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云南自治讨贼军(2)

　　首先，看一下云南反对唐继尧的秘密组织是什么组织?其基本政治主张是什么?

　　前述《事略》中只提供了一点粗略的线索，即马幼伯“秘密设倒唐机关，从事活动”。那么，这个组织是什么组织?主要由那些人组成?根据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从事活动?这个组织名叫“云南自治讨贼军”；以马幼伯为首，与刘古愚、鄢仕周、李纯、李吾、崔文英等人，秘密组织了“云南自治讨贼军”；马幼伯等正式制定了《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云南自冶讨贼军同盟草约》笔者存件。]。这是他们的基本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草约》共四章若干条。在第一章“宗旨”的第一条指出:“本军本全省人民公意，顺应世界潮流，保持省际地位，省民人格，排除障碍，贯彻护国主旨，实行民治。联合本省军民组织自治讨贼军。”对这一条文，有一个具有政治宣言性质的详细“说明”。从这个详细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云南自治讨贼军”认为：“云南自袁氏称帝日崛起边隅，拥护民国，声誉日隆，震烁寰球。”此后，“督军团叛乱，首先树义。”但是，“凡此所得之结果，无非为唐继尧换得抚军长、元帅、政务总裁、联军总司令各要职。”指出唐继尧依靠护国运动及其后的反督军团斗争等事件，而获得了各种要职，其中包括护国战争时期，于1916年5月8日任军务院抚军长；孙中山于1917年8月组织护法军政府时，9月1日被推举为元帅(唐继尧实际不就职，抵制大元帅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后，5月20 日护法军政府改组，废除大元帅制，唐继尧被选为七总裁之一；也就在1918年5月间，唐继尧在重庆召开了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任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之职。

　　条文说明中继续指出：“吾滇及西南各人民，以其能公忠体国，群皆乐于奉之倚为干城，恃其荡平北逆，肃清妖氛，以奠国家。”这反映了“云南自治讨贼军”的政治倾向，他们主张“荡平北逆，肃清妖氛，以奠国家。”倾向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势力。他们也曾认为唐继尧能“公忠体国”，可以“依为干城”。但事与愿违，“唐继尧利令智昏，不自反躬，勾结吴佩孚等，倒行逆施。”揭露唐继尧不惟不去“荡平北逆”，反而与北洋军阅吴佩孚勾结，这是确实的。当护法军政府改组，实际排除了孙中山后，唐继尧立即就任政务总裁职，这个军政府在唐继尧、岑春煊、陆荣廷等滇桂军阀势力控制下，背弃孙中山先生实行北伐、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的方针，转而在上海公开进行“南北议和”，以实现南北军阀割据的和局。同时，唐继尧等还与北洋军阀进行秘密的勾结，在1919年11月23日，唐继尧和吴佩孚的代表在衡阳签订了军事密约——《救国同盟》。此后，1920年初，唐继尧与岑春煊、陆荣廷等，又进一步密商与北洋军阀及掌握北方中央政权的徐世昌等订立“三角同盟”，以操纵局势。所以“云南自治讨贼军”揭露唐继尧“勾结昊佩孚等，倒行逆施”，这反映了他们反对唐继尧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立场。

　　《草约》还指责唐继尧“此项卷土重来，涂炭生灵，专尚时髦主义，虽有废除总司令之宣言，然口头与心中之民治相去实有天壤之别。”指出唐继尧在1922年3月回滇复辟，打败顾品珍，卷土重来，涂炭生灵，他的行动与口头标榜的“民治”相悖。“一切设施，只在括剥，用人行政、备极黑暗、天怒人怨，已非一日”。表明了“云南自治讨贼军”对唐继尧回滇复辟所持的反对立场。

　　 《草约》还指责唐继尧称呼“在约法上业失去总统资格之黎元洪”为“大总统”。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他们不承认北方政府的合法性，而是继续承认《临时约法》，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大总统的地位。

　　“云南自治讨贼军”还只看到唐继尧“不敢公然与我国会产生之孙大总统为抗”的现象，不了解唐继尧在“护法”等旗号下，暗中与南北军阀勾结，破坏孙中山北伐的种种活动。如与桂系军阀莫荣新等配合，解除孙中山护法军政府陆军部长张开儒的兵权，拘捕 张开儒，枪杀崔文藻，瓦解了支持孙中山北伐的滇军。唐继尧认为孙中山北伐是“为彼一二人争地盘”，因此他“毅然决定，先救云南，后维大局”，于是带兵回滇复辟，与顾品珍争夺云南政权。所以，“云南自治讨贼军”声讨唐继尧“违反民意，背抑潮流”；认为唐继尧“逆迹昭著，吾滇人岂能再予优容，为其权利心所利用”，于是决定“为保持省际地位，省民人格，排除障碍，贯彻护国主旨，联合滇中军民，组织自治讨贼军，共声讨之。”

　　以马幼伯等人为首秘密组织的云南自治讨贼军，以维护“护国精神”、“贯彻护国主 旨”为主要旗号，在政治上反对唐继尧的假“民治”，反对唐继尧与吴佩孚的勾结，拥护孙中山先生，并且希望直接得到孙中山南方政府的支持，以“云南自治讨贼军”武力推翻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云南自治讨贼军的政治主张，保持着护国运动时期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某些进步性，他们反对唐继尧统治，拥护孙中山先生，这种政治军事行动及主张，在当时条件下具有一定进步性。同时，还要看到，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社会历史已经发展到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他们打出“民治”、“护国精神”的旗帜，已经不能反映历史前进潮流的要求，只不过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尾声在云南的一个微弱的反映罢了。

　　其次，我们看一下云南自治讨贼军反对唐继尧统治，拥护孙中山先生，并希望直接获得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支援，那么，孙中山先生对云南自治讨贼军是什么态度?与它有什么关系?云南自治讨贼军主要组织者马幼伯是老同盟会员，早在1906年就加人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云南重九起义胜利后，曾一度赴日本留学，护国战争时出任护国第一军军法处长，1916年孙中山先生命马幼伯为川西慰问使.。马幼伯与孙中山先生有直接联系。孙中山先生曾以亲自签名“孙文”的着大元帅服的照片赠“幼伯仁兄”[ 孙文赠马幼伯照片.笔者存翻拍件。]。赠照片时，应当有书信往来，可惜赠照片时孙中山给马幼伯的书信未保存下来。1922年唐继尧回滇复辟后，据《马公幼伯事略》载:“孙总理中山以唐氏对广州国民政府无诚意，密札幼伯相机图滇，以免阻障北伐。”于是马幼伯“乃召集同志，秘设倒唐机关，从事活动。”这就是说，孙中山先生曾写秘密信件给马幼伯，要他“相机图滇”，于是马幼伯等组织了秘密倒唐机关。我们知道，这秘密倒唐机关就是“云南自治讨贼军”。现在，我们虽然没有发现孙中山给马幼伯的密信，也无从知道孙中山要马幼伯相机图滇是否有什么具体计划，但从后来事情的发展，马幼伯与孙中山的联系，可以看到云南自治讨贼军的设立，与孙中山对马幼伯的某种牵制唐继尧的示意是有直接关系的。

　　马幼伯等秘密组织云南自治讨贼军后，马幼伯将《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抄件，通过某种途径，直接报送到广州政府孙中山先生那里，孙中山先生亲自批阅了这一个反对唐继尧政府的秘密军事政治组织的同盟草约，这是至今保存下来的孙中山先生与马幼伯为首的云南自治讨贼军之间有直接联系的最珍贵的资料，它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云南自治讨贼军的关系及态度，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唐继尧政府的态度，以及这时期孙中山先生的艰难处境。孙中山就《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给马幼伯的批复如下：

　　“幼伯先生……：接诵瑶章，猥蒙慕饰，歉之。以诸公爱护共和。追思先烈，至诚悱恻，义至正也。惟近日政情万变，政府亦无暇及此。俟大局稍定，当相机竭力，以辅诸公，而副雅望。”

　　孙中山先生给马幼伯的批复表明:(1)孙中山先生对云南自治讨贼军给予道义上的支持，认为马幼伯等人“爱护共和，追思先烈”，是正义之举；(2)因“近日政情万变”，孙中山广州政府“无暇及此”，无力给予实际力量的支持；(3)今后的发展，要“俟大局稍定，当相机竭力，以辅诸公，而副雅望。”要待大局稳定，有力量时，再给予辅助。这明确地表示了孙中山先生对以马幼伯为首的云南自治讨贼军的同情和支持，但这种支持主要是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由于时局的艰难和相距遥远，孙中山先生无力也无法给云南自治讨贼军反对唐继尧的活动以实际的有效的支持。

　　这个给马幼伯等人的批，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孙中山先生对唐继尧政权的态度。孙中山先生对背离革命民主主义精神，转而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勾结的唐继尧政权，已经失去信任，虽然无力给反对唐继尧政权的云南自治讨贼军以实力上的支持，却给予了政治上和道义上的支持，表示了对唐继尧政权的否定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