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调元加入同盟会时间考

　　宁调元，谱名之梯，学名调元，字光甲，号仙霞，又号大一，清湖南省长沙府醴陵县人，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民主革命家、宣传家、文学家和诗人。

　　1905年夏，同盟会的筹备和正式成立期间，宁调元正在日本东京，但是无论是同盟会的筹备会，还是欢迎孙中山大会、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似乎都与宁调元无关，在有关记载和同人的相关回忆中也都未见宁调元的身影。人们不禁要问，同盟会的激进会员宁调元究竟何时何地加入同盟会？

　　经笔者查考，关于宁调元何时何地加入同盟会，目前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是《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以下简称《名册》）上记载：宁调元于丙午四月十三日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1]丙午四月十三日，宁调元已从日本回国。因此，杨天石、曾景忠所编《宁调元年谱》的谱文中记载为：“5月6日（阴历四月十三日），由易本羲主盟，加入同盟会。”[2]林增平等主编的《辛亥革命史研究备要》、刘湘雅的《元勋与英才——黄兴和他的学生宁调元》以及《湖南人物志》等著作均采用此说。二是刘谦在《宁调元先生事略》一文中说：“会先总理孙先生由欧美莅东京，正式成立革命同盟会，君（指宁调元——引者）以克强先生介绍加入，自是得一意于党。每作一事，辄为同辈先，踔厉直前，不计成败。同乡诸子尝笑君为滔天之荒唐，呼为滔公。”[3]这就是说，宁调元是1905年在日本由黄兴介绍加入同盟会的。陶旅枫等所编《明德人轶事》、郭汉民编《宁调元》、湖湘文库编辑出版委员会所编之《〈湖湘文库〉书目提要》、汪梦川所著《南社词人研究》等著作采用此说。

　　以上两种说法孰真孰假？笔者查考相关史料后认为，后一种说法比较符合史实。理由有四：

　　第一，《名册》并不可靠。据国民党中央史料编纂委员会所言，《名册》原为本部庶务刘揆一所保管。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刘揆一返国响应，乃将其交由本部会计何天炯保管。未几，何天炯亦返国，将《名册》携归广东兴宁故里。何天炯去世后，其弟何天瑞曾抄录加盟人姓名一册交该会，但未录加盟年月日及主盟人，略而不详。1939年秋，何天炯次子何承天将原存之件由兴宁携往重庆，送该会收存。《名册》固然是很有价值的史料，但由于种种原因，其中的记载也多有遗漏和错误。黄兴长子黄一欧曾对《名册》提出过质疑：“1979年近代史研究所寄给我一份《同盟会会员名册》，是据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所载同盟会会员名册印的（经查，冯自由的《中国同盟会最初三年会员人名册》系由《中国同盟会成立初期（乙巳丙午两年）之会员名册》抄录而来）。冯在1912年出任临时稽勋局长，因此保存了不少珍贵的历史资料。在上述名册中，湘籍会员占156人，这个数字是不完全的。例如在日本士官学校、测绘学校等军事学校留学的会员，他们是由先君直接主盟入会，《名册》也是归先君单独保存的，有许多人就未载入这个《名册》。新化县系同盟会员荟萃之区，《名册》上只列了陈天华、曾继梧、周咏曾、高兆奎、邹毓奇、伍任钧、曾广轼、张镇衡等10人。就我所知，新化的清末同盟会员，还有谭人凤、谭一鸿、谭二式、方鼎英、邹价人、邹永成、曾杰、曾继辉、曾鲲化、曾继焘、曾继略、周咏书、苏鹏、袁华植、袁华选、杨源浚、高霖、彭作楷、刘华式、童俊、唐声太、廖楚焘、张斗枢、谢介僧、邹代藩等二十多人都未曾列进去。谭人凤父子三会员，当年传为佳活，而冯自由竟忘却了。”[4]

　　台湾学者蒋永敬也曾指出：“这一名册显然不能包含民前七年（1905）至民前六年（1906）同盟会的全部会员。盖当时国内各省及海外各埠加盟者，因递寄不便，致本部未能收到盟书者。同时在东京加盟的会员，亦有少数不在名册之内。加以部分会员无加盟年月日的记载，或所记加盟年月日有用阳历者，亦有用阴历者；其主盟人及介绍人有记有不记者。因此，欲利用此名册以研究同盟会的早期情况，不免有若干困难。但如与其他有关资料对比，却可发现一些极有意义的问题；同时亦可补正一般记载的不足或错误。”[5]

　　此外，据笔者查考，即便在湖南省内，《名册》的记载亦有矛盾之处。黄兴、宋教仁、刘道一等第一批入会人员的入会时间，《名册》记为“乙巳七月三十日”，但有人竟比他们更早，成巍、熊兆周、杨杰等人的入会时间，《名册》却记为“乙巳七月十四日”，张镇衡的入会时间，《名册》亦记为“乙巳七月二十一日”。[6]

　　除了黄一欧所说的人员遗漏和蒋永敬所说加盟时间有阳历、阴历混淆不清之外，《名册》上一些会员的所记时间与实际加盟时间亦有出入。例如，关于秋瑾加入同盟会的时间，《名册》记为“秋竞雄，乙巳七月二十七日”[7]，这里的日期应指农历，因为同时记载的蒋尊簋入会时间为“乙巳六月二十八日”为阴历，即阳历1905年7月30日，同盟会筹备会议之日。这样，秋瑾入会时间应为阳历1905年8月27日。毛注青、苏威等学者即持此说。[8]但郭延礼经多方考证后认为，秋瑾入会时间应为农历七月十四日，阳历1905年8月14日。[9]再如，《名册》记载陈家鼎于“丙午正月初三日”入会，但居正等人撰写的《陈家鼎传略》中却说“清光绪三十一年乙巳，先总理孙公在东京改组兴中会为中国同盟会，汉元首先加入”。[10]由上可知，《名册》的相关记载并非绝对准确，只能作为参考，而不能作为唯一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