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与袁世凯

辛亥革命网 2019-09-02 09:24 来源:文史拾遗 作者:谢本书 查看:

蔡锷与袁世凯年龄相差23岁,几乎差了一代人的年龄。然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人的活动却是难以分割的。

  “蔡锷将军与袁世凯先生相比,无疑是聪明得多的人。”

  ——(澳)骆惠敏

  蔡锷与袁世凯都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绝顶聪明的人物,他们都曾经有过叱咤风云的经历,以及影响一时的显赫功绩。然而,蔡锷的聪明,是以“无我的人格”为特征,而袁世凯的聪明,是以“有我的权力”为印记。其结果是“无我”的情怀战胜了“有我”的算盘,“人格”的精神战胜了“权力”的嚣张。最终蔡锷胜利了,成为维护共和制的为人赞誉的护国英雄;袁世凯失败了,成为复辟帝制的为人抛弃的历史罪人。在这里,聪明的品位,决定了聪明的高低和成败。

  蔡锷与袁世凯年龄相差23岁,几乎差了一代人的年龄。然而,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两人的活动却是难以分割的。没有蔡锷,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倒行逆施可能得逞于一时;没有袁世凯,蔡锷就不会成为功勋卓著的护国精英。因此,袁世凯应该“感谢”蔡锷,阻止了他复辟的成功,减少了他应负的历史罪责;蔡锷应该“感谢”袁世凯,成就了他的护国英名。这个从不同方向的组合,在民国史舞台上,演出了一曲惊心动魄的奇妙节目,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叹。

  一、袁世凯临死前的最后遗言:“他害了我”

  “他害了我”,这个流传甚广的袁世凯遗言中的“他”,究竟指谁?是他的大儿子袁克定,是筹安会的领头人杨度,还是组织“全国请愿联合会”的梁士诒,或者另有所指,则只能靠猜测了,谁也难以说清。

  反袁护国战争爆发之际,在袁世凯召开的国务会议上,袁世凯竟语无伦次地说:“此事(帝制复辟事)余本不主张,尔等逼余为之。”“尔等”又是指谁?也是谁都说不清楚的,只有袁世凯心里明白了。

  当然,造成袁世凯复辟帝制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然而最重要的还是袁世凯自己“害”了自己,也就是他“自己打倒了自己。”

  从以上两段话中,似乎可以窥见连袁世凯本人都有了“后悔”之意,帝制复辟这件事做得并不妥当。然而,我们今天的学者,有人竟认为,袁世凯复辟帝制,是“对中国道路探索的尝试”,“在很大程度上想借帝制,恢复中央政府的权威”,是“一种对辛亥扭曲的矫正”。有人还说,袁世凯复辟,是要“以君主立宪的国体称帝,可我们误会了他是重开历史倒车”。在九泉之下的袁世凯,怎么也没有想到,百年之后还有人在为他复辟帝制“翻案”,也可以得到“安慰”了。

  固然,在清末的袁世凯曾经有过显赫的功绩,所以被认为是“晚清新政第一人,开启中国近代化之门”。甚至,袁世凯曾兼“八大臣”之职,事实上成为清末朝政的中心,形成“朝有大政,每由军机处问诸北洋(袁世凯)”的局面。

  然而,开启近代化之门的袁世凯,进入民国以后,连连倒行逆施,最终以复辟帝制,堵塞了近代化的大门,使自己走向了反面,葬送了自己。

  袁世凯复辟帝制,开头都是“躲躲闪闪”、“遮遮掩掩”,心里有鬼,并不光明正大,千方百计施以诈术。他的御用学者们,不过只说“共和不适合中国国情”,没敢说什么是对中国道路的探索。而我们的有的学者,却帮助袁世凯解套,说什么是探索的“尝试”,岂不走得更远了吗?

  对于袁世凯的复辟帝制,全国各阶层人民、政党、派别、团体,除了一小撮死心踏地追随袁世凯的爪牙外,都在不同程度上进行了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斗争。英国《泰晤士报》当时报道说:甚至“袁的一些挚友因不能同意这样的做法(指复辟帝制),也都弃他而去。所有有头脑的中国人对恢复帝制根本是不削一顾的。”而且在护国战争爆发之际,“袁世凯却无法找到一名不在称病名单上的可信赖的将领。” 换言之,这几乎是全民反对的帝制复辟,怎么可能是“道路探索的尝试”,不是“重开历史倒车”呢?这是民心啊!正因为开倒车,违背民心,因此在蔡锷等人倡导下,从云南开始的反袁护国战争,迅速得到了全国的响应和支持,也引发了北洋派内部的分裂,促成了帝国主义各国对袁世凯政治态度的变化,于是不到半年,袁世凯年仅57岁,也就呜呼哀哉了。恢复共和,这是护国战争胜利最重要的成果,也是有史以来,从云南开始发动的政治事件,影响全国历史发展进程的重大事件,因而是云南人民的骄傲。

  二、蔡锷的反袁复辟,是要为四万万人争人格

  袁世凯紧锣密鼓地准备复辟帝制之际,富有正义感、爱国心的蔡锷去到天津,与他的老师梁启超等人商议对策,决定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蔡锷明确表示:“眼看着不久便是盈千累万的人颂王莽功德,上劝进表,袁世凯便安然登其大宝,叫世界看着中国人是什么东西呢?国内怀着义愤的人,虽然很多,但没有凭借,或者地位不宜,也难发手。我们明知力量有限,未必抗他得过。但为四万万人争人格起见,非拼着命去干一回不可。”

  人格精神是松坡精神(蔡锷精神)的内核。可以认为,人格精神是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人格理想的孜孜追求,焕发出中华民族浩然正气的“精忠报国”的岳飞,“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抬着棺材上皇殿,以死相谏的海瑞等等,他们的悲壮、高昂、豪气,体现了中华传统思想人格的伟大精神和巨大魅力,这是一种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魂,千百年来被中国的优秀儿女继承和发扬光大。蔡锷继承并发扬光大了这种人格精神,为此而组织和发动了反袁护国战争。蔡锷的这种维护共和,追求正义,不怕牺牲,拼命去干一回的人格精神,和袁世凯追求自高无上的皇权力量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其实,蔡锷并不是始终反对袁世凯的。蔡锷与袁世凯的接触,可能肇始于1906年。这时的蔡锷正在广西训练新军,任广西新军总参谋官兼教练官。这一年,清政府在河南彰德举行新军秋操演习,袁世凯以全国练兵处会办名义主持演习。蔡锷奉命前往观操,并派为秋操演习的中央评判官。这是蔡锷与袁世凯的首次接触与“合作”,只是因缺少文字记载而不知其详。

  辛亥革命以后,袁世凯于1912年3月成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蔡锷作为云南都督的地方大员,自然与袁世凯政府之间不免有电报、公文来往。在民初的几件政治事件中,蔡锷从维护国权、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支持建都北京,反对二次革命的武装斗争等,似乎与袁世凯不谋而合。不过,蔡锷与袁世凯之间并无私人往来。然而,蔡锷在云南的业绩及其领导的滇军的实力,似乎吸引了袁世凯的眼球。因此,在1913年二次革命以后,当蔡锷希望离开云南,另展宏图之际,梁启超遂在“袁世凯面前为蔡锷出力,促成其事”。袁世凯正求之不得,遂借养病为名,将蔡调往北京,加以控制。1913年9月28日袁政府发布命令:“云南都督蔡锷,叠电因病请假,着给假三个月,来京调养。”蔡锷何尝“叠电因病请假”,实为袁世凯借题发挥,正如他对曹汝霖说,蔡锷“有才干,但有阴谋”。“我早已防他,故调来京”。蔡锷哪有什么“阴谋”?不过是袁世凯对非北洋系将领的一种天然怀疑而已。

  蔡锷到北京,袁世凯表面上还是很热情的,先派人赠以万元大礼,又连续委以重任,先任命其为陆军总编译处副总裁(总裁为袁氏北洋派大将段祺瑞),后又陆续任命为政治会议议员、参政院参政、海陆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办事员、全国经界局督办等,甚至还一度想任命蔡为“陆军总长”呢!这既是对蔡的重视,更是对蔡的笼络。

  蔡锷呢,这时对袁世凯颇有点“痴心妄想”。他离滇前曾说:“现在总统袁世凯,原是我们的政敌,戊戍那年因为他临时告密,我们师友,有的死,有的逃,现在想起来,犹有余痛。但衡量中国现在的情势,又非他不能维持。我此次入京,只有蠲除前嫌,帮助袁世凯渡过这一难关。”也就是说,为了新生的民国,他愿意“蠲除前嫌”,把中国建设好。所以蔡锷到京后,对袁世凯委给的重任,是热心的,对袁世凯充满着幻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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