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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上述原因外，抗战时期，因战争而造成的人口大量迁移，尤其是处于战火中心的内地人口向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大量迁移，促进了各民族之间的杂居、交往和融合，加上这一时期国民政府加强了对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和管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这些地区相对闭塞的落后状况。这些都有助于增强西南和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民众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归属感。

　　总之，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这一表示中国境内各民族是多元一体的民族共同体之观念开始被全国各族人民所接受，并得到了广泛使用。七七事变前夕，有人曾对“中华民族”观念的发展作过这样的总结：“自（民国）十二年一直到现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渐渐成熟，尤其是九一八以后，国人对这种观念尤为明了，且求之甚切！”[90]而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的大“熔炉”，更进一步“把中华民族四万万五千万条心融冶成一座坚实的牢固不破的整体"了。[91]从此，“中华民族”的观念深入人心，成了人们书面和口头的常用语。[92]我们翻阅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出版的报刊和书籍就会发现，这一时期人们在统称中国各民族时一般都用的是“中华民族”，而很少使用“中国民族”、“华族”、“国族”或“全民族”等其他概念，[93]除个别民族分裂主义分子外，无论是哪一个民族的人，都承认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人们常说，抗日战争的胜利是中华民族复兴的枢纽，而奠定这一枢纽的基础则是全国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之观念的普遍认同。

　　[1]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抗战时期（1931—1945）民族复兴思潮研究”（批准号：09BZS033）和国家民委2011年重大委托课题《近代民族主义的兴起、演变及影响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刊发于《民族研究》2013年第3期。

　　[2] 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3] 参见郑大华《中国近代民族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其他》，《史学月刊》2006年第6期。

　　[4] 梁启超：《中国史叙论》，《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六，中华书局1989年，第11—12页。

　　[5]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6]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饮冰室合集》（一）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年，第21页。

　　[7] 梁启超：《历史 上中国翠竹 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专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第1页。

　　[8]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3—374页。

　　[9]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0]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1页。

　　[11] 梁启超：《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饮冰室合集》（八）文集之四十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第4页。

　　[12] 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13] （章）太炎：《中华民国解》，《民报》第15号。

　　[14] 参见郑大华《论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思想来源和形成》，《浙江学刊》2007年第1期。

　　[15] 邹容：《革命军》，《猛回头——陈天华 邹容集》，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9页

　　[16]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页。

　　[17] 梁启超：《申论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之得失》，《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2卷，上册，第224—226页。

　　[18]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05页。

　　[19]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一），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 年，第374页。

　　[20]杨度：《金铁主义说》，《杨度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0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