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护法而革命:二次护法时期孙中山统一国家的尝试

辛亥革命网 2020-11-12 09:11 来源:团结报 作者:谷小水 查看:

11月12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其中,第二次护法运动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11月12日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先生诞辰纪念日。孙中山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其中,第二次护法运动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1920年11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后,鉴于护法不过是矫正北京政府的非法行为,断不能解决中华民国的根本问题,决意将军政府改组为正式政府,并实施全国统一战略。这一全新规划在推展的过程中,困难重重,正式政府虽得以组建,但北伐却遭到陈炯明的破坏。陈炯明的背叛,使广州政府被推翻,第二次护法运动以失败而告终。此次护法,无论就运动的内容还是孙中山的思想变化而言,既上承第一次护法运动的基本命题,又下启后一阶段革命运动的诸般变化,在孙中山的革命生涯中实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组建正式政府

  重返广州后,孙中山坚定不移地开始了改军政府为正式政府的努力。1921年4月7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召开,周震鳞等正式提出《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案》。依据该大纲所产出的新政府,并未采纳《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规定的内阁制,而是仿行南京临时政府的行政体制,以确保革命党人对新政府的掌控。随后即开总统选举会,经投票,总票数222票中,孙中山获218票,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孙中山孜孜以求的在北京政府之外另起炉灶,为中华民国别开生面的革命战略最终得以实现。

  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同日发表就职宣言、对外宣言和敦促徐世昌引退电,向世人宣告“誓竭志尽诚以救民国,破除障碍,促进统一,巩固共和基础”。翌日,孙中山设总统府于观音山,着手组织政府。广州正式政府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继南京临时政府之后组建的第二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政权,它的成立,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与前一阶段相比有了明显的突破。

  广州政府的全新亮相,在外界引发截然不同的反响。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欢呼:“从此中华民国确定了新基础,从前风雨飘摇的样子,一定可以成立一个卓立不拔的国家。”与乐观预期形成鲜明对照,时人普遍担忧南北政权的针锋相对势将导致战祸绵延,是以对南方新政权多持批评的态度。长期关注中国政情的日人宗方小太郎大加抨击道:“此次选举……在实现一意孤行的孙文式理想。”此种批评虽极其尖刻,但约略揭示出时人对广州新政府的不谅,对孙中山革命理想的不解。

  非常大总统选举,同时引发西南阵营的分化重组,原先的政治同路人吴景濂、唐绍仪等纷纷与孙中山分道扬镳,西南各省的分崩离析也愈加明朗。此时的湖南别树自治旗号,赵恒惕在南北政府的拉拢下或南或北,非南非北,显以巩固自身地盘为念。孙中山当选后,赵在西南各省中率先发难,通电反对,并与川滇黔等省当局函电交驰,商讨反对办法。川滇两省同样以自治相标榜,刻意与广州政府保持距离。云南方面,顾品珍虽对广州政府有所支持,但政权不久转移到卷土重来的唐继尧之手。仅余广西,初为桂系所盘踞,正式政府成立后,经由援桂战争,最终将其纳入统治之下。获膺中华民国大总统之任的孙中山,政令实局囿于两广范围。

  从成立初期的外部反应看,旨在统一全国、再造中华民国的广州革命政权,其生存与发展之途无疑将布满荆棘。

  西征与北伐

  广州正式政府组建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国计民生的政策和措施,不过从总体上观察,推进北伐战略,推翻北洋军阀的统治,才是孙中山各项施政的中心环节。而在发动北伐之前,首先需要解决的就是平定广西,将两广融为一体,扩大广州政府的统治基础。

  桂系被逐出广东后,陆荣廷宣布取消广西独立,投靠北京政府。秉承后者意旨,陆氏四下联络,图谋瓦解西南阵营。非常总统选出后,陆荣廷、谭浩明等联名通电,对孙中山竭尽污蔑攻击之能事,呼吁北京政府立申讨伐。在北京政府的支持下,6月13日陆荣廷下达总攻击令,兵分数路进攻广东。面对桂系的大举来犯,孙中山重启停顿已久的援桂计划,命陈炯明率粤军、李烈钧率滇赣联军、谷正伦率黔军合力讨桂。经过数月鏖战,9月30日粤军攻占龙州,广西全省底定。

  援桂战争是广州政府走出广东统一全国的第一步,它的胜利,既粉碎了北京政府妄图颠覆的阴谋,又成功地将广西纳入统治之下,为北伐战争的发动准备了不可或缺的条件。援桂战争同时使陈炯明的资望和实力有了明显的增长,其与孙中山之间的政策协调更为困难。

  广西的一鼓而下,大大提升了孙中山发动北伐的信心和决心,出师北伐继而提上广州政府的日程。10月8日,他向国会非常会议提出出师北伐案,获得通过。由于陈炯明拒绝与闻北伐事务,15日孙中山亲自出巡广西,准备以广西为基地,整军经武,伺机北上。12月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桂林,随即组织大本营,整顿军队,计划次年春天举兵入湘。然而孙中山苦心经营的北伐大计,在广东之外遭到唐继尧、赵恒惕等人的轮番破坏,在广东内部又受到陈炯明的强烈抵制,致使一再延宕。

  1921年2月唐继尧为顾品珍驱逐后,在军政府的欢迎下来到广州,随后寓居香港,与广州政府保持若即若离的联系,暗中则大力运筹复滇计划。孙中山出巡后,多次派员赴港,邀请唐继尧前来共商大计。但唐不以北伐为念,将北伐筹备视作自己东山再起的机会,且与陈炯明就相互支持达成了默契。1922年1月18日,唐继尧在柳州设立滇军总司令部,随即不顾孙中山的劝阻和云南商民的反对,催师回滇讨伐顾品珍。3月,顾军大败,顾品珍战死,唐继尧重新攫夺了云南军政大权。滇军回滇是孙中山全力筹备北伐期间西南内部发生的一次严重内讧,此次事件使西南阵营更为破碎,北伐军的实力明显削弱,北伐战略的部署和实施受到了严重的干扰。

  湖南方面赵恒惕宣布自治后,拒绝任何外部势力的进入。面对愈发浓厚的北伐气氛,在与西南保持团结的表象下,赵恒惕力施敷衍之法拒绝北伐军借道。为了取得赵恒惕在北伐问题上的合作,孙中山数度派员沟通。赵则一面与陈炯明信使往来,互为奥援,一面频繁遣使南来,向孙中山反复陈诉借道困难。因赵恒惕始终拒绝客军入境,北伐计划迟迟引而未发。

  1922年3月21日,支持北伐的粤军第一师师长邓铿在广州被暗杀,孙中山鉴于入湘无望,陈炯明反侧之心愈炽,26日在桂林大本营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决定回师广东,稳固后方后改道江西北伐。4月29日,直奉战争爆发,全国政局发生重大变化,孙中山当机立断,决定即行起兵。5月4日,他以陆海军大元帅之名下达出师讨伐徐世昌令。6日,孙中山离开广州前往韶关督师。13日,北伐军兵分三路,由李烈钧、许崇智、黄大伟统领向江西进发。

  北伐军进入江西后,直系陈光远部无力抵御,节节败退,北伐军连战连捷,十余日内连克十余城。6月13日,经过激战拿下赣南重镇赣州,全国震动。然而正当北伐捷报频传之际,广东涌动已久的暗潮冲决而出,六一六兵变发生,此次历经艰辛发动的北伐事业不得不戛然而止。

  应对陈炯明的背叛

  二次护法时期孙中山遭遇的最大挑战,来自陈炯明。前者坚持武力统一,后者服膺联省自治,这是二人在这一阶段根本性的政见分歧。

  随着西征即将收束,孙中山紧锣密鼓筹划北伐事宜,陈炯明见及武力统一计划势在必行且迫在眉睫,8月18日通电响应浙江督军卢永祥的联省自治倡议,将其与孙中山的歧异公之于世。北伐战略发动后,孙中山一直期望能够与陈炯明同心合力,多次派员磋商,但陈置之不理。出巡广西后,他专程前往南宁与其会谈,耐心解释出师北伐、统一全国的重要性,但陈不为所动。孙中山只得以后方接济相托,对于粤军仅要求酌拨部分队伍参与北伐。陈炯明表面上领受任务,实则阳奉阴违,筹谋将北伐推向绝境。他一方面与唐继尧、赵恒惕等相结纳,与北伐的重要目标吴佩孚相联络,对北伐计划竭力阻挠和破坏;一方面又自毁前言,对北伐军的军费和饷械拒绝接济,并将在广州负责筹济的邓铿刺杀,致使北伐诸军“不为流寇,则为饿殍”,处境极为艰难。

  1922年3月下旬,北伐军决定班师回粤改道北伐,陈炯明急调驻扎广西的叶举、熊略、陈炯光等亲信部队回省驻防,准备兵戎相见。孙中山见陈炯明叛迹已显,4月21日下令免去广东省长、粤军总司令、内务总长等职,但仍保留陆军总长一职,冀其醒悟。当晚陈炯明在省署召开紧急会议,宣布下野,同时下令加强广州一带的防务。在他的指使下,5月中旬叶举不顾孙中山的禁令,擅自率部进驻广州。

  在各方面部署就绪后,6月14日陈炯明在石龙召集陈家军将领会议,决定发动兵变。16日凌晨,叛军围攻总统府。事前孙中山闻报,在秘书林直勉等人的护送下离开总统府,登上海军舰只楚豫舰,天明后转移至永丰舰上,安然脱险。

  叛乱发生后,孙中山威武不屈,誓与叛军相周旋。他坐镇永丰舰,亲自指挥海军舰队反击叛军,并命令北伐军返旆平叛。然而北伐军久战兵疲,回师不利,进抵韶关时遭遇叛军顽强抵抗,加上直系援赣大军大举南进,虎视在侧,为避免腹背受敌,北伐军被迫分路撤往广西和福建,回师广州的目标未能实现。8月9日,坚守永丰舰孤军奋战达55天的孙中山,因外援无望,在同志的力劝下乘英舰离开广州前往上海。以此为标志,第二次护法运动宣告失败。

  因陈炯明的叛变,第二次护法运动功败垂成,孙中山极为悲愤。事变发生后,他担心道路传闻,言人人殊,特令陈树人等设立“海外同志非常通讯处”,将陈氏犯上作乱的逆迹通告海外同志。抵达上海翌日,他发表宣言,亲自揭陈粤变始末。9月18日又发表《致海外同志书》,缕述陈氏叛变经过,剖陈此次失败之惨痛:

  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三十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偻指,顾失败之残酷未有甚于此役者。盖历次失败虽原因不一,而其究竟则为失败于敌人。此役则敌人已为我屈,所代敌人而兴者,乃为十余年卵翼之陈炯明,且其阴毒凶狠,凡敌人所不忍为者,皆为之而无恤,此不但国之不幸,抑亦人心世道之忧也。

  与第一次护法时期相比,第二次护法时期孙中山的救国主张发生了明显的变化。鉴于传统的护法运动成效不彰,孙中山通权达变,不破不立,转而诉诸革命的方式来推动中华民国重回民主共和的正轨。这既体现了孙中山勇于突破自我的革命家气质,也彰显了第二次护法运动的过渡性特征。对孙中山而言,二次护法的倾覆再度证明,利用军阀反对军阀的传统策略,基本不具备现实的可行性。革命之路,道阻且长,如何在革命新败之余,痛定思痛,把握时代脉搏,探寻革命新路,成为孙中山亟须思考并给予解答的重要课题。

  (作者系中山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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