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晚年与帝国主义的斗争

　　一、屡遭列强打压的爱国者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伟大的民族英雄，他最大的特点是热爱祖国，爱国是孙中山的崇高风范。孙中山还是个奋斗者，他是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坚定的奋进者与搏击者，理所当然得到了中华民族、中国人民的充分肯定，其光辉业绩彪炳史册。毛泽东同志曾经把艰苦奋斗的精神称之为孙中山留给我们最中心最本质最伟大的遗产之一。这种“艰苦奋斗”绝不仅仅是在日常生活层面，更是指在政治斗争中坚忍不拔、百折不挠。

　　孙中山的一生，就其与西方列强接触和交涉的过程而言，不啻就是一部失望、挫折和屈辱的历史。他所赞美倾慕的英、美、法等西方列强出于自身侵略利益的考虑，无不对他态度冷淡、反应冷漠。孙中山长期接受西式教育，他是通过英语文化去了解世界的，既慕其物质文明，更感其在伦敦的救命之恩，进而殷切期望英国能予以援助。但英国政府一直认为，维护其在华利益的最佳办法是支持中国的在朝势力，从清政府到北洋军阀，并因而反对孙中山推翻清政府、打倒军阀、革新中国的计划，谢绝孙中山的一切恳求。1906年10月15日，法国驻华公使巴思德在致外交部长的信中更是赤裸裸地提出：“就算孙逸仙的计划有一天能够成功……清王朝被推翻……我不知道这个变化能有什么值得我们庆幸的地方。改革主义分子，不管他们眼下对外国人有多么温柔体贴，我担心，他们在民族观念上，比当前这个软弱而无威望的政府更加强硬。如果他们真的取得了政权，他们一方面将乐于借用外国人的文明和活动方式中的许多东西，一方面会更加有力得多地对外国人进行战斗。”（《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七卷，第46-47页）而“驻华之美国使节对中山先生之评价，几持以共同看法，认定中山先生系一来自南方广东省之地方性政治人物”，“几乎所有美国驻华外交人员都在其向国务院的报告中对中山先生加以批评”并“阻止中山先生与美国政府接触，困扰其争取在美影响及支援之一切努力。”（陈三井：《中山先生与美国》第192-193页）

　　在这种大背景下，无论孙中山对英国、法国、美国有多美好的憧憬与期望，到头来还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处境越来越凶险的孙中山在晚年，转向求助苏联。

　　二、争取“关余”的英勇抗争

　　1923年2月，拥护孙中山的一部分军事力量将陈炯明逐出广州，孙中山重新回到广东，以陆海军大元帅府为中心，第三次在广东建立政权。当时各方军队控制税收，广东革命政府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困难，于是孙中山在1923年下半年向列强提出分拨关余的要求。一方面固然是争取扩大财源，但这种撇开北京政府直接与列强交涉的做法，实际上隐含要求列强承认广东革命政府的意图。1923年10月6日，苏联政府任命的驻国民党代表兼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鲍罗廷到达广州，被孙中山聘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苏联政府还给了广东革命政府实际的军事和物资援助，孙中山后来又聘鲍罗廷为政治顾问，与苏联的关系日益密切。争取关余的斗争实际上也是孙中山对英美法等西方列强最后的试探，西方列强对孙中山的疏远与打压，促使孙中山进一步加快了联俄反帝的步伐。

　　民国初期中国之海关仍由外国人（总税务司）掌控，各国公使团还迫使中国政府将关税收入存进他们指定的外国银行。税款对列强之赔款与偿债后之余额，经公使团同意后才拨给中国政府使用。1917年夏孙中山南下，组织护法军政府。1919年军政府要求摊拨关余，经公使团同意，北京政府按13.70%的比例将关余分拨给军政府。然而从1920年3月起，公使团以避免助长军政府内争为由，将军政府应得关余份额，交由总税务司暂代存储，不再拨付。关余问题是指孙中山的大元帅府为争取辖内的粤海关关余而与外国公使团展开斗争之事。

　　1923年9月5日，伍朝枢奉孙中山之命通过英国驻广州领事正式照会北京公使团，要求外交团按比例将关余分配给南北政府，补还南方政府1920年3月以后应得关余。10月23日，伍朝枢再次照会英国驻广州领事杰弥逊，并要其转交给公使团一份备忘录，重申上述要求。但在北京的外国公使团一开始并未认真对待。直到11月30日，英美日法意等五国公使获悉孙中山将夺取广州海关后才在北京召开临时会议，一致同意派军舰到广州示威。12月初英国炮船四艘、日炮船一艘、美、法各二艘进泊广州港。12月4日外交团代表南下广州，面劝孙打消提取关税之意。孙中山强硬回答：“如君等有能力禁予不提取，予即不提取。”（《孙中山全集续编》四，第7页）同一天孙中山与英国《字林西报》记者谈话。记者问“目下各国如从事阻止截留，是否将与各国抗？”孙中山说：“彼力不足与抗，然为四大强国压倒，虽败亦荣；果尔，将另有办法。”（续编四，第8页）记者再三请孙明示办法。孙乃隐示拟与苏俄积极联盟。同年12月3日孙中山在邓泽如等密函中批示：“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续编四，第5页）

　　在中国共产党的支持下，1923年12月16日，广州各界代表及工团召开收回海关国民大会，举行示威游行，抗议帝国主义干涉政府提取关余，并派代表赴大元帅府请愿。孙中山在接见他们时发表谈话坚称：“对于关余问题经拟定收回办法，决于三日内以正式公文向税关提取关余；如三日内该税关不照办，则于七日再行警告，着即遵办；倘过此十日期间，该税务司仍不依办，我自有收回关税办法之法。”据悉孙中山当时正筹划办法有：甲、在广州长堤另设海关；乙、广东宣布为自由港。（续编四，第25页）孙中山还说：“将来结果，或者闹到外国水兵实行驻守税关，亦未可逆料。倘不幸而演此耻辱，仍望我同胞再开国民大会，率同群众示威，并须派发英文传单，以正谊公理，劝告外国水兵，以义理劝彼辈，或能觉悟；否则余当以其占领我国土地之行为，宣告全世界，冀全球人士之公判。余意此问题终必有解决之一日。”（续编四，第24页）

　　12月19日，大元帅府谕令总税务司将粤政府辖境内所征收之关税，扣留于广州及以后所指定之其他地方，并将1920年3月以后未交之关余完全缴还。倘此谕令未经遵行，粤政府当即另派税关人员。据此，大元帅府外交、财政两部曾致函北京外国总税务司：“查本政府所辖地域内，凡各财政机关之收入一应归我政府处理，海关税收当然亦在其列。”但粤海关拒不执行。美、英、日、法等国军舰还驶入珠江白鹅潭进行武力威胁。

　　12月20日，孙中山致电英国工党领袖拉姆·麦克唐纳：“关余之处置，纯属中国内政，外交团已切实承认之，则英国与别国代表现时对待本政府之仇视恫吓，实难解其理论。仆今警告英人：……中国为行销英货最佳市场之一。而此市场，只可以博得华人好意政策获取之，而非炮舰政策之旧外交术所能收效。若以战事，威胁吾人，势难发生好意，有不啻宣示其牺牲正义公道，以殉强力与权势之外交政策。”（续编四，第36页）次日孙中山在岭南大学与外籍教授和学生座谈时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一贯地对中国怀有敌意。”（续编四，第33页）

　　12月中旬，孙中山还致电美国国务卿许斯：“美国在华盛顿首倡太平洋会议，主持公道，举世同钦。今竟主动派军舰赴粤，干预中国内政，实属违反华会精神。请将军舰撤退，以符中美亲善之旨。”（续编四,第32页）12月17日孙中山又致电美国国民：“吾人在政府领土以内要求征收关税，对于以全国关余作抵之外债亦愿于收得之税内扣拨，此事极为正当，何故贵国等欲以枪炮吾人耶？此项权利，他国政府均得享受，故吾政府亦可享受之……贵国当局或有权不能援他人者以助吾人，然若指挥贵国海军在吾人疆土内以武力征收税捐，而供北方奸人军阀之滥用，是为一种罪恶，诚堪引为羞耻也。”（续编四，第27页）12月21日，孙中山在岭南大学对周围的美国人说，如果十六或十八艘外国兵舰驶入纽约港口，恫吓震慑这座城市，并且干涉她的内政，你们又将作何想？并警告说：“中国人民有着深沉绵长的记忆，你们不可能一下子洗刷自己的恶言秽行！”（续编四，第34页）孙中山上述涉外言论，态度强硬，措辞尖锐，引起了美国驻华外交官的反弹，他们在向国务院报告孙中山言行时，经常污蔑孙中山，可见孙中山的话戳到了他们的痛处。

　　1924年1月6日，美国驻华公使舒尔曼南下广州，调停关余争端。孙中山在与他谈话的最初“谈到世界范围内的压迫者和被压迫者之间迫临的矛盾。中国、俄国、德国、印度等一群国家属于后者，资本主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属于前者。”舒尔曼事后向柯立芝总统报告说：与孙的谈话“持续了两个钟头。最初一刻钟孙中山像一个真正疯了的人一样，向我谈到世界范围内的事”。“他的言论和姿态是如此前后矛盾和兴奋激动，竟然使得当地的新闻报道大加渲染，说他动了感情”。在谈及关余问题时，孙中山表示他将用武力夺取海关，即使他不得不同所有列强作战。舒尔曼答应，如果广州政府把关税结余只用于改善广州河河流航道，而不用于军事需要的话，他协助友好解决关税结余问题。孙表示对此同意，但他指责舒尔曼以及所有列强的作法不公正：他们拒绝给他应属于他的东西，而且支持督军，而不是根据华盛顿会议的决定通过干预解除他们的武装。孙中山并对舒尔曼说：“如果美国欲对中国表示真正之友谊，应先归还上海的美租界，以为诚意之保证。”（续编四，第61-62页）

　　孙中山与舒尔曼广州会谈的结果是迫使公使团同意将粤海关的关余拨交广州革命政府支配。台湾学者陈三井认为，舒尔曼的广州之行虽“未能消除孙中山对美国政策的不满。惟关余问题，确由于他的折中建议终于获致暂时的和平解决。”这场斗争“实际上是以广州政府的胜利而告终……它意味着列强炮舰政策在中国的第一次失败。”

　　三、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怒吼

　　1924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所部改称国民军，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11月10日，孙中山以中国国民党总理的名义发表了《北上宣言》，重申反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主张。北上途中孙中山连续发表“打倒帝国主义”“收回租界”的革命言论，一方面鼓舞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志，另一方面引起了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恐慌。11月19日，他在上海寓所招待中外记者茶会上发表演说，指出“至对外方面，通商以来，因条约之不平等，独立地位已完全失去——实际地位较各国殖民地尤为卑下。盖高丽为日本之殖民地，安南为法国之殖民地，但彼等虽为奴隶，主人只有一个，而中国则主人竟及十余……更有一事足资纪述者，即余来沪时，有一日本记者来见，谓某国将于余抵沪予以反对。余当谓上海为中国之领土，外人仅处客人地位，如外人必欲无故干涉主人之行动，余必有相当办法以对付之。该记者将此项谈话发表。今日某西报因著论文，颜曰：‘条约神圣’。实则条约者，乃中国人之卖身契也。故余到京后，在国民会议中第一须提议者，为废除一切条约，收回租界及领事判权与一切失地……各国压迫中国垂十余年，良心实有未安。因之有华盛顿会议之招集，但结果亦未实行。”“中国祸乱之症结，实为军阀专制与军阀所依赖之帝国主义，必须打倒此二者，中国乃可进于治平。军阀专制之害尽人能道之。至帝国主义之害，余可举其大者，如通商一项，因外人握得海关权，对外货轮入征税不能自由，每年损失达五万万，其他各项尤不胜数……如洋布洋纱，欧战时勃然兴起，今则余由吴淞到沪时，沿途见各家纱厂均已停工。此因关税不自由，保护税法无从实行故也。厂既停工，工人遂失业，饥饿而死者，亦复不少。中国人口之减少，此亦一原因。”（续编五，第286-287页）孙中山最后表示：“军阀既倒，欲打倒帝国主义，亦已获有机会。”（续编五，第288页）英国外交部获悉后大为恼怒，批示：“孙似乎比平时更语无伦次。”（黄宇和：《中山先生与英国》第623页）

　　1924年12月31日，孙中山带病到达北京时，因健康原因无法在北京火车站向欢迎他的政府官员与大群学生发表讲话，于是现场分发了预先印制好的一批传单。孙中山在传单中强调：“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利，是为特来与诸君救国的。十三年，兄弟与诸君推翻满洲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的自由平等。然而，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与各国了，以致我们仍然处于次殖民地之地位。所以我们必要救国。”（《孙中山全集》第十一卷，第532-533页）也就是说，要把中国从次殖民地的苦难中拯救出来，必须争取废除不平等条约。由于此番言论影响到英国在华利益，英国驻华公使在次日给英国外交部发了一封密电报告此事。根据黄宇和所著《中山先生与英国》披露，英国“外交部的第一道批示曰：‘录副咨会海军部和陆军部。’上司签名表示同意再上一层楼，第三道批示曰：‘典型的、对列强以及列强在华条约的攻击，虽然语调稍微温和了些。’这份文件一直上呈到外交常务次长，可见英国外交部对此事之重视。”

　　孙中山晚年的反帝斗争得到了共产国际领导下各国共产党的支持。1924年10月下旬，英国共产党代表麦曼诺斯、法国共产代表特来恩、美国共产党代表安尔共同致电孙中山，“一致欢迎中国民族革命运动之崛起，以敬服与同情之心，追随阁下对英、法、美帝国主义阴谋之英勇的奋斗，并向阁下保证：吾人将尽全力向劳动群众揭破马克诺赫礼欧顾礼治之恶行，及铲除其阴谋。”（《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九卷，第130页）

　　1925年3月11日，弥留之际的孙中山在致联共（布）中央及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遗书中嘱咐“国民党继续国民革命运动，俾中国摆脱帝国主义加于中国的半殖民地状态，而获得自由。为达此目的，我已嘱国民党与你们长期保持联系。相信贵国政府将把业已开始的对我党的援助继续下去”，并希望中苏“两大盟友将携手并肩，走上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而进行伟大斗争胜利进军的道路。”（续编五，第427页）

　　孙中山逝世后，共产国际在3月13日的唁电中表示：孙中山“适死于其毕生事业甫生效果之际。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与被压迫民族之反帝国主义运动此时正渐趋于一轨，势力亦渐臻增进……深信共产国际之各支部皆竭力援助将完成孙逸仙大业的国民党，并深信与国民党合作之中国共产党亦能完成当前之伟大历史的事业。”（《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十卷，第27页）同一天，俄共（布）中央书记斯大林在致国民党中央的唁电中说相信“国民党一定会在争取摆脱帝国主义桎梏的伟大斗争中高举起孙中山的旗帜，……直到彻底战胜帝国主义和它在中国的代理人。”（《斯大林全集》第七卷，第45页）3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唁电中说：“中国共产党对于贵党总理中山先生临终之政治的遗嘱及其毕生反抗帝国主义、反抗军阀之革命事业表示极深之敬意”。希望“贵党于中山先生死后更增加勇气忠实的继承中山先生的遗产，积极进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伟大事业……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工农阶级热烈的愿与贵党协力奋斗到底。（《各方致孙中山函电汇编》第十卷，第89页）九十多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与使命决定了这一点；为世界谋大同、致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也证实了这一点。

　　（作者系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