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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云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在领导经济建设的过程中，形成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国情又具有鲜明特色的经济思想。陈云逝世后，党中央在讣告中，在纪念陈云诞辰90周年座谈会、100周年座谈会上，都给予了他崇高评价。讣告称他“在70余年的革命生涯中，对共产主义崇高理想和伟大事业坚贞不渝，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堪称楷模”。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称：“在陈云同志的身上，我们看到党的老一代领导人的精湛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和生机蓬勃的创造精神，看到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深刻理解和把握，看到无产阶级勇往直前的革命精神和严格求实的科学态度的有机统一。”时任总书记的胡锦涛说：“困难关头，人们总是希望听到陈云同志的意见，他也总是能够不负众望，洞悉全局，抓住要害，及时拿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2015年是陈云同志诞辰110周年，习近平在纪念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陈云的一生做出了更高评价。在经济建设方面，他将陈云的贡献分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两个阶段加以论述，指出：“陈云同志为确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建立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探索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作出了杰出贡献。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受命主持领导全国财政经济工作，只用不到一年时间，就迅速实现了全国财政经济的统一，稳定了金融物价。他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编制和执行，既注意学习苏联经验，又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科学布局，为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积累了经验。在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陈云同志积极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创造性地提出建设规模要同国力相适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市场调节为补充等重要思想。他较早发现‘大跃进’带来的问题，积极建言，尽量减轻损失。上世纪60年代初期，在毛泽东同志支持下，他参与部署和领导调整国民经济，恢复农业生产，为国民经济和人民生活走出困境发挥了重要作用。”

　　习近平还指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陈云同志积极支持邓小平同志倡导的改革开放，支持和推动农村和城市改革，支持从沿海到内地不断扩大对外开放。他提出，在社会主义经济中要有意识地发挥和扩大市场调节作用，支持探索符合实际、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新体制。他提出改革要不断总结经验，脚踏实地向前推进。”

　　同所有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陈云的经济思想不能不受他所处那个时代的局限，他在计划经济条件下的论述，有许多当然不再适用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经济工作。但是，陈云经济思想中基本的核心内容，也同许多伟大人物的思想一样，是超越时代的。事实说明，这一思想经受了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实践检验，至今仍对我们的经济生活发挥着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只要稍加注意便不难看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形成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就有许多地方与陈云经济思想高度契合。

　　陈云经济思想深邃而丰富，这里只就自己的学习体会，谈谈对其要点的粗浅理解。

　　一、建设和改革都要摆在保障民生的基础之上

　　我们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我们国家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搞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是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生活需要。对此，没有什么人会提出不同意见。但一到实际工作中，一些同志忘记的恰恰就是这个最终目的。然而，陈云不仅始终牢记这个最终目的，并且总是把它贯彻到对实际工作的指导之中。

　　早在20世纪50年代经济恢复时期，当时的财经部门为制止通货膨胀，加紧征收公粮和发行公债。陈云说，这些工作都是必要的，但一定要把城乡交流摆在第一位。“因为我们接收过来的是一个破烂的旧中国，农业经济占主要地位。……城乡交流有利于农民，有利于城市工商业，也有利于国家。……这是历史上没有一个政府提出过的，但却是关系全国人民经济生活的一件大事，我们如果不管，怎么能算人民的政府呢？”1956年底，陈云兼任商业部部长，在部党组会上又说：“商业工作，包括卖鸡、卖蛋，都有其政治意义。商业工作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六万万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广大的城乡人民对我们是否满意。”

　　历史经验反复告诉我们，检验是否忽略或忘记经济建设最终目的的一个重要标志，就是看有没有将扩大基本建设投资规模建立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基础之上。我们搞基建当然是为了人民的长远利益，但财力、物力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无限的，过多用于基本建设，势必妨碍人民眼前利益即民生改善。在1957年1月召开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陈云针对经济建设上出现的冒进倾向，提出了“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的著名论断。他指出：“所谓建设与民生的平衡问题，实际上是工业建设与其他建设和农业建设的平衡问题，是工业、交通与农业的平衡问题。”在同年九十月间召开的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他又顶着反“反冒进”的压力指出：“为了老百姓的吃饭穿衣，搞化肥，搞化学纤维，治涝，扩大灌溉面积，都要花很多钱，这是必要的。我们必须使人民有吃有穿，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要从有吃有穿出发。……经济不摆在有吃有穿的基础上，我看建设是不稳固的。”

　　“大跃进”之后的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党中央采纳了陈云的意见，下决心进行国民经济调整。他在中央财经小组会议上分析说：“已经摆开的建设规模，不仅农业负担不了，而且也超过了工业的基础。”他强调：“现在我们面临着如何把革命成果巩固和发展下去的问题，关键就在于要安排好六亿多人民的生活，真正为人民谋福利。”“农业问题，市场问题，是关系五亿多农民和一亿多城市人口生活的大问题，是民生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应该成为重要的国策。”“增加农业生产，解决吃、穿问题，保证市场供应，制止通货膨胀，在目前是第一位的问题。年产750万吨钢，2.5亿吨煤，也是重要的，但这是第二位的问题。”“如果六千多万人（当时大中城市人口数量——笔者注）身体搞得不好，我们不切实想办法解决，群众是会有意见的。人民群众要看共产党对他们到底关心不关心，有没有办法解决生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

　　粉碎“四人帮”后的两年，人们为把“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夺回来，掀起了新的“跃进”高潮，使已经严重失调的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出现了进一步失调的情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中央采纳陈云的意见，决定再次进行国民经济调整。调整初期，一些同志不理解，舍不得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致使物资供应进一步紧张，物价普遍上涨。为此，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尖锐地提出了经济建设目的的问题，指出：“这种涨价的形势如果不加制止，人民是很不满意的。经济形势的不稳定，可以引起政治形势的不稳定。”“搞经济建设的最后目的，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为讲清楚正确处理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相互关系的道理，他把人民生活比喻为“吃饭”，提出“一要吃饭，二要建设”的原则。他说：“饭不能吃得太差，但也不能吃得太好。吃得太好，就没有力量进行建设了。”“吃了之后，还有余力搞建设，国家才有希望。”

　　旧中国工业原本薄弱，新中国工业化建设初期，大多数重化工项目尚未投产，因此，那一时期的工业污染问题并不突出。但随着建设的发展，这个问题逐渐显现。对此，陈云从经济建设的最终目的出发，给予了高度关注。“文化大革命”期间他虽然“靠边站”，但在调研时还是叮嘱石油战线的同志，“要注意环境污染问题，在生产设计的同时就要做好防止污染的设计，不要等到事后再解决”。改革开放初期，当一些地方热衷于引进经济效益好但污染严重的项目时，他又告诫大家：“防止污染，必须先搞。”“今后办厂必须把处理污染问题放在设计的首要位置，真正做到防害于先，这是重大问题。”1982年，他看到新华社题为《上海出现酸性雨污染环境》的内部材料，当即批给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出：“治理费要放在前面。否则后患无穷。”1988年，他已退居二线，但看到新华社和《人民日报》记者写的《“卫星看不见的城市”——本溪市环境污染情况调查》和《四川排放污物总量约占全国十分之一》这两篇文章后，马上批给国务院领导同志，指出：“治理污染、保护环境，是我国的一项大的国策，要当作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来抓。这件事，一是要经常宣传，大声疾呼，引起人们重视；二是要花点钱，增加投资比例；三是要反复督促检查，并层层落实责任。”最后，他还不忘附上一句：“请告诉有关部门，这方面的材料，以后注意送我看看。”

　　在陈云看来，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建设一样，最终目的都是改善人民生活，因此，都要处理好人民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的关系，都要把民生摆在第一位。20世纪80年代中期，国家决定进行价格体系改革。对此，他一方面表示赞成，另一方面反复提醒大家：“改革的步骤一定要稳妥，务必不要让人民群众的实际收入因价格调整而降低。”他历来认为，价格牵涉千家万户，“购买力愈低的人，对这个问题愈关心”。取消各种不合理的补贴，使价格尽可能反映价值是对的，但制定价格改革方案时一定要想到低收入群众的承受能力和弱势产业的发展，权衡经济与政治、社会等各方面的利弊得失。1981年，他审阅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政府工作报告稿，就建议把其中讲的“物价与价值要一致”删去。他说：这个话写上去，会引起调高价格的猜测，弄得人心不安。价格与价值应当符合，但是现在有相当大的一部分不能不背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