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在天津天和医院的病房里，我又看到二姐和维世了。而这次见面，我们谁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二姐病得很重。维世从来非常孝顺母亲，现在，她又是跪在母亲的面前，喂水喂饭，端屎端尿，又是来回找大夫，叫护士。第二天，二姐去世了，我和维世都哭得死去活来。我们一起陪着二姐的棺材，从天津回到北京，把她安葬在万安公墓。
我和一达那时带着孩子住在北京东华门附近的翠明庄，维世跟组织上说，想和六姨住在一起，组织上就把她也安排到翠明庄了，住我们隔壁的房间。大家都知道维世的母亲刚刚去世，报纸上也登了，来看她的人特别多，我和一达就帮忙接待。周恩来夫妻俩也来过。一见维世，邓颖超就把她抱住，哭了。我抱着女儿乔乔在旁边，看到周恩来也很难过。大家在维世那房间里坐了很长时间，维世一直哭，他们老两口就一直劝慰。
一天，王明、孟庆树夫妇也来看维世，不巧维世不在，就到我们房间里来坐。他们问我二姐去世的情况，和维世的情况，聊了一会儿，留了地址，让我们有时间去他们家玩儿。王明夫妇在延安时认识我们，也知道我们跟维世是亲戚。那时我看，王明是个和善的男人，孟庆树是个漂亮的女人，在延安时曾经流传王明以前追孟庆树的故事。
后来我和一达到天津工作，维世则在北京做了她最喜欢的工作——导演。一放假，她就回她邓颖超妈妈家去。她管邓大姐叫“小超妈妈”。我们每次从天津来北京，一定会去跟她聚会。开始在东单三条，后来她和金山住在铁狮子胡同三号，跟欧阳予倩、曹禺、沙可夫等人一块儿住在那个深宅大院里。再过些年后他们搬到了南河沿青艺宿舍，现在贵宾楼饭店的地方，那面红墙的后头。
那时，维世和金山也到天津去看过我们几次。金山跟着维世叫我“六姨”，六姨长六姨短地叫。多年后，“文革”结束以后，维世已死，金山还是叫我“六姨”。一达好和他开玩笑，老是跟他笑说：“你别忘了我是你的长辈，我是你的六姨夫呀。”金山那人也好开玩笑，两个人一见面老是嘻嘻哈哈的，后来都成老头儿了，还总是没个正形儿。我们在天津时，维世每次去开会或办事，都一定去家里看我。有次她从苏联回来，先到了天津，给我带来一大堆孩子的玩具和衣服之类，可把我高兴死了——孩子有穿的有玩儿的了。她知道我孩子多。后来我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会走路后在那里穿的一件紫红丝绒小大衣，谁都说好看，就是维世从苏联买来送到天津给明明的，我给带到保加利亚去了。
1950年代在天安门。左起孙维世、任均、王一达。
1950年代在北京中山公园。左起王一达、任均、孙维世、金山
每想起维世有一次专程到天津来看我的情形，我都很难过。那是金山在朝鲜犯错误以后。维世跟金山结婚，连周总理都不同意，邓大姐也不高兴。但是维世觉得跟金山说得来，剧本、演员、舞台、表演，有说不完的话，有共同事业。她还是不愿意嫁给当官儿的。金山是老地下党员，做了很多工作，而且艺术上才华横溢。但他天性风流，去朝鲜慰问志愿军时，居然跟朝鲜女孩搞上了。我们一直听说那是金日成的女秘书，说金日成一怒之下把那女孩子处理了。但后来，原青年艺术剧院党委书记的儿子让维世的女儿小兰转告我，金山和金日成女秘书的说法是坊间传闻。他说，实际上，1952年金山在朝鲜是和金斗奉的秘书安孝香发生了关系。金斗奉那时候是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祖国统一阵线中央委员会议议长。后来1958年被开除出党，1961年在下放地平安南道顺安合作农场病故。希望将来能从金山的档案里弄明白。
金山被送回国来，面临着严重的惩治。维世压力很大，没人交流，就自己一个人跑到天津来找我说话。那时我正忙，左的路线下，整天得开会，忙着批评和自我批评，弄得人束手束脚的。我们住在天津“静园”，末代皇帝溥仪住过的房子。维世那次来，在那儿住了一个晚上。说话间，我看她不似平日高高兴兴的样子，就问她，你是不是心里有什么事儿？她就跟我说金山在朝鲜犯错误的事，我很吃惊，说那怎么办？维世说想跟金山离婚，还说总理气得说应该枪毙金山。我问她你们要是离了婚，金山怎么办？他愿意吗？维世说，我要是跟他离婚，他就得死，他不愿意跟我离婚。维世那天情绪很低，告诉我说，人家开会批判金山，要求她坐在后面听，还叫她表态，弄得她非常难受。从小到大，维世总是那种开朗和倔强的样子，我没有见她这样发过愁。此刻，我面前的维世真可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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