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良”与“革命”：严复与孙中山救国思想之比较

　　众所周知，古代中国有过数千年光辉灿烂的文化成就，尤其是汉唐时期，国力强盛，文化辉煌，在世界发展格局中，“中华民族在历史上曾经创造过世界最先进的生产力和最光辉的科技成就，并将这种领先地位一直保持到十五世纪。”但到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的近代中国，其历史过程却转变成为一部中华民族的屈辱史、辛酸史和灾难史，原本兴盛强大的中国到了近代已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贫穷落后、受人欺凌的境地。

　　近代中国的历史过程虽然饱尝屈辱、历经苦难，但同时也开启了一个伟大的抗争抉择、救国救民和中华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通过一个半多世纪以来的历史回眸，我们看到一代又一代的志士仁人为挽救贫弱的中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不懈地努力奋斗，严复和孙中山就是近代中国众多仁人志士中极其杰出的代表人物。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说：“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就历史研究的角度而言，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有不同的历史使命，不同历史人物的思想发展也有不同的历史传承和既定的历史条件。本文拟以严复与孙中山的救国思想为研究对象，简要探讨在那波澜起伏、世事动荡的转型时代，他们所持“改良”“革命”救国主张的异同、原因及其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贡献。

　　“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

　　严复和孙中山都是“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一派人物”（毛泽东语）。据相关史料记载，生活于同一时代且年龄相差仅10余岁的严复和孙中山，在他们的一生中正式的、单独的会面只有一次。那是在1905年初，严复因开平煤矿矿务诉讼案赴英国交涉，在伦敦与孙中山有过一次会面，是孙中山慕名前去拜访严复，并向其请益的。当时，严复因1898年翻译出版英国赫胥黎的《天演论》，以“物竞天择，优胜劣败”的警世恒言震撼了国人几近麻木的蒙昧心态，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志士仁人一起掀起维新变法、救亡图存的时代思潮，在海内外名气都很大，被时人称誉为“严天演”；而孙中山则早在1894年就于海外的檀香山创立“兴中会”，以“振兴中华”为口号，确立“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反清革命目标而遭到清朝政府的四处通缉，被视为“大逆不道”的革命党党魁。尽管严、孙二人主张有所不同，但由于他们都关心时局，心系国家民族的存亡，两人的会面自然会谈到中国面临的危机和如何救亡的问题。

　　在会面中，严复认为：“以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之于丁。当今之计，惟急以教育上著手，庶几逐渐更新乎！”这是很典型的、带有些许书生意气的“教育救国”论。孙中山则回答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可见，孙中山秉持的是非常典型的、身体力行的“革命救国”论。1905年严、孙二人会面时，严复已52岁，可谓老成持重，他主张“教育救国”，渐进改良，可以说很符合他的经历和他那个年龄的所作所为，而孙中山那时才39岁，正值青壮年，血气方刚，冀望能以激烈手段“革命救国”，故力主反清革命而不屈不挠地发动武装起义，若以此视其言行为对清廷的“大逆不道”，惊呼其人如“洪水猛兽”，的确也称得上恰如其分，实至名归。

　　我们说，虽然这次会面孙中山、严复二人有关救亡、救国主张有分歧，但都是那个时代志士仁人对国家、对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深刻思考，是他们救国救民思想的集中体现。而一语“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的区别，也正是严复、孙中山二人所持不同救国主张的思想基础。

　　“改良”与“革命”

　　1905年前后是中国近代救国思想史上“改良”与“革命”论战日益激烈的时期，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主张以暴力手段推翻清朝君主专制政府，倡言“民主共和”，坚信反清革命为救国之道；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改良人士则主张变法维新，改清朝君主专制政治为君主立宪政治，笃信应以温和改良方式为救国之途。两派同举救国旗帜，也同为真诚的爱国者，但却因救国主张和手段的不同，而引起一场互为水火的思想论战。“改良”与“革命”的这场思想论战，在近代救国思想史上影响很大，严复本人虽然没有投入这场思想论战之中，但如前所述，他主张的“教育救国”，与孙中山主张的“革命救国”实际上反映的就是“改良”与“革命”之争。

　　从历史上看，所谓“改良”与“革命”的分歧，可以追溯到甲午战败之后，康有为、梁启超在北京发动“公车上书”，力图以温和的维新改良去争取国家的富强。而孙中山则在广州发动反对清王朝统治的第一次武装起义，践行以激烈的暴力手段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当然，在其时的历史条件下，孙中山反清革命的主张和做法还未能为大多数人所理解，“举国之人，无不以我为大逆不道，为乱臣贼子，为匪徒海盗。”而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却迅速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救国运动。这种情况说明当时的革命与改良虽道分两途，但因时机未到且革命党人的影响甚微，整个社会的思想意识主要倾向于维新救国的改良主张。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梁等人流亡日本，孙中山还希望能与康、梁联合救国，两派政见虽有分歧，但并不明显。后来孙中山与严复的会面也是如此。

　　甲午战后，由于维新人士对救亡图存形势的宣传和鼓动，国民的近代民族意识已有所觉醒。 康有为说：“我中国四万万人无贵无贱，当今日在履屋之下，漏舟之中，薪火之上，如笼中之鸟，釜底之鱼，牢中之囚，为奴隶，为牛马，为犬羊，听人驱使，听人割宰，此四千年中二十朝未有之奇变。”面对如此严峻危急的局势，他大声疾呼“今日人人有亡天下之责，人人有救天下之权”，必须全民奋起，共同救国救亡。但由于其时的维新人士均以清朝政府为国家与民族的象征，坚持“尊君保皇”，因而在救国途径与手段上致力于改良和维新。

　　而在革命党人看来，清朝统治政权经八国联军之役后，变成了“洋人的朝廷”和洋人的“守土官长”，其对内实施滥刑苛法，对人民进行野蛮压迫，对外则奴颜婢膝，“倾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已成为中国摆脱贫穷落后，实现民族复兴的最大绊脚石。因此，要抵抗外国列强侵略，挽救贫穷落后的中国，必须先推翻清政府，这是实现救国救民目标的前提。

　　就持“改良”或“革命”主张的具体个人而言，严复从14岁开始在福州马尾船政学堂苦读5年，以优等毕业生资格派往清新式海军军舰“建威”号实习驾驶，后又被选拔派遣英国留学海军知识。1879年6月从英国格林尼次海军大学毕业回国后，先后任教于福州船政学堂和天津水师学堂，并于1889年37岁时升任水师学堂会办（副校长），次年又升任总办（校长），并任此职达10年之久。从严复的人生经历看，他主张以温和改良手段为救国之途是顺理成章的。其青少年时代求学于以自强为宗旨的洋务学堂，后又被官派留学英国，其报国、救国之志以清政府为国家和民族的象征是很自然的事情。况且，他留学英国，极为赞羡英国的议会政治制度，醉心于近代西方社会政治学说，注意探究英国富强的原因和中国能够复兴的道路。因而，他主张走西学救亡之路，倡言“救亡之道何如？曰痛除八股而大讲西学”，认为“以西学为要图”，既是“救亡之道”，也是“自强之谋”。

　　戊戌变法失败后，严复更坚定地认为要通过西学教育，提高国民素质来达到救亡图存的目的。“时至今日，五洲之民，苟非最劣之种，莫不知教育为生民之最急者矣。”故教育是“强国根本”，而“根本救济，端在教育”。一言以蔽之，严复以翻译《天演论》，宣传进化学说而名声大噪，同时在此思想基础上他又是一位一以贯之的“教育救国”论者，而不论是“天演”（进化），还是教育（教化），其本质都是渐进的、改良的，因此，他的“改良”主张是必然的，也是发自内心的，时人所谓温和的、改良的“严天演”这一称誉对严复来说既非浪得虚名，又完全可以理解。

　　与严复不同是，孙中山出身贫寒，从小放牛砍柴，性格刚强而有反抗精神。12岁随母亲漂洋过海投奔在檀香山开农牧场的兄长孙眉，生活境况虽有改善，但离乡背井、出洋谋生的华侨处境，使他与大多数华人华侨一样渴望能有一个富强的祖国做其海外游子的坚强后盾。而此后开始接受的西式教育，又使孙中山逐渐深刻地认识到，与西方先进国家相比，中国不仅在各方面已落后于他人，而且当政的清统治者又不愿进行真正意义上的改革而奋起直追，中国已然“孱卧于群雄之中，鼾寝于火薪之上。”在这种危急而又无奈的情况下，救国救民“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振兴中华、民族复兴之梦又何日才能得以实现？故爱之深而恨之切，渴望与感情的交织使思想转变为行动，从未受“惠”于清政府而无任何情感眷念的孙中山遂义无反顾地揭橥起反清革命的大旗，这同样也是顺理成章之事。

　　可以说，严复与孙中山对救国救民的思考和抉择，是激荡剧变的晚清社会众多仁人志士所共同面临的时代问题，只不过因各个体所处环境、经历、际遇等的不同而呈现出思想主张和行止的分歧和差异罢了。

　　“改良”与“革命”的历史功过

　　如前所述，不论是“改良”，还是“革命”，都是那个风雨如磐时代仁人志士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深切关注和深刻思考，是他们救国救民思想的集中体现。那么，通过对严复、孙中山所持思想主张的简要分析，我们应可以从典型看全面，简要评价近代那场“改良”与“革命”思想论战的历史功过。

　　第一、应该说，晚清时代，即“在中国共产党出世以前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历史年代，近代中国的仁人志士致力于想要解决的根本任务是迅速摆脱中国贫穷落后的困境，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强大和兴盛。用孙中山先生的话来概括，就是“振兴中华”，使中华民族能够重新跻身于世界先进民族之列。为此，维新人士主张“改良”，是希望能在国家稳定发展的条件下，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使中国走向富强；而革命党人力主“革命”，则是对清当政者领导改革失望的前提下，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设法先搬去发展的绊脚石，来奠定国家民族振兴的基础。这是一条完整的、“向西方寻找真理”的国家民族富强振兴之链，“改良”与“革命”只不过是这一链条中环环相扣而又各自完整的两个联环而已。虽然“改良”向往的是“君主立宪”，“革命”致力的是“民主共和”，但它们前后相连且通往同一个目标，即最终要建立起类似近代西方资产阶级性质（不论是“君主立宪”，还是“民主共和”）的国家政权，以此推动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实现国家富强和民族振兴。改良与革命不过是路径和手段不同而已。

　　第二、当然，不论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的角度加以考量，如果通过“改良”能迅速使国家富强、民族振兴，那何尝不好？但问题是，历史发展不能假设，解决的路径究竟是“改良”抑或“革命”并非我们的主观愿望所能决定，它的最后发生恰恰是历史发展合力的结果，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抉择”。清王朝在其统治的最后关头，也实行过“清末新政”，也想搞“预备立宪”。1908年8月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还曾宣称“上自朝廷，下至臣庶，均守钦定宪法，以期永远率循，罔有逾越。”但当立宪改革真正触动到清统治集团的核心利益时，其匆忙成立的所谓“责任内阁”的13名国务大臣中，汉4满9，其中皇族竟占了7人，军事、行政、财政等重要部门之权均由满清贵族牢牢把持，而且公开宣布这个“责任内阁”只对皇帝负责，不对议会负责。至此，连致力于改良的立宪人士也对清王朝“名为内阁，实则军机；名为立宪，实则专制”的拙劣做法完全绝望，改良志士梁启超更是大声痛呼：“我国民不并力以图推翻此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则无论建何政策，立何法制，其徒以益其敝而自取荼毒。”晚清历史发展的路径最终是“革命”与“改良”殊途同归。历史的偶然性现象终以必然性的结果予以呈现。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头的枪炮声敲响了清王朝的末日丧钟。短短的一个多月内，全国各地纷起响应，革命洪流汹涌澎湃，迅速冲垮了存续267年之久的大清王朝。这一大势所趋正如孙中山先生的名言：“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辛亥革命的爆发不是某个人或某个派别主观愿望所能左右的结果，而是历史发展合力的推动。

　　第三、就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整个中国近现代历史进程而言，众多仁人志士为之浴血奋斗的历史使命实际上有两项：一是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二是国家富强，民族复兴。简言之，即独立、民主和富强。要独立，就是反对列强外来侵略；要民主，就是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压迫；要富强，就是要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由于造成近代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既有内部的，也有外部的，不反对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本国封建专制的压迫，中国就不能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也推不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这是近代中国能否发展和实现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历史前提。

　　因此，反对外来侵略掠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就成了近代中国所面临的、首当其冲的历史任务。如果不进行一次大的社会变动，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近代中国落后挨打的局面就无法改变，反而会因为越落后就越挨打，越挨打就越落后，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因此，以近代中国救国救民道路上众多仁人志士的上下探索和经验教训为历史借鉴，深刻反思“改良”与“革命”的来龙去脉和历史功过，应该也有助于坚定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道路自信。

　　最后，作为本文的结束语，我们说，不论是严复温和改良的“教育救国”主张，还是孙中山急进激烈的“革命救国”宣传，其思想都达到了他们那个时代的最高峰，而“改良”与“革命”殊途同归的良果——推翻清封建王朝，建立起亚洲第一个资产阶级政权性质的中华民国，则翻开了近代中国新的历史篇章。

　　（作者系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民革中央孙中山研究会常务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