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文集补正(2)

　　5.《致袁世凯及参议院电(一九一二年六月三日)》。据查，此电中华版《全集》录自《孙大总统书牍》，缺抬头，而人民版《全集》录自1912年6月5日《申报》，有抬头：“北京袁大总统、唐总理、参议院、各部总次长、鄂省黎副总统、各省都督、各军师旅长及各议会、各团体公鉴”。[4]（118）笔者在1912年6月26日的新加坡《南洋总汇新报》上发现此电，且此电格式完整，再经比较，此电中有“惟此举须由参议院议决，采累进法，颁行一定章程，方能有效”之句，而前述两个版本的此句均为“惟此举须由参议院采累进法，……”，“参议院”后均缺少“议决”二字。笔者以为，前述两个版本“参议院”后缺少“议决”二字，语句似不通，语意也不合理，因此，孙中山此电以采用《南洋总汇新报》上的版本为宜。

　　6.《致北京参议院等电（一九一三年三月）》。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所收此电均录自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东亚和平之福星”，正文首句为“此次以个人資格游历日本”，均无主语。[4]（152）但笔者从1913年4月1日的《长沙日报》上发现此电，首句前有主语“（孙）文”。[13]可见《民立报》所载此电应为漏掉了主语“文”。因此，孙中山此电以采用《长沙日报》上的版本为宜。

　　7.《致岑春煊电(一九一六年五月上旬)》。经查，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所收此电均录自黄季陆主编之《讨袁史料（一）》，但均缺收电人。笔者分别在1916年6月16日新加坡《振南报》和1916年5月27日《盛京时报》上发现有此电，其抬头是“肇庆岑都司令大鉴”，而且其正文中文字与《讨袁史料（一）》上所载电文多处有异，兹录如下（不同之处以粗体字标示）：

　　 闻公就任两广都司令，以嫉恶至严之人，持灭此朝食之志，南方健儿素稔顺逆，得公提挈鼓行而前，快慰何似。诵公宣言，有不分党派、省派之语，实获我心。主义、目的既合符节，允当协力进行。粤省独立以前，义师先起，闻至今犹与济军相持，大敌当前而内纷不息，事甚无谓。文已电同志，俾泯猜虞，并力求事实上之一致。请公亦正告济军，务严约束，勿得生衅，庶几同志戮力，共申天讨。公责隆望重，有所指导，众宜莫违。文虽无似，甚愿当尽所能，至为公等助，谨以电闻。孙文。[14]

　　因此，孙中山此电以采用以上版本为宜。

　　8.《致□冠三函(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均收此函，但前者收信者缺姓，以□代之[15]（355），后者则标为“刘冠三”。笔者在1916年8月28日上海《民意报》的《公函》栏内发现此函，标题为“孙中山致刘冠三书”，因而可确定收信者为刘冠三。刘冠三，名恩锡，以字行，山东高密人，1906年加入中国同盟会，系国内山东第一个同盟会会员，曾介绍吴大洲加入同盟会。1911年，刘冠三秘密组织山东同盟会机关；武昌起义后，又与徐镜心、丁惟汾等成立联合会，通电全国，宣布山东独立，并发动高密、诸城、即墨、安丘、青州独立运动。民国建立后，刘冠三先后任山东同盟会副会长及临时省议会副议长，1913年被选为国会众议院议员。1914年3月，徐镜心被袁世凯杀害后，刘冠三担起领导山东革命之重任。袁世凯下令解散国会后，逮捕了刘冠三，后经商震、侯廷爽全力营救出狱。脱狱后，刘冠三遂将眷属搬到陕西三原县居住，以掩护自己的革命行动。谭人凤到鲁协调山东民军之间矛盾时，曾与刘冠三“接谈款曲”，并在“兼采乡评”之后，认为其“道德学问优美无疵，品行才能卓越可佩”。“收拾残局，端在斯人，鲁难可销，隐忧顿释”，于是也向鲁人推荐刘冠三。[16]（251－252）

　　9.《悼蔡锷电(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日)》。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均未收此电，《续编》虽收有此电，但内容不全，缺收电者。[17]（181）笔者在1916年11月14日上海《民意报》的《中山先生文电》栏中发现此电全文，收电者为“福冈医院转蔡锷先生家属”。

　　10.《致参众两院议院函(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华版《全集》虽收此电，但录自《中华新报》，内容不全，缺收函者。[15]（407）笔者在《参议院公报》第二期第二十七册上发现此电全文，抬头曰：“参议院各议员公鉴”。此外，在个别字句上，《参议院公报》上的此电也更为准确。

　　二

　　晚清开通电报之初，由于按字论价，发送电报非常昂贵，可谓“字字如金”。因此，为了节约用字，节省费用，人们就发明了一种新的纪日办法，即从《平水韵》中挑选三十韵目，用以代替日期，分别代表一个月中的某一日，注明在电文末尾，并编成代日韵目表，便于使用。如，“东”字代表每月的一号，“江”字代表三号，“文”字代表十二号，“有”字代表二十五号，“艳”字代表二十九号，等等。后来使用公历，又规定用 “世”或“引”字，代表三十一日。韵目代日，固然节省了费用，但也带来了一些麻烦：一是一些报刊和书籍在刊登或编辑有关电报时，对这些代日韵目，常常忽略不载；二是这些韵目代日只规定了某一天，时间一长，后人就很难确定它是哪一年，哪一月的某一天。因此，对于这类文电，只有通过对电文中所涉及的史事进行缜密的考证后，才可能正确判断出其具体日期，否则就会出现误判、错编的情况，从而导致文电所标时间与史实不相符合的情形。经笔者查考，以上两种情况，在已出版的孙中山文集中也都有存在。试举以下数例证之。

　　1.《复袁世凯电 (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3]（5）。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都收有此电，均录自1921年1月6日之《民立报》，但所载此电之后也均无代日韵目，而两书编者却不知何故，均将此电时间定为一九一二年一月二日。据笔者查考，1912年1月24日的《南洋总汇新报》不仅刊有此电，而且还有袁世凯的来电，其后有“元月三日晚到”等字。而孙中山此电电末不仅有代日韵目“支”，还有“元月四日早发”等字样，故孙中山此电的正确时间应为一九一二年一月四日。

　　2.《命各省都督酌放急赈令(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八日)》[3]（289）。中华版《全集》所收此篇命令录自《临时政府公报》第50号，但此令后原未标时间，故以该期《临时政府公报》的出版日期1912年3月28日为其发布时间。但笔者发现，1912年3月27日的浙江《汉民日报》上刊登了孙中山此令，而且是以电报形式发给各省都督有，电末还有代日韵目“漾”，故此令的发布时间应为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3.《致胡汉民并广州各界电(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九日)》[3]（529－530）。此电内未标时间，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的编者均以《民立报》1912年10月19日刊登此电的日期为此电时间。但笔者发现，1912年10月14日出版的第63号《广东公报》刊有此电，并在其前标注：“十月十二日接上海来电”，故此电的确切时间应为一九一二年十月十二日或稍前。

　　4.《致蔡锷函(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二月间)》[3]（29）。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所收此函均录自《云南省议会报告书》第一卷《云南省议会第一届报告书》，但由于此函中没有署明时间，故均根据内容将其时间定为一九一三年一月至二月间。但笔者在云南省档案馆发现的孙中山原函后所署时间为“民国二年二月十日。”故孙中山此函的准确时间应为一九一三年二月十日。

　　5.《致北京参议院等电（一九一三年三月）》[15]（52）。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所收此电均录自上海《民立报》1913年3月29日“东亚和平之福星”，但由于电末没有代日韵目，故均将其时间定为一九一三年三月。[6]（152）但笔者从1913年4月1日《长沙日报》的“公电摘要”发现此电，且其电末有代日韵目“感”。故此电的准确时间应为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6.《致陈中孚等电(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15]（355）。中华版和人民版《全集》均收此电，但前者所标时间为“一九一六年八月三十一日”，而后者所标的时间则为“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七日”。笔者在1916年8月28日上海《民意报》的《公电》栏内发现此电，标题为“孙中山致潍县高密诸城诸军电”，文内标有时间“八月念二日”之语。故孙中山此电时间应标为一九一六年八月二十二日。