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评《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2)

　　该书所收报刊资料，可补正史之阙，可正官书之误，可详私家著述之略，将会使从前因种种原因没有弄清楚的历史问题得以澄清。如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后，被推举为鄂军都督的黎元洪主持祭天誓师仪式，是他对革命的态度由消极转变为较为积极的转折点。所以，弄清黎元洪祭天誓师的日期有重要意义。而关于黎元洪祭天誓师大会的时间，各种记载不一，李廉方《辛亥武昌首义纪》作农历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日），但该书又附记了其他史料上的不同说法：胡石庵《湖北革命实见记》作八月二十六日，冯自由的《革命逸史》、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同章裕昆的《文学社运动纪实》（笔者按：应为《文学社武昌首义纪实》）作八月二十四日（10 月15日），查光佛撰《蔡济民事略》作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其他部分资料，说法也不一致：李西屏的《武昌首义纪事》、张知本的《刘公、黎元洪》和张难先的《湖北革命知之录》均作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李春萱的《辛亥首义纪事本末》作八月二十六日（10月17 日）。有关著作也因采信不同史料，时间也不一样，冯天瑜、张笃勤的《辛亥首义史》和萧致治的《黎元洪新传》作10月17日（八月二十六日）、金冲及、胡绳武的《辛亥革命史稿》和郭廷以的《近代中国史事日志》作10月16日（八月二十五日），王兴科、何广的《辛亥革命史事长编》第八册采信逸民（黄中垲）《辛壬闻见录》和《武昌革命真史》，作10月17日。八月二十四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10月15日、16日、17日）三个日期，哪一个是正确的？而读了《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所收录的1911年10月18日的《中华民国公报》的一篇短文《天心已顺之现象》，就可了然了。该文全文如下：

　　黎都督于二十五日午刻以牛一羊一豕一，登坛致祭于天神地祇，为恢复汉家山川社稷庆祝。又演说鄂军进行之方针，剪发易服以与列强图大业。汤君化龙同拍掌称赞。坛下军民欢声如雷。自义师起以至今日，天气晴和，夜则月朗风清，尤可见天心之顺也。天与不取，更待何时耶？武汉为九省通衢，为海内外通商之中心点，宏我汉京，岂复有胜于此地者耶？得天时因地利，十八行省之讲共和者可约期大会于武汉矣。

　　该报这一天还刊载了《黎都督祭告天地文》和《黎都督誓师词》。《辛亥首义史》第341页上有两张《时报》有关内容的照片，说明文字分别为“《时报》1911年10月15日载黎元洪誓词”“《时报》1911年10月15日载军政府祭天文”，显然与该著作将湖北军政府筑坛祭天誓师的时间确定为10月17日是矛盾的。其实，根据《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所收资料，《黎元洪誓师词》和《照录革命军政府筑坛祭天文》（实为《祭黄帝文》）实刊载于1911年10 月22日的《时报》。同日《民立报》亦刊载了《祭黄帝文》，同样题为《军政府祭天坛文》。辛亥革命武昌起义纪念馆等合编的《湖北军政府文献资料汇编》收录了《民立报》所载《黎都督祭天文》《黎都督祭黄帝文》《黎都督誓师词》和《黎都督祭天地礼单》，可能是根据《祭天文》中的时间“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月下浣之四日”和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的记载推断的。然而《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所收资料显示，同一天宣读的《祭黄帝文》是将具体的日期空着的：“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秋八月（干支）朔，越二十有□日<干支>”。这说明《祭天文》中的“黄帝四千六百零九年仲秋月下浣之四日”是头一天起草时所留下的痕迹。综上所述，黎元洪祭天就是在辛亥年八月二十五日（10月16日），《中华民国公报》是当时人记当时事，其可靠性要胜于那些事后的回忆录。

　　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的史料价值。

　　但报刊毕竟不是当时历史现象的重演，它反映的历史经过了作者、编者的劳动。作者、编者的政治立场（写作是否忠于事实）、工作态度（采访是否深入）、业务水平（表达是否清楚）决定了报刊史料的可靠性程度，也就是决定了它的价值。旧时报纸的记者在采访时，对问题的了解常常不够深入。他们为了抢新闻，及时把消息报道出去，有时是抓住一点材料或表面现象，或道听途说的东西，加些夸张、猜测，便发表出去了。再加上文字简短，叙事不清，报道往往片面、不准确，甚至与事情真相完全不合。有的在后来的消息中加以更正。新闻是有阶级性的，许多报刊为了某种目的，可以不说真话。革命报刊，有时也会夸大其词、言论偏激，如辛亥革命前，刊登伪造的石达开遗诗，在武昌起义后伪造“大总统孙”的文告、伪造各地起义捷报，大造其谣言。

　　《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收录了1912年2月22日《申报》上的《清后颁诏逊位时之伤心语》，该文称：“此次宣布共和，清谕系由前清学部次官张元奇拟稿，由徐世昌删订润色，于廿五日早九钟前清后升养心殿后，由袁世凯君进呈。清后阅未终篇已泪如雨下，随交世续、徐世昌，盖用御宝。……”而据有的学者考证，这明显是不谙史实的信口开河，因为退位诏书原稿有几个版本，多人拟稿、修改、润色，无论是清宫档案还是各种当事人的回忆，隆裕太后交退位诏书的场所是在乾清宫而非养心殿，而且袁世凯并未到场。（参见刘江华《清帝退位诏书的百年疑云》，载《时代人物》2015年第4期）

　　所以利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选编》中的报刊资料时，要注意将前后系列报道结合起来看，还要用考证的手段，与其他史料相印证，以便鉴别史料的真伪与虚实。

　　该书像其他资料选编类的书籍一样，存在着选择报刊不够全面的问题。诚然，所收录的报刊大多是当时影响较大者，但武昌起义之地的报刊可能由于条件的限制，收录的太少。武汉作为辛亥革命首义之区，武汉革命党人长期经营，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宣传工作，除了将《湖北学生界》《江苏》《浙江潮》以及《黄帝魂》《孙逸仙》《革命军》《猛回头》《警世钟》等革命书刊偷偷输入省内，在军队和学校散发，以唤醒大众外，还办了一些革命报刊，如《楚报》（冯特民创办，1905年）、《武昌白话报》（陈少武，1908年）、《湖北日报》（郑江灏，1908年夏—1909 年春）、《雄风报》（杨玉如，1910年春）、《政学日报》（郑江灏，1911年春）、《夏报》（高汉声，1911年前后）。影响较大、较具特色的是《商务日报》（宛思演总经理，詹大悲总编辑，1909 年10月8日—1910年夏）、《大江报》（初名《大江白话报》，詹大悲、何海鸣主笔，1911年1 月3日—1911年8月1日）。这些报刊揭露官场黑幕、军营流弊、社会不公，公开地与清政府作激烈斗争；同时宣扬革命烈士事迹，极大地鼓舞了民众的革命热情。《大江报》在1911年发表两篇激烈文章，即由何海鸣撰写，署名“海”的文章《亡中国者和平也》和后为一代国学大师的黄侃署名为“奇谈”的文章《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呼吁通过革命来救亡图存，受到清朝当局迫害，酿成轰动全国的“大江报案”，久已衔恨于该报的当局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及“淆乱政体，扰害治安”等罪名，于8月1日查封报馆，《大江报》被“永禁发行”，并逮捕詹大悲。何海鸣闻讯后自动投案。一时舆论哗然，民情沸腾。全国各地报刊纷纷发表文章声援。汉口各界人民团体和新闻界也公开集会表示抗议。被封的大江报社门口遍贴慰问纸条与哭吊短文。著名报人胡石庵曾赞誉《大江报》：“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大江报》虽然仅仅发行数月即被查封，但它所起到的作用却是无可估量的，实际是武昌起义的先声。当时武汉出版的这样一些报刊收录太少，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

　　据悉，为了弥补这一遗憾，编者后续又做了很多拾遗补缺的工作，从武昌起义前后（1904-1913年）北京、湖北、南京、沈阳、四川等地出版的中文报刊中，补充了12种有代表性的政治时事类报刊作为资料查找来源，编辑《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续编》，其中就有《大江报》和武汉地区的《大汉报》《汉报》《湖北官报》《江汉日报》，此外还有《政治官报》《临时政府公报》《盛京时报》《启智画报》《蜀报》《西顾报》《民报》等。部分报刊存世稀缺，一时难以收全是可以理解的。目前该项目正在推进中。我们期待着《辛亥革命武昌起义报刊资料续编》的问世。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