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国强：辛亥革命前后中国的彷徨(2)
辛亥革命网 2011-06-28 00:00 来源：东方早报 作者：田波澜 查看：
但维新变法引入的观念都在这种整体性之外。当它们为士大夫中的一部分人接受之后，这些人便与其他人分了开来。而戊戌年间的思想传播同时又是一种社会动员和召聚，原本以个体为存在方式的士人在呼应中汇集，又在汇集中改变了自己。所以，当变法最终被扑杀之日，他们便成了前途失路的人。而后是被维新呼唤出来的期望因重挫而转化为愤怒和亢激，并沿着历史旧迹一路寻根究底，由眼前的痛楚追溯二百五十年之前的痛楚，促成了其间之强毅者由变制走向了反满。而当士人成为中国社会最不安定的一方之后，中国社会的急剧动荡和长期动荡便开始了。
新旧消长，中西消长，理势消长
东方早报：晚清教案此起彼伏，潮涨潮落，为何独独义和团运动在华北翻天覆地而无法收拾？
杨国强：庚子年间的义和团，与戊戌变法相差不过几年，但戊戌变法是士大夫对逼来的外患做出的回应，义和团是下层民众对逼来的外患做出回应，其间的区别在于前者以变革为回应，后者以排拒为回应。由于下层民众以群起一哄为来路，其义愤中内含的历史理由和其因蒙昧而缺乏理性都是非常明显的。就这两方面而言，义和团与此前绵延不绝的教案其实都相去不远。但就朝局而言，则庚子年已是今时不同往昔。戊戌年间开新的一方曾借助于皇帝的诏书而达到了高高的巅峰，又因西太后的反手一掌而被打落下来，一时俱溃。之后，是三十年新旧论争的各是其是一夜之间变成了庙堂里守旧一方的独尊独大。与之相关联的，则是西太后因为恶康梁而恶光绪，西人却因为佑变法而佑光绪，遂使西太后不能不因恶康梁恶光绪而恶西人。由此舛错相结，使帝王的家事与国事相缠绕，又使新旧之争与中西颉颃相缠绕。于是以激烈排外表达愤怒的义和团虽起于下层社会，而居朝局之重心的守旧一方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恶西人的太后也很容易与之发生感应。而后是义和团席卷华北而形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声势。但义愤与蒙昧相因依，则声势浩大其实并不是一种真正的力量。因此，当八国联军用快枪火炮一路屠戮一路西进之际，蒙昧便成了一触即破的东西。于是，曾经从四面八方涌入京城的拳民，又在短时间内向四面八方散去。
东方早报：义和团运动对中国政局和社会思潮等造成了一种怎样的影响？
杨国强：当八国联军成为最终的胜利者之后，便着力“惩办祸首”。随之是守旧一方的要人都被圈入范围之内，又在督视之下一个一个地被赐死、囚禁、流放、革职。他们消失后，是守旧一派在庙堂中的全盘崩溃。作为对比，则是因东南互保而“功在社稷”的南方督抚及其周围的群体应时而起，成了主导的一方。论其渊源，这些人大半都在开新和取新的一面。于是在戊戌变法失败致朝局一变之后，庚子与辛丑之交朝局又一变。前者造成的是守旧的一边倒，后者造成的是开新的一边倒。与朝局中的这种新旧消长同时发生的，则是曾经激烈排外的北京城变为联军占领下的北京城之日，社会心理的急变和剧变。在时人的记述里，既有朝官牛酒犒劳八国联军的场面，也有京城住户挂顺民旗的场面，还有昔日的义和团大师兄此日为联军作向导的场面。在这些场面里，可以看到的是一种民族心理防线的崩溃，以及人心中的中西之间此消彼长。
为朝局中的新旧消长和人心中的中西消长提供了学理和公理的，则是庚子与辛丑之后磅礴传播的天演进化之说。在19世纪的六十年里，中国人经历过多次失败的民族战争，但战争流血议和流泪，每一次战败之后，中国人犹自身处穷境而苦苦撑持于以理抗势之中。理与势相抗，本义是善恶是非与强弱利害相抗。然则，弱势的中国人不甘心雌伏，全在于弱势的中国人据有理和相信理。但天演进化之说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为统括公理之词，讲的都是强弱利害，而后是强弱利害淹没了善恶是非。因此，在六十年中西颉颃之后，接受了天演进化之说的中国人已无可依傍，并因之不得不向发源于欧西的那个世界历史过程认归。中国人从天演进化之说里获得了进步主义、历史目的论、对于未来的乐观主义，以及青年崇拜意识，然而以儒学为核心的那种原本坚守善恶之分的文化则在天演进化的冲击下开始碎裂。
这种发生于20世纪初年的朝局变、人心变和学理变，为清末最后十年的新政提供了一种特定的时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