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天瑜:从孙悟空的“自由”谈开去

辛亥革命网 2019-09-21 20:14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冯天瑜 查看:

从文化学角度讨论文学作品,又通过文学作品观览文化史走向,是一个富于创意的论题。今天海内外诸位文学史专家不远数千里聚首议此,一定可以激活哲思,有以教我。

  诸位同仁:

  欢迎大家金秋莅临武昌珞珈山。

  从文化学角度讨论文学作品,又通过文学作品观览文化史走向,是一个富于创意的论题。今天海内外诸位文学史专家不远数千里聚首议此,一定可以激活哲思,有以教我。

  大约十天前,老友刘再复从美国托人送来近著《〈西游记〉悟语三百则》,其封套上书:“《西游记》是《庄子》后对中国影响最大的自由书”。显然,再复兄是以文化学视角评点《西游记》的。翻阅是作,果真如此。其文曰:“孙悟空是中国个体自由精神的伟大象徵。它表达了中国人内心对自由的向往。从自然关系上说,它表达了人不受制于苍天也不受制于大地的束缚。从社会关系上说,它表达了人不受制于政治权力宗教权力统治的自由意志。”

  我们都知道,在汉字文化圈,“自由”的古典义为“任意、随意、自恣、自专”,与“限制、制约、约束”相对应。谈及“自由”,使人联想到的是庄子的逍遥游,嵇康的“越名教而任自然”,李白的洒脱,苏东坡的旷达,谭嗣同发出冲决专制网罗、宗法网罗的呼唤,而孙悟空正是这种传统的“自由”精神的化身。

  解读《西游记》不能止于运用传统的自由观,还须领悟近代哲人的自由意识。大家熟知的1789年颁布的《人权宣言》第1条说:“一切人都是、而且永远是自由的,并享有平等的权利”;第4条又说:“自由就是有权去做并不伤害别人的事情。因而每个人的自然权利只受到别人也有同样的自由权这一必要性的限制”;百年后,19世紀中叶英国哲人约翰·穆勒指出:“约束是自由之母。个人的自由,须以不侵犯他人的自由为自由。”再过半世纪,作为自由主义在中国的第一代传人,严复1895年借用中国传统的体用框架,为新政治作概括:“以自由为体,以民主为用。”鉴于中国传统自由观有“恣意妄为”倾向,严复特别指出自由的前提是不得侵害他人自由。刘再复显然把握了“自由”的这种现代义,在评析《西游记》时特别指出:“可贵的是,小说还表述了对自由的正确理解,前期孙悟空表现的是无所畏懼的积极自由精神,后期孙悟空则表现自由与限定、自由与规则的冲突与和谐。”通览《西游记》全篇,再复兄的这种文化学评述大体切合作品实际,也由此可见,中国传统的自由观并非全然是天马行空式的纵横八极,而是包蕴着约束、规范义的。

  《〈西游记〉悟语三百则》还对四大文学名著有一总体评价:“就其精神内涵而言,《红楼梦》与《西游记》都是极好的书,但《水浒传》与《三国演义》则问题极大。《水浒传》的两个基本命题即‘造反有理’与‘情爱有罪’都是错误的。造反并非都没有理由。但《水浒传》却告诉人们,只要‘造反’,只要‘替天行道’,使用什么手段都可以。”“而《三国演义》则成了中国权术、心术、阴谋的大全。”“唯有《红楼梦》与《西游记》无此凶心机心,却是一片童心佛心。”

  这是从伦理的善恶层面作的文化学辨析。

  若以更广阔的文化学视野考察四大名著,则不必限于再复兄上面的褒贬评定。如《水浒传》的思想性也有独到之处:小说从高俅得帝王欢心,由一个会踢球的泼皮擢升太尉(国防部长),欺压属下(如王进、林冲等武艺高強的安分之辈)便是其淫威的表现。小说由此开笔,一路展开“官逼民反”的种种场景(写得最完整的是八十万禁军教头林冲被高俅父子逼得走途无路,终于落草为寇),揭示了专制帝制时代的基本社会问题——官民矛盾,生动讲述了一个个“官逼民反”的故事。略须说明,这里逼反之“民”不一定指农民,如梁山聚义108将,出身大都是军官、吏胥、庄主、流氓,与种地有点关系的好像只有菜园子张青,但他却与老婆孙二娘做人肉包子生意,决非纯良农民,他们也不是为争取土地而战。故有识者指出,啸聚水泊梁山的一伙,不能称之“农民起义”。不过我以为,上述情形岂止“宋江三十六人”(《大宋宣和遗事》语),史上农民起义发难者,皆非躬耕陇亩的老实农夫,多是落第秀才、失意军官,乃至边兵、驿卒、盐贩、宗教职业者等等“勇敢分子”。《水浒传》真实地表述了中国“农民战争”起事者的实况,这正是其历史认识价值的所在之一。《水浒传》历史认识价值的要处更在于:以宋江为首的被逼造反者,大都怀着“忠义”之念(“忠君”更高于“义友”),落草了还时刻期待招安,一厢情愿地想着报效“赵官家”,以便“边庭上一刀一枪,博得个封妻荫子”(这是最豪杰的武松讲的话)。好不容易争取到被招安,梁山诸人却落得一个个身首两异的大悲剧收场。小说展现了各色人等皆陷入“皇权主义”而不能自拔的真实,这正昭显了现实主义文学的深度(作者施耐庵不一定有此种理论认知)。故仅从思想性而言,《水浒传》固然糟粕厚重,却仍然闪耀着卓异的輝光。

  至于《三国演义》,则尽写曹—刘—孙争夺天下时的权谋术数,将战争之“诡道”抒写得淋漓尽致,出神入化。《三国》所舖陈的权斗机巧之旨,固然不可引作为人之道,贤者有“少不读水浒,老不读三国”之警告,但《三国演义》确乎是一部智慧书、谋略书,这智慧谋略往往对社会生活中的弄潮儿尤有启示价值,对不愿做冤大头的普通庶众也不乏教益。须知,人类社会乃至国际关系,至今并未走出社会达尔文主义(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魔咒,故中外政治家、军事家乃至从事商战的企业家,莫不热衷于三国式的谋略,往往将此书置之案头,作为座右,这大概不是道德家的劝诫所阻止得住的。

  昨天我与几位台湾学者(其中两位是国民党中生代中央委员)座谈,论及台湾正如火如荼、跌宕起伏展开的选战,这几位蓝营谋士陈述过往的及时下正在施行的竞选策略,莫不是从《三国演义》脱胎出来的,诸如“和内以御外”、“声东击西”、“草船借箭”、“苦肉计”、“联孙击曹”、“诱使对方犯错”之类。言谈间,谋士们皆自觉不自觉地模拟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技巧。而且,蓝营诸士皆自愧不如,认为绿营的选战谋略,在蓝营之上,昔之陈水扁、今之蔡英文,战国民党后候选人连战、朱立伦而胜之,除种种内外因素促成外,与绿营深得《演义》三昧颇有干系。讨论间,余油然而生一种感想:《三国演义》诚为智谋大全,其正面的及负面的价值,将长久发挥作用,这不是好心人想制止便制止得住的。

  总之,从文化学角度考析文学作品,又通过文学作品清点文化史历程,是一个有意蕴的题目,祝诸位高明研讨有成。

冯天瑜 2019年9月21日晨 匆匆草此

  (本文为在“中国文化中的文学传统暨文学史著作整理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2019年9月21日开幕)上的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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