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论中华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复兴是近代中国的最强音，也是近代以来思想界、学术界的热门话题。孙中山先生是近代中国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他首先提出了“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并为此奋斗了数十年。在这个过程中，孙中山对中华民族复兴形成了一套完整系统的论述，其见解之高明、论述之精辟，在近代史上可以说是首屈一指，这是孙中山先生留给我们民族的宝贵精神遗产。

　　孙中山先生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理论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

　　近代中国为何落后于西方？

　　众所周知，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但到近代，中华文明落后于西方文明，从1840年的鸦片战争开始，在100余年间饱受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蹂躏，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孙中山认为，中国这个“半殖民地”实际上是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共同控制的，比高丽、安南等殖民地“地位更低一级”，孙中山将它定义为“次殖民地”。

　　近代中国为何沦落到如此卑微的地步？孙中山认为，这主要是清朝封建专制统治造成的。

　　清朝专制统治者在统一中国后曾经一度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统治者自以为自己是天朝上国，因而盲目自大，对外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对中国以外的世界发展潮流长期不闻不问；对内实行民族隔离与高压政策，迫使广大知识分子不得不埋首于故纸堆，两耳不闻窗外事，更不关心中国以外的世界大势，中国四万万人的伟大民族从此成为“一盘散沙”，失去了凝聚力与战斗力，中华民族也就失去了进步的原动力。当欧洲国家相继从农业文明进入工商业文明时代时，清朝统治者仍然在农业文明的余晖中孤芳自赏，当西方列强凭借工业文明时代的洋枪大炮打上门来时，仍然停滞在农业文明时代的中国顿时露出了落后挨打的原形，失去了抵抗的能力。

　　中华民族不但能够复兴，而且将后来居上

　　面对近代中国因落后饱受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与欺凌，最终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社会的悲惨境地，一部分中国人因此失去了民族自信心，转而认同西方列强的侵华理论，甚至认为中华民族是所谓劣等民族，对前途悲观失望。中山先生目光如炬，凭着他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深刻理解，充分“认识到中国潜在的恢复力量和她的自力更生的各种可能性”，他坚信中华民族将来不仅能够复兴，而且可以后来居上，超越西方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1917年2月，孙中山为《民权初步》所写的序言中第一次明确指出：“以我四万万众优秀文明之民族，而握有世界最良美之土地、最博大之富源，若一心一德，以图富强，吾决十年之后，必能驾欧美而上之也。”1922年，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一书中进一步阐述说：“以我四万万优秀文明之民族，据有四百二十七万方咪（即平方英里——引者注）之土地……为世界独一广大之富源，正所谓以有为之人，据有为之地，而遇有为之时者也……建设一世界最文明进步之中华民国，诚有如反掌之易也。”

　　孙中山在这段话中指出了中华民族必然复兴的三大因素，即“有为之人”“有为之地”“有为之时。”

　　关于“有为之人”，孙中山认为中华民族既勤劳勇敢，又有聪明才智，富于创造能力，在历史上曾经创造了悠久灿烂的文化，这样的民族不可能长期屈服于西方列强侵略的淫威之下。他说：“中华民族，世界之至大者，亦世界之至优者也。”“用历史证明，中国是富强的时候多，贫弱的时候少；用民族的性格证明，中国人实在是比外国人优。” “中国人天生的聪明才力，比较西洋人、东洋人都要好得多，我们国家要改造好了，中国强盛，还要驾于他们之上。”

　　关于“有为之地”，孙中山说：“中华土地，世界之至广者也，亦世界之至富者也。”孙中山将中国国土归纳为“广”与“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孙中山十分自豪地说：“中国土地、人口为各国所不及，吾侪生在中国，实为幸福。” 孙中山还说：“中国天然财源极富，如能有相当开发，则可成为世界中无尽藏之市场。”

　　关于“有为之时”，孙中山从以下两个方面进行了阐述：第一、由于西方列强侵略的刺激，中华民族的民族意识开始觉醒，民族精神开始复活。第二、西方的入侵，固然给中华民族带来巨大灾难，但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门从此被打开，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开始睁眼看世界，开始学习西方的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中国进步的闸门已经打开。

　　孙中山关于中华民族必然能够复兴而且可以超越西方再次成为世界强国的观点，现在已经可以证明是正确的。但是，笔者也必须指出，中华民族复兴除了孙中山指出的几个条件外，还有一个必要条件，那就是必须有一个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近代中国的历史已经证明，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坚强有力的领导，就不可能有中华民族的复兴。此外，孙中山开始说中华民族复兴“有如反掌之易”，后来又说需要十年时间，现在看来过于乐观了。事实上，中华民族复兴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奋斗与奉献，这是需要加以说明的。

　　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径问题

　　关于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径，历来有全盘西化派与中国特色派的争执，至今仍然争持不下。全盘西化派认为中国百事不如人，主张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全面向西方学习，全盘复制西方的模式。对于全盘西化派的主张，孙中山先生始终是坚决反对的。他指出，中华民族复兴既不是单纯的复古，也不是全盘西化，而是在恢复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学习欧美之所长，然后综合创新，创造出一种比西方文化更加先进的中国文化。孙中山举例说，在政治上，“我们拿欧美已往的历史来做材料，不是要学欧美，步他们的后尘，是用我们的民权主义，把中国改造成一个‘全民政治’的民国，要驾乎欧美之上”。经济建设上，也不是“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而是走“最直捷之途径”，总的目标是“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而调和此人类进化之两种经济能力，使之互相为用，以促进将来世界之文明。”

　　早在清末，首先在一部分留学日本、欧美的留学生中出现了鄙薄中华文化而盲目崇拜西方文化的不良倾向，孙中山对此忧心忡忡，1910年春间在与刘成禺谈话中预言说：“欧美、日本留学生如此，其故在不研究中国历史风俗民情，奉欧美为至上。他日引欧美以乱中国，其此辈贱中国书之人也。”这与后来毛泽东批评一部分中国人崇洋媚外、“言必称希腊”可谓异曲同工。

　　孙中山的革命生涯，始终在不懈地探索中华民族复兴的路径与模式，他将国故与西学融会贯通，创造性地提出了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一整套方案。到他晚年，他在国民党一大宣言中重新解释三民主义，使旧三民主义发展到新三民主义。由于孙中山英年早逝，他制订的复兴中华民族的方案没有能够得到贯彻执行，但他的探索为中国共产党继续探索打下了基础，在孙中山数十年奋斗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终于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找到了中华民族复兴的道路。中国共产党始终没有忘记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的历史性贡献，并给予了高度评价。

　　中华民族复兴将为全人类的发展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近代以来，西方先后盛行所谓的“黄祸论”与“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是一只沉睡的狮子，一旦醒过来，就会对西方构成所谓的威胁。孙中山从中华民族性格、历史上的表现等方面全面批驳了所谓“黄祸论”的错误论调。

　　从中国的历史传统看，中国对外往往采取怀柔主义路线，以彼此相安为原则。正如孔子所说的：“远人不服，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所谓远人即中国周边的少数民族，也就是所谓蛮夷，中国对之向主怀柔，除蛮族侵犯边疆兴兵作乱以外，一般不轻易动用干戈，以武力相讨伐。正因为中国有这种悠久的传统，所以孙中山指出：“这种论调（指黄祸论——引者注）似乎很动听，然而一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从任何观点去衡量，它都是站不住脚的……中国人的本性就是一个勤劳的、和平的、守法的民族，而绝不是好侵略的种族。如果他们确曾进行过战争，那只是为了自卫。如果中国人能够自主，他们即会证明是世界上最爱好和平的民族。”

　　孙中山认为中国文化的本质是王道，王道文化主张仁义道德。讲仁义道德，是由正义公理来感化人。孙中山举例说：“从五百年以前以至两千年以前，当中有一千多年，中国在世界上是顶强的国家。国家的地位，好像现在的英国、美国一样。英国、美国现在的强盛还是列强，中国从前的强盛是独强。中国当独强的时候，对于各弱小民族和各弱小国家是怎么样呢？……中国完全是用王道感化他们，他们是怀中国的德。”

　　可以说，“扶弱济倾”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中华民族将来复兴以后依然会延续这一美德。孙中山说：“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中国对于世界究竟要负什么责任呢？现在世界列强所走的路是灭人国家的。如果中国强盛起来，也要去灭人国家，也去学列强的帝国主义，走相同的道路，便是蹈他们的覆辙。所以，我们要先决定一种政策，要扶弱济倾，才是尽我们民族的天职。我们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孙中山坚信，中华民族复兴后绝对不会学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坏样去侵略剥削别的国家与民族，只会“扶弱济倾”，帮助不发达的国家与民族共同发展进步。

　　孙中山提出的“扶弱济倾”、为人类发展进步作贡献的思想，为毛泽东及以后的历任党和国家领导人继承并有所发展。1956年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明确指出：“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也明确指出：“到下世纪中叶……社会主义中国的分量和作用就不同了，我们就可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宣布：“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这也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对全人类的庄严承诺，必将不断为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系浙江省社科院研究员、浙江省孙中山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