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驱崭露头角：早期共产党人对辛亥革命的贡献(2)

　　继往开来　发蒙辛亥革命精神

　　长江后浪推前浪。在陈独秀等先驱的身后，李大钊、毛泽东、张太雷、瞿秋白、赵世炎等后起之秀，虽未直接参与辛亥革命，但读过进步书刊或间接受过民主革命的启蒙，接受了辛亥革命的熏陶，从而走上反思辛亥革命的道路。

　　毛泽东是一位具有远大志向的热血青年，在长沙求学期间，有过半年从军经历。他在同斯诺谈话中，谈及自己青年时代常读《民报》，“知道了同盟会的活动和纲领”，从而“明确地反对军阀和反对帝国主义”。他第一次在学校的墙报上发表政见，主张共和国应该让孙中山做大总统。武昌起义爆发后，18岁的他弃笔从戎，加入湖南新军，当了半年士兵。民国成立后，离开军队，回校继续学习。通过阅读孙中山拟定的《同盟会革命纲领》和《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等文书，对“主权属于人民”“人民一律平等”等条文印象深刻，直接影响了他的思想发展和政治走向。（范忠程，2012年）

　　李大钊于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从预科学到正科，关心国运兴衰，向往民主进步。他的老师白毓昆，参加滦州起义、被俘牺牲、献身革命的形象对他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期间，李大钊担任北洋法政学会编辑部部长，负责出版《言治》月刊。他目睹了辛亥革命起义在北方的爆发和失败，有过胜利的欢欣和忧患的痛苦，写下《隐忧篇》和《大哀篇》等政论文章，开始反思辛亥革命的得失，逐渐由一员普通的爱国学生成长为一个忧国忧民的志士。此间的思辨与反省，探索与求真，为李大钊后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基。

　　瞿秋白和张太雷就读江苏常州府中学期间，校长屠元博和几位教员都是留日学生或同盟会员，经常在学生中宣传民主革命思想，讲述邹容、秋瑾和黄花岗烈士的故事，还组织学生进行军事训练，阅读《革命军》等革命书籍。瞿秋白意气风发，激情有加，在武昌起义前带头剪掉了辫子。张太雷通过阅读《革命军》，对孙中山、章太炎等革命党的主张和思想十分向往，成为学运的急先锋。

　　蔡和森思想趋新，英气勃发，以孙中山为革命楷模，在长沙读书期间，先后与毛泽东、邓中夏是同学，同时受到同盟会员徐特立和留日归来的杨昌济的影响，逐渐走上了民主革命的道路。

　　李立三在求学期间就有机会与同盟会成员接触，有几位参加过1906年萍浏醴起义的同盟会员，失败后潜伏于李立三求学的会馆任职，暗中继续从事革命活动。李立三通过他们了解到秋瑾、徐锡麟等革命党人的事迹，认同同盟会纲领，接受了民主主义的启蒙，开始革命的探求。

　　朱红墨黑，兄弟手足。早期共产党人大多是在亲友的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赵世炎的二哥赵世珏和地理老师王勃山是同盟会员，向警予的大哥向仙鉞也是同盟会员，他们在兄长和师长的带动下，思想日进，成为学生的革命骨干。同盟会员陈树三经常向弟弟陈潭秋讲述革命党人的故事，宣传革命主张，陈潭秋受益不浅，思想由是焕发。任弼时的堂叔父任裕恒，早年加入同盟会，辛亥革命后，在汉口创办《民国日报》，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任弼时受其引领步上革命道路。贺龙受辛亥革命的影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投身湖南反袁斗争。周恩来的历史老师高戈吾是革命党人，悉心向周氏引荐进步书籍，其革命思想得以发蒙。

　　李大钊、毛泽东、何叔衡、任弼时、恽代英、张太雷、赵世炎、向警予、瞿秋白、周恩来、刘少奇、恽代英、李立三、彭湃、王若飞、蔡和森、陈潭秋、贺龙、陈赞贤、施洋等青年志士，都是主动接受了辛亥革命及其先辈的引领，民族意识、革命意识、道路意识、信仰意识逐渐觉醒，进而满怀豪情，朝着新的革命道路进发。

　　后来居上　超越辛亥革命志向

　　道路决定命运。辛亥革命以后，面对民主共和徒有虚名而无实质的现状，不仅孙中山在苦苦探求民主共和的走向，一批早期的共产党人（含辛亥革命的参加者和参观者），也没有因困惑消沉，而是锲而不舍加入了反思的行列。他们怀抱着共同的志向，探索民主革命的新出路！“共产党人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都从辛亥革命中受到深刻教训，在思想上比前人跨出一大步，随后发现辛亥革命的严重不足，记取它的教训，继续向前探索。”（金冲及，2016年）最终接受了苏俄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

　　毋庸讳言，辛亥革命无形的巨大成果，就在于它为中国打开了思想解放的闸门，使许多外来新潮思想得以引入，进一步开阔了国人的视野，从而开启了辛亥革命后的中国思想启蒙。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马克思主义也适时在中国得以宣介与传播。彻底反帝反封建的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正好为早期共产党人的思想储备提供了温床。

　　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中指出：“从孙先生开始的革命，五十年来，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你们看，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林伯渠揭示了寻找共产主义的艰辛：“辛亥革命前，觉得只要把帝制推翻便可以天下太平。革命以来，经过多少挫折，自己追求的民主还是那么遥远，于是慢慢从痛苦的经验中，发现此路不通，终于走上了共产主义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经验，在革命队伍里面是不缺少这样的人的。”董必武的回忆，也可印证林氏的说法：“过去我们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了，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开始研究俄国的方式。”吴玉章也如是说，“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安全。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给我们带来了光明和希望。……当时中国革命已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革命实践的发展使我日益明确地感觉到旧民主主义道路走不通。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发生给我启示了一个新的方向和新的途经。……当时我的感觉是，革命有希望，中国不会亡，要改变过去革命的办法。虽然这时候我对中国革命还不可能立即得出一个系统的、完整的新见解，但是通过十月革命和五四运动的教育，必须依靠下层人民，必须走俄国人的道路，这种思想在我头脑中日益强烈、日益明确了。”

　　疾风知劲草，浴火再重生。辛亥革命锤炼了一代民主革命的先驱，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提供了人才准备，也为共产党人孕育了思想基础。中国共产党人正是从辛亥革命出发再继续向前迈进的。正如《中央关于纪念双十节的决定》中所说：“共产党人和全国一切真诚的革命志士，都是辛亥革命最忠实的继承者。”尤为关键者，他们堪称辛亥革命的超越者。

　　（王杰，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学会顾问；宾睦新，澳门科技大学社会和文化研究所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