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云飞：宋教仁是一个孤独的民主先驱者(4)

　    牺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宋教仁回应说，共和国的总理不是官，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国民服务的，和前清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完全不一样。 

　    南都：宋教仁究竟被谁暗杀的？目前好像有很多不同的说法。 

　    迟云飞：现在绝大多数史学家都认为还是袁世凯主使的。有少数人认为是陈其美，有人认为是孙中山，甚至有人认为是黄兴，我觉得都不大可信。首先说证据，后来公布的证据确实直接牵连到袁世凯的亲信、时任国务总理的赵秉钧；另外要考虑到在当时那种社会下，谁最有暗杀宋教仁的动机？宋教仁被刺前夕，他和袁世凯北洋系互相批评已经很激烈了。在宋教仁被刺前，有人甚至匿名在报纸上写文章攻击宋教仁，说宋教仁想当总理，搞动作，是官迷。宋教仁回应说，共和国的总理不是官，是国民的公仆，是为国民服务的，和前清骑在百姓头上作威作福的官员完全不一样。他说任何一个国民如果有这个兴趣、有这个愿望、有这个能力，都可以来做。袁世凯也曾经贿赂过宋教仁，暗示给你总理做，你支持总统制，不要跟我对抗。但宋教仁还是要坚持责任内阁制，坚持国民党来组阁。所以我觉得袁世凯有足够的动机。 

　    南都：审宋教仁被杀案的时候，好像说到暗杀者跟国民党内部的人有一些关系。 

　    迟云飞：就是间接主使的凶手叫应桂馨，这个人曾经在南京临时政府里面做过事，跟陈其美有联系，跟孙中山也有过联系。但我相信这个时候他应该被袁世凯收买了，因为他原来是个会党人物。有人认为是孙中山主使暗杀的，因为孙中山是同盟会的最高领导人，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又负责党务，孙中山可能产生嫉妒。实际上看孙中山这一时期的材料，他退下来之后，是准备彻底放手给袁世凯，并下决心进行经济建设，打算十年建20万里铁路的。而且国民党成立的时候，也是孙中山委派宋教仁做代理理事长，怎么可能去杀他？还有人认为是黄兴暗杀的宋教仁，我觉得就更荒诞了。黄兴跟宋教仁是感情最深的好朋友，政治上也是同志，更没有可能。 

　    南都：孙中山、黄兴、宋教仁都是同盟会的创始人，他们之间的关系如何？ 

　    迟云飞：现在说同盟会的领导人，往往是说，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章太炎主要是做文字宣传工作，孙中山和黄兴的主要精力是放在组织发动起义上，宋教仁更多是组织活动。1905年成立的同盟会虽然是个革命党，但是它内部比较松散，没有那么严密的组织系统，意气用事、地域观念都很强。和章太炎关系最好的是陶成章，都是浙江人。孙中山最信赖的胡汉民、汪精卫是广东人。黄兴和宋教仁关系最好，都是湖南老乡。而彼此之间都有过矛盾。宋教仁和孙中山的分歧有个人意气用事的成分。因为宋教仁比较有个性，也有些恃才傲物，孙中山的话他也不完全听。章太炎和孙中山的矛盾更大，1910年以后，章太炎干脆和另外一个革命党人陶成章组织起了光复会。黄兴也和孙中山有过矛盾。 

　    南都：是什么样的矛盾？ 

　    迟云飞：大概是1906年，大家讨论革命时用什么样的旗帜。孙中山坚持用兴中会时他的好友陆皓东做的一面旗，今天咱们习惯叫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反对，他说这个旗太像日本旗，不行，要废掉。孙中山就激动了，说这是为革命牺牲的第一人陆皓东制作的旗，你要把它废掉，你先废了我！黄兴也激动起来，发誓要退出同盟会。后来黄兴把这个事情跟宋教仁说了，因为他跟宋教仁同是湖南老乡，同是革命党的同志，又是好朋友。黄兴为人厚道，比较顾全大局，后来还是听从了孙中山的意见，用青天白日旗。但宋教仁却多了一个想法，他觉得孙中山专制、跋扈，听不进不同意见。他甚至觉得，如果同盟会不能成事，不如早自为计，另做打算搞革命。 

　    南都：他没有真的自立门户吧？ 

　    迟云飞：最终没有分裂，但他和孙中山是有裂痕的。到了1911年同盟会组织黄花岗起义失败，对革命党打击很大，因为起义集中了革命党的精英，好多是留学生、热血青年，牺牲伤亡很大。失败以后大家都觉得希望有点渺茫，汪精卫就去北京暗杀摄政王载沣，没成功被抓进监狱。宋教仁这时候在上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要改变孙中山的一些做法。 

　    南都：什么做法？ 

　    迟云飞：孙中山组织的革命起义，常常不做周密的准备，在边境的地方，像广东、广西、云南、福建，仓促、临时组织起一些人搞暴动，所以就旋起旋灭，变成军事冒险。这个时候宋教仁回国到上海，联合上海的革命党人陈其美、谭人凤等组织了一个同盟会中部总会，重点在中部省份发动起义，而且周密准备，不仓促行事。

　    宋教仁在革命党人的会议上提出了革命三策，上策是中央革命，就是在北京发动起义，一举推翻清政府；中策是进行中部革命，就是在中原地带，一个省或者几个省同时发动起义；下策就是原来孙中山的做法，在边境召集人马临时发动起义，再北伐。 

 　   南都：最后是采用了“中策”？ 

　    迟云飞：革命党人讨论，觉得上策太难。因为北京这个地方市民新知识的灌输不够，让北京市民起来革命很难，北方军队受革命的影响也很小。下策在边地起义的失败是已经证明了的。所以最好是实行中策。后来也确实是在武昌发动起义，然后各省响应，这就是中部革命的成功。所以这也是宋教仁和孙中山的分歧之一。但我觉得民国建立以后，宋教仁主动做了一些调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