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经济思想的几个要点(3)

　　后来，当党的十二大提出20世纪末实现全国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的目标时，有的同志又犯了急于求成的老毛病，提出“提前翻两番”的口号。陈云强调，党的十二大提出“翻两番”，是“要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而且“要分两步走，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为后十年经济振兴创造条件”。他告诫大家：“如果急于求成，把本来应该放在后十年办的事也勉强拿到前十年来办，在‘六五’和‘七五’期间乱上基本建设项目，那末，经济又可能出现混乱，翻两番的任务反而有可能完不成。”

　　在“提前翻两番”思想的支配下，1984年国民生产总值比1983年增长了15.2%；1985年1月至7月的工业总产值又比1984年同期增长了22.8%。陈云在1985年9月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提醒说：“这样高的速度，是不可能搞下去的，因为我们目前的能源、交通、原材料等都很难适应这样高速度的需要。”如果不降下来，“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可惜，陈云的话没能引起有关方面的足够重视，国民经济继续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结果出现了不稳定的迹象，中央只得于1988年决定进行带有调整性质的治理整顿。第二年，国民生产总值增长速度跌落到4%。

　　从以上过程不难看出，过分突出经济的发展速度、数量、产值，不仅难以持久，而且效益不佳，如果算总账，确实比稳中求进的方针要慢。

　　三、搞活经济要建立在宏观控制基础之上

　　无论是计划经济体制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都存在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的矛盾。过去，陈云针对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极力主张通过市场调节把微观经济搞活；同时，强调市场调节必须在国家统一计划的指导下发挥作用，使经济在宏观上得到控制。概括起来说，就是做到“活而不乱”。在陈云的话语中，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代表的就是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本质上也就是市场与政府的关系。只要不拘泥于“国家计划”这样的提法，而是注重他关于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的论述实质，那么，其中蕴含的道理，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处理微观经济与宏观经济、市场与政府之间的关系，就同样具有积极的认识价值。

　　早在1956年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顺利完成之后，陈云就提出，“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他说：“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而是说要改变过去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那一套办法。”他主张，除粮食、布匹等重要物资和一些热销货继续统购外，其余可以自由选购。他说，实行这种办法后可能会有一些毛病，但我们只能一方面管好市场，另一方面不把市场搞死。“不走这条路，我们又找不到其他更好的路。”他甚至说过：“资本主义是大不合理，小合理。大不合理是生产无政府，但是每个资本家管理生产却有它合理的地方。我们社会主义是大合理，小不合理。现在有这样的情况：‘社会主义就是大路货’，‘社会主义就是质量下降’，‘社会主义就是往下派货’。可否改变成大合理，小也合理呢？我看必须这样做。苏联的情况跟我们不一样，它大小生产一律纳入计划。我们是否来个大计划、小自由，即主要方面有计划，次要方面来个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国家市场的补充，不是资本主义无政府状态下的自由市场。总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情况。方向大体是这样，至于名字怎样叫，还没有研究。”接着，他在党的八大上提出了著名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经济体制改革构想。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一构想没能得到实施。

　　“文化大革命”期间，陈云被下放到江西，他重新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和《列宁全集》中十月革命后的部分，对计划与市场问题进行了更加深入的思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亲笔起草了一份提纲，上面写道：“六十年来，无论苏联或中国的计划工作制度中出现的主要缺点：只有‘有计划按比例’这一条，没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还必须有市场调节这一条。……因为市场调节受到限制，而计划又只能对大路货、主要品种作出计划数字，因此生产不能丰富多彩，人民所需日用品十分单调。”由此，他得出结论：“整个社会主义时期必须有两种经济：（1）计划经济部分（有计划按比例的部分）；（2）市场调节部分（即不作计划，只根据市场供求的变化进行生产，即带有盲目性调节的部分）。”此后，随着经济形势的变化，他对市场与计划的关系又有过多种提法，如“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等等。但无论哪种提法，所要表达的意思都是：既要通过市场调节搞活微观运行，又要通过国家计划加强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其目的正如他在198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所说，“搞好宏观控制，才有利于搞活微观，做到活而不乱”。

　　关于市场与计划的关系，陈云曾于1982年做过一个生动比喻，把它们比作“鸟”与“笼子”，借以揭示搞活经济与宏观控制的要义。他说：“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这个比喻一经发表，立即引起两种截然相反的评论。一种认为，这个比喻反映了陈云要把已经搞活的经济重新装回到“鸟笼”里，是反对市场取向改革的，把它诬称为“鸟笼经济”。另一种则认为，这个比喻道出了处理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关系的真谛，是为了有利于搞活经济，而不是为了搞死经济。一些西方学者也对这个比喻产生了浓厚兴趣，认为它提出了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值得人们沿着这个思路来思考经济微观运行与宏观控制的关系。

　　这其实最早还是时任中纪委第二书记的黄克诚大将在和陈云谈话中提出的，陈云感到很有道理，在随后听取有关部门领导汇报时用了这个比喻，指出“‘笼子’大小要适当，但总要有个‘笼子’”。后来，他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进一步发挥说：“不一定一个省就是一个‘笼子’，‘笼子’也可以大到跨省跨地区。”再后来，他要会见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海代表团，在审阅谈话稿时，又亲笔加了16个字，即“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可见，这里说的“笼子”，不过是对宏观控制的形象比喻罢了，绝不像一些浅薄之人望文生义理解得那样狭小，相反，是可以大到世界任何地方的。

　　今天，我们已经不实行计划经济了，但仍然有国民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十年规划，还有宏观调控的目标，有各种法律法规，有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等。这些不是也像“笼子”一样起着限制经济微观运行盲目发展的作用吗？如果没有这样的“笼子”，岂不真的会让各种经济主体像“鸟”一样脱离国家宏观控制而“飞跑”，造成经济失控、比例失调，甚至国有资产流失、使私人资产向国外转移。当然，用来做“笼子”的材料，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主要使用行政手段，而是更多使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但“笼子”的实质——对经济微观运行进行宏观控制这一点，无论在什么经济体制下都是相同的。而且，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笼子”，从某种意义上恐怕比我们扎得更紧。

　　陈云之所以反复强调加强宏观控制，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国家在计划经济时期，地方和部门都缺少横向经济联系，小而全、大而全的自发倾向很严重，很容易搞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说过：“我们国家大，一不小心就会盲目发展。”“以后看见某些行业有较大发展的时候，不要太高兴，要加强管理，否则，发展就会过头，生产就会过剩。”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赞扬改革“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好作用”，“农村人民生活改善了，市场搞活了”，同时也指出改革带来了一些缺点，其中之一就是“各地区盲目的重复建设”。过去有一种看法，似乎重复建设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其实，市场经济受价值规律支配，具有更大的自发性、盲目性、滞后性，更容易发生重复建设。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投资主体虽然越来越多地变成私人资本，但它们后面往往仍有政府支持或参与，资金大部分也来自国有银行，一旦重复建设，出现呆账、坏账、烂账，受损害的照样是国家和老百姓的利益，赔偿、安置等善后问题照样要由政府来处理。

　　四、对外开放要建立在“以我为主”基础之上

　　陈云一贯倡导“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的思想路线和思想方法，他的主要精力从来是放在观察和解决每个时期经济工作中出现的实际问题，尤其是那些带有倾向性的问题和有可能成为倾向性的问题上。正因如此，他的对外开放思想也具有很强的前瞻性、务实性和稳妥性。比如，当人们不大注意对外开放，甚至有人反对对外开放的时候，他会比较多地强调要打破框框、解放思想，提倡大胆进行对外经济交流；但当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对外开放的意义，对外开放已经不再成为问题，甚至有人忽略对外开放中出现的负面影响时，他往往又会较多强调要头脑清醒、处事谨慎，提醒人们注意对外开放中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问题。如果不了解他思想的这个特点和论述的背景，就有可能会误认为他在对外开放问题上不积极、不热情，思想偏于保守。

　　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开展大规模工业化建设时，由于缺少经验，只能向苏联学习。起初，陈云针对在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的情况，较多强调要老老实实地学，虚心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但当全国掀起学习苏联的高潮后，他又强调学习一定要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不能照搬照套。比如，他主持的1954年新币发行工作，就和苏联的做法很不一样。毛泽东曾经讲过，苏联关于“财经方面有些建议，陈云不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