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有误读吗？
辛亥革命网 2013-05-15 00:00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危兆盖 查看：
辛亥前的中国：山雨欲来风满楼
读书报：大家知道，在义和团运动之后，清政府走上了新政之路，对立宪也日渐认同，似欲以新政重树权威，但结果却是自掘坟墓，加速了清政权的灭亡。对晚清新政的是是非非，你怎么看？
马勇：这确实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清廷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自己实施的政治改革会将自己给终结掉。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其实，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清廷在积极从事政治改革的时候，在从新政到预备立宪的时候，革命党人就一直不看好，一直以为清廷的这套立宪把戏就是对人民的欺骗，就是糊弄人民，拖延时间，消弭革命。对于这个说法，我们过去有一段时间不太理解，以为清廷已经做的不少了，宪法大纲颁布了，准议会机构咨议局、资政院相继开张了，国内的民主政治有声有色，立宪党人眉飞色舞，欢欣鼓舞。大家都忘了革命党人的警告，以为中国从此走上君主立宪的轨道了。结果等到第一届责任内阁宣布，谁也没想到清廷将责任内阁变成了皇族内阁，13名内阁成员中竟然有9名皇室或皇族成员，这才使立宪党人幡然醒悟，觉得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说到底很难获得成功，改革的局限性在这里暴露无遗，统治者无法主动地向社会精英阶层出让权利，从改革到革命就这样自然发生了。从这个意义上说，清末十年新政五年预备立宪虽有意义，但依靠既得利益阶层进行改革，总是很难彻底。统治者如何把握政治变革的火候，怎样才能让既得利益阶层明白权力分享、相互制衡的意义，可能比改革本身更重要。
读书报：在晚清新政时期，还有一个现象亦颇耐人寻味，那就是立宪派主导的立宪运动风风火火，大有与革命派的革命运动竞争雄长之势。那么，你对晚清的立宪风潮如何看？
郭世佑：立宪风潮的兴起与清朝预备立宪的启动固然同日俄战争的刺激有关，更与反清革命运动的逼迫有关。梁启超等人的君主立宪主张与孙中山等人的民主共和纲领均以宪法为前提，都具有政治革命的意义，温和的君宪派与激进的革命派都是传统君主专制的敌人。
前些年有一种论点认为，是辛亥革命把事情搞乱了，如果让清政府搞君主立宪就会成功，此论仅仅属于丰富的想象。首先，五大臣出洋归来后，论证搞立宪的三条好处时，其中“皇位永固”、“内乱可弭”两条就是迫于革命的压力，如果没有这个压力，清政府能否愿意启动预备立宪，恐怕还是未知数。其次，姑且不论满汉矛盾的客观存在，但不应忽视1906年预备仿行宪政上谕的宗旨“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所以，即使没有反清革命运动，清朝统治者在9年之后的立宪能否让人满意，也是未知数。第三，武昌起义之后的清朝颁布的“罪己诏”与“十九信条”只是统治者困兽犹斗的招术，不必过于当真，搞过度诠释，纸上得来终觉浅。冷静的旁观者严复在给莫理循的长篇回函就分析得很清楚：“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
读书报：有一种说法，革命派唯恐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取得成功，因而不断加快其革命活动的节奏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方式。你怎么评价辛亥前的革命风潮？
张宝明：革命派与改良派确实有着竞争雄长的态势：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包含着抵制革命的意蕴，而孙中山等人领导的革命也有着对抗清政府新政和立宪的取向。在革命派思想中，没有革命便没有一切，即使是实行立宪制度，也必须率先革命。《民报》与《新民丛报》关于“是革命还是改良”、“是民主共和还是君主立宪”等问题的论战也让我们看到二者的剑拔弩张。梁启超本人就将这次论战看作“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的思想论战。革命与改良确有赛跑的意味。
但革命派加快其革命活动的节奏，甚至不惜采取极端方式，并不单纯是因为担心清政府的新政和立宪成功，有时恰恰源自对清政府“自上而下”改良无望的认识。对于清政府立宪期限一再拖延以及皇族内阁的成立等问题，即使是立宪派也多有失望，请愿多次无果后，心态也在发生微妙变化，甚至开始转向同情与支持革命党。其实，很多从事革命活动的先驱早先大都有谏言清政府改革的经历。孙中山也曾上书李鸿章，希望能加快改革速度。但结果只能和戊戌变法一样：“自上而下”的改良道路在中国行不通。许多具有革命倾向的知识分子在饱受清政府高压政策之苦后，更加激发了对共和政体的渴望，感觉到实际革命行动的亟待提倡。由是，“自下而上”的革命救国道路逐渐为越来越多的人接受。革命报刊、革命组织雨后春笋般出现，武装起义纷至沓来，真如孙中山所形容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如同燎原之火四处蔓延的革命风潮，给清政府造成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和政治压力，迫使其不得不认真着手新政和预备立宪，同时辛亥前的革命风潮也为辛亥革命准备了思想，准备了舆论，准备了经验，其广泛影响最终引爆了武昌首义、诸省响应的多米诺骨牌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