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大磊落 坦诚合作——辛亥南北议和中的孙中山与伍廷芳

　　辛亥武昌起义爆发后，正在美国的孙中山就道返国。12月25日上午，孙中山抵达上海在十六铺码头登岸后，即至静安寺路哈同花园，会见了伍廷芳、黄兴等人。此当为孙伍二人首次会面。午餐后，伍廷芳即又邀孙中山至爱文义路伍宅“互商要政”。12月30日晚，旅沪粤商宴请孙中山、伍廷芳等人，二人再度会面。此时的伍廷芳，作为南方革命阵营的全权代表，正在上海与北方代表唐绍仪进行议和谈判。

　　如果说在辛亥南北议和中，唐绍仪背后的指挥者是袁世凯，而在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并组建南京临时政府之前，伍廷芳背后实际上没有一个直接指挥他、向他发指示的人。伍廷芳只是在每次谈判之后，将谈判的大致情况及议决的内容，电告代行中华民国军政府职权的湖北军政府都督黎元洪、各省都督、北伐军总司令及在南京的各省代表会。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情况有所变化。一是袁世凯怀疑此前南方关于如其反正可举为总统的允诺，以唐绍仪议和中“前后所签各款，其未经商承本大臣允许”为由，不承认南北双方已达成的各项协议，于是唐绍仪辞去北方议和总代表职务。1月2日，袁致电伍廷芳，要求嗣后与伍廷芳“直接往返电商”。再者，孙中山作为南京临时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对于已为此时最要之务的南北议和，须直接掌控其进程。1月2日，孙即致电伍廷芳，嘱其“每日将议和事详细电知”。两天后，其再次嘱伍“以后请将会议情形，逐日电告”，并直接向伍发出具体指示，亲自掌握议和谈判。此后，伍廷芳自主决定问题的余地已较前大为减小，实际上已处于居间转达、联络的地位。如此，伍廷芳在南北议和谈判中的地位及所议问题均发生了变化，与孙中山政治上的合作亦由此开始。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怀疑南方关于其迫使清廷退位即举其为大总统的承诺，转而不承认南北双方已达成的各项协议，伍廷芳对袁世凯的行径进行了严辞驳斥，坚持在已达成各项协议之基础上继续推进谈判，并请袁世凯亲来上海面商，

　　1月14日，伍廷芳向孙中山转达唐绍仪关于“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的询问，孙中山即复电称：“如袁使清帝退位，宣布共和……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此后，袁世凯又提出，清政府与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袁在天津设立临时统一政府。针对袁世凯的野心，孙中山1月18、19日致电伍廷芳，嘱其向袁世凯提出：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于其臣；不得在北京更设临时政府；待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始辞职，由参议院公举袁为总统等条件。

　　对于孙中山提出的这些条件，伍廷芳总体上是赞成的，认为“用意至为深远”，但也针对其坚持须待各国承认民国之后方行辞职一项，提出不同意见：不必等待各国之承认，亦不必列为辞职条件。“成立在我，承认在人，今宜先求其在我者”，统一政府尚未成立，外人亦无从承认。孙中山否定了伍廷芳的意见而复电称：此一程序，“于民国安危最有关系，在所必争”，认为“当清帝退位，民国临时政府当然统一南北，则外国必立时承认，此其期间甚短速，”且强调“文之誓词以外国承认为条件”，表示要“为民国践行此条件”。根据已达成的协议，清廷应于1月21日（辛亥年十二月初三日）公布退位诏书，但此时，袁世凯以不准其在北京设立临时政府，秩序无法维持为由，取消了这个计划。

　　议和已达成的协议未能履行，伍廷芳于1月22日致电孙中山，表示孙中山如对其所陈办法不以为然，“惟有请另派贤能接议和全权代表之责”，他将奉身而退。接伍此电后，孙中山即于当日致电伍廷芳及各报馆称：袁须与清廷断绝一切关系，变为民国国民，方能举袁自带。而现在，袁世凯“不独欲去满政府，并须同时取消民国政府，自在北京另行组织临时政府，则此种临时政府将为君主立宪政府乎？抑民主政府乎？人谁知之？纵彼有谓为民主之政府，又谁为保证？”并命伍将此电告袁。为确保清帝退位后南北统一于中华民国政府，孙中山坚持须按如下办法进行：清帝退位，袁同时知照驻京各国公使且须宣布绝对赞成共和主义，孙方可辞职，由参议院选举袁为临时总统，袁须宣誓遵守宪法，乃能接受事权。如袁不能按此而行，“则是不愿赞同民国，不愿和平解决，“战争复起，天下流血，其罪当有所归”。

　　孙中山此电将南北交涉之最关键之点公诸世人，揭露了袁世凯欲将南北两政府同时取消，而由其自行组织统一政府的企图，表明了南方革命阵营坚定、强硬的立场。近年面世的袁世凯《手批清帝逊位诏书稿》显示，原稿中之“即由袁世凯以全权与民军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协商统一办法”一句，由袁改为了“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此句经袁世凯批改，虽未增减一字，但其内容却由袁代表北方与南方协商共同组织临时共和政府，变成了袁世凯先以全权组建起临时共和政府，再与南方“民军”而不是政府协商统一问题。袁世凯对《清帝逊位诏书》的这一改动，加强了其在南北统一中的地位，明白无误地暴露了袁世凯欲摒弃南京临时政府，劫夺国家最高权力的野心。上述情况充分证明，孙中山此电对袁世凯野心与阴谋的揭露至为正确，其对南北统一各项条件、程序的坚持十分必要。

　　但孙中山同时也做出了一定的让步，将“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辞职”，改为“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这实际上是接受了伍廷芳前述1月19日来电中提出的意见。此后孙中山再电伍廷芳，命伍将其所改动后的南北统一各项条件与程序告袁，并要求伍廷芳继续完成南方议和全权代表的使命，“始终其事”。伍廷芳亦即复电孙中山，接受这些意见，不再对其提出的南北统一办法表示异议及请辞议和全权代表。

　　作为南方革命阵营的代表，伍廷芳在南北议和中是坚决主张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的，但其对袁世凯尚缺乏清醒的认识和必要的警惕，认为只要清帝退位，挂上民国的牌子，则一切问题即均解决了，故而对孙中山为确保南北统一于民国政府，及统一后确实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而采取的措施，尚缺乏充分的理解。

　　此外，在关于清廷退位优待条件的制定及交涉中，孙中山与伍廷芳之间也有重要互动，伍廷芳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议被孙中山采纳。如，孙中山曾一度主张退位后的清帝宜称“让帝”，伍提出为照顾清廷的虚名，“从权允删去让字”。又劝说孙接受清廷“德宗陵工未完者如制修成”的要求，称此“为寡妇孤儿为其夫与父请求，在我许之甚微，在彼求之甚切……何必吝此”，并提议将清廷退位后“仍居宫禁”，改为“暂居宫禁”。这些建议均为孙中山和临时参议院所采纳。2月12日，清廷宣布逊位，议和告成。

　　在辛亥南北议和中，孙中山是由矢志推翻清廷不渝奋斗的革命党领袖和民国临时政府的大总统，伍廷芳则为武昌起义后投身革命阵营的前清廷大员而担任南方全权代表。由于均胸怀在中国建立民主共和制度的政治信念，均具有正大磊落的品格，二人在辛亥南北议和中，虽曾出现某些意见分歧，但始终坦诚布公，真诚合作，保证了南北议和的成功。

　　（作者系天津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