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金强：近代中国革命的“香港模式”(4)

　    南都：也就是说，孙中山在香港革命党人中的领导地位是在兴汉会建立之后确认的？

　    李金强：对，他们推举他为会长。1900年惠州起义失败了，第二年杨衢云就被清政府派人暗杀了。1902年，郑士良很快也在香港去世。到这时，兴中会的几个重要领袖都死了，兴中会的主要力量被削弱了。惠州起义之后，孙中山不得不在日本另起炉灶。实际上，当时日本也有新的革命形势出现。为什么呢？当时清政府力行新政，其中教育改革一项就是要“兴学堂，废科举，派游学”，当时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前往日本。这些人到日本之后，同孙中山接触，慢慢被灌输了革命思想。几股力量慢慢集合到一起，1904年，孙中山离开日本去美洲，同当地致公堂联络，同时也和留欧学生接触。1905年，孙中山回到日本，最终同这股新成长起来的革命力量结合在一起，成立了同盟会，孙中山则成为同盟会的总理。

　    南都：香港时期的老兴中会会员在同盟会里多不多？

　    李金强：不多，也就陈少白和少数几个人了。当时杨衢云已经死了，谢缵泰他们也另起炉灶，于1903年策动壬寅广州之役。所以1900年以后，中国的革命都是分头发展，到1905年又有新的结合，这就是东京同盟会成立。1900年到1905年分头发展时期，除了香港的兴中会衰弱，两湖地区、江浙地区的革命党人都起来了，成立了华兴会、光复会，黄兴、宋教仁这批人也冒出来了，还有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秋瑾等一大批人，可以说是人物辈出。

　    南都：这一批人跟香港有没有关系？

　    李金强：没有直接关系，但留日学生如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等广东人，成为孙中山新的革命伙伴。

 　   中国革命以香港为大本营和大后方

　    广州起义时，革命党以香港作为大本营，他们在香港策划、筹款、购买军火，再输送革命起义的部队进去内地。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撤退时也经过香港，在香港避难。这种做法成为日后武装起义的一个模式。

 　   南都：港英政府那个时候对这些革命党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这么多人过来，然后在这里搞这些活动。

 　   李金强：基本上采取比较放任的态度。只有当他们影响到香港的和平和繁荣，港英政府才会开始干涉。假如革命党不在香港搞事的话，他们是不管的。同盟会时期，我刚才说到边区革命，有些起义失败者到了香港以后，清政府就抓他们，说他们是国内土匪，要求引渡。革命党甚至可以在香港打官司，为他们洗脱罪嫌，例如黄冈之役的余丑，就是明显例子，因为香港是司法独立的。总体来说，它采取是比较放任的态度，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南都：当时在香港的外国人怎么看待这些革命活动的？

　    李金强：在香港有很多英国人办的报纸，这些英文报纸对革命还是采取同情的态度。比如说在兴中会早期时，香港的《德臣西报》等，就一直在批判清政府，想制造舆论，将革命合理化。实际上孙中山搞革命，于兴中会早期的时候，我刚才说到英国人参与了、美国人参与了、日本人也参与了。所以说，近代中国革命一开始已经有国际性了，而不仅仅是本土的。

　    南都：实际上在革命党人刚开始的时候，香港确实是策源地，之后变成了大后方跟基地的感觉了。

　    李金强：我最近提出一个说法，叫“香港模式”。这种香港模式是怎样开始的呢？是1895年广州起义开始的，革命党以香港作为革命的大本营，他们在香港策划、筹款、购买军火，再输送革命起义的部队进去内地。他们的目标就是广东的省会广州。起义失败，革命党人撤退时也经过香港，在香港避难。这种做法成为日后武装起义其中一个模式。像1900年的惠州起义也是遵循这样一个模式，在香港策划、买军火，最后将起义力量送到惠州去，失败以后，也是撤退到了香港。

　    在兴中会时期，大多数起义走的都是“香港模式”。但到了同盟会时期就有点改变了，同盟会时期，孙中山的策略是“东起西应”的“边区革命”，在广东东部以及今天的广西、云南、广东的西部等南方地区发动起义。虽然革命地点不在广州，但有些筹划还是在香港。但在西边的云南、广西，香港也是鞭长莫及，于是孙中山在西边开辟另外一个大本营，就是河内，所以河内是很重要的，孙中山后来也谈到河内越南华侨出钱出力了，又出钱又参与革命了。所以以河内为中心那边有四个起义，一个是上思，一个防城，一个镇南关，一个是河口。但上思跟防城的军火还是香港送过去的，其他都是在河内的，所以当时除了一个香港模式，还有一个河内模式，但是最后还是回到香港模式。为什么呢？因为1910新军起义去广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同盟会最重要的一次起义，就是1911年3月29日黄花岗起义。

　    南都：黄花岗起义也是香港模式？

　    李金强：是的，所以整个晚清，孙中山所策动的起义中，香港模式是贯穿始终的。香港是一个中外交通自由贸易港，大家随时可以进出的。比如说3月29号的黄花岗起义，那个起义部队哪里来的呢？福建来了，四川也来了，最后全部集中在香港；而革命所需的经费，也是集合寄汇到香港，很多南洋、美洲的华侨都是把钱寄到香港。最后在香港统一集中军火。可以说，这个香港模式是孙中山领导武装起义最早的一个模式，影响日后的起义。当然，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也非常多，我把这些革命称为中部革命。武昌首义之后，标志着香港模式失败了，而中部革命成功了。孙中山以香港为基地，在这边萌芽，在这边也开花了，结果不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