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彷徨(4)

辛亥革命网 2011-06-28 00: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田波澜 查看:

辛亥革命,辛亥革命网,辛亥革命百年纪念,辛亥之后,中国人既面对着共和的声光,又面对着共和的陌生。而后是身在两者之间,造共和和行共和的过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颠沛于千

  敛聚导致民散,与之相比较而言,因废止科举而导致的士散恐怕是一种更深刻的变化。一千多年来,科举制度为朝廷提供了仕路中的命官;为乡里提供了维系地方社会的搢绅;为边地提供了联结中原的文化;为儒学提供了传承的依托。因此,新政废科举,其直接的后果是截断了读书人与君权之间用名器相绾接的联系,使官僚制度丧失了以知识为标准择取官僚的来源,士人遂一变而为断梗飘萍。其长远的后果则是作为群体的士大夫泯灭而不可再生。后来的学堂也产出知识人,但就本义而言,他们已不再是士大夫了。与之相类同的,是废科举之后还有改官制。由此形成的新衙门与旧衙门之间的此盛彼衰,往往演为新人物与旧人物之间的一方淘汰另一方。以除旧布新为尺度,这种新旧之间的淘汰自是优胜劣败,然而局中人用德性作尺度,所看到的则大半是逆淘汰。因此武昌起义之后天下土崩瓦解,而职官中以身殉朝廷的人很少。其原因之一便是纲纪和臣节都在十年新政中被淘汰掉了。显然,作为一场自上而下的改革,其间的种种结果都不在朝廷的预想之内。而由果探因,十年新政成为一个最富活力的时代和一个社会分解的时代,无疑都同新政开始之日朝局中的新旧消长,人心中的中西消长和天演进化之说下的理势消长息息相关。由此造成的“无一人敢自命守旧”,同时又在使开新一方的漫无边际流为没有归宿。

  东方早报:既然十年新政是一场自上而下的变革,那么主持变革的朝廷是如何面对这种社会分解的?

  杨国强:十年之间,新政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大变,同时十年之间朝廷一方也在大变。辛丑年李鸿章死,次年刘坤一死,相隔六年光绪帝、西太后相继死,又过一年张之洞死。曾经在五十年的时间里历经内忧外患而维系了中国政局的那一代君主和重臣,在几年之内一个一个地谢世,他们身后留下的无疑是一种巨大的空缺和权威的空缺。如果加上光宣之交被逐出了朝廷的袁世凯,则此日之庙堂已几乎是一个空荡荡的地方了。西太后临死之际指定三岁的溥仪继位做皇帝,同时指定溥仪的生父载沣以监国摄政王的名义代管君权,于是二十多岁的载沣便成了选来填补空缺的人。生长于王府的载沣是一个性属忠厚温顺一路的人,又是一个不识人间情事而与此日之多难时势隔得很远的人。因此一旦以摄政王监国,其手中太大的权力便成了握不住的权力。随后是忠厚温顺全都变成庸懦和暗昧。当时人曾描述载沣身在权力中心而应对八方常常手足无措的畏葸:“监国性极谦让,与四军机同席议案,一切不敢自专。”而“内畏隆裕,外畏福晋。福晋与老福晋争权,坐视无可如何。载涛忿甚,操刀向福晋寻仇,几酿大变。”以至“监国避居三舍,兼旬不敢还家,其狼狈如此。”隆裕是宫中的太后,而老福晋和福晋,一个居母亲之尊,一个居妻子之近,前者是西太后的妹妹,后者是荣禄的女儿,就个性而言都比载沣要强悍得多。同样比他强悍的,还有与他近在咫尺而伸手要兵权的载涛和载洵,他们是载沣的兄弟,并且是皇帝的叔父,其势位去摄政王仅仅一阶而已。而同他们能够比肩而立的,又有管警政的肃亲王、管财政的载泽,以及在资政院里“阴结议员”的溥伦。而后是摄政王监国之日“亲贵尽出专政”。时人曾列举而总计之,统括为七党。然则这种各立一局的亲贵专政一旦形成,原本一统的君权便不能不陷于四分五裂之中而全失控驭力。其结果是清代二百年乾纲独断和五十年女主君临天下之后,时逢一个亟须权威的乱世,朝廷手里四分五裂的君权已不再能提供权威。

  共和:知与行的困境

  东方早报:您刚才谈了辛亥革命前的中国社会,那么辛亥革命后民初中国的政治和社会又该如何来看待?

  杨国强:当君权在分解中丧失权威的时候,以各自的宗旨和各自的方式对抗朝廷的社会群体也在此起彼落而既聚且散之中。革命一派和立宪一派虽然可以在地方社会的兴风作浪中走得很近,但两者之间以文字龂龂相争于报章,则明示其彼此之间的不能同调。以源头而论,他们都同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士人群体的分裂有着一种历史勾连,但士人群体一旦分裂,则又会不断地分裂。与立宪之有限度地反朝廷相比,革命志在全盘反朝廷。然而全盘反朝廷的革命一派里,一群与另一群也多在不相统属的各是其是之中。兴中会多华侨、商人、基督徒,其来路大半在边沿和海外,就文化而论,已属别具一格。华兴会大半出自两湖的学堂,以思想和精神而言,与戊戌年间维新的失路和庚子年间自立军的挫败都有历史渊源。光复会起于长江下游,其间主事的人物往往更多中国历史文化的传承。虽说三者汇流于同盟会,但这种在群情激昂和大而化之中形成合作并不足以抹平三者之间的参差不齐。之后,是共奉反满为宗旨的众多志士又多半各不相谋,前仆后继于人自为群和群自为战的慷慨一击之中。这个过程用暴力展现的革命声势,是与革命本身的分散和无序相表里的。于是革命声势的一路铺展,同时又会是派生的团体和仿立的团体越来越多。团体之间不断呼应,但呼应并不能构成有组织的统摄和归属。因此武昌起义之后,被称作辛亥革命的历史过程是在一个省份接着一个省份的独立中实现的。独立以一种断截的方式脱离了朝廷,但就一统的中国而言,这种纷纷独立则无异于一种纹裂。而且省独立,同一个省份里的府和县也独立。显然,纹裂一经出现,便会在延伸中加深。若以上海光复之日,同属党人的两个群体各拥兵戈而不肯两立的事实作衬映,显然是这种纹裂一经产生,便成了革命大义也填不平的东西了。而辛亥壬子之际,这一类事多见于南北中国,则又说明了一场缺乏统摄和归属的革命在极短的时间里造成的这种千古嬗蜕,已使革命之后重建国体与重建统一不能不连为一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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