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与云南自治讨贼军

辛亥革命网 2019-05-27 10:02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林荃 查看:

1922年孙中山组织北伐。唐继尧煽动驻广西的北伐滇军三千人脱离孙中山,并不顾孙中山的制止令,打回昆明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孙中山密札马幼伯“相机图滇,以免阻障北伐”,于是马幼伯等

  1922年3月,唐继尧回滇,东山再起,执掌政权。此后不久,云南暗中组织一个倒唐的“云南自治讨贼军”。云南自治讨贼军以老同盟会员马幼伯等人为核心,以“贯彻护国主旨,实行民治”为旗号,在其政治纲领里,号召声讨“利令智昏”,“勾结吴佩孚,倒行逆施”的唐继尧。自治讨贼军组成后,与孙中山先生发生过联系,谋求孙中山支持他的倒.唐,在事机泄露,情况危急时,可能也极力谋求孙中山的救助。唐继尧对云南自治讨贼军恨之人骨,于1922年7月捕杀了马幼伯等人。由于云南自治讨贼军的主要人物都被唐继尧杀害,有关这次倒唐事件的历史资料流传下来的甚少,现在仅就本人调查访问及接触到的有关“云南自治讨贼军”的资料,对这次倒唐事件及孙中山先生与云南自治讨贼军的关系,作一些探讨,使这次历史事件不致湮没无闻。

  在反对袁世凯洪宪帝制的护国运动结束之后,掌握云南政权的唐继尧,蜕变为地方军阀。1920年5月,爆发了唐继尧反对四川熊克武的滇、川军阀战争,滇军失败,驻川滇军第二军军长赵又新战死沪州,第一军军长顾品珍率部退人贵州毕节,于1921年1月率部回滇倒唐,唐继尧被迫下野,逃亡香港。此后,唐继尧重新聚集军事力量,东山再起,率领滇军三千余人,打回云南,并利用吴学显部武装,袭击顾品珍部,顾品珍战死,唐继尧于1922年3月20日回到昆明,重新掌握云南军政大权。唐继尧重新当政后,继续鼓吹“联省自治”,大唱所谓“民治”的高调,并且在1922年8月1日颁布了《云南省政府暂行组织大纲》,改组省政府,选唐继尧任省长,还组织了“民治党”,表面看起来,似乎真要搞一番“民治”了,但实际上,则是在建立和发展滇系军阀的割据性“自治”。唐继尧的“联省自治”表面上是既不赞成北方北洋军阀政府的统一,也不赞成南方孙中山广东政府的统一,而要以省治达到“联省自治”,但实际上却是日益背离孙中山的革命势力,而加强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势力的勾结,这就引起云南内部拥护孙中山先生南方政府的进步势力的反对。因此,就在这一时期,在云南秘密组织一个反对唐继尧统治的“云南自治讨贼军”。这是一个拥护孙中山先生广东政府,以推翻唐继尧统治为目的的具有进步倾向的组织。但是由于种种原因,这个组织在遭到唐继尧血腥镇压而被消灭后,其活动和事迹,既不见于史籍,也不见于后人的回忆录中,几乎湮没无闻。偶有点滴记述,也仅能提供一点进一步探究的线索,也无从了解事件的始末和真象。然而,就是这种简略的记述,也很少见。其中,大理洲政协文史组写的《马骧历史简介》一文中,就涉及到这一事件,该文介绍说:马骧,字幼伯,云南下关人,清廪生,1907年加人同盟会,与杨振鸿、黄子和等在云南进行反对清朝统治的革命活动,因而有“云南革命三杰”之称。“五四运动后,孙中山先生逐渐倾向联俄、联共、扶助农工,准备改组国民党。时唐继尧统治云南,倡“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先生,而马骧在国民党云南省支部工作,组织倒唐,反被唐所杀害。”这里所说的组织“倒唐”,实际就是马幼伯等组织“云南自治讨贼军”反对唐继尧的统治的事件。为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始末,我们先从云南自治讨贼军的主要组织者马幼伯说起。

  关于马幼伯的身世,据马氏家谱载:“原籍南京常州府宜兴县。始祖易宝公,于明洪武年间,随颖川侯傅友德入滇,镇守下关,留居屯田,遂家焉。”[《马氏家谱》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马幼伯生于“光绪丙子年”[《马氏家谱》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即公元1876年。清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马幼伯担任下关两等小学校校长,“适孙中山先生在日本组织同盟会,派遣会员王九龄等回滇联络同志,幼伯遂正式加入同盟会,开始秘密革命工作。”[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此后,马幼伯曾在下关苍山斜阳峰麓的将军庙(唐李宓将军庙)及天生桥江峰寺召开会议,宣传革命意义,“远近各属到会者数百人”[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后来,因为下关两等小学校以屠捐问题,和下关厘金局发生冲突,总办钱登熙指控马幼伯为乱党首领,向官府告密,幸而得到当时大理县长的儿子杨梦愚报信,马幼伯得以单身出走保山,受到革命同志的欢迎。到1908年春末,河口起义爆发,马幼伯曾赴河口,“亲身加人战阵”[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起义失败,再次逃亡,返回滇西,与腾越巡防营管带杨振鸿等,密谋起义,于1908年12月攻打保山城,消息走漏,起义失败,杨振鸿“愤而吐血病殁”,“幼伯等越城逃,日行数百里,幸喜各地同志日多,所到有人保护,始得脱险,乃决计由缅甸赴日本。”[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行抵仰光,遇到同盟会员黄子和、杜韩甫由日本来访杨振鸿,马幼伯告诉他们腾越、保山失败的情况,随后,马幼伯去暹逻(泰国)向华侨林定一借巨款购买枪弹,暗中运人内地,支援革命活动。

  宣统二年(1910年)马幼伯与黄子和等再次到保山、顺宁等地“密谋起义”[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事情败露,再次逃大理,联络七十六标新军,被官府侦知,再逃蒙化。以后,与黄子和,杜韩甫潜人省城昆明。黄子和人新军七十三标三营充任见习排长,与各方联络,鼓吹革命。宣统三年(1911年)九月九日,云南革命党人响应武昌起义。重九起义胜利后,云南都督蔡锷委马幼伯为“迤西安抚使”,处理滇西事务。后来,马幼伯离开云南,由缅甸绕道前往南京,报效南京临时政府,但抵达上海时,南北已议和。马幼伯只好另作打算,他以多年在外奔走,学术荒废,决定东渡日本留学。他在家信中写道:“即赴日本,学习政法,以备他日报效国家。”[ 1912年4月24日《马幼伯致马文仲信》。]在日本留学期间,被推举为留东总会副会长。1913年7月李烈钧在江西湖口起兵讨伐袁世凯,二次革命爆发,马幼伯奉命回国,负责长江一带宣传工作,并经四川入云南。9月,二次革命被袁世凯镇压。马幼伯在昆明参与创办《滇声报》,继续宣传民主共和思想,被袁世凯政府指控为“乱党”,加以缉捕。云南都督蔡锷劝马幼伯暂时离开昆明隐避,马幼伯于是避居路南。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护国军兴,蔡锷率领护国第一军出川东讨伐袁世凯,委马幼伯为军法处长。马幼伯以他和川西防军将领会理的张午岚、建昌的陈遐龄有交往,自告奋勇,“愿往晓以大义,即不能为我用,务使不为北军用。”[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马幼伯出使川西,对后来川西各部各守原防,解除滇军侧翼威胁,起了很好的作用。1916年,孙中山先生任命马幼伯为“川西慰间使”。1917年因其母病而回云南照料。1920年顾品珍驱逐了唐继尧,执掌云南政权后,任命马幼伯为参议,马幼伯未就职。1922年,唐继尧东山再起,重返云南夺取政权.表面上鼓吹“联省自治”,实际上在发展滇系军阀的割据性“自治”势力,并加强了与北洋军阀吴佩孚势力的勾结,日益背离南方政府,背离孙中山先生的民主主义精神。这就引起了云南内部拥护孙中山南方革命势力并反对北方北洋军阀势力的进步力量的反对,从而出现了反对唐继尧的“云南自治讨贼军”。

  反对唐继尧统治的“云南自治讨贼军”的创设,与孙中山先生有一定关系。据《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载:在唐继尧摧毁顾品珍势力,回云南主政后,“孙总理中山以唐氏对广州国民政府无诚意,密札幼伯相机图滇,以免阻障北伐。幼伯乃召集同志,秘密设倒唐机关,从事活动。”[ 马子林:《辛亥光复云南革命烈士马公幼伯事略》马幼伯孙女马慧仙存稿本。]这一记述,提供了一条粗线索,说明孙中山先生因为唐继尧对广州国民政府“无诚意”,秘密写信给马幼伯,要他“相机图滇,以免阻障北伐”,于是马幼伯乃召集同志,“秘密设倒唐机关,从事活动”这里提出了一些超出云南地方性事件意义的问题:(1)云南反对唐继尧的秘密组织是什么组织?其基本政治主张是什么?(2)孙中山先生对云南反对唐继尧的秘密组织是什么态度?与这组织有什么关系?(3)这一时期,孙中山先生对唐继尧是什么态度?

  首先,看一下云南反对唐继尧的秘密组织是什么组织?其基本政治主张是什么?

  前述《事略》中只提供了一点粗略的线索,即马幼伯“秘密设倒唐机关,从事活动”。那么,这个组织是什么组织?主要由那些人组成?根据什么样的政治主张从事活动?这个组织名叫“云南自治讨贼军”;以马幼伯为首,与刘古愚、鄢仕周、李纯、李吾、崔文英等人,秘密组织了“云南自治讨贼军”;马幼伯等正式制定了《云南自治讨贼军同盟草约》[ (11),(11)《云南自冶讨贼军同盟草约》笔者存件。]。这是他们的基本政治纲领和组织章程。《草约》共四章若干条。在第一章“宗旨”的第一条指出:“本军本全省人民公意,顺应世界潮流,保持省际地位,省民人格,排除障碍,贯彻护国主旨,实行民治。联合本省军民组织自治讨贼军。”对这一条文,有一个具有政治宣言性质的详细“说明”。从这个详细的说明中可以看到,“云南自治讨贼军”认为:“云南自袁氏称帝日崛起边隅,拥护民国,声誉日隆,震烁寰球。”此后,“督军团叛乱,首先树义。”但是,“凡此所得之结果,无非为唐继尧换得抚军长、元帅、政务总裁、联军总司令各要职。”指出唐继尧依靠护国运动及其后的反督军团斗争等事件,而获得了各种要职,其中包括护国战争时期,于1916年5月8日任军务院抚军长;孙中山于1917年8月组织护法军政府时,9月1日被推举为元帅(唐继尧实际不就职,抵制大元帅孙中山);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被迫辞去大元帅职后,5月20 日护法军政府改组,废除大元帅制,唐继尧被选为七总裁之一;也就在1918年5月间,唐继尧在重庆召开了川、滇、黔、鄂、豫五省联军会议,任五省靖国联军总司令之职。

  条文说明中继续指出:“吾滇及西南各人民,以其能公忠体国,群皆乐于奉之倚为干城,恃其荡平北逆,肃清妖氛,以奠国家。”这反映了“云南自治讨贼军”的政治倾向,他们主张“荡平北逆,肃清妖氛,以奠国家。”倾向于孙中山的南方政府,反对北方军阀势力。他们也曾认为唐继尧能“公忠体国”,可以“依为干城”。但事与愿违,“唐继尧利令智昏,不自反躬,勾结吴佩孚等,倒行逆施。”揭露唐继尧不惟不去“荡平北逆”,反而与北洋军阅吴佩孚勾结,这是确实的。当护法军政府改组,实际排除了孙中山后,唐继尧立即就任政务总裁职,这个军政府在唐继尧、岑春煊、陆荣廷等滇桂军阀势力控制下,背弃孙中山先生实行北伐、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的方针,转而在上海公开进行“南北议和”,以实现南北军阀割据的和局。同时,唐继尧等还与北洋军阀进行秘密的勾结,在1919年11月23日,唐继尧和吴佩孚的代表在衡阳签订了军事密约——《救国同盟》。此后,1920年初,唐继尧与岑春煊、陆荣廷等,又进一步密商与北洋军阀及掌握北方中央政权的徐世昌等订立“三角同盟”,以操纵局势。所以“云南自治讨贼军”揭露唐继尧“勾结昊佩孚等,倒行逆施”,这反映了他们反对唐继尧勾结北洋军阀的进步立场。

  《草约》还指责唐继尧“此项卷土重来,涂炭生灵,专尚时髦主义,虽有废除总司令之宣言,然口头与心中之民治相去实有天壤之别。”指出唐继尧在1922年3月回滇复辟,打败顾品珍,卷土重来,涂炭生灵,他的行动与口头标榜的“民治”相悖。“一切设施,只在括剥,用人行政、备极黑暗、天怒人怨,已非一日”。表明了“云南自治讨贼军”对唐继尧回滇复辟所持的反对立场。

  《草约》还指责唐继尧称呼“在约法上业失去总统资格之黎元洪”为“大总统”。这从另一个方面表明他们不承认北方政府的合法性,而是继续承认《临时约法》,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大总统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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