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我们聊到半夜。我看她难过的样子，却无能为力，只能尽量地宽慰她，温暖她，跟她说别太难过了，金山以后应该再不敢了，还是帮助他改正错误吧。第二天早上，维世从我家走，情绪仍然低落，但在她那么伤心苦恼的情况下，我竟然没有请假，没送她到火车站。我只把她送到了静园门口，看着她自己慢慢地步行远去了。这么多年来，我常想起那天早上。维世那时心里很苦，特意从北京跑来找我倾诉，我怎么就不能再多给她一丝温暖，把她送到火车站呢？我怎么就能站在家门口，看着她孤独无助地远去呢？对此，我后悔了几十年。直到现在，我每每想起那天早晨维世那踽踽远去的背影，还是后悔莫及，泪流满面。我心疼维世！
1956年在北京和平宾馆。左为维世搂着我的大女儿乔乔；中间是我搂着维世的女儿小兰；右边是王一达搂着我们的小女儿津津；我们的大儿子延风坐在高处。这是金山给照的
维世要是跟金山离婚，金山真就后果难说了。维世最后还是决定不离婚，这等于保了金山。在天津目送维世走后，我们再见面，是在北京了。那时我和一达常回北京，开会、学习什么的，所以常看维世的节目，也去她家做客。金山正狼狈着时，我们又去了。他好像有些紧张的样子。他会做一手好菜，那次给我们炖了一锅红烧肉，还告诉我们用酒炖肉才好吃。可是他往桌子这边端的时候，那一大锅红烧肉，“啪”地一下儿掉地上，全不能吃了。弄得维世也很尴尬，叹了口气，还安慰金山。后来我们出国工作，回国休假时，住在北京和平宾馆。金山和维世抱着他们的养女小兰——跟维世的小名一样，好几次来和平宾馆看我们，一起吃饭。我们回国工作后，在广安门那边住过一个四合院，后来又搬过两次家，维世都来。我们时常见面，你来我往。维世怕我们回到北京过冬寒冷，就把她的一床浅蓝色布面羽绒被抱来给了我。我用二十多年后，给二儿子明明当褥子用了。明明又用了二十多年后，捐给了樊建川以一己之力创办的建川博物馆。樊建川先生来看我们时说，那个羽绒被，将来要展出在他办的文革博物馆里。
那些年，维世把精力全投入工作，排了几个大戏，都很成功。每次见面，我们都很为她高兴。虽然在日常生活里，金山对维世很好，维世对金山很专一，但维世心里的苦，无法对人说。我们知道了，也不能提起。对维世婚姻生活的不幸，我始终非常同情。社会上后来有多种无聊传说，说维世这个那个的，甚至还有凭谣传写书挣钱的。那就都是假的了。最典型的一本书，从说我二姐是任弼时的妹妹开始瞎编，一路往下编，说维世、江青和我们鲁艺老师徐以新同志三角恋，说在延安大家都喜欢江青，说邓颖超“计上心来”收养维世，说维世是在邓大姐的反对下去的苏联，说邓主持维世和金山婚礼，还说维世跟毛泽东同乘火车去苏联如何如何。另有想象力强的，写得绘声绘色的。其实，我们知道的是，维世没跟毛泽东一起坐火车。那之前，维世先去了布达佩斯，参加世界青年代表大会，然后到莫斯科，奉命在中国驻苏大使馆里住了很长时间，等着毛访苏时做翻译工作。毛上火车时，维世早已经在苏联了。据我知道，毛泽东根本不喜欢维世。“文革”前，一位听到毛谈维世的朋友跟我说过，毛主席不喜欢孙维世，太开朗活泼了。可是，人死了，想怎么编就怎么编。我和维世30年代在上海学戏剧时，一天，剧社一位男演员让我跟他出去取东西，我小声问维世：“你说我能去吗?”维世说：“别去！”她比我小，但比我还谨慎，是一个有把握的人。维世只是因为漂亮，死后就被人编出些不三不四的故事。甚至，竟有为了哗众取宠，往长辈周总理那儿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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