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辛亥革命：我们对袁世凯的认识有误读吗？(3)

　　马勇：在辛亥革命研究中，袁世凯是个迈不过的坎。但100年来，由于袁世凯辛亥后的作为，特别是其帝制自为，使先前许多问题都不太那么容易理解了。其实，如果不是从后来反推先前，我们应该承认袁世凯重出江湖，其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可能并不是我们过去所理解的那样龌龊那样不堪。出山之后，袁世凯确实对南北上下其手，但其目的，根据现在的研究，并不是一上来就想着利用南方搞掉清廷或者利用清廷毁掉南方。大人物做事总会顺势而为，袁世凯出山最初设定的目标是利用南方危机促动清廷进行真正意义的政治改革，实现真正的君主立宪体制，而不是用皇族内阁糊弄人。所以他在指挥冯国璋军对武昌强势打击三天后主动休战，展开和平攻势，以实行君主立宪劝说黎元洪和湖北新军，同时也劝说清廷接受宪政。应该说，袁世凯的和平攻势与劝说还是起到相当作用的。清廷如果在此时给予积极配合，化危为机，那么转危为安也不是没有可能。无奈清廷在关键时刻掉链子，直至滦州兵谏发生，清廷方才慌慌张张发布宪法重大信条十九条。到了这个时候，南方革命的主导权，其实已经开始从新军向革命党转移，袁世凯面对的力量不再是南方的新军，而是整个革命党了。这个时候，袁世凯与南方革命党人对峙当然就不如与湖北新军对谈那么容易了，因为革命党人十几年来的政治诉求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就是要重建一个新国家。这一点在过去或许会觉得不可思议，但现在清廷引发的政治危机已经弄得天怒人怨，十几个省相继脱离清廷宣布独立，革命党人距离自己的政治目标的实现确实不太远了。但有一点又是南方革命党人必须面对的现实：只要袁世凯没有转向革命，只要北洋新军的主力还拥护清廷，那么孙中山和他的革命党人及南京临时政府，也确实没有足够的力量去推翻清廷。所以，革命党也确实对袁世凯寄予希望。这样，双方达成妥协的条件一直是存在的。

　　辛亥后的中国：民国向何处去？

　　读书报：辛亥革命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航向，我们今天回头看，对其历史意义是否又有新的认识？

　　张宝明：辛亥革命使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体制轰然崩塌，开启了中国的政治变革。胡锦涛总书记不久前在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七一”重要讲话中说：“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具有重大意义。”辛亥革命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极大地推动了民主、共和观念在中国的传播，一种与君主专制相较全新的民主共和制度慢慢建立起来。

　　从思想史视角观照中国现代史，我认为文明演进路径的选择是一个如何减少代价的问题。回到历史现场，从南北议和到清帝逊位都是依靠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在进步（价值）与（生命）代价之关系换算这一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堪称中国历史上一次流血最少、代价最小的革命，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渗透了中国传统文化“和为贵”的智慧和审时度势、因势利导的胆识。辛亥一役，是值得我们世代珍藏的价值选择，堪称中华民族发展史上永不消失的精神电波。

　　读书报：辛亥后，宋教仁心雄万夫，要在中国实现政党内阁，但旋告失败。当时人为之惋惜，今人也为之抱憾。你如何看？

　　马勇：过去很多年，我们都说辛亥革命失败了，这个说法是对的。辛亥革命确实没有按照孙中山设计的民主路线图走下去，没有走完军政—训政—宪政这一完整的三阶段，更没有动员民众实行全民政治。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后，权力移交给袁世凯，中国的政治路线图其实是参照晚清十年新政—预备立宪这一系的精英政治往下走的，除了君主不再存在，先前的准议会机构资政院变成了国会，各省准议会机构咨议局变成了省议会。这是典型的精英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领导的辛亥革命失败了，这是事实。基于这个事实，宋教仁这批人比较适应，因为他对宪政较孙中山有研究有理解，而且他先前就与袁世凯有过很好的接触，多少有点惺惺相惜之意，因而宋教仁比较热衷于这种精英政治，所以很久以来被视为“议会迷”。

　　宋教仁是革命党人中少有的宪政专家，当时国内能够与宋教仁达到同等水平的并不多。1907年，他运用国际法理论研究所谓“间岛问题”，不仅帮助中国政府对日交涉，引发后来的国会请愿运动，而且宋教仁通过这项研究与当时担任外务部尚书的袁世凯建立了联系，袁世凯许诺以四品衔请他回国工作。后来因种种原因这个计划没有实现，但宋教仁与袁世凯之间互有好感，基本上可以确定无疑。当民初政党政治蓬勃发展之时，宋教仁当然愿意积极介入，积极参与。至于稍后旋告失败，我们过去将这看作是袁世凯的阴谋或主谋，可能不太准确，宋教仁即便通过竞选成为议会多数党领袖，成为内阁首脑，其实都不影响袁世凯的总统地位。当然，宋教仁之死确实对民国初年的民主政治产生深远影响，由此引发的“二次革命”不论对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其实都有巨大伤害。

　　读书报：因宋教仁被害，革命党与袁世凯很快闹翻，帝制复辟匆匆上演，革命陷入低潮，走向共和的中国前面又是阴云密布。对这一历史性曲折，你如何看？

　　郭世佑：反清革命运动开辟了民权政治新时代，但共和制的建设在民初即出现反复，虽说不幸，但也是历史发展的正常现象。在西欧近代史上，英法革命也出现过反复，并非一蹴而就。

　　对孙中山和中国同盟会来说，辛亥革命高潮是在革命党人主观条件还不太成熟而客观条件基本成熟的背景下到来的，是包括袁世凯在内的多种汉族政治力量的最终合作，才结束清朝的皇统与中国的帝制的，清朝的统治最终是被革命党人和南北各省的独立以及重兵在握的袁世凯这一股合力推翻的。因此，民国肇始，政治权力的分配就远非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所能决定，民权建设的程序事实上也不可能按照同盟会的《革命方略》来实行。

　　民权的主体是人民，民权的主导力量包括革命者与反满高潮来临时的同盟军君宪主义者、袁世凯的北洋势力以及国内的知识精英，但他们的民主素养都存在程度不一的缺陷，内战与外战频仍的现实环境也容易扩张国权而压制民权。不过，不管民国政局如何反复，传统的帝制毕竟已被推翻，谁想搞帝制复辟，羞辱共和制，都只能身败名裂，这本身就是辛亥革命的贡献与魅力所在。

　　读书报：民初政局的动荡和反复，促使具有进步思想的知识精英们深刻反思辛亥革命的局限，于是出现了新文化运动。从这一意义上说，新文化运动是对辛亥革命的补课吗？

　　张宝明：新文化运动的发生的确有着为辛亥革命补课的色彩。康德曾告诫后人：“革命也许能够打倒专制和功利主义，但它自身决不能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辛亥革命的确没有能彻底批判封建思想，“无量头颅无量血，可怜购得假共和。”（鲁迅）军阀在各自地盘上假民主之幌而行专制之实。封建思维模式在强大心理惯性下依然姑息着传统的政治体制。新文化运动便是以改变国人思维方式、彻底批判封建专制思想为职志，追求“吾人最后觉悟之最后觉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