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武汉

　　一、辛亥革命及其历史意义

　　“辛亥”是中国传统的干支纪年法，本词中对应的时间跨度为1911年1月30日（辛亥年正月初一）至1912年2月17日（辛亥年腊月三十）。1911年10月10日（辛亥年八月十九），湖北武昌爆发的一次反清武装起义，引发全国响应，十八省先后易帜。12月29日，在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挥师北伐，黄孝战役关键一役，给予清廷以致命性打击，袁世凯与革命党妥协，南北议和。1912年2月12日（辛亥年腊月廿五），清帝宣布退位，从而结束了清王朝统治，开创了中国的民主共和时代。一般而言，严格意义上的“辛亥革命”，或者说狭义的辛亥革命，就是指发生在辛亥年间的改朝换代（何广·分歧的解读：纪念中的“辛亥革命”（1912-1949）·湖北社会科学（1），2009）。武昌首义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时间节点一般认为是从打响第一枪开始，经由攻克湖广总督署，到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为止，史称武昌起义或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无疑是成功的，它的时间节点应该是从武昌首义开始，经由阳夏战争、辛亥北伐、南北议和，到清帝退位。

　　1912年4月，宋庆龄正在美国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攻读文学专业，当她得知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国，欢欣异常，立即满怀激情地撰写了一篇题为《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的政论。宋庆龄高度赞扬和评价了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和伟大意义。指出几个月以前，“无论怎么放任不羁地梦想也不可能想到会成立一个共和国”。 2016年11月，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1911年，在孙中山先生领导和影响下，震惊世界的辛亥革命取得成功，推翻了清王朝统治，结束了统治中国几千年的君主专制制度”“开创了完全意义上的近代民族民主革命，打开了中国进步闸门，传播了民主共和理念，极大推动了中华民族思想解放，以巨大的震撼力和影响力推动了中国社会变革。”（习近平在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16-11-11）。习近平对辛亥革命给予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评价。

　　1911年12月29日，在各省代表会议上，孙中山以16票的绝对多数在南京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宣告中华民国成立。元月3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28日，各省代表会议改组为南京临时参议院，成为临时政府的最高立法机关 。

　　中华民国简称民国，是孙中山于1905年8月20日，在日本东京成立同盟会时正式和公开提出来的。1904年秋，孙中山在美国发表的英文著作《中国问题的真解决》当中旗帜鲜明地率先提出：中国未来新生的共和国当以“中华民国”为国号；只有“把过时的满清君主政体改变为‘中华民国’”，才能真正解决中国问题。——这是“中华民国”一词的最早出现。1905年8月，孙中山将此前所拟“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的誓词作为同盟会宗旨写进《中国同盟会总章》，成为中国第一个全国性革命政党的政治纲领。就在此时，他最终为将来新生的共和国确定了“中华民国”的国号。 孙中山明确表示：“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表明中华民国政府之设立，完全是为了代表全国各族人民管理国家，中华民国的国家主权应该属于全体国民。孙中山在1916年作过全面阐述：“何以不曰中华共和国，而必曰中华民国？此民字之意义，为仆研究十余年之结果而得之者。欧美之共和国，创建远在吾国之前，二十世纪之国民，当含有创制之精神，不当自谓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纪成法而引为自足。……国民者，民国之天子也。”“民国”与“共和国”的本质是一致的。而在国号之中以“民”字直接表示民权，比“共和”之意义更为积极和鲜明。

　　辛亥革命最后不依靠暴力解决，而是各方妥协。和而不同，和实生物，同则无继。南北议和，革命始告成功。隆裕太后做出的决定避免了数以百万计同胞的非正常死亡。袁世凯辛亥年的选择是正确的，不能因为他几年后称帝就否定他在辛亥年的选择。如果没有袁世凯，辛亥革命不知道还要牺牲多少人的无辜生命。从大清朝的覆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各方都比较节制，隆裕太后和载沣，袁世凯，孙中山和黄兴，最终共同找到了一条解决政治危机的途径，这就是妥协。在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时代用妥协的方式解决重大的政治危机。因为三方的妥协，让大清朝和平落幕，接受新的共和制度安排。孙中山、黄兴、宋教仁，以及同盟会与光复会的革命党人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虽然他们的力量非常弱小，经常是从失败走向失败，但他们用勇气和牺牲换来了亚洲第一共和国。当他们掌握了南京政权的时候，他们完全可以不顾一切举兵北伐到底，和袁世凯决一死战，但是他们没有这样做，他们的北伐适可而止，愿意妥协，并交出南京政府，让袁世凯担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隆裕太后宣布退位。虽然三方都不是最满意，但三方都可以勉强接受，而普通的中国人却少牺牲了很多生命。孙中山政治道德的终极目标是，倚靠中国固有的道德，和平实现世界大同之治。可谓“美美与共，天下大同”。此时此刻回望一百多年前的中国，孙中山与黄兴在一个几千年的官本位社会里，愿意放弃权力，鞠躬下野，这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如果要真正看到历史的本来面目，应该相信史实，还原历史的真实面貌，真实是历史的生命。中国的历史不是某些英雄、伟人和统治者创造的，是所有中国人共同创造的（傅国涌· 1911，大清朝完蛋的前夜·人民网·2015年12月03日）

　　二、辛亥革命与武汉

　　回望3500多年武汉城市史长河，虽然在南宋时，武昌就上升为长江流域三大城市之一。在明末清初，汉口则成为中国四大名镇之首。但是，最令武汉人骄傲的就是百年前的晚清时代，武汉城市迅速崛起。深处内陆堂奥的武汉三个古镇，一跃而成为中国著名的近代都会，中部的中心城市。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水平考察，武汉展示出城市雄风，武汉人口达到近百万之众，城市实现早期近代化，其经济总量超广州、越天津，日本驻汉总领事水野幸吉惊呼武汉正紧追上海，赞为“东方芝加哥。又称为“中国的曼彻斯特”。武汉步入早期近代化，武汉城市地位崛起为全国第二位的近代都会，形成武汉城市发展的高峰，进而为武汉爆发一场举世震惊的辛亥革命创造了深刻的城市背景。许多人参加革命组织。

　　张之洞督鄂做了几件大事：

　　一是编练新军；二是新办实业；三是兴办教育。湖北新军实力仅次于拱卫京师的袁世凯编练的北洋新军。起义前，全国练成13镇新军，其中北洋新军共6镇（师），湖北新军1镇1协（旅）。创办汉阳铁厂、汉阳兵工厂、自强学堂、农务学堂、工艺学堂等。

　　张继煦说“辛亥革命曷为成功于武昌乎？论者以武昌地处上游，控扼九省，地据形胜，故一举而全国响应，斯固然矣。” 又云：武汉有官钱局、铸币厂，控制全省之金融，则起事不虞军用之缺乏。有枪炮厂可供战事之源源供给。成立新军、多富于知识思想，能了解革命之旨趣。而领导革命者，又多系所培养之学生也。精神上、物质上，都比较彼时他省为优。以是之故，能成大功，虽为公所不及料，而事机凑泊，种豆得瓜。孙中山在1912年4月到武汉时，考察了汉阳兵工厂和武昌、汉口，称赞张之洞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创造了客观条件，是一位“不谈革命的革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