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兴樑：广东军政府开共和之风(3)

　　第二是治安问题。几十支民军进驻城内，良莠不齐，有的民军纪律较好，有的很差，吃喝嫖赌，还有比较彪悍的民军，甚至杀人放火，强奸妇女，搞得广州市人心惶惶。他们经常身穿便衣，肩挎着枪，到处乱窜。特别是广东的商民对他们很有意见。所以军政府要约束民军，想办法解决这件事情。

         南都：军政府如何裁编民军？他们的去向如何？

         周兴樑：当时采取了几个办法，一部分编入陆军，以（陈炯明的）循军为主，吸收其他一些民军等；一部分参加广东的北伐军开赴南京；另一部分编入了警卫军，参加剿匪；其他相当大部分被裁散了。自愿裁散的就发给功牌，这是孙中山批准的。裁散以后各回原籍，凡是士兵，给一个月的军饷；凡是队长以上级别的官长，发六个月的军饷。光是这一笔花了一百多万。

        有材料显示，惠军被解散后一个星期，大概1912年的3月份，一共裁编了47支队伍，共计33382人。后来在裁编的基础上，军政府编了86营的禁卫军，由18个统领率领到各地去清乡剿匪。到1913年3月前，又裁去了26个营；5月份，又裁去15个营。除了前面的47支队伍以外，后来大概还裁去了41个营的警卫军，总共加起来是九万多人。

        这九万多人回到原地以后有两种情况：一是比较安分守己的人重操旧业以耕田为生，李昌、李苏兄弟（民军首领）是安分守己的代表。安分守己的人占了裁散民军的相当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不太安分守己，可能是因为没有土地或者本来就是乡村的痞子，又上山当绿林，增加当时军政府剿匪的难度。

        南都：有人认为二次革命失败、广东军政府的垮台与裁编民军有关，你怎么看待这种说法？

　　周兴樑：这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裁编民军减弱了广州军政府对抗袁世凯、龙济光的力量，这是一种推理。裁编民军本身是为形势所迫的一种精兵简政措施，减轻财政压力，改善军政府与商民的关系，维持了社会治安，应该说裁编民军的正面效果很明显。

　　事实上，广东二次革命失败有三个原因：一是陈炯明与胡汉民的矛盾被袁世凯政府利用，削弱了广东军政府的领导核心。胡汉民主政，陈炯明主军，但陈炯明权力欲很旺，他主军后，胡汉民没有军队，很多事情比较难办，特别是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案”发生后，胡汉民积极主张武力讨袁，陈炯明不表态，使得两人矛盾公开化。

　　第二个原因是，陈炯明主军，害怕胡汉民会插手军队，就提出“军人不党”，禁止军队的人加入同盟会或加入国民党。这造成第一师没有革命党人，第二师只有少数革命党人，独立旅革命党人也很少。朱执信曾经提出说，既然没有革命党人，就应该经常请人给军队作政治宣传，陈炯明不听。

　　第三个原因是，广东商民和部分还存在的由民军改编的警卫军，不赞成二次革命，他们随风转舵倒向了袁世凯和龙济光，二次革命很快就失败。二次革命失败与裁编民军没有多少关系，李福林的部队也是民军改编而成，有一定战斗力，可他最后也转向袁世凯，说明即使没有裁编民军，二次革命也不一定能成功。

　　南都：刚才你提到，陈炯明的军队没有多少革命党人，这支军队主要由哪些人组成？

　　周兴樑：陆军两师一个独立旅，主要是由陈炯明的循军为主要核心，吸收民军改编而成，大概两万来人，里面的师长和旅长是原先在惠州起义时从清朝军队里反正而来的。这样的军队意志薄弱，为袁世凯收买和瓦解广东的陆军提供方便。袁世凯首先派出少将李兼善来广东办俱乐部，给陈炯明的军队吃喝玩乐；接着梁士诒又受袁世凯委托——1913年他借为父亲七十大寿祝寿之名，犒劳广东陆军。梁来广东以后，专门接见陈炯明部下的陆军将校，给了三万块慰劳金。很多军官都收到了袁世凯的好处，所以二次革命的时候他们出工不出力，他们后来对陈炯明发动讨袁，基本上也持反对态度。所以说，广东军队根本就不支持二次革命。

　　南都：有人认为，商界在整个广东军政府期间起的作用也非常大，你认为呢？

　　周兴樑：是的。商民是有钱的阶层，广州独立之初，商人很拥护。军政府成立后，商人对解决财政问题起了很大作用。当时廖仲恺当军政府财政司长，军政府采取的措施是向海外华侨和国内商民募款，广州商民曾经捐款；第二是发行公债，向港商和广州商民借债，很多人参与买债票；第三个办法是流通前清的纸币，将清朝印的纸币还没用过的，加盖财政司的印，大概有1200多万。另外军政府还发行了1300多万新纸币。到了1912年8月份，流通于市面的“广纸”有1800多万，此后的一两个月，廖仲恺还投入部分纸币，估计有2000多万。纸币流通需要商民的支持，要是没商界的支持是很难实施的。

　　后来，纸币问题一直没有很好解决，时起时落，廖仲恺花了很大的功夫，转而采取了治标的办法，有政治、经济措施。治本的方法是想开办银行，向港商借款500多万却搞不成。在廖仲恺任财政司长之前，纸币已经低值，也叫面值低水，到廖仲恺任职时，纸币实际的价值只有面值的七成，最后是五成。商家对这件事情很头疼，纸币低值导致商业不景气，他们有不满情绪。

　　正是利用商民的这一心理，梁士诒一来广州，就说袁总统很关心广东的纸币问题，政府有钱时准备拿2200多万来广东重新发行新纸，解决纸币低值的问题。广东商界很想袁世凯兑现对纸币的许诺。“宋（教仁）案”以后，袁世凯非法大借款，没经过国会，拿国家财产做抵押，胡汉民等国民党人坚决反对，但商界却表示支持，和军政府唱反调。到了那时，广东商界基本上姑息袁世凯，希望他解决广东纸币问题。广东商界整个态度由原先支持军政府，转而寄托袁总统来收拾广东时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