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教仁任同盟会代理庶务考论(4)

　　1.救胡瑛电报费：1月21日，宋教仁得知胡瑛在汉口被捕，亦“欲设法救之”[4]708。23日，宋教仁在日记中记道：“匡云官来，言欲以湘、鄂二省同乡会名义打一电与张之洞，救胡经武（即胡瑛，字经武——引者），问余以为何如？余言恐其无效，但亦可以尝试之。云官又言无电费，余遂倩其往孙逸仙处商之，云官遂去。……七时，至孙逸仙寓。匡云官言曰：商定以留学总会及湘、鄂二省名义打电，电费孙逸仙暂代出云。”[4]708-709 27日，宋教仁继续为营救胡瑛事奔波：“余又向（西路会场）诸君言：胡经武被捕，我西路会应设法救之，不可坐视。诸人皆以为然。议定筹金打一电报。遂以金二十元交余，属余为之。下一时回。时白楚香来，言湖北同乡会亦为胡经武事集金发电。余遂告以西路会事，以金交与之，属其合发一电焉。”[4]709

　　2.□□归国川资：1月25日，郑子余、邓子赞一同来找宋教仁，“子余言派遣□□归国，已去，尚乏川资，托余为之代筹。余允之。遂至宋海南处。海南已移居。下午二时，至孙逸仙（孙中山，字逸仙——引者）寓。三时，至刘林生（刘揆一，字林生——引者）寓。四时，至杨仲达寓。皆拟向之筹款者，而皆不得。六时，至陈陶溪（陈犹龙，字陶溪——引者）寓，亦言筹款事，陶溪允之”[4]709。27日上午10时，宋教仁“至西路会场。陈陶溪交余贷款二十元”[4]709。29日，“邓子赞来，属余以郑子余寄与□□之川资，并前日托余筹得者，皆为之汇寄，遂交余以金而去” [4]710。30日，宋教仁亲“至邮局汇寄郑子余所托之款”[4]710。

　　3.黄兴回东川资： 2月4日，宋教仁接到旷若谷自长崎发来一信，“言与黄庆午相约而去，因沪上风潮返东，至长崎金尽，祈速电汇二十五元至云云。下一时，余遂至孙逸仙寓言其事，逸仙无金，乃向何小柳借得三十元。二时，至牛込邮便局电汇之而回” [4]711。

　　4.张汉英回国救夫川资： 2月8日，刘彦找宋教仁，“言李善良（即李发群——引者）之夫人张汉英痛夫被捕，将归国救之，而少川资，遂托余为之设法，余应之” [4]712。2月9日，旷若谷来找宋教仁，“言及昨夜刘式南（即刘彦，字式南——引者）所言为张汉英筹款事，余言可向孙逸仙商之，若谷遂去。下午二时，至逸仙寓，言此事，逸仙允助数十元” [4]712-713。两天后，刘彦又来找宋教仁，“取前日所言之款，遂偕之至孙逸仙寓，取之而去” [4]713。

　　5.救宁调元、任震电报款：2月21日，张□□来,对宋教仁“言宁仙霞（宁调元，号仙霞——引者）被捕于岳州,欲打电救之而无款。余约其明日来,将为代筹之” [4]716。22日，宋教仁设法将事办成，当天日记记载：“张□□来,取电报款,余乃借《民报》社金三十元与之去。良久,刘林生引一人至,谓系王益吾之侄王宝臣,愿代打电至其伯父处营救宁仙霞。余遂与林生等共拟一电文,请其速发焉。下午,林生又来,言任子城（任震，字子城——引者）亦被捕,送与余及黄庆午商定速发一电,辩其非革命党。八时,余遂至邮政局发电。”[4]716

　　在当时革命经费十分短缺的情况下，宋教仁筹措以上经费实属不易。

　　三、推动与《新民丛报》论战。《民报》创刊后，围绕革命和立宪的问题，与改良派梁启超所办之《新民丛报》展开了激烈的大论战。在大论战中，《民报》作者旗帜鲜明，从法理上、政治上有理有力地批驳了改良派君主立宪主张，扩大了反清革命、建立民主共和国以及实行民生主义的三民主义思想的影响。梁启超理屈词穷，只好请求原华兴会员徐佛苏以第三者的身份公开发表《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并托其转请时任《民报》主编章太炎为之出面疏通。章太炎“以胡、汪诘责卓如，辞近诟谇，故持论稍平。湖南徐佛苏来道卓如意，欲为调停。克强不许。”[16]95宋教仁任代理庶务后，徐佛苏又找机会做宋教仁的工作。1月10日，徐佛苏与宋教仁谈话时，又把话题转到梁启超，说：“梁卓如于《民报》上见君文，欲一见君。且向与《民报》（辨）[辩]驳之事，亦出于不得已。苟可以调和，则愿不如是也。《民报》动则斥其保皇，实则卓如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宪政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可乎？”宋教仁感到事体重大，需要研究，便答道：“将与《民报》社诸人商之，改日将有复也。”[4]706次日，宋教仁就此事征求章太炎的意见，章太炎认为“可以许其调和”。宋教仁又到孙中山住处，胡汉民也在座，便向孙中山报告了徐佛苏与章太炎对于论战事的意见。孙中山和胡汉民听后“皆不以为然”[4]706。于是，宋教仁于1月31日“写一片致徐应奎，告以调和《民报》辩驳《新民丛报》不谐” [4]710。由此可见，宋教仁认真落实孙中山、黄兴的意见，及时制止了同盟会内部的妥协倾向。自此，两派继续论战如故。最后，“交战之结果，为《民报》全胜，梁弃甲曳兵，《新民丛报》停版，保皇之旗，遂不复见于留学界”[17]175。

　　四、发展同盟会重要会员。如前所述，1905年7月29日，在日华兴会员在讨论是否与孙中山联合问题时，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 [4]546，因此，同盟会成立后，刘揆一并未加入。虽然刘揆一不是同盟会员，但与黄兴、宋教仁等人的交往如故，仍是无话不谈的挚友。萍浏醴起义爆发后，刘揆一思想迅速转化，产生了“入孙会”的想法。于是，在1907年1月5日的晚上，宋教仁到刘揆一住处趁机做工作，并在当天的日记记载：“夜，至刘林生寓，谈良久。林生言欲结会，欲余为之定一章程，余不承应，乃出一已成之章稿，属余为改之。余不得已，允之。”[4]704两天后，宋教仁得知刘揆一正式加入了同盟会，非常高兴，于是又至刘揆一住处与之“谈良久”。[4]7041月10日，陈犹龙邀宋教仁至其寓一叙。宋教仁到后，陈犹龙说，有同志数人欲入会，而不欲章明为之，请求可否另外设法与此数人秘密连结。宋教仁答复：“此无不可，惟君为之。”并与陈犹龙“复谈良久”。[4]706由于宋教仁的引导和支持，陈犹龙等人于1907年1月14日（阴历丙午年十二月初一）加入了同盟会。对于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员，同盟会是可发展为秘密会员的。同盟会成立时，在日本留学的翰林院编修杨兆麟经人介绍同孙中山见面，表示深为信服，乐意入会。但孙中山考虑杨兆麟特殊身份，让其为秘密会员，以便将来发挥特殊作用。所以，宋教仁对陈犹龙的答复具有可行性和可操作性，不仅有利于发展同盟会会员，更有利于今后的革命工作的开展。

　　三、宋教仁代理庶务对同盟会的重要贡献

　　虽然担任代理庶务仅54天，但宋教仁在此期间代表同盟会本部所开展的工作，对于同盟会及其反清革命事业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

　　第一，宣传了革命宗旨。同盟会的革命宗旨就是推翻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建立民主革命政府。所以举行反清起义，用暴力推翻清政府是反清革命的不法二门。萍浏醴起义是同盟会成立的策划的第一次武装起义，意义重大。宋教仁代理同盟会庶务期间，通过为萍浏醴起义正名、为萍浏醴起义烈士留名，并积极推进革命派与改良派继续就“要不要以暴力推翻清王朝”“实行民主共和制还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要不要改变封建土地制度,要不要平均地权”等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展开论战等方式，宣传了同盟会的革命宗旨，激发了同志们对清政府的仇恨和继承先烈遗志、前赴后继的革命斗志，为以后各地反清起义的兴起创造了有利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