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彷徨
辛亥革命网 2011-06-28 00: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田波澜 查看：
回看清末十年新政，这场自上而下的变革，仿效日本实行中央集权，然而新政变法翻出来的都是中国人自己的老问题。时逢一个亟须权威的乱世，朝廷手里四分五裂的君权已不再能提供权威。此时，以各自的宗旨和各自的方式对抗朝廷的社会群体也在此起彼落而既聚且散之中。但即使是像宋教仁这样的具有宪政意识的政治家，也会遭遇“知和行”之间的困境。
辛亥之后，中国人既面对着共和的声光，又面对着共和的陌生。而后是身在两者之间，造共和和行共和的过程便不能不一路曲折坎坷，颠沛于千回百转之中……
杨国强，华东师范大学思勉人文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史，代表作有《百年嬗蜕》、《晚清的士人与世相》、《义理与事功之间的徊徨》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杨国强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知名历史学家，尤其侧重于晚清知识分子与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史的研究。在辛亥百年之际，他应湖南大学岳麓书院邀请，在岳麓书院明伦堂做了题为“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社会”的演讲。此后，就这一主题他接受了早报记者的专访。
杨国强认为，自辛亥年秋至壬子年春，前后不过几个月工夫，由一场突发的武装起义催化出一个省接着一个省的独立，使得五十年以前（即19世纪中叶）仍然深信夷夏之辩为理所当然的中国，在极短的时间里变成了一个效西法造共和的中国。但如果由事变而及历史过程，则描述这场革命，便不得不追溯晚清最后的十年，并不得不从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讲起。
士大夫群体分裂是中国社会动荡的开始
东方早报：戊戌变法引入了西方的民权和议院等观念，这些西方思想到了中国是如何被接受的？他们又是如何理解和翻译西方思想的？
杨国强：戊戌变法讲“独治”、“民治”和“君民共治”的不同，而以后者为理想之所在和宗旨之所在。这个过程第一次把出自西方社会的民权、立宪、议院政治一类观念引入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政治现实之中，为后来的历史另开一种路向。然而西方人立议会制度，源头与归宿都在于限制政府和规范政府，其本义应是民主；那时的中国人之所以归心于议会制度，则意在“化君民之隔而通上下之情”，其本义是助成政府以力图富强。两者之间的这种差别，非常明显地说明了产生于自然历史过程中的东西与移接过来的东西其实并不一样。
东方早报：戊戌变法的进程和结局，对中国的士大夫群体分化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杨国强：由于志在“君民共治”，因此戊戌年间倡维新的人物重政制，其意中的变法便是变制。但是他们面对的制度经历了古今两千年和清代两百年之后，已经同人心、利益、习俗与意识形态连在一起了。所以百日新政期间变法化为接二连三的诏书，最终却因为改革制度而牵动人心、牵动利益、牵动习俗、牵动意识形态，直接导致了朝野之间的新旧之争、庙堂中的满汉之争，以及宫廷里西太后和光绪的母子之争，并引动杀机，演变为断头流血。而后是士大夫群体在新旧之争中急剧地分裂。就近代历史而言，这种士大夫的分裂正是新陈代谢所造成的深刻变迁之一。
两千年中国朝代之间盛衰起灭，但中国人既有的社会结构则能够大体上维持不变。在朝代来往之间，与社会结构相依存的正是一个稳定的士大夫群体，古人说士大夫与皇帝共治天下，指的正是这一层意思。所以明代万历一朝“不郊不庙不朝三十年”，清代同治一朝孤儿寡母看守君权，而天下依然循行于旧轨之中，其间的支撑都来自整个士大夫群体。虽说群体的士大夫有君子儒和小人儒之分，但就精神世界而言，君子和小人都共处于同一种观念和理路之中，从而共处于延续了千年的整体性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