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维铮：清末政治革命从思想激变开始
辛亥革命网 2012-04-16 00:00 来源：南方都市报 作者：陈晓勤 查看：
革命之前的思想激荡
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还得签下《辛丑和约》，举国上下都受到耻辱的刺激，革命思潮才旺盛起来，这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更加证明了清政府不可救药。所以当时的思潮转变为推翻清朝———也就是说，辛亥革命的直接原因和戊戌变法有关。
南方都市报(以下简称南都)：我们知道，晚清国运飘摇，自上而下的变革，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而晚清思想变革史，也是从洋务运动开始的，这次我们做“百年辛亥”的访谈，希望能从你这里了解到，百年前，在这场影响中国命运的革命前后，国人的思想经历了怎么样的变化？
朱维铮：我认为，与辛亥革命思想史更有直接联系的是戊戌变法。戊戌变法是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以后，激起来的改革运动。因为被欧洲人打败，1840年已经历过了；可是被一个向中国学习了一千年的国家———日本打败，这是很多人没有料到的。很多人认为，中国在海军上投入了那么多，建设了那么多年，居然还被打败，尤其是被日本打败。这让知识分子痛心之余，也引起了他们的思想悸动，于是有了戊戌变法。这从后来“戊戌六君子”特别是谭嗣同的言论便可以看到这一点。
南都：可之前有人说是洋务运动作了开端？
朱维铮：对这个说法我一直不支持。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共有十二年，是研究晚清思潮十分重要的时期。正好这十二年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研究分析最少。李泽厚《告别革命》的观点是说革命者不给其他温和的改革者机会尝试，他的理由就是洋务派要改革、慈禧太后也要立宪。但洋务运动老早失败，不需要戊戌变法来证明，而1895年李鸿章在日本挨了枪子还得签下《马关条约》，举国上下都受到耻辱的刺激，革命思潮才旺盛起来，这直接引发了戊戌变法；而戊戌变法的失败，紧接着慈禧政权就煽动义和团“扶清灭洋”，结果导致八国联军侵占北京，更加证明了清政府不可救药，所以当时的思潮转变为推翻清朝。
南都：戊戌变法中，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的维新知识分子提出什么救国良策？康梁还有哪些代表思想？他们师生之间有什么异同之处？
朱维铮：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总是首先觉悟的。康有为的代表思想便是中国非改革不可，并且认为改革只有走彼得大帝或者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所以他给光绪帝献的书便是《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考》和《波兰分灭记》。晚年康有为自己篡改了很多奏稿。现在有人将康有为捧得很高，不符合历史，他没有那么大的作用。梁启超当时认为中国的根本问题在于体制问题，他希望能够君主立宪，把君权限制到最小。所以，戊戌变法之后康、梁两人已经开始观点不同了。
南都：梁启超的思想是怎么形成的呢？
朱维铮：他年轻得很，才二十来岁。维新变法后，就被通缉跑到日本去。他很多思想都是转手日本，向西方学习来的。
南都：你刚才说章太炎是彷徨的，但后来又坚定了革命方向，他为什么会发生这种思想变化呢？
朱维铮：戊戌变法失败后，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慈禧太后以牺牲中国人民权益的高昂代价，换取清廷的继续统治，而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以反对沙俄侵占东北和清朝出卖领土为契机，把在中国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提上了改造中国的日程。残酷的现实惊醒了章太炎的“客帝”梦，清朝统治者镇压义和团的卑劣手段令他愤慨，汉族官僚乃至市民对于外国侵略者的顺从态度，更使他吃惊。他在1900年出版的《訄书》初刻本内《客帝篇》上，写了严厉自责的一段批语，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国内人心产生巨大变化，在康有为的拥护者中间引起了很大动摇，连梁启超等也在怀疑清朝皇帝是否可保。康有为大为恐慌，连续发文，力图论证中国绝对不可能实现民主共和，因而绝对不可以放弃对光绪皇帝的希望，以稳住“保救大清皇帝公司”。
如何打破人们对清朝皇帝的崇拜，成为那时革命民主派的迫切任务，团聚在上海爱国学社里的一群革命者，他们设法控制《苏报》的编辑权，放出成串抨击保皇宣传的霹雳。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邹容的《革命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