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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日本帝国主义是把中国作为一个整体来侵略的，他们在屠杀、烧抢、掠夺中国人民的时候，并没有什么汉族、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民族的区分，这正如东北沦亡之后流行的《流亡三部曲》的歌曲所唱道的那样：“分什么你的我的，敌人打来，炮毁枪伤，到头来都是一样。”这在客观上教育了中国各族人民，增强了他们不分你我的“中华民族”的认同感。比如，曾经传诵一时的《康藏民众代表慰问前线将士书》就如此满怀真情地写道：“中国是包括固有之二十八省、蒙古、西藏而成之整个国土，中华民族是由我汉、满、蒙、回、藏及其他各民族而成的整个大国族。日本帝国主义肆意武力侵略，其目的实欲亡我整个国家，奴我整个民族，凡我任何一部分土地，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苟全幸存之理”。[61]所以，当1935年田汉作词、聂尔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问世后，“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悲愤歌声，便很快就传遍了长城内外、大江南北，广大汉族民众在唱它，满族、蒙古族、藏族、回族、苗族等其他少数民族的民众也在唱它，甚至在世界上每一个角落，只要有中国人的地方，无论他是那一个民族的中国人，都会有人唱它。文化界名人曹聚仁曾经这样描述到：“从敌人进攻沈阳的那天起，中国民众心里，就燃起了一种不可遏的抵抗暴力的情绪；这情绪也就寄托在这样一首流行歌曲上。一个英国人在北戴河初闻此歌，为之感动流泪；一个日本的文化人，在上海街头听了不觉心神震动；这歌曲曾流传于印度河上，也曾洋溢于旧金山的一角；有着中国人的综迹，就流行着这首悲愤的歌曲”。[62]《义勇军进行曲》中的“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的悲愤歌声，极大地激发了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和爱国热情！

　　其次，国共两党对于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尤其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全民族抗战局面的形成，对于增强各族人民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早在1927年4月18日，《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宣言》就宣称，要秉承孙中山的遗教，“实现三民主义，使中华民国成为独立自由之国家，中华民族成为自由平等之民族，同享民有、民治、民享之幸福。”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为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反对民族分裂势力，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有意识的加强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比如，1937年5—6月之间国民政府组织编辑的《绥蒙辑要》，[63]在题为“中华民族”的开篇说明中便写道：“中华民族，都是黄帝子孙。因为受封的地点不同，分散各地，年代悠久，又为气候悬殊，交通阻隔，而有风俗习惯之不同，语言口音之歧异，虽有汉满蒙回藏等之名称，如同张王李赵之区别，其实中华民族是整个的，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因为我们中华，原来是一个民族造成的国家。孙总理说，中华民族，就是国族……民国成立以来，并将五族平等的原则订在约法，孙总理的民族主义亦完全以团结国内各民族，完成一大中华民族为目的。现在中央政府遵照总理遗教，对于国内各民族，竭全力以扶植之，时时刻刻，为我们边远的同胞，图谋幸福，解除痛苦，又特设蒙藏委员会，专为我们蒙藏同胞筹划一切的改进，中央委员也有蒙古人员。所以说五族，就是中华民族，就是国族”。[64]1938年3月召开的中国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发表的“宣言”在解释“三民主义”的“民族主义”时指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以历史的演进，本已融合而成”统一的“中华民族”和“整个的国家”。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对诸少数民族有庄重的承诺，即“于反对帝国主义及军阀之革命获得胜利以后，当组织自由统一的（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而要实践此项承诺，“必有待于此次抗战之获得胜利”。否则，“吾境内各民族，惟有同受日本之压迫，无自由意志之可言。日本口中之民族自决，语其作用，诱惑而已民，煽动而已；语其结果，领土之零星分割而已，民众之零星拐骗而已”。“宣言”因此而呼吁全国各族人民基于“中华民族”的立场，反对分裂，坚持抗战，“惟抗战获得胜利，乃能组织自由统一的即各民族自由联合的中华民国”。[65]七七事变前后，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就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还是单一民族的国家展开过一场讨论。在讨论中，顾颉刚先后发表《中华民族的团结》、《西北回民应有之觉悟及其责任》、《如何可使中华民族团结起来》、《中华民族是一个》、《续论中华民族是一个》等文章和演讲，从历史上证明中国境内的所有种族，无论从血统上说还是从文化说，早已融合为一，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中华民族”，到如今，“不要再说你属那一种族，我属那一种族，你们的文化如何，我们的文化如何，我们早已成了一家人了”，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份子，除“中华民族”外，现实中不存在其他民族，所谓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之说，实在是“中国人自己作茧自缚”，从而给了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民族分裂分子以“民族自决”的名义图谋分裂中国的可乘之机。[66]尽管顾颉刚提出“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目的，是要加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认同感，以挫败日本帝国主义和个别民族分裂分子以“民族自决”的名义来分裂中国的阴谋，但他否认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汉、满、蒙、回、藏等“五大民族”只是“种族”而不是“民族”的观点，则又是错误的，不利于国内各民族的平等和团结。所以，他的文章和演讲发表后，受到了翦伯赞、卫惠林等人的批评。然而，却得到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认同和采用。1942年8月27日，蒋介石在西宁对“汉满蒙回藏士绅、活佛、阿訇、王公、百千户”发表了题为《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讲话，他从中华民族与中华民国的关系，中华民族成员之间平等的、荣辱与共的“整体”关系、以及认知这些关系的现实必要性等各个方面，反复说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包括汉、满、蒙、回、藏在内的所有民族都只能称为“宗族”，而不能称为“民族”，因为“历史的演进，文化的传统，说明我们五大宗族是生命一体”，成了一个民族，即“中华民族”。后来，在《中国之命运》的第一章“中华民族的成长与发展”中，蒋介石又反复强调，中国只有一个民族，那就是“中华民族”，其他所谓的“民族”都是“宗族”，中华民族已有五千年的成长史，“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融和于中华民族的宗族，历代都有增加，但融和的动力是文化而不是武力，融和的方法是同化而不是征服。”蒋介石之所以认同和采用顾颉刚提出的“中华民族是一个”的理论，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这一理论在客观上的确有利于增强各民族对“中华民族”整体的认同感。以蒋介石的特殊地位，《中华民族整个共同的责任》和《中国之命运》曾被广泛宣传、转载、引用和出版，产生过巨大的社会影响，“中华民族”的观念也因此而得到了广泛传布。

　　九一八事变后，尤其是华北事变和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也同样重视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和宣传。比如，1932年4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对日战争宣言》就庄严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将“领导全中国工农红军和广大被压迫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反对一切帝国主义瓜分中国，以求中华民族澈底的解放和独立”。[67]1935年12月25日瓦窑堡会议通过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指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并准备吞并全中国的行动，向着四万万人的中华民族送来了亡国灭种的大祸，这个大祸就把一切不愿当亡国奴，不愿充汉奸卖国贼的中国人，迫得走上一条唯一的道路：向着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汉奸卖国贼展开神圣的民族战争”，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在中国的统治，取得中华民族的澈底解放。” 1937年5月1日，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发表《我们对于民族统一纲领的意见》，指出“民族统一纲领的基本方针”，就是“御侮救亡，复兴中国”，而“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实际内容”，包括对外和对内两个方面，即：“对外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对内实现“民权自由与民生幸福”。[68]在第二天（5月2日）所作的《中国共产党苏区代表会议的任务》的报告中，张闻天更是无比自豪地宣布：“在中共身上寄托着中华民族的伟大过去和将来”。中国共产党人“是伟大的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中国共产党的胜利“与中华民族的胜利是不能分离的”，只有中国共产党的“存在和发展，才能使中华民族的最后胜利得到可靠的保证”。[69]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立即发出《中国共产党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向全国各民族人民呼吁，“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 这年的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布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该《宣言》强调国共合作对伟大的中华民族的前途有着极为“重大的意义”，认为它使得“民族团结的基础已经定下”，“民族独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也已创设”，并呼吁：“寇深矣！祸亟矣！同胞们，起来，一致地团结啊！我们伟大的悠久的中华民族是不可屈服的……胜利是属于中华民族的”。[70]此后，中国共产党又多次在宣言、文告、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提到或论述过“中华民族”，并以“中华民族”的优秀代表自居，一些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还自称为“中华民族抗日先锋队”或“中华民族抗日先遣队”。在中国共产党的宣言、文告、会议决议以及领导人的讲话或文章中， 以1939年12月毛泽东发表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的社会影响最大，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的基本认识。在该文第一章第一节“中华民族”中，毛泽东论述了中华民族的起源、发展、构成以及基本使命，他指出：“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国家之一……从很早的古代起，我们中华民族的祖先就劳动、生息、繁殖在这块广大土地之上……中华民族不但是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中华民族的各族人民都反对外来民族的压迫，都要用反抗的手段解除这种压迫。他们赞成平等的联合，而不赞成互相压迫。在中华民族的几千年的历史中，产生了很多的民族英雄和革命领袖。所以，中华民族又是一个有光荣革命传统和优秀的历史遗产的民族”。[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