌博，雷便集合十几名学生冲散赌场，拿获赌具和何问章等四名赌犯，移送县府处理。李体仁竞恼羞成怒，一面上禀提学司，说教育分会常会长越权妄为，捉拿社会不法分子应该是衙门或者警察局的职责，强烈要求解散教育分会；一面唆使贡生苏民章、冉澍川等诬告说：“教习唆使学生自治，以固禄位；学生博欢教习，图积多分。”李体仁在禀文上批了“禀如属实，教习、学生均欠文明”，并令将禀批传示学堂。常铭卿、陈同熙等教习见禀批气愤辞职，于十二日搬出学堂。学生为挽留教习，于十三日向李体仁具禀辩诬，言多顶撞。李体仁阅之大怒，疑禀文出自常铭卿手，即派差役驱逐学生出学堂，锁了大门，贴上蒲城县正堂封条。学生不能上学，于是暂时到北街关帝庙内，成立“自治公学”，推年长的学生雷忠诚、李望古、苏炳吉任教习，继续学习，并推选王之翰等三人密赴西安控告李体仁。同时李体仁也向省提学司诬告，说：“学生迁出学堂，系教习指使，请准解散另招。”提学司余垄不察实情，就下了批文将教育分会解散，并将学生解散另招。

九月二十二日(10月16日)，李体仁亲领差役二百余人，手持武器，先到教育分会逮捕常铭卿，后与劣绅原烈到关帝庙逮捕学生，学生虽尽力抵御，终以寡不敌众，四十余名学生全被缚绑。同时派人到教育分会和县城大什字巷井崧生家中搜查同盟会的文件，又派人追捕外出教习和在家的学生。李体仁回署后，立即坐堂，先将年龄较小的何绍仁叫出来毒打拷问，继叫雷忠诚问：“你是自治会会长，学生代表，派人上省告我，一定是革命党。”雷答：“我只知办学堂是力行新政，不知道什么是革命党。”李愈怒，喝令打嘴。打一百无招，又打三百，雷被打得手皮尽脱，仍然无招。接着又把其余学生逐一唤出，严刑拷问，要他们招供搬出学堂的指使人及当地革命党活动情况。学生冯士斌因在关帝庙抵御中打落了李体仁的帽子，被打尤为残酷，曾绝气数次，用水激活，前后被杖一千，几至殒命。这些学生受刑后，虽嘴肿如瘤，臀血淋漓，但都正气铮铮，无一人招供。李打完学生，又把常铭卿提出，说他是革命党，常不承认。先打嘴二百，再打手掌五百，致使手已见骨，连身子都浮肿起来，但常始终没出声。时已半夜，李始退堂，师生被严加管押。学生原斯建受刑过重，被释回家，不久死亡。

“蒲案”的消息很快传到西安、上海、北京及日本东京等地，各地革命党人和各界进步人士纷纷向陕西当局提出抗议和质问，省内商州、凤翔、同州等地中学，三原宏道学堂以及西安和各县的不少学堂相继罢课，以示声援。省城的师范、高等、陆军等学堂的师生代表在省教育总会集会抗议，并以教育总会名义发出三项决议：

一、各学堂一致罢课，声援“蒲案”师生；

二、推举代表向巡抚衙门请愿；

三、坚决要求惩办李体仁。

次日即到巡抚衙门请愿。西安各界人士还隆重为“蒲案”死难学生原斯建举行了追悼会，到会三百多人。西安高等学堂的祭文写道：

“何日杀贼，粉身碎骨，剖心致祭，慰君幽魂。”

西安师范学堂的祭文写道：

“宁牺牲夫六尺兮，毋坏我辈自由，……祝群起以沁航兮，誓破釜而沉舟。”

在上海的陕西籍学生和知识界人士，把“蒲案”的新闻交于右仁在《舆论报》上发表。留日本的陕籍学生通过《夏声》杂志发表“蒲案’’消息，要求申明公理。当时刚从北京师大学堂毕业在京的蒲城籍学生从极(龙门)、李博(约祉)、李协(仪祉)等人，联络陕籍京官刘华、晏安澜等在京进步人士共三十多人，具本参劾李体仁。清朝政府迫于形势，不得不谕令陕西巡抚恩寿“将所呈各节，秉公确认，认真究办，据实具奏，毋稍回护”。翌年一月，经恩寿奏准，将李体仁“即于革职，不准援例捐复”。此后，蒲城的同盟会员转至西安活动。当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之际，华州籍留日本学生薛骏(麟伯)即加入了同盟会，后相继有些留日、在沪的华州籍学生加入。薛骏返回故里后，职掌华州劝学所，借此将资产阶级的革命思想传播到华州教育界。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杨松轩也于清宣统元年(1909)加入了同盟会。宣统二年(1910)六月，薛骏等人约请同盟会员郭希仁(临潼人，时任陕西省咨议局副局长)在华州师范讲习会上演讲，痛斥清政府丧权辱国的罪行。辛亥革命爆发后，杨松轩及受同盟会影响的一批教育界人士参加了反清革命斗争，先后有六十多人参加了同盟会，并于民国元年(1912)八月二十四日组建了同盟会华州支分部。

 蒲案斗争胜利后，迫使陕西当局对革命力量的镇压有所收敛，而陕西同盟会分会的革命活动以后日益活跃，从全国范围来讲，它使满清末年的中国知识界得到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大家都知道，明清两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字狱最猖獗的时候，一字之罪能让一个人九族全灭，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整个社会舆论都处于静音状态，可谓万马齐喑，广大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没人敢写文章，不敢说真话。什么秀才、举人、探花、榜眼，不管你是多大学问和功名，只要你敢在笔头子上或行动上对抗朝廷，定叫你冤狱终生或者粉身碎骨。蒲案打破了知识界、舆论界死气沉沉的局面，是中国近现代史上最早的一次学生运动，它比五四运动还早11年。尽管只发生在陕西渭北的一个小县城，但通过《夏声》杂志、《秦陇报》等媒体的传播，在全省、全国乃至在日本的东京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有人过去讥笑说，“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蒲案的胜利。人们通过这次学潮认识到了知识分子并非个个都是熊包。有句话说：

“莫道书生空议论，头颅掷处血斑斑。”

因为蒲案遭受迫害的蒲城高等小学数十名师生，真的是用血泪擦亮了广大群众的眼睛，大家醒悟过来，原来知县大人是可以反的，省上的提学大人的老虎屁股也是可以摸的，甚至统治国家几百年的满清政府都是可以动摇的。

蒲案以后，陕西同盟会的组织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各地的学生请愿活动此起彼伏。因而，蒲案斗争胜利对中国的知识界乃至工农大众都是一次思想大解放，这个大解放，为后来的“五四运动”作了思想铺垫，也为陕西人率先响应辛亥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

作者解读：杨虎城是在蒲案中诞生的一位巨人，虽然不是蒲案的直接参与者，但他当时恰巧有事进城，目睹了蒲城高小师生在关帝庙被殴打的惨景，高呼口号抗议殴打学生，蒲案点燃了杨虎城的革命激情，不久他就组织成立了“中秋会”。杨将军长子杨拯民后来曾经说过，中秋会的许多成员都是后来十七路军的骨干和老基本。杨虎城自己也说过：“我之投身革命实自蒲案始。”

【一对蒲城人，铁血两兄弟】

“地下兵马俑，地上西安城”。

西安古城原有九座城门，后陆续增加到十八个。而这十八座城门以人名命名的，大概有“中山门”、“中正门”、“玉祥门”、“勿幕门”。

“勿幕门”俗称小南门，开通于1939年，为纪念辛亥革命中陕西的革命先烈、孙中山先生誉为“西北革命巨柱”的蒲城人井勿幕先生。

井勿幕，原名泉，字文渊，后通用勿幕。陕西蒲城人，生于1888年2月12日。井勿幕出身于开明地主兼商人家庭，思想开放，加之自幼聪颖好学，性倜傥，心志旷达，显得早慧而抱负非凡。他常与胞兄井岳秀“纵天下大势”，曾慷慨陈词“为祖先留生气，为民族续命脉。”为了匡时济世，他们文武皆习。哥哥精于十八般武艺，他的拳术剑术也很出色。他步履矫健，行走如飞，人称“飞毛腿”。

井勿幕这个人意义重大，但陕西后来知道他的人却为数不多，尤其在一百年后的今天。他生于1889年，是中国同盟会最早期的会员之一，孙中山先生曾评价他是“西北革命巨柱”，他三次去日本，在东京创办了《秦陇报》、《关陇》和《夏声》等革命报刊，1905年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从日本回国，到蒲城宣传革命，发展同盟会组织。蒲案并不是后来有些人说的那样，是什么少数青年学子的一时冲动，它是在井勿幕领导下的陕西同盟分会全力支持下的一次有组织的爱国学生民主运动，蒲案爆发时，井勿幕在《夏声》杂志第八号发表了《蒲案感事》的文章，揭露蒲城知县李体仁的罪恶行径。

井勿幕推动辛亥革命的作用，并不局限在西北，他筹划过秦、晋、川、陇、豫五省大联盟，在南方亲自参与了庆安、镇南关、河口等地的起义，他也是参与孙中山所主持的同盟会总部工作的一位重要帮手。他所写的《二十世纪之新思潮》这一篇文章，不仅提出了要以人民大众的民主革命来推翻封建专制王朝的思想，还预见到未来要实现社会公平、追求人民平等，他说，“非采用社会主义，决不能达此目的”，这篇文章的原文在《夏声》杂志第三号、第七号都有刊登。（作者解读：井勿幕写这篇文章是在苏联十月革命发生以前9年，在中国西北这块经济社会十分落后、各种信息极其闭塞的地方，能有这样一位富有远见的年轻政治理论家，而且他还发出了如此宏论，真是令人叹为观止。）

1903年，16岁的井勿幕东渡日本留学（作者解读：近代以来，西方列强既是中国民族主义运动所要抵制和反抗的对象，又是中国现代化运动所要学习和仿效的榜样。从鸦片战争以后的“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欧美〉，到甲午战争以后的“取径东洋”〈学习日本〉，再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的“以俄为师”，中国人的学习对象不断变化），1905年8月，孙中山先生联合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日知会等团体在东京成立同盟会，勿幕即为会员。1905年冬他奉孙中山先生之命回国，奔走于陕西关中，组建了同盟会陕西分会及同盟会陕西东路支会，播下了革命火种。再往后便把主要精力投入山西、河南、四川、甘肃、等省，以发展华北、西北革命力量。1908年，轰动中外的“蒲案”发生，井勿幕曾赴日本，在他创办的《夏声》上，组织发表文章，声援爱生运动，揭露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在陕西，“蒲案”实际成为清亡的前奏曲。辛亥革命前夕，井勿幕又回到陕西，他捐出家私，购买军火；先后设立健本学堂和书局等，宣传革命；联络各地刀客，哥老会，为反清组织广泛的统一战线；又先后在耀县、马栏镇、黄龙山创设畜牧场、办小铁矿，积极发展多种经营产业，并饲养战马制作炸弹，作为武装反清的准备。武昌起义后，陕西革命党人于宣统末年九月初一（1911年10月22日）发动新军起义，击溃清西安将军文瑞的驻防军，占领西安。同时，自咸阳至凤翔、陇州东西几百里会党和农民武装大举暴动，与清兵反复作战。井勿幕率武装增援山西，攻克运城，又回师陕西率部西援，击溃清军于兴平薛禄镇，又率所部胡笠僧团击败清军于礼泉张户原，解咸阳之危，为辛亥革命在陕西的胜利建立了不朽功勋。

辛亥革命后，井勿幕被任命为秦陇复汉军北路招讨使，平扫清廷余孽潼关商道瑞清和西逃的原陕西总督升允，功绩卓著。民国五年，袁世凯称帝，派亲信陆建章督陕西，井勿幕又奉命讨袁逐陆，转战川陕，战绩赫赫。袁世凯垮台，皖系军阀陈树藩督陕，井勿幕于右任重建靖国军讨陈，历经艰辛，至民国七年陕西形势大转机。陈树藩惊恐万状，利用郭坚部参谋长马凌甫与井勿幕有个人恩怨，密令潜入郭部的奸细李东材，与马勾结谋杀井勿幕。1918年农历11月21日，奸诈狡猾、为人很不地道的马凌甫以郭名义致函井勿幕，请他到兴平南仁堡开军事会议，井刚至营部即遭刺客李东材杀害，年仅31岁。（作者解读：悲哉！英雄气短，英年早逝！）

1927年，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总司令于右任)，曾将西安南四府街改名“井上将街”，小南门改名“勿幕门”（作者解读：明朝西安城的城门最早只有四个。民国时期又在四面城墙各开一门，其中，小南门叫勿幕门〈井上将门〉，小东门叫中山门，小西门叫玉祥门）。

井岳秀，他的人生经历比较复杂，在他一生中，有其思想进步的一面，如早年积极投身民主革命，是陕西辛亥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后来又反对蒙古独立、保护成吉思汗陵字崧生、接受杨虎城所率领的陕西靖国军余部进入陕北，为革命保留了火种；另一方面，他又顽固不化，与陕北红军为敌，从而导致陕北红军的主要领导人谢子长壮烈牺牲。他与井勿幕是同胞兄弟，井岳秀排行为十，当地人称”井十”，井勿幕排行十一。

井岳秀，幼年读书，爱好习武，清末武庠生，后毕业于陕西武备学堂。他性情豪爽，和关中各界人士交接甚广。

“蒲案”辛亥 举义“同盟”  井岳秀父亲去世后，家道逐渐中落。1902年兄弟分家后，井勿幕因债务无法应付，在井岳秀的帮助下，离陕赴渝，投靠父亲的朋友在重庆读书。次年冬与吴玉章同行赴日本留学。1905年7月24日，井勿幕在日本东京加入同盟会。同年冬，井勿幕奉孙中山之命并带上孙中山给井岳秀的亲笔信，回陕进行革命活动。在井岳秀的帮助下，井勿幕奔走西安和渭北各地，秘密活动，数月之间发展同盟会会员30余人，正是这期间，井岳秀参加了同盟会，走上反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道路。以后同盟会的秘密文件经常存放在井家，井家在西安竹笆市开设的老商号公正和纸店，也成了同盟会的秘密机关和井勿幕在西安活动时的寄居之所，也是同盟会人员秘密聚会之地。

1907年，同盟会会员常自新等组织蒲城县教育分会，井岳秀担任评议员，宣传民主思想，进行革命工作。

次年9月发生“蒲案”时，同盟会的秘密文件正是藏在井岳秀家中，当时井不在家，井夫人随机应变情急之中将同盟会秘密文件埋藏于院中菊花丛中。官府搜查终无所得。晚上，他回到家里焚烧同盟会名册文件，保护了陕西革命党人的安全。

1908年冬天，在井勿幕的亲自主持下，成立同盟会陕西分会，1909年成立了陕西省咨议局，井岳秀被选为常驻议绅。为了筹措革命活动经费，兄弟俩商量，把家中多年珍藏的名人字画，挑选出两箱，交付张奚若带赴日本换购军火。为革命捐输，无所顾惜。

辛亥武昌首义后，1911年10月22日的西安民党起义响应，井岳秀、李仲三和李襄初等参与发起，从此井岳秀掌握了兵权。他英勇善战、指挥有方，身受革命官兵拥戴。

靖国蒙难救助虎城  1918年冬，井勿幕被害（时任陕西靖国军前敌总指挥）。在北洋军阀围剿下，靖国军逐渐兵败。

1922年陕西靖国军三支队司令杨虎城兵败率残部退入陕北，井对杨有乡谊友情，深交至厚，钦佩杨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坚强意志，竭力维护杨的安全，顶着巨大压力，坚决抗拒北洋政府的通缉令，收留杨部，并上报省方说杨脱离军队，在榆林闲住。从此两人朝夕相处，亲如兄弟。杨在榆林期间，突患伤寒，发高烧，昏迷不醒，病情严重时，井岳秀每日必亲自探视，详阅中医处方，并派人细心护理，直至病愈，才放心。

1925年为响应北伐，井岳秀在榆林组织陕北国民革命军，自任陕北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杨虎城以陕北国民革命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率两团兵力南下西安，其后才成就了一番历史功勋。

1933年，井应杨和省主席邵力子的邀请到西安，杨在欢迎井的大会上说：

“没有井师长的全力支援，就没有十七路军的今天。”

阻独内蒙保护成陵  井岳秀镇守榆林23年，一直将维护蒙汉团结， 捍卫边疆统一当做其最重要的职责，而竭尽全力。

1913年，适值外蒙受帝俄沙皇蛊惑而独立，并暗中鼓动内蒙古六盟脱离中央。（作者解读：关于外蒙古独立的话题说来话长。据香港凤凰网消息，近年来，在中国大陆网上热炒的《蒙古大呼拉儿讨论回归中国》的假新闻，同样传到了蒙古国，并广为人知。蒙古有些通晓汉语的大学生，常逛中文互联网，此则假新闻被翻译成蒙文后，又被转贴到蒙古互联网上，原始假新闻及中国网民在跟帖中对此热烈的美好想象，让看到它的蒙古人极为愤怒。

2010年，是蒙古民主革命成功20周年纪念，2011年，则是蒙古首次宣告独立100周年纪念。蒙古人对这两个特殊年份的看法，蒙古通讯社社长巴桑苏仁的总结极具代表性：“100年前，我们不再听从北京的命令，20年前，我们不再看莫斯科的眼色，我们是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蒙古1911年12月(辛亥革命之后)首次宣示独立开始，先后“取消独立，实行自治”，又“撤销自治，‘回归’中国”，再迅即恢复独立，来回折腾了好几次。蒙古宣布独立后，当时的北洋政府曾经趁俄国爆发革命自顾不暇，于1919年由北洋将军徐树铮带兵“收复外蒙，撤销自治”。

徐树铮驱军入蒙后，软硬兼施，迫外蒙的黄黑两党上书北京要求撤销自治。1920年1月，他主持了“撤治仪式”，将中华民国总统像挂在皇帝哲布尊丹巴宝座上，勒令其三鞠躬，代表大总统册封其为呼图克图汗，并解除了外蒙的武装。然而其铁腕作风引起外蒙上层不满，四处寻求外援，欲赶走中国人。

当年夏天，因直皖之争徐树铮被调回北京，陈毅10月份再度接任赴蒙，然好景已不长了。1921年2月，俄国内战将接近尾声。俄白军将领温琴应外蒙上层之邀率兵突入库伦(今乌兰巴托)，将中国驻军赶跑，扶植哲布尊丹巴重新登位，自己则当了几个月的外蒙实际统治者。为期仅一年的“回归”就此结束。此后的中国内忧外患不断，再也无暇顾及外蒙。

几乎所有蒙古政治、知识精英谈到历史时，都有四个基本共识：一、对独立备感骄傲；二、对民主充满自豪；三、对成吉思汗无限景仰；四、强调“平行外交”，即在所有大国间，尤其是中俄之间，均衡发展关系，不能再回到受大国支配控制的历史。由于对蒙古国民心态缺乏基本了解，中国大陆很多人误以为，蒙古摆脱了苏联控制，眼看着昔日的“祖国”如此欣欣向荣，或许会有主动回归之心，内地互联网上长期流传一篇《蒙古大呼拉尔讨论回归中国》的“新闻”，颇能代表部分中国人的这种一厢情愿。相对大陆官方的理性务实，台湾在外蒙古问题上就显得缺乏基本的现实感。台湾“内政部”1999年最后一次出版的《中华民国全图》(此后未再出《中华民国全图》)，因为蒙古国还在版图之中，中国的轮廓是“秋海棠”而非“雄鸡”；此外，国民政府1930年代制订的《蒙古盟部旗组织法》，直到2006年才被台湾官方废止；而国民政府时期主管蒙区(含外蒙)和藏区事务的“蒙藏委员会”，竟一直延续至今(业务早已变迁)。这种理论与现实的巨大冲突，在台湾被争议多年。直到2002年，才通过修订《台湾与大陆关系细则》，将蒙古从“大陆”的定义中剔除。台湾民间“深蓝”人士的“大中华情结”就更为浓重，撰文渴望蒙古回归者大有人在，大陆逐渐发酵的“外蒙古回归”问题一定程度上是受此影响的结果。台湾在蒙古国问题上的尴尬，源于国民党政权迁台后，拒不承认1945年的《中苏友好条约》；同时，指控蒙古独立乃是1949年“共匪卖国”的结果，而李敖等海外文人则严密考证，指责国民党蒋介石政权才是真正“割让蒙古”的罪魁祸首。两个版本的存在，令今天民间言及蒙古国独立，便搅起“到底是国民党之责还是中共之责”的无休争议。那么，蒙古独立到底有怎样的复杂经过？中国政府正式承认蒙古的分离独立，是1945年8月14日国民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条约虽名为“友好”，实则一点不友好—“约定”：苏联出兵击败日本后，让蒙古经由全民公决来决定其是否独立，而中国对独立后的蒙古人民共和国将予以承认；而交换条件是，苏联承诺“尊重中国在满洲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干涉新疆事务，不援助中共”，以及对日宣战，帮助中国“驱逐日本人”。《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署后，当年10月20日，蒙古在苏军“保护监督”下举行了全民公投，接近100%的票数赞成外蒙古独立。1946年1月5日，国民政府发表了一个态度冷淡的简短公告给予承认。此时，国共双方尚未同室操戈，但敌对之势已成。对于国民党所签之涉外条约，中共无一不抨击，但唯独对这个条约，不仅给予高度支持，且在国民党对条约“执行不力”或“心有不服”时还大加挞伐。盖两党都有苦衷，中共的处境还更为尴尬—当时，斯大林一方面在新疆扶植“东突”起事，一方面在东北侵犯中国主权，阻挠回收，同时强迫蒙古分离，甚至连条约中的很多承诺都没兑现，引起全中国激愤。1946年春，以中国各高校大学生为首，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苏运动，重庆中共的《新华日报》和亲中共的民盟《民主报》还遭到冲砸。

抗战胜利前夕，蒋经国曾以私人身份拜访斯大林时说，中国8年抗战，就为收复失土，敌人还未赶走，反将这一大块国土割让出去，失去了抗战本意。斯大林明确告之：就是要让蒙古成为苏联的军事屏障。中国代表团奉蒋之命尽力在每个细节上从斯大林嘴中抠肉(如旅大和中长铁路的管理方式、权力分配、归还期限)，最大限度维护国家主权，斯大林虽做出部分让步，但在蒙古独立上态度极其坚决。中方认识到，在斯大林紧咬不放情况下，承认原本早就丧失的外蒙权益，以换取现在尚可挽回之利，乃两害相权取其轻。但蒋介石要求必须划清内外蒙界线。斯大林则一直故意拖延此事，因为苏联早已将原属外蒙的唐努乌梁海及中国新疆部分地区划入自己范围，不方便出示地图商谈疆界。

关于外蒙独立一事，中共官方第一次旗帜鲜明地公开表态，是1949年8月14日《人民日报》的郭沫若文章，名为《我们应该怎样认识外蒙古独立》。这是“中苏同盟”四周年时，郭发表在北京新华广播电台的广播词。郭在文中歌颂外蒙独立，谴责“中国侵略者”压迫和欺负蒙古人民，认为蒙古寻求解放和独立天经地义，认为外蒙人民比中国人争气，更早清醒，认苏联当朋友，所以得到帮助，更早得解放，中国人民应向外蒙人民告罪、致敬和学习，“有什么理由跟在美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反动地后面，来对苏联‘愤慨’呢？”1950年2月，中共党史学者胡华在《人民日报》发表题为《承认和保证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独立地位》的文章，痛斥“只有国民党反动派才痛恨蒙古人民共和国有独立地位”，并批评这种“大汉族主义情绪”蛊惑了不少国人。从统治者角度，开疆拓土是伟业，护国守土是功绩，这个常识中外古今执政者都明白，国共两党亦然。之所以有“反常”之举，只是都对苏联莫可奈何。蒙古独立，从头到尾皆靠沙俄和苏联庇护，斯大林则是最重要的操刀者。而中共事业成功绝对离不开苏联和斯大林的支持，面对被自己尊称为党和人民的“导师”、“慈父”、“大元帅”的斯大林，中共在蒙古问题上做此表态实非得已。虽然国民党定义自身是民族主义政党，中共定义自己是国际主义政党，并完全支持苏联的“民族自决理论”，但随着中共向执政党地位的靠近，也越来越顾及到本国的民族主义情绪。1949年初，毛泽东试探性对来访的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谈起内外蒙统一然后加入中国的问题，对方答道：我们不主张这样的统一，因为这可能导致中国失去一大块领土，如果真这样的话，那将是内外蒙统一起来建立一个独立国家。米高扬的言下之意是，若谁想把外蒙要回来，可能连内蒙都得丢掉。斯大林以后又再次强调了这一原则。1949年10月16日，刚诞生16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承认现实。而国民党政府则认为苏联并未遵守条约协定且与北京建交，属干涉中国内政，宣布条约款项无效。1952年，国际冷战格局定型，国民党政府向联合国提出“控苏案”。第二年经“立法院”同意，正式通过法律程序废约，国民党政府遂不再承认外蒙独立，并一直阻挠蒙古进入联合国。尽管对于正式承认蒙古独立，国共背后的情绪和动机有差异，但事实清晰：国民党政府在先，中共政府在后；首个中苏条约，国民党被迫签署，中共无奈赞同，各有各的苦衷。）河套伊盟七旗同时受到影响，乌审旗大喇嘛扎木萨闻知井部到达榆林，便请井会商大计。井岳秀凭借自己与蒙族首领的关系、超凡武艺、骑术及为人坦诚的态度，在会上陈述不可外附的七条理由，说服、劝阻王公内附。他的真挚，感动了王公贵族，随将檄文和宣言发出。从此，盟旗王公们与他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互不干扰，和睦相处，蒙汉人民往来交易更为活跃。

1925年在杨虎城率部南下西安遭遇围城后，井本欲率部南下解围，不期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宣布独立后，内蒙又欲独立，为制止内蒙独立，维护蒙汉团结，只能留守陕北，为捍卫边疆统一，不惜愧对挚友。

1931年“9.18”事变后，伪满州国成立。为防止伪满蒙势力染指“成陵”，再次挑动内蒙独立，井岳秀派重兵守护“成陵”，并意将“成陵”由额尔多斯草原迁往榆林保护。抗战开始后（时井已去世）邓宝珊将成陵由额尔多斯草原迁往榆林，后由榆林迁往兰州，才使这一中华民族的历史瑰宝得以保护至今。

1935年冬，张学良和杨虎城飞往榆林，会晤井岳秀，密谈实现西北大联合，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问题，井岳秀表示赞同。后虽因其于1936年春早逝，未能亲历西安事变和七七事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但他在维护民族团结，捍卫国家统一这一大是大非问题上，头脑始终是清醒的。

捕杀李栋才 剥皮报仇 据政协榆林市委员会主编的《榆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记载，井岳秀来榆林后与胞弟井勿幕分手，勿幕是陕西同盟会创始人，反满斗争，光复陕西，功勋卓著，深孚众望。1918年10月任陕西靖国军总指挥，11月19日，被郭坚部营长李栋才暗杀，将星陨落，西北革命失一元勋，靖国军失一良帅，全陕革命军民和爱国人士闻声悲愤，李栋才畏罪潜逃；井岳秀闻讯，悲痛万分，即派参谋张孝先和连长李福成往汉口日租界将李栋才捕回榆林，井见仇人恨之入骨，在镇署西花厅供设勿幕灵牌。他亲手割头挖心抽筋，祭奠爱弟勿幕，剥下人皮制成马鞍皮垫，以泄仇恨。

助学重教，兴业利民  20多年，井岳秀积极主动与陕、晋、绥、宁甘邻军及伊盟王公搞好关系，从未与四邻发生过争夺地盘的军阀混战，避免陕北遭受兵器血刃之祸。同时也尽其所能为陕北现代教育和工商业的建立和发展，做了一些有益的事情。

井岳秀驻防陕北20年中，倡导地方教育，支持杜斌丞筹措经费，扩充榆林中学，创设女子师范、职业中学、榆林道立初级师范学校。还资助了一大批优秀青年在北京师大学习、出国留学（300余人），有的毕业后回榆林任教，担任各中学校长。并曾为蒲城尧山中学捐出大量书籍。这些都促进了陕北及蒲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为了促进陕北的经济发展，他创办了陕北地方实业银行、榆林惠记工厂、太原惠记军衣社、神木官碱厂等地方实业。本人还办起了榆林裕惠号商行。1926年在榆林炮厂安装了发电机、榆林职中实习工厂安装起纺毛、制革机器，把现代化机器生产引进陕北，奠定了陕北毛纺、制革工业的基础。

1931年南方遭受水灾，榆林成立了“陕北救济东南水灾会”，井岳秀为主席，决议各县富户殷商分等筹款，井岳秀带头慨捐六个月的薪俸以资提倡，支援灾区。

在“延榆”公路的建设中，井岳秀任“陕北建筑汽车路工程委员会”委员长，对陕北公路建设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陕西督军陈树藩当年对他颇为疑忌，曾经软禁又不敢杀他。幕僚想出了一个奇怪的招数，就是把井关在一座楼上，每天只给他吃没有盐的肥肉，希望他象信陵君一样油腻而死，谁想到井的内功出色，过了一个月一看不但没有死掉，反而精神倍涨，只是就此变成了一个大胖子。好在陈树藩很快垮台，否则我看再好的内功也不是大肥肉的对手。后来井有一次午睡翻身，把小妾压在下面，因为周围没人，那小妾呼救不应，竟被压的休克过去！幸好井不久醒来，否则会出人命的。

手枪失火 中弹毙命 据《榆林文史资料（第十四辑）》记载，井岳秀对城防戒备甚严，每晚都要亲自巡查，风雨无阻，习以为常。

井岳秀在西安事变前因为不小心把手枪掉在地上走火而死，也算是“兹是奇人，故有奇疾”。

井岳秀手枪走火、中弹毙命的细节是这样的。据说，那天是1936年农历正月初七，狂风怒吼，尘沙飞扬，昼夜不停，他仍出巡，午夜之后返回，这天正是他的小老婆张风仪的生日。当时他的姨太太们打麻将，三家同时和一张牌，和得十分古怪。井感到有趣，哈哈大笑着起身拿牌来看，就在这时手枪从枪套里掉出来了，落在地上走火，他还在问左右：“有没有人伤着？”就过去了。时年五十八岁，灵柩运回蒲城安葬。

【加入同盟会】

1908年10月，渭北蒲城县发生反动政府迫害进步学生的“蒲案”，全省各地声援“蒲案”的学生运动此起彼伏，接连不断。1910年，学生运动进入高潮。在这次反迫害斗争中，胡景翼认识了他后来的挚友张义安。面对荷枪实弹的反动军队，手无寸铁的学生当然显得苍白无力，学生运动不得不以失败告终。学生运动的失败，教育了胡景翼，要推翻专制政府，必须建立自己的武装。

1910年3月，在井勿幕等人的介绍下，19岁的胡景翼加入了中国同盟会，以一位自觉的革命者，投入了民主革命的洪流。

第三卷  广交刀客

【渭北刀客探源】

在电视剧《关中刀客》中，董二伯、粪操子、花翎子、七寸子、肉瓤子等10个性格迥异、类型不同的民间布衣豪侠，给观众们留下了深刻印象，他们是关中大地随处可见的庄稼汉、乡村秀才、乡间少年……他们中间有的甚至不会武功，但他们各个行侠仗义、扶危解困、不求功名利禄，甚至不惜鲜血和生命……这10个故事，充分展现关中人性格中的“生、冷、蹭、倔”、“刁、野、狂、鲁”。

刀客的源地  在今天的阎良区关山镇一个叫官道刘的村子，今年65岁的老人刘景义以修自行车为生，修车的空余讲以前的民间故事是他的一大爱好，而他讲的最多的就是流传在关山民间的刀客故事。“我们这里是以前有名的刀客窝子，刀客多得很。在清光绪年间，著名的刀客有张宝、吴赖、刘四娃等，老百姓说张宝、吴赖、刘四娃，一人能当百匹马，清末的刀客‘粘眼老常’上了电视《关中刀客》。”

关山的刀客为什么多，研究和编写了多年关山地方志的李健民老人说：“一句话就是官逼民反，社会压迫太重；再者就是和关山镇以前的重要的地理位置分不开，由于以前的关山镇城池坚固，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多战乱，民间尚武之风较盛，这里还是以前的一条交通要道，《关山镇志》记载，直到1936年陇海路通车前，这条路一直是渭北的交通要道，交通繁忙，商旅发达，各种人都在这里活动较多。所以刀客最初形成于以关山为中心的蒲、富、临、渭四县交会处。”

翻开《关山镇志》，看看近百年关山历史，我们就会理解李健民老人说的“官逼民反”。“清光绪三年（1877年）大旱，三年六料无收，饿死人不计其数，出现人相食现象。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大旱，民多逃亡南、北二山。”
   “民国9年（1920年）发生一次较大地震，树木、房屋动摇，人不能立。民国17年（1928年）、18年（1929年）两年大旱，夏秋无收，抢剥野菜、树皮一空，街上抢食，卖儿鬻女及逃亡他乡者无数。”
   “民国21年（1932年）七八月，蝗群飞过，遮天盖野，高六七寸的糜谷顷刻食光。”“民国21年（1932年），夏秋无收。入夏后霍乱流行。许多人全家死绝，尸骨无人掩埋。无数人到北山逃荒。”“民国25年（1936年）、26年（1937年），又出现严重旱灾。” 

“民国31年（1942年）五月，连阴雨40天，小麦全部出芽。”

期间的战乱更是不断，有清朝同治年间的回民起义，捻军活动，到辛亥革命后，接着又是军阀混战。从民国5年到民国15年，关山长期是靖国军的据点，战乱不断，加上当时军队纪律很差，常抢劫百姓，导致城市萧条，四野荒芜。

作者解读：可以说，清末年间关中地区刀客突然增多也和当时统治者严酷的压迫和生活的极度穷困相关联。

【刀客的信与义】

追溯关中刀客的历史，有的学者认为可以上溯到先秦，如杨怡鲁在《刀客之称谓》一文中所说

“远自秦之统一六国，天下豪杰多聚咸阳，开始有游侠之风，历代相传流为风气，遍于三秦，尤多在关中渭河两岸”。

准确地说，还是在清末最多，他们大多投师拜友，学拳术，练击技，携利刃游行于同辈之间，义气交往，侠义相助。主要的特点是仗义行侠。

生活上刀客主要是干些临时性的行业，通常有三类：盐客，在富平与蒲城比邻的盐滩地区，以贩盐为生；镖客：主要是护送商旅，防路遇盗劫，通称保镖，主要在茶行和水烟行；赌博客：主要在一些民间集会排赌博，大则设赌棚，小则排赌摊，他们在赌博中很讲信用，绝不输打赢要。

读《渭南县志》中对刀客的记载，至今人们都能感到刀客的“义气”：

“刀客敢于反抗反动政府，抑强扶弱，视死如归。虽无明确宗旨和纪律，但共同遵守一句约法‘光棍犯法，自绑自杀’。赵银娃（刀客头）手下的阳生（刀客），因做了坏事，赵就对他说：‘你知道的，该怎么办！’随即给小刀一把，令其自处，阳生坦然回答：‘大哥你要活的，还是要死的？’说着，从自己腿上割下了两片肉，撂到地上喂狗吃。”

道光年间的蒲城刀客王改名，其母美貌，同乡恶霸杀其父夺其母，襁褓中随母入仇家，10岁知情，便苦练武功，决心报仇。20岁时，他杀死仇人，当了刀客。《蒲城县志》说他“胆量过人，臂力出众，武艺超群。飞檐走壁，如在平地，步履健捷，快若奔马”。同辈推他为头领，锄强扶弱，劫富济贫，并聚众驻卤泊滩南井家堡，坚壁深壕，备有火器，以防被捕，官吏无可奈何。当地百姓都受其领导。争讼者常往说理，他听双方陈词后，以公评断，片言折狱，双方皆服。久之，井家堡竟成了一方“法庭”。

辛亥革命后参加革命的刀客，如著名的严飞龙、马长命、马正德等人都是侠肝义胆，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有些人还壮烈牺牲。这些都是刀客侠义精神的一种具体体现。而就在辛亥革命之后，大批的刀客从一个秘密的民间组织走向历史舞台，并开始迅速分化，直至最后消失。正如李健民老人所说“一些人参加了革命，一些人沦为土匪”。

作者解读：由此可见，“刀客”与“土匪”有着本质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刀客郭自兴杀四门】

在关山镇，如今留在老百姓脑袋里关于刀客最深刻的有两件事，一件就是大约在100年前，在如今已经荒废的穿过官道刘村的官道上发生的一件刀客抢劫案，刀客们抢了一个过路的富商，却没有发现藏在马车底层的大量银钱，最后银子被两个一大早出门拾粪的贫农捡了去，从此发家当了地主。另一件就是在《关山镇志》里记载的“郭自兴杀四门”。郭自兴，关山镇西界坊村人，早年参加同盟会，在民国时期当过民政厅厅长，陕西省参议员等职，一生与于右任、胡景翼等人关系密切。
    1911年辛亥革命发生，10月20日西安的革命党人也举兵响应。临潼县革命党人郭希仁、曹印侯、刘蔼如也在渭北招兵买马，22日郭希仁在油槐曹杨村起义，率众光复临潼。当时驻关山的县丞署人员即作鸟兽散，关山随之处于无人管理状态。此时散居关山的一伙“刀客”乘机而起，明火执仗，抢劫行凶，拉群众的牛，绑客商的票，敲诈勒索。“刀客”在关山趁火打劫的消息传到临潼、西安后，郭自兴奉命于1912年4月初回到关山，他传鸡毛信于各村，动员各村丁壮数百人，大家手执土枪、刀、矛等，分兵两路从东门和北门进入关山城，逮住当地有名的刀客粘眼老常、李老四、刘春成等4人，推到城门杀了示众。此事件以后，当地匪徒、歹人一时震服，地方秩序为之一宁。群众将这件事称做“郭自兴杀四门”。

郭自兴先生，名青，清末生员，辛亥前在临潼县横渠书院任山长，与本县郭希仁、曹印侯、刘蔼如，蒲城县井勿幕、富平县胡笠僧（景翼）等有着良好的社会关系，并参加了同盟会。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前，曹印侯等到临潼渭河北组织团勇准备起义，郭自兴亦回到关山进行活动。10月22日西安起义后，曹印侯等召集油槐团勇连夜渡何光复临潼。以后为了支持在潼关对抗清军的民军，曹印侯等组织敢死队。郭自兴亲自率领在关山召集的一百余名群众到临潼参加敢死队，其中有西界坊木匠郭法成有侠气、通武术、亦报名投军。因见军中缺少武器，便把撅把钉上铡刀做成大刀。郭自兴引郭法见曹印侯，并在曹前舞此特制大刀。曹印侯大喜，即大量仿造，成为曹印侯敢死队的主要武器。为此群众称曹印侯的敢死队为“铡刀队”。当时流传的歌谣：“曹印侯是冷娃，扛的铡刀钉撅把”。“铡刀队”在1911年12月7日大败清军的凤翔县柳林铺战役中，大显神威。
作者解读：其实在关山群众中至今佩服的刀客要数阎良区武屯镇房村的李虎臣（云龙）。

【结识“黑脊背”】

上世纪二十世纪初，清廷腐败，国力衰弱，后来辛亥革命虽推翻了满清统治，但其胜利果实落在北洋军阀袁世凯手里。袁死后，则更是“乱哄哄你方唱罢我登场”，长期陷入军阀混战之中。（作者解读：正所谓“乱世出豪杰”，关中自古有游侠之风，尤其渭河两岸时有“刀客”行走。当时富平东北沿山、蒲城北部五龙山一带，豪客侠士便多以“刀客”面目出现。）

关中刀客中有位首领，姓王名守身，富平曹村镇尚书村人氏。早年以驮炭谋生。别人都是空人吆驴或骡子驮炭，他却是驴驮带人背，据说驴驮的还没有他背得多。年深日久，汗浸炭染竟把脊背弄得乌黑，遂在江湖落个“黑脊背”绰号。赵老峪有个老虎桥（由于桥窄地险，仅容单车独骑通过，且传说有虎出没其上而得名），是富平通往铜川以北的咽喉要道。这天，王守身驴驮人背地上了桥头，正欲过桥，忽闻背后骡铃丁当，随后一人呵斥道：“赶驴的，还不快把路让开！”王守身怒其无礼，缓缓拧身冷视了吆骡子的一眼，放下背上炭篓，复转身连驴带驮子抱起横放桥边，沉声道：“你骡子占得宽，快赶紧过！”见状早已惊得目瞪口呆的对方，忙连连作揖赔不是。王守身不仅神力惊人，且侠肝义胆，嫉恶如仇，专和贪官污吏作对，官府到处张贴布告，悬赏文银100两捉拿他。有天，王守身和两位弟兄去庄里镇办事，不想行踪暴露，3人刚进了东关客店，10余名衙门捕快便已堵住大门。众人忌惮王守身武功了得，不敢进去，一叫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