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人凤《十哭》述论

　　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发动的一次意义重要的起义。谭人凤不仅是黄花岗起义的主要筹划者和重要参与者，为起义的筹备和发动作出了积极的努力，而且还是黄花岗革命精神的宣传者和践行者，为建立和巩固民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

　　革命的根本问题是政权问题。同盟会成立后，就把策划武装反清起义摆到十分重要的位置，持续策动反清武装起义。对于这些武装起义，谭人凤历来是积极参加，几乎无役不从,先后参加了萍浏醴起义、镇南关起义和河口起义。这些持续不断的反清起义虽然没能成功，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统治者，动摇了清政府封建专制统治的基础，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积累了斗争的经验，扩大了革命的影响。

　　河口起义失败后，同盟会于1909年10月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作为指挥南方革命的总机关，并策划了广州新军起义。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不久，孙中山致函黄兴，提出在广东再次起义的意见。5月，黄兴复函孙中山，赞成再次筹划起义，并强调新的起义“广东必可由省城下手，且必能由军队下手”。

　　6月，孙中山化名到日本与黄兴、赵声、宋教仁、谭人凤等人就起义交换了意见。是年秋，孙中山又约黄兴等人到马来西亚的槟榔屿，再次商讨起义计划，决定举全党之力，以新军为主力，在广州再次举义。同时，鉴于新军有枪无弹，难于首先发动的情况，又决定选择敢死之士500人作为“选锋”，潜入城内首先发难，破坏省城重要机关，占领军械库，然后迎接新军入城。计划初步确定后，孙中山、黄兴等人分头为起义筹款。筹款有着落后，黄兴于1911年1月18日到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筹划起义的各项工作，并电邀尚在日本的谭人凤赴港共商大计。

　　谭人凤接电后即派谢介轩、刘承烈先去湖南准备，自己则于2月4日抵达香港。谭人凤抵港后，即与黄兴、赵声等人研究起义的详细方案，最后确定，广州得手后，黄兴率一军入桂，赵声率一军入赣，谭人凤率一军入湘。谭人凤汲取以前起义失败的教训，对黄兴、赵声说：“南京之事，向谋之矣。若两湖居中原中枢,得之可以震动全国，控制虏廷；不得则广东虽为我有，仍不能以有为。愿加以注意，俾收响应之效。”黄兴早有“雄据一省与各省纷起”的想法，觉得谭人凤言之有理，便问其方法。谭人凤说：“今居正、孙武二人，日夕为武昌谋，惟缺于资，不能设立机关，以张大其势力。两湖同志甚多，以缺于资，不能为进行之部署。诚能予金以分给于两湖同志，则机关一立，势力集中，广东一动，彼即响应，中原可计日而定。”黄兴、赵声二人赞同谭人凤的意见，即交谭人凤5000元，派其前往长江流域各省联络响应广州起义事宜。

　　2月上旬，谭人凤以香港统筹部特派员的身份自香港来到上海，交给南京九镇派往上海设立机关从事联络活动的郑赞丞3000元，嘱其负责办理苏、浙、皖、赣的联络事宜；然后又于23日来到武汉，召居正、孙武、杨时杰、刘英、查光佛等到旅舍商议湖北响应计划，并给居正600元、孙武200元作为活动经费。接着，谭人凤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长沙，召集谢介轩、刘承烈、曾伯兴等人密议响应广州起义事宜，并留下700元作为湖南的活动经费。然后，谭人凤又赴上海促宋教仁与其同往香港，共同筹划起义事宜。

　　谭人凤此次联络长江流域革命力量，历时1个多月，对于该地区革命势力的形成、壮大以响应广州起义和以后武昌首义的发动、湖南的首应均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作用。后来，黄兴对谭人凤此次联络工作给予了充分肯定。他说：“谭先生身体多病，此时亦冒险力疾至鄂”，“长江之联络则为谭人凤。谭曾亲至汉口、长沙各地实行联络，皆极表同情”。他还曾对湖南革命党人说：“谭君人凤来湘，赖诸君子帮同联络，遂组成一军界革命团体。”

　　谭人凤偕宋教仁抵港后，参加起义的各路党人已先后到达，他们当中有林时爽、林尹民、林觉民、陈与燊、喻培伦、方声洞、李文甫、李恢、周来苏、熊越山、何晓柳、熊克武、但懋辛、宋豫林、石云、李燮和、陈方度、胡国梁、柳聘农、刘歧山、方汉臣等人，一时“文武趋跄，颇有风云际会之盛”。一切筹备基本妥当后，统筹部于4月8日在香港召开会议，决定4月13日发动起义，由赵声、黄兴任起义军正、副总指挥，指挥“选锋”800人（初定500人，后增至800人）分为十路同时进攻，并派人放火。但在4月8日却发生了意外情况，同盟会会员温生才独自行动刺杀了广州将军孚琦，吴镜也在运炸药时被捕。清吏下令对广州实行全城戒严，四处搜捕革命党人。鉴此，黄兴决定推迟起义。

　　到了4月中旬，黄、赵以不便再缓，乃集同人开全体会议，鉴于清吏在城内搜捕革命党人，各路前来参加起义的人数锐减，黄兴临时决定将原定10路进攻计划改为由黄兴率一路集中力量攻打总督衙门；由赵声率一路攻提督署，由胡毅生率一路攻将军署，由姚雨平率一路攻小北门，由张醁村率一路攻龙王庙，由陈炯明、朱执信率一路攻旗下街及督练所警察署。对于黄兴这样安排，列席会议者数十人，无异议。但谭人凤却提出意见。他认为，第一，“当有一人居指挥调度地位，不应同告奋勇”；第二，众多“选锋”，“语言不通，街道不熟，合则势力大，分则窒碍多”；第三，“广州将军孚琦已死，其署与督练处无关重要”；第四，“往岁之败，由李准握有重大兵权，所当注意者李准而已，不如先日将李炸毙。次日合击总督署，赵（声）率新兵由城外夹攻之，较为妥当”。黄兴听后则说：“将军被炸后，搁误及月余，今若先炸李准，城内益加戒严，不又将遥遥无期乎?”谭人凤答道：“同志先时人城，随时可发，何恐他戒严?”争论者久之，黄兴挽谭人凤入别室说：“此是久定之计划，同志视吾辈之勇怯为勇怯，请勿再持异议，免同志生恐怖心。”至此，谭人凤“只得默尔息，然心固大不以为然”。黄兴最后决定 4月26日（三月二十八日)发动，并“嘱各率所部临期前一二日入城”。

　　4月23日，黄兴潜入广州，在两广总督衙门附近设立指挥部。24日，参与起义的300多人先后到达广州。胡毅生、姚雨平、陈炯明称城内加紧戒严，且起义所用的枪支也不能按期运到，请求改期。黄兴无奈，被迫临时决定起义延迟一天，下令将已到各同志撤离广州。26日，黄兴又电催各同志赶往广州，因先夜有巡防兵两营入城，姚雨平谓其已经运动成熟。赵声、胡汉民接到此电颇惶骇。因香港尚有薄荷枪300余支，赵声主张率同志带往，上岸时倘被检查，即开枪攻击。胡汉民则以彼此不接头，必误事，便请谭人凤先往广州联系，要求“无论如何必须压住一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