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北洋政治史研究述略

　　在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等新兴史学方兴未艾的今天，以往被认为是历史学主流的政治史研究则显得相形见绌，更不用说较少为人所关注的北洋政治史。但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尽管北洋政治史研究相较新兴学门偏于冷清，幸赖仍有学人孜孜不倦致力于此，也算取得了为数不少的成果。而这些成果的取得其实与学界诸多学者与机构的广泛呼吁有着密切的联系。鉴于以往的研究中未曾注意到这个问题，本文通过对前人文献的梳理，试将学界呼吁研究北洋政治史的基本过程尽可能完整的呈现出来，期以推进相关研究。

　　一

　　据笔者所见，最先倡导加强北洋政治史研究的应是杨天宏。杨天宏在2012年近代史所举办的“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回顾与未来走向高峰论坛”中发表了《政治史在民国史研究中的位置》一文，文中指出：“政治史在传统历史撰述中曾居主导地位，但在西方新史学排斥政治史的取向影响下却有滑落至边缘的趋向。”因此，杨天宏呼吁要加强对北洋政治史的研究，“尤其强调要加强民初及北洋政治史研究，是因为在民国38年的历史中，前15年是各种制度的发轫期，种下了很多政治‘后果’的‘前因’。”而需要说明的是，杨天宏呼吁加强北洋政治史研究的背后，也曾受到杨念群于2004年撰写的《为什么要重提“政治史”研究》一文的影响。按照杨天宏自己的说法，“几年前，杨念群教授在《历史研究》发表笔谈，呼吁加强政治史研究，学习之后颇受启发，一直引为同调。念群教授是在比较宽泛的意义上讨论这一问题，换言之，他是从新史学所谓的‘整体史’的立场发出呼吁的，我没做整体史研究的抱负，故缩小范围，续貂念群，从民国史尤其是民初15年历史研究的角度，提出加强政治史研究的呼吁。”

　　二

　　随后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办的“第二届中华民国史高峰论坛”又进一步助推了北洋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正如与会的胡永恒所说，“近些年来北洋史研究悄然升温，逐渐成为引人注目的学术增长点，相关论著不断涌现。对这一学术领域的诸多进展作阶段性的盘点，目前似乎已经到了合适的时机。此外这一领域仍然存在一些令人困惑的问题，学界迄今未能达成共识，未来北洋史研究往何处去，也还缺乏足够的探索与讨论。基于此，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民国史研究室与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合办的‘第二届中华民国史高峰论坛’将议题聚焦于民国时期的北洋史研究。”此次会议于2013年10月25-27日在成都召开，对民国北洋时期卓有研究的40余名学者与会，对这一时期的有关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讨论。其间，桑兵的《从北洋军阀史到北京政府时期的民国史》一文对于民国北京政府时期的政治史研究相对处于轻视甚至被忽略的状态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他倡议研究者们应力求回归历史的本位，并且认为治史首先要尽可能完整地重新呈现史事，同时指出：“北京政府时期，政党派系错综复杂，制度建设承前启后，革命运动风起云涌，都非常值得研究。”并且呼吁“要打破北洋军阀观念的局限，将北京政府时期的所有史料视为有机联系的政体，尽可能完整系统地呈现这一时期的全过程和各层面，这样，北洋时期的历史才不至于成为言人人殊、可以任意打扮的婢女。”唐启华的《北洋视角与近代史研究》一文对于近年来文化史研究大幅增长而政治史研究较少的现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在文中说道：“与北洋派相关的档案史料则隐而不彰。事实上近代史中许多史事尚欠缺较可靠的实证基础，当年之政治宣传至今仍广为流传。笔者以为现阶段学界应多致力于基本史实的重建，待实证研究基本完成后，再去探讨文化史注重的现象、记忆、意义等课题，庶不至本末倒置。”张华腾的《关于中华民国早期历史研究的几点认识与思考》一文则认为：“民初中国以共和之名，行专制之实，维护稳定的社会秩序，大力发展民族经济，是最好的最符合国情的政治制度。”

　　三

　　除了以上宏观政治方面的分析，对于北洋时期政权更迭频繁、政治乱象纷出的表象下潜藏的内在机理，学者们也进行了学理上的审思。许纪霖围绕公意（general will）这一政治哲学概念对于民初的国家政治进行了相应的分析，他认为“从民国初年的代议民主制、行政权威制到党国代表制，公意一直处于悬空状态，总是被各种政党、势力和独裁者所代表、所冒充。”陈廷湘认为“要讨论民初政权样式，应参照较早实现政权转型的西方大国，西方现代民主政权的建构大体有两种路径，一种是直接走向民主制，另一种是经过动荡，最终由一个有新思想的权威人物掌权而过渡到完整的民主制，或直接由有新思想的权威人物将君主制逐步改造为民主制。但中国在辛亥革命后，这两种路径都没有走通。”罗志田则探讨了民初的代议制问题，他认为“进入民国后，国体改变已成定局，对新政治模式的探索主要落实在政体层面，核心问题便是尝试政党政治。但中国的新政党主要是‘自议’而非‘代议’。”

　　可以说两届“民国史研究高峰论坛”无疑对于北洋政治史研究的深入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2013年罗敏在《团结报》上刊发的《近年民国政治史研究新趋势》一文即总结了两届“民国史研究高峰论坛”以来北洋政治史研究中的新史观：以北洋政府为主体的北洋史研究。他在文中说道：“越来越多的学者将北洋政府视作当时政治的主体，而非革命的对象，加以客观的研究。”此后，不少学者纷纷开始强调北洋政治史研究的重要作用。2017年李细珠的《北洋政治史研究应更进一境》一文同样是为了呼吁学界关注北洋政治史研究，他在文中强调“在北洋时期，无论是总统、内阁、国会还是宪法，几乎都是各种强权势力借以操纵政治的工具与遮羞布。可以说，从清末预备立宪到北洋政府政治实践过程中的制度移植与异化现象，是西方宪政制度的要件，如总统、责任内阁、国会、宪法等引进中国时共有的历史命运。关于北洋时期西方政制的移植与异化问题，也即北洋政治的现代性及其限度问题，正是亟待深入探究的课题。”当然，李细珠是从政治结构及制度史的角度来分析看待的。2019年，罗敏在《民国研究七十年：成就与新趋势》一文中对北洋政治史研究做了总结，认为：“20世纪90年代以后，学界对北洋军阀的阶级属性与历史作用之类宏观问题的研究开始减少，围绕北洋军阀内部派系纷争与军阀混战展开的个案研究逐渐增多。”坦言这是受到史料的大量开放、社会学、人类学等社会科学理论的影响，并出现了打通民国史与革命史学科壁垒的研究趋向。

　　现阶段，北洋政治史研究正在稳步发展，且越来越多的学人开始逐渐涌入到这个“大家庭”中。当我们站在前人肩膀上的同时，也决不能忘记他们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与艰辛。

　　（作者单位：河南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