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亲爱的六姨：
连我自己也想不到，送妈妈走的第二天早上就这样匆促的离开了你，这个原订的来看你的星期日之约也不能赶到，我想你一定在那里焦急地等待着我！六姨，分别了，工作是由组织的分配，去的方向住址也未定，暂时的通信恐怕不很容易，有可能的话，我一定不会忘记给你写信的。
六姨，希望你千万不要难过。送别妈妈时，我们俩的眼泪都是不该流的，我愿望你是又快乐又健康。见面并不是困难的事，我们应该努力自己的工作或学习！
还账零用后，钱还有多，这五块钱带给你用！妈妈处我已有信及电报给她，她的通信处：
“重庆，机房街70号，第十八集团军办事处”。你有工夫多写信给她！不尽，匆祝
努力与康健！
友梅
后来维世告诉我，那天，周恩来副主席要去苏联治疗胳膊骨折，她跟大家一起去送，临时她也想去，周说那要请示毛主席批准。维世当时就跑去请示毛主席，主席签字同意了。维世就上了飞机。飞经新疆落地时，她抓紧时间给我写了这封信，信里还夹带了五元钱。
维世的原名就叫“孙维世”，也叫过“任友梅”，在苏联时叫“孙克英”。她没叫过“孙光英”。
维世去苏联了，我在延安，一下子远隔万里，不通音信，让人惦念。第二年春，一天我出门，在路上遇到原鲁艺同学田民。他说：“任均，我带来了周副主席给你的信！”我知道他爱开玩笑，不信，说：“周副主席给我的信？我不信。”他真的拿出一封信递给我，说：“你不信？拿去看！”我接过来一看，信封是墨笔直写三行：“烦转 / 任均同志启 / 周讬”。真是周副主席的亲笔字。我忘了对田民说句“谢谢”，急忙拆信。周恩来副主席的信是：
任钧同志：
颖超同志走前本想和你一谈任锐同志在渝及维世在苏的情形，惜走得太快，未能如愿。前晚看到你的拿手戏，赞佩不已！
你有什么东西或信要带给任锐及维世的，我可给你转去。维世在苏常谈到你。星期日有暇，请来中央局玩玩。此致
敬礼！
从周副主席的信里能看出来，二姐和维世都挺好的，我心里很安慰，很高兴。但没听邓大姐谈情况，错过一个能知道二姐和维世详细情形的机会，我又很惋惜。记得我第一次见邓大姐，是去马列学院看二姐的时候。那次，我和二姐在路上走着，遇见一个和蔼的女同志，比二姐矮点儿。二姐站下，跟她有说有笑，然后给我介绍说，这是周副主席的爱人邓颖超同志。
1940年4月22日周恩来副主席给我的信
收到周副主席的信后，我曾叫我的鲁艺同班同学王思真陪我去趟中央局周副主席那儿，她不去。没人陪我，我也就没去。但我常想，维世在异国他乡，现在什么样子了呢？周副主席这封信，我保存了下来，后来国家博物馆收了复制件。2016年9月，我把原件捐给了乔儿沟的鲁艺纪念馆。那时候，乔儿沟那里开始建设规模很大的延安文艺纪念馆了。
二姐调回延安工作后，我常去杨家岭找她。一次去杨家岭，我路过任弼时同志的窑洞时，正碰见任弼时同志走出来。他问我：“任均同志，你去哪儿呀？”我站下，说：“我去我姐姐那儿。”任弼时同志也站住，热情地跟我说起话来，很关心地问长问短。说话间聊到维世，他问我：“维世在苏联挺好的，你有她的照片吗？”我说：“我没有。”他说：“我给你！我有好几张呢。你等等。”他转身回窑洞里去，我在外面等他。过一会儿，他拿了一张维世的照片出来，说：“这是维世给我的，你拿上吧。”我一看，是一张维世在苏联照的半身照，可漂亮了。我高兴极了，看来看去，一个劲儿地谢谢任弼时同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