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有忧 无法割舍——孙文的庚子回望

辛亥革命网 2020-11-12 09:20 来源:团结报 作者:彭剑 查看:

出生于1866年的孙文,34岁的时候,经历了生命中的庚子年。那一个庚子,因为有义和团运动,而成为国人反复回望的年份。孙文也不例外。

  出生于1866年的孙文,34岁的时候,经历了生命中的庚子年。按照干支纪年,60年就有一个庚子,庚子多矣,并无特别意涵。但是,那一个庚子,因为有义和团运动,而成为国人反复回望的年份。孙文也不例外。

  频频回首

  在庚子之后,对那一年的人与事,孙文频频回首,如:

  1901年,在横滨接受美国《展望》杂志(The Outlook)记者林奇(G.Lynch)采访时,花了很大力气谈论庚子年在惠州举行的起义,并展望中国在革命之后的光明前景。

  1903年,在檀香山正埠的一个戏院发表演说时,谈到清廷正规军在庚子那年被两万联军打败的情况。

  1919年,在《孙文学说》一书的第五章《知行总论》中谈到,日本在接触西方之初“尊王攘夷”,这跟义和团的“扶清灭洋”是“同一步调”的。同书第八章《有志竟成》,则比较详细地回顾了庚子年的革命活动。

  1922年,在上海接受美国人宝爱莲采访时说,“可怕的义和团运动”跟辛亥革命一样,都助长了人民革命意识的觉醒。

  1924年9月7日发布的九七国耻纪念宣言明确提出,义和团的发生,乃是帝国主义侵略造成的结果。

  诸如上述,从1901年到1924年,二十四度春秋,孙文形诸文字的庚子回望至少有30次,平均一年超过2次。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1924年,有8次之多。1912年3次,1901年和1911年各2次,其余有回望记录的年份,均为一次。

  第一次有记录的回望,因系向周刊记者林奇所谈,林奇事后写了报道。其发表日期,是1901年3月23日,采访的日期必在此之前。现今所见孙文对庚子最后一次有记录的回望发生在1924年11月24日,距其去世,已不足四个月。于此可知,孙文对庚子年的回望,在庚子当年或许就已开始,并一直延续到其生命的最后阶段。

  着墨独多

  在孙文的一生之中,比较多地提到的农历年份,主要是乙酉(1885)、乙未(1895)、庚子、乙巳(1905)、辛亥。辛亥以后的年份,他常以民国纪元称之,提得比较多的有民二、民五、民六等。在他自己的叙事里,乙酉年是他立志推翻清廷的时间,乙未年是他第一次发动武装起义的时间,乙巳是成立同盟会的时间,辛亥是革命取得成功的时间,民二二次革命,民五讨袁,民六护法。浏览孙文文献的印象,在将近一个甲子的生命历程中,他回望最多的年份,除了辛亥,便是乙未和庚子。

  关于庚子年在孙文生命历程中的分量,还可以通过比较看出。如《有志竟成》是孙文最为重要的革命回忆录,从立志革命到创立团体,从革命宣传到十次失败的武装起义,均有涉及。在他的叙事中,庚子年的起义是十次武装起义中的第二次。从篇幅看,庚子惠州起义在十次起义中着墨最多——第一次(广州之役),450字;第三次(黄冈之役)100字弱;第四次(惠州之役),30字弱;第五次(钦廉之役),500字左右;第六次(镇南关之役),200字左右;第七次(上思之役),120字左右;第八次(河口之役),300字弱;第九次(广州新军之役),300字左右;第十次(黄花岗之役),800字弱;而庚子惠州之役,则达到1500字,占涉及十次武装起义文字的三分之一。

  需要注意的是,有的时候,文字虽少,但分量却颇重。比如,1924年的国民党宣言中涉及庚子年者只有“盛于庚子”四字,但是,这四个字,却是对庚子年在革命史上的地位的极大肯定。

  多重转折

  据孙文自己所述,庚子年之所以具有特别的地位,是因为这一年富有转折的意义。最主要的,体现在三个方面,一则革命形势由否转泰,二则列强改变了瓜分策略,三则国人的对外观念发生了巨变。

  革命形势的转变方面,孙文在1901年就意识到了庚子年的特殊意义,此后也曾多次阐释这一问题。其中最为详尽的讨论,当系《有志竟成》。此处谈到,庚子惠州起义,虽然仍以失败告终,但它是否极泰来的分水岭,人心开始发生变化,知识分子开始支持革命,革命风潮从此萌芽。

  瓜分危机,是19世纪末期以来忧国忧民之士胸中挥之不去的阴影。但是,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似乎改变了对华政策。改变到了哪个方向?有人说是放弃了瓜分中国的图谋,这种观点延续至今,成为确立义和团运动历史意义的重要凭据。1908年,孙文曾在所撰写的文章里以“南洋小学生”的外籍教师之口说,庚子之后,各国便放弃了瓜分中国的政策。而在1924年11月,他则说,义和团运动之后,列强看到中国民气不可侮,乃改变了瓜分的策略,不再自己瓜分,而变为扶持傀儡,由中国人自行瓜分,列强则坐收其利。

  关于国人对外观念的变迁,1924年4月20日所作民权主义第五讲中谈得最多。据其所言,在义和团之前,中国人在各方面都是自信的,因此,义和团起来的时候,瞧不起西方的一切,在武器方面也不觉得长枪大矛比洋枪大炮弱,结果惨败。在义和团之后,中国人对外国的心理发生了极大逆转,由极端自信变成了极端不自信,由此前的排外变成了崇外,觉得一切都要学习西方。

  转折并不一定意味着变好,转折之后,既有可能是柳暗花明,也有可能是荆棘满途。在孙文的回望中,庚子年的转折,就并非全都是朝好的方向变化。

  革命方面,庚子之前,革命被视为大逆不道之事,应和者甚少,士大夫更是避之唯恐不及,而在庚子之后,民心悄然发生变化,士大夫也开始投身革命,这使孙文看到了一线希望。这一转折,堪称是由荆天棘地转向了柳暗花明。但是,在国人心理方面,庚子之前夜郎自大、盲目排外固然不对,但庚子之后信心丧尽、崇洋媚外,则更可能走上亡国灭种的路。列强对华政策方面,自己磨刀霍霍、举兵瓜分,中国固危如累卵,但培植傀儡,实行割据,中国也同样前途暗淡。

  无法放下

  分析至此,我们便能理解,原来,在孙文的生命历程中,庚子年之所以显得很沉,很有分量,并不仅仅是因为他的革命事业从此有了起色,至少同样重要的是,不论从国内还是国外来看,这一年昭示的转折都显示,祖国仍在危难中。

  对孙文而言,庚子年及庚子年带来的转折都太沉重,他放不下。因为放不下,所以会不时拿起,频频回望,反复把玩。在其一个甲子的生命历程中,对庚子年的回望显得特别多,其原因正在于,这一年所带来的影响,他无法放下。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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