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佳木:新中国初期克难制胜的历史启示

辛亥革命网 2020-07-20 09:07 来源:中国党政干部论坛 作者:朱佳木 查看: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7年可称作新中国初期,面对种种超乎想象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带领各族人民一一克难制胜。

 

  如果要对新中国成立至今70多年历史进行分期的话,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的7年可称作新中国初期,也是毛泽东说的“进京赶考”的第一阶段。

  常言道,万事开头难。但像新中国初期面临的困难那么多那么大,在人类历史上不是绝无仅有,也是世所罕见的。首先,新中国宣布成立时,解放战争还没有完全结束,国民党尚有128万正规军在西南、华南和沿海岛屿负隅顽抗,其溃败的正规军及特务、土匪结合形成的反革命武装多达260余万人,潜伏各地的反革命分子和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组织成员合计也有120余万人。另外,西藏地方政府分裂主义分子正在策划所谓“独立”,人民解放军要追击、清剿和进军。其次,中国近代经济本来就落后,加上长时间连绵不断的战争和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更使百业凋零,物价飞涨,交通梗阻,民不聊生,新解放的地区尤其是城市要迅速制止通货膨胀,恢复国民经济。再次,中国尚有2/3地区没能土改,那里的农民仍然在封建土地制度下遭受盘剥,广大工人还在遭受封建把头欺压,占人口一半的妇女还在遭受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娼、赌、毒等旧社会痼疾还在摧残人民的身心,这些也都需要人民政府通过以土改为中心的民主改革尽快解决。最后,帝国主义尤其是美国在援蒋反共失败后,仍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态度,不仅不予承认,而且在朝鲜内战爆发后,迅速派遣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我解放台湾,随后出兵入侵朝鲜,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推进,并派飞机侵入我国侦察和轰炸,使新生人民政权面临严重威胁,如何应对也需要党中央立即抉择。

  面对以上种种超乎想象的困难,中国共产党人并没有被吓住,而是带领各族人民一一克难制胜,并在这个过程中极大地激发出中国人民的爱国热情,促进了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解放了生产力,为新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制度基础和物质基础,树立了崭新的国际形象,交出了“进京赶考”的第一份优秀答卷,留下了许多对于我们今天迎接国际国内各种挑战具有重要意义的启示。

  一、新中国是人民当家作主的国家,必须切实保证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

  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也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但自古以来,国家都是少数人压迫多数人,只是十月革命后才出现了多数人占统治地位的新型国家。新中国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建立起的这种新型国家。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中国共产党当下主张建立的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一切反帝反封建的人们联合专政的民主共和国”(《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75页)。新民主主义革命彻底胜利前夕,他在论述人民民主专政性质时特别强调:“各级政府要加上‘人民’二字,各级政权机关都要加上‘人民’二字,如法院叫人民法院,军队叫人民解放军,以示和蒋介石政权不同。”(《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35—136页)他反复告诫我们的干部,“不论职务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他指出:“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4—1095页)

  为了体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性质、确保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新中国自建立之初,就从建政、民生和整党三方面入手,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

  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制定的《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政权的机关为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在普选的地方人民代表大会召开以前,由地方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代行人民代表大会职权。随着人民解放军胜利推进,凡是新解放的地区,军管会都在社会和生产秩序恢复的前提下,适时召开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作为人民参政议政的初级形式。在此基础上,城乡还普遍建立起带有半政权性质的群众自治组织,以逐步完成新旧政权的更迭。这种民主建政的工作,使新政权一开始就牢固建立在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之上。

  将封建半封建的土地所有制改变为农民的土地所有制,既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任务,也关系占人口最大多数农民的最大民生。新中国成立后,新解放区先普遍进行了减租、减息和退押(土地押租金)工作,随即颁布了《土地改革法》,组织土改工作队,分期分批开展土改,将没收征收的约7亿亩土地分给了3亿多农民。接着,为增强抵抗天灾人祸的能力,解决日用品、农产品购销和借贷等困难,又引导农民按照自愿互利原则,组织生产互助组和生产、供销、信用合作社,举办城乡物资交流会,发放农业贷款。为了减少水旱灾害给农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造成的损失,又在财政十分紧张的情况下,投入大量资金治理淮河,实行荆江分洪,加固江河堤防,兴建官厅水库等水利基础设施。针对上海等大城市不法投机商趁新旧秩序转变之机兴风作浪,造成物价飞涨、人心浮动的局面,人民政府还采用经济和行政手段迅速遏制了投机,稳住了物价,安定了人心。与此同时,为把广大妇女从封建婚姻制度的压迫下解放出来,颁布了《婚姻法》,并查封妓院、关闭烟馆、赌场,极大净化了社会环境,保护了人民的身心健康。所有这些都使人民群众从切身体验中,感受到人民政府确实是为人民服务的政府。

  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曾发出过要防止以功臣自居、防止“糖衣炮弹”、谦虚谨慎和戒骄戒躁等警告,但当我们党由地下秘密状态走向公开,由农村根据地进入城市,由局部掌权变为在全国执政,尤其身处新民主主义五种经济成分并存的环境,党员队伍中还是出了不少问题。有的革命意志衰退、个人主义膨胀,有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严重,有的以权谋私、腐化堕落,有的被资本家“糖衣炮弹”打中。面对这种情况,当时急待解决的问题尽管堆积如山,但党中央认为这个问题更大,如果不解决,我们就有可能成为李自成,就会失败,于是决定从1950年下半年起,用三年时间在全党全军开展一次整风运动。不久,增产节约运动中暴露出各级党政机关存在惊人的贪污浪费等现象,又决定从1952年起再开展一个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毛泽东指出:“官僚主义和命令主义在我们党和政府,不但目前是一个大问题,就是在一个很长的时期内还将是一个大问题。”(《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4页)“他们脱离群众,脱离下面的实际情况,关在房子里写决议,写指示。决议案、指示像雪片一样地飞出去,下面的情况究竟怎么样,能不能执行,不去管。”(同上,第265页)他强调,对于贪污蜕化分子、官僚主义分子必须撤销职务、清除出党,违法乱纪分子必须加以惩处,“最严重者应处以极刑,以平民愤,并借以教育干部和人民群众”(同上,第255页)。

  由于我们党从新中国成立起就高度重视民主建政、民生问题和从严治党,所以,不仅经受住了全国执政和市场经济的考验,而且与人民的关系更加巩固和加强,在各阶层群众中的威信更加提高,解决困难自然也就相对容易了。

  二、新中国是主权独立和统一的国家,必须坚决反对任何外来干涉和分裂行径

  中国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国家之一,曾创造过世界最灿烂的文明,只是在近代工业革命后逐渐落伍,屡遭列强的侵略、凌辱,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鸦片战争以来,清政府、北洋军阀政府和国民党政府对帝国主义一概卑躬屈膝,不断割地赔款,出卖主权,甚至提出“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可耻主张。一些爱国的中国人梦想通过学习西方科技文化来救中国,却在帝国主义侵略面前被一次次打破。民族独立原本是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资产阶级革命的任务,但由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走不通,加上中国资产阶级天生的弱软性,这个任务历史地落在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代表中国共产党的肩上。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起,便高举彻底反帝反封建的大旗。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共产党“代表了中国工农大众的最大利益,也是代表了整个中华民族的利益”(《党的文献》1995年第4期)。他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的新政协会筹备会上指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不容许任何帝国主义国家再有一丝一毫的干涉。”(《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5页)他提醒人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会甘心他们失败的,还会用各种可能的方法捣乱和破坏,如派遣他们的走狗钻进中国内部进行分化工作,封锁中国海港,侵扰中国边境,等等。“所有这些,我们都必须充分估计到。我们决不可因为胜利,而放松对于帝国主义分子及其走狗的疯狂的报复阴谋的警惕性,谁要是放松这一项警惕性,谁就将在政治上解除武装,而使自己处于被动的地位”(同上)。

  为了巩固新中国独立,恢复国家主权完整,中央人民政府对于帝国主义一方面采取只要他们一天不改变敌视我们的态度,就一天不给他们在中国以合法地位的政策;另一方面,将二战后由国民党政府保留的帝国主义尤其美国在华特权一一取消,不再允许外国人掌握中国海关大权,收回或征用外国在北京等城市的兵营地产,规定外国轮船不能再擅自驶入中国内河,停止外国资本和外国人在中国办报办杂志办广播电台,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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