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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生平

　　朱理治，1907年7月25日生于通州余西镇。1927年4月，他在清华大学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历任清华大学党支部书记、北京西郊区委书记、北京临时工委书记。1941年初先后任陕甘宁边区银行行长、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计划委员会主任。1949年后任东北人民政府计委副主任、主任。1951年夏调中央，历任中财委计划局副局长、全国清产核资委员会副主任、中财委物资分配局局长。1958年夏任中央财经小组成员兼秘书长、国家计委副主任，1960年夏调华北局，历任书记处候补书记、书记兼计委主任等职。“四人帮”粉碎后任河北省革委会副主任。1978年4月9日在北京逝世，终年71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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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提高边币的对内价格，即稳定边区的物价呢?朱理治的办法是:第一，发展边区生产，这是第一位的;第二，紧缩边币，这是补助的，但也极为重要。朱理治强调，为了发展生产和使区外商品能够大量进口，必须增加对生产者和商贩的贴现放款和抵押放款。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来说，为了抑制通货膨胀，必须实行货币紧缩政策，很少人会想到除了通过货币紧缩抑制需求之外，还可能需要增加对企业的信贷，以发展生产(增加供给)。但同紧缩货币相比，发展生产是更为重要的。朱理治的这一思想对今天的货币政策制定者，同样具有重要参考价值。事实上，在几十年后，诺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发表过类似观点:货币紧缩可能使企业难以得到维持生产正常运转的流动资金，从而导致产出的减少。这样，旨在抑制通胀的紧缩性货币政策反倒使通胀形势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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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朱理治当年的重要任务是用边币取代法币。如何把法币从边区的地盘上挤出去呢?他提出的办法是:

　　第一，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既然已经决定边币是陕甘宁边区的法币，政府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禁止法币在边区流通。“边币既经边府规定为目前边区内部使用的唯一货币，各地政府即应用政府权力来保证其流通。谁拒用边币，谁就是破坏法令，就是犯法，任何人均得将其扭送当地公安、司法机关，从严处罚。”与此同时，“在边币最不稳定、到处被拒用的时候(1941年6、7月间)”，政府“发动运动:一面平定物价，一面向民众宣传:拿了边币可以买到货，而且可以买到低于市价的货物，而法币则买不到”。“在推行边币的过程中妥协是没有出路的”，朱理治坚决反对边、法币并行流通的理论。他指出:“这种理论如果让其实现，在当时条件下，边币会完全失败，法币会独占边区流通市场的。”同时，朱理治也反对在执行政府金融法令时过“左”的行为。例如，米脂曾发生过检查与没收人民家藏法币及携带法币的现象，朱理治当即制止了这种做法，指出:“我们只是不许法币流通，并不阻止人民私藏法币及携带法币”。

　　第二，对内稳定边区物价。从公众的角度来看，边币必须在发挥货币功能上优于法币。边币是否稳定(边区物价稳定、对法币汇率稳定)，决定了公众是否愿意持有边币。由于物价和货币供应量之间的正向关系，为了抑制物价上涨，必须控制货币发行量。但是，控制货币发行量并不足以抑制物价上涨，物价稳定也并非边区政府的唯一目标。货币政策的目标还包括:发展生产，增加供给;征收铸币税，以保证边区政府的生产。因而，唯一正确的做法是:“一方面要反对那种害怕发行边币，限制与束缚边区生产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也要反对无限制的过多发行边币。”

　　第三，稳定边币对法币的汇率。由于贸易入超，又缺乏法币储备，难于通过干预维持边币对法币的稳定。如果边币对法币不断贬值，边币就难以取代法币。因而，实现边区贸易的平衡是稳定边币对法币汇率最重要的条件。“推行边币一方面靠政治力量，另一方面还是要靠经济力量，即要能随时换到法币，并使边币对法币的比价能够稳定。这就要依靠边区经济做到自给。”此外，还需实行贸易和外汇管制，“每边区主要出口货物统制起来，以保证绝大部分法币能够掌握在银行手里”。同时，“实行外汇允许制度，管理入口贸易，保证入口货物能得到充分外汇”。

　　第四，保证边币对法币的自由兑换。为此，建立货币交换所，实行挂牌政策。设立兑换所，“允许法币和边币依公平价格自由兑换。老百姓只要得到边币，就能得到法币”。否则，商人到外面买商品得不到外汇，只得从黑市购买。法币只出不进。朱理治指出:“为着要推行边币，必须便利人民边法币的兑换。”否则，就会黑市猖獗，金融秩序混乱。银行要参与市场调节，稳定汇率，但前提条件则是官方汇率符合市场实际。这种“允许法币与边币依公平价格自由交换”的政策，实际上就是目前所谓贸易项目下的自由兑换。

　　第五，扩大边币的流通区域，推广边币在边区外的使用。“推广范围的大小，亦决定边币价格之高下。边币流通范围大，则边币值钱，从而可以多发;流通范围缩小，边币就跌价，从而不能大量发行。”这种政策有点类似于今天人民币的国际化。边币使用范围的扩大，意味着边币需求的增加，而这又会导致边币的趋稳和升值。反过来说，边币的趋稳和升值又会促进边币使用范围的扩大。两者相辅相成，可以形成良性循环。

　　实践证明，当年边区银行的政策是正确的。朱理治曾自豪地宣布:从1941年初到1942年底的两年中，边区银行“一共发行了超11100万元，比之1940年底的311万元，足足增加了35倍多。这1.1亿元边币对于我们渡过1941年和1942年这两年的困难，无疑起了相当作用的;对于这两年边区的经济建设，也是有很大的推动的。而且，边币虽增加了35倍，但其非但没有垮台，信用反而一天天好了起来。这一点可从1942年后期，边币对法币的比价提高了三分之一，边币日趋稳定，边区物价比之友区还要稳定上表明出来”。

　　来源：中国经济史研究 作者余永定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